2023年7月27日星期四

【709案八周年】未了的"八年抗战"(下)

从2015年7月9日起,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抓捕了将近三百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自此,"709家属"的人生也一同被彻底颠覆。有被捕者的妻子从"岁月静好"的家庭主妇走上漫长的维权之路;而"709政治犯"的第二代也被"连坐",被剥夺了正常居住和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对于他们而言,709的"八年抗战"至今仍未结束。本台记者吕熙制作了两集专题,接下来请听下集,李文足、王峭岭和王宇诉说她们和子女八年来的经历。

 

 

“我是政治犯家属。我们这个家庭跟普通人生活不一样的,我们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李文足

“我女儿就老是问我一句,这里我们能住多久?就是孩子上不了学,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又不是很安稳。她就会问那些东西。其实很难过。”- 王峭岭

“骨肉分离对于谁来说,都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但现在我不单是被限制出境,连护照都不给办,所以我觉得能和孩子见面的机会,真的是遥遥无期。”-王宇

“709大抓捕”已经过去八年了,然而对于被捕律师和一直在抗争的家属而言,“709事件”却仍像梦魇一样,一直缠绕着他们。

王全璋和妻子李文足。 (李文足提供)
王全璋和妻子李文足。 (李文足提供)

“要把我们母子逼死才罢休吗?”

“你们干什么?土匪吗?你们耍赖!躺在我们家门口!” 从今年四月开始,“709律师”王全璋和妻子李文足一家,就在北京各区不断被赶来赶去。从出租屋,到民宿、酒店,甚至是朋友家里,他们或被房东强行驱赶,或被断水断电,或被身份不明人士堵门滋扰。当局为了把他们赶出北京,无所不用其极。

十岁的儿子泉泉也跟着父母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有一次半夜的时候他们冲进来,大声叫骂,然后又摔东西。”李文足说:“我们的孩子受到很大的惊吓,吓得他生病了、流鼻血,整个人就虚脱了。然后他就清楚地跟我说,‘妈妈,我浑身没劲,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这几天能不能就让我在家里休息?连网课我都上不了啦!’”

某天深晚,李文足一家刚在新居住下,公安就以“查吸毒”为由,要求进屋检查。被吓坏的泉泉第二天问妈妈:“今天晚上警察还来吗?”一向坚强的李文足忍不住在推特上写下了一句:“难道要把我们母子逼死才罢休吗?”

“我们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孩子上学也被中断,跟着我们到处住宾馆,不停换住的地方,过程中对我们的精神和心理是有大的伤害的,尤其是对孩子。”李文足说:“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会感觉很绝望。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是不讲法律的,也不讲规则,就让人很痛苦。你就无所适从,这样做也不合适,那样做又不对。” 

李文足和儿子泉泉。 (李文足提供)
李文足和儿子泉泉。 (李文足提供)

709后   两个受伤的灵魂

八年前,李文足一直是个“岁月静好”的家庭主妇。然而丈夫王全璋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突然被捕后,一直音讯全无,李文足就被迫踏上维权之路。儿子也跟着妈妈一起,全国各地到处“找爸爸”。

直到2020年4月,王全璋终于刑满获释。被高墙分隔四年多的夫妻,一个在狱中遭受酷刑和精神折磨,一个在墙外为了“寻夫”,而身心受创。

李文足说:“王全璋是遍体鳞伤地回到家里。对于我而言,从一个简简单单过日子的人,经历了709后四年八个多月长期和公检法和警察打交道,也遭受了暴力对待。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我也是受了创伤的。每天就是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每天就是很恐惧、很紧张。所以我跟他也是两个受伤的人。”

“我是政治犯家属”

两个受伤的人,花了很大力气,才互相治愈,弥合长时间分别后带来的冲突和矛盾。不过一家人仍未能过上安稳日子。

“王全璋回到家后,我们仍被他们随时随地监控。他们所谓的敏感日期时,还是会有警察堵门,限制我们的自由。警察也会经常跟王全璋谈话,给他一些要求,你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李文足唏嘘慨叹: “尽管他从监狱回到家中,我们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我是政治犯家属,我们这个家庭,我觉得已经跟普通人的生活不一样。”

今年中,他们在短短两个月内,被迫搬了十三次家。无奈之下,李文足只好和儿子一起回到湖北老家暂避,剩王全璋一人独自留在北京。被“709”分开四年多的一家人,又一次被拆散。

王全璋和妻子李文足。 (李文足提供)
王全璋和妻子李文足。 (李文足提供)

“孩子是我的软肋”

和李文足一样,王峭岭在丈夫李和平被捕以后,成为了“709政治犯家属”。学法律出身的她,一直像“709太太”中的大姐一样,在前方以法律原则和公安、国保辩论,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和程序,为丈夫据理力争。

不过刚强、乐观的形象背后,王峭岭反覆强调,自己并不勇敢,只是因为“责任”二字,而为亲人苦苦抗争。为了防止公安找上门而要把日用品寄到别处、每次回家都要提前关手机,为了逃避被逼迁而东躲西藏,还有维权路上承受的种种委屈,回忆过去八年,王峭岭不禁哽咽。而一双儿女,更是她的“软肋”。

“我女儿就老是问我一句,这里我们能住多久?很难受的,非常难受。就是孩子上不了学,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又不是很安稳。孩子就会问嘛,她就会问那些东西。其实很难过,现在让我回想还是很难过,因为当时也不知道丈夫的生和死。”

李和平夫妇和儿子。 (王峭岭推特图片)
李和平夫妇和儿子。 (王峭岭推特图片)

被标签的"政治犯"二代

王峭岭的女儿今年十三岁,除了是“政治犯”二代,也是“非京籍学生”。因此在女儿的成长过程当中,不断被学校以暂住证、借读证等文件刁难,不让她读书。这是“政治犯”二代面对的普遍问题,而尽管少部分孩子能够成功入学,“政治犯”二代的身份也让他们的校园生活过得并不快乐。

“我们有律师的孩子在公立学校就是很受排挤。有一个叫谢燕益的律师,他两个儿子,很明显的,学校老师、校长,包括同班同学,都说他们是‘反革命’的儿子,就排挤他们、鄙视他们。就是用各种方式,其实我觉得跟霸凌差不多。包括老师也是这样,老师也会歧视他们。”王峭岭说。

"政治犯"二代的大学梦

王峭岭的女儿现在和李文足的儿子泉泉一起,在朋友办的家庭学校学习。虽然二十多个一起学习的孩子当中,各个年级都有,程度各异,但总算暂时解决了女儿的上学问题。然而在女儿高中毕业后,可能就要和哥哥一样,无法升读大学。

2018年,当时王峭岭十八岁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原本打算到国外读大学。然而作为“政治犯”二代,他的护照无法办下来。他最终放弃了到国外升学。

王峭岭说:“第一,他是考虑家里的经济压力,因为他父亲回来以后不能执业了嘛。第二就是他的护照没办下来,他说就是申请了大学,花了申请费,也是出不去。他其实已经给一些大学写了申请了,补一下文件就可以发录取通知了,但是后来他就放弃了,因为拿了录取通知书还是走不了。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很难过的。”

无法出国读书,而作为“政治犯”二代,也无法通过国内大学的政审,王峭岭的儿子,就这样被硬生生夺去上大学的权利。 “孩子后来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他其实也很沮丧。那时候他大概十八岁吧。但是我没有办法,只能每天为他祷告。”

无法掌控的人生

一边要照顾一双儿女,另一边又要照顾出狱不久的丈夫李和平。那段日子,让王峭岭不堪回首:“太难了,那个难就是,李和平律师的情绪状况很糟糕,我觉得儿子的状况也很糟糕。那时候女儿还小,八岁多。我觉得我的状况就是没有力量足以拖住两边的人了。就是我没有力量今天鼓励一个,明天再鼓励另一个了。特别难,那个日子真的过得特别特别的难。” 

李和平和儿子。 (王峭岭推特图片)
李和平和儿子。 (王峭岭推特图片)

幸运的是,王峭岭的儿子后来自学视频剪接等技能,并到了一家教育机构工作。不过王峭岭仍然希望,能让儿子出国读书,弥补当年的遗憾。今年初,他们一家出乎意料地成功申请到护照。不过到了机场,他们仍然“飞不出去”,被当局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出境。

被问到将来有何打算,王峭岭苦笑说,对她们这些“政治犯家庭”而言,每天只能忙于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根本不可能作长远规划。 “八年了,到今年突然逼迁升级,我逼迁逼得很紧的时候,我说我有护照,我试试能不能出得去。到出不去了,我就想到哪里能不被驱赶。对我们而言,长远的目标比较奢侈,我们都只能应急,应付现在。”

为了出国读书 "政治犯"二代一年内两度被捕

同样被打断人生规划的,还有“709案”中首名被捕的律师王宇。公安在2015年7月9日凌晨把她带走后,再于首都机场带走她同为律师的丈夫包龙军,以及正准备到澳大利亚读书的儿子包卓轩。当时他只有十六岁。

“他父亲打算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安排好了再回来,结果父子俩在机场同时被抓。”王宇说:“我先生回来后说,我儿子当时被抓的情况,跟大人没什么区别,也是有几个便衣警察,给孩子反起双手、戴上手铐,这样被带走的。而且当时我儿子是未成年人,被羁押了三天。”

早在“709”以前,包卓轩已经因为父母经常代理敏感案件,而长期被骚扰,留下心理阴影,因此迫切想要离开中国。同年十月,包卓轩在维权人士协助下,打算偷渡到缅甸再转往国外,却在缅甸被捕,移交中方。这一次,他被关押了半个多月,才被送回内蒙祖父母家。

王全璋夫妇和李和平夫妇。 (王峭岭提供)
王全璋夫妇和李和平夫妇。 (王峭岭提供)

当儿子成为当局筹码 她被迫认罪

而另一边,一直被关押的王宇被当局威迫利诱,要她在电视上认罪,甚至把她带到了央视的摄影棚,想偷录她,都被她强硬拒绝。直到有一次,公安利用王宇的儿子作为武器,成为压垮王宇的最后一根耕草。

“有一次,审我的警察就说,王宇啊,你自己想想,你还想让你儿子出国?你要是都不能从这里出去的话,你儿子怎么能出国呢?”王宇说:“他跟我说了这话之后,我确实当时就无语了。回到监室之后, 我当时接连三天没有睡觉,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就下了很大的决心。”

2016年8月,港媒《东方日报》突然发布王宇的专访,透露她已取保候审,并“认罪悔过”,又批评外国炒作事件。事隔七年,王宇承认,当时被关押十三个月后,几乎与世隔绝,在讯息不对称之下,无法作出正确决定,才选择认罪。

然而王宇获释后,当局继续把他们一家软禁在内蒙二十四小时监控,相当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当局也没有遵守诺言,让包卓轩出国。而王宇更发现,儿子在羁押期间遭受了暴力对待。

王宇夫妇和儿子包卓轩。 (王宇提供)
王宇夫妇和儿子包卓轩。 (王宇提供)

 

祸延后代的酷刑、监控

“有一次因为孩子不听话,我就说儿子,你不听妈妈话,妈妈受了多少苦啊?你知道妈妈五天五夜不让睡觉、七天七夜被戴手铐脚镣。结果我儿子说,手铐脚镣谁没戴过啊?”王宇说:“当时我就崩溃了,这么瘦弱的孩子,他们怎么忍心呢?而且我陆续知道儿子被打、被扇耳光的情况,被拿棒子从后背打。”

原来在包卓轩获释后,家中老人就发现他的身上和脸上都是伤痕。包卓轩当时诉说了被迫戴上手铐脚镣、不让睡觉,并被迫做虚假笔录的经历。因为怕父母担心,也不想带来二次伤害,包卓轩一直没有跟父母说。王宇后来也是从家中老人口中,才零零碎碎地得知儿子遭受的非人待遇。

被逼得抑郁的"政治犯"二代

2017年3月,包卓轩被精神科医生确诊患有抑郁症和焦虑。同年年底,包卓轩准备从天津飞往日本时,再被边控,护照更被剪掉两个角作废。他的状态就变得更差。

“他就会把自己关到自己的小屋里,不管天气多么热,他也把窗啊、窗帘啊,门啊全部关上,谁也不让进。就是吃饭会出来吃饭,剩下所有的时间,他都不跟我们交流。他跟我说,如果走不了的话,他就去跳河。你想多可怕啊,当时我特别特别害怕,我都吓死了。”王宇说。

两个月后,包卓轩终于成功拿着补办的护照,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正当王宇为儿子情况大有改善而欣慰时,包卓轩在澳大利亚再被人跟踪,使他的抑郁症发作,要服药治疗。他之后在2020年转到美国,并成功申请政治庇护。

从2018年到现在,王宇已经有五年半没见过儿子。

“虽然孩子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但毕竟骨肉分离对于谁来说,都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有机会去跟孩子见面,但现在我不单是被限制出境,连护照都不给办,所以我觉得能和孩子见面的可能性,真的是遥遥无期,确实也是很悲观吧。”

被迫骨肉分离、被剥夺正常居住和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和家人一同被监控、承受精神折磨,成为了中国“政治犯”二代的共同成长经历。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和“改变中国”最新向联合国提交的人权报告,以王全璋、王怡牧师等多个家庭作为案例,讲述中共如何把未成年儿童作为人质,对他们施以强制隔离监禁,甚至暴力酷刑,以此胁迫人权活动人士,要求联合国和其它国家调查。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李文足、王峭岭和王宇,无一例外地表达了想要离开中国的希望。当下这个愿望未知何时才能成真,而王宇也不忘把握微小的发声空间,为李昱函、余文生、许志永等仍然被羁押的中国律师发声,希望外界持续关注这些牺牲个人和家庭,勇敢为正义而战的中国律师。

 

记者:吕熙    责编:梒青    网编:洪伟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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