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郝劲松：不服从的公民

CDT 编者按：7月20日，遭羁押3年7个月的法律公益人、法律学者郝劲松，被山西省定襄县法院以诈骗罪判刑8年、寻衅滋事罪判刑1年9个月，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9年，罚金35万元。他曾在2009年11月登上《南方人物周刊》封面，本文是当时的报导全文，包括人物特写和访谈两个部分。

“郝律师，你这一走，我们心里不踏实，空落落的。”30岁的孙中记期期艾艾地说，他望着饭桌对面的郝劲松，希望能在郝的脸上读到一些积极的信息与承诺。孙家兄弟坚持称郝劲松为“郝律师”，虽然郝劲松一直提醒他们，自己并非律师，因为自己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我只是一个挥舞着法律斧头的公民。”

几盆红烧鱼块端上来了，原本爱说爱笑的弟弟孙中界在断指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兄弟俩无声地吃完，然后各自低头，用手指反复捻搓桌子边缘脆弱的一次性塑料台布。

10月30日晚，郝劲松乘火车离开了上海，截至这一天，孙中界被浦东执法大队扣押的金杯车仍未发还。郝劲松和孙家兄弟在各路记者的陪同下数次前往讨车，但都吃了闭门羹。孙中界断指事件在上海政府公开承认非法取证后，似乎再次陷入僵局。

郝劲松答应孙家兄弟，在回北京短暂地处理掉一些事务以后，他会马上再次回到上海，陪他们打完这场硬仗。

孙中记在上海某机械厂担任车队调度，他开着一辆借来的微型面包车把郝劲松送到火车站，秋风渐起，路边的橘子摊开始减价了，3元一斤，他挑品相最漂亮的，买了满满两大包，郝劲松不收分文代理费，他能为“郝律师”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孙是在电视里认识郝劲松的，节目里，郝劲松正在替上海另一桩“钓鱼案”的当事人张晖仗义执言，“我想，能救我弟弟的，就是这个人。”

写得最好的一篇作文

郝劲松，山西忻州人，青年法律学者，“复式诉讼”理论的提出与倡导者，主张动用密集火力轰击社会不合理现象，并延伸扫射。他因专门打“公益诉讼”而闻名，先后7次提出公益性质的诉讼，把北京地铁总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铁道部、国家发改委等诸多国家部委和垄断企业告上法庭。他终结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并促成铁道部宣布停止春运涨价。

2005年，郝劲松因火车销售货品不开发票，在4个月内连续3次把“铁老大”告上法庭，并最终由北京铁路法院判决郝劲松胜诉，迫使铁道部向全国各铁路局发出《关于在铁路站车向旅客供餐及销售商品必须开具发票的通知》，结束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郝也因打破霸王条款被提名为2005中国法制新闻人物，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两起案件分别入选2005中国十大案件，2005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

郝劲松说他受两个人的影响，一是鲁迅，一是崔健。“鲁迅先生的《铁屋中的呐喊》，说大家都在密闭的铁屋里睡觉，有个人叫喊着把大家吵醒了，被吵醒的人出不去时，就开始埋怨这个人为什么要把大家吵醒。我们不仅要把大家吵醒，还必须在屋里开一个口子，让光线进来……”

2006年，郝劲松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铁道部2006年春运涨价不开听证会程序违法，北京市一中院书面裁定不予立案，郝劲松随即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起上诉，同年12月，法院宣判郝劲松败诉。

“早在2001年，河北律师乔占祥就曾经起诉过春运涨价，法院当时就判他败诉，如果几年后法院再判我郝劲松胜诉的话，那法院的判决结果就互相顶牛啦！”

“我可以被打败，但不可以被收买，这样对手才会尊重你，因为你毕竟和他拼过。我们败，是因为实力太过悬殊，铁路春运不涨价那个案子，我本来就是抱着败的念头，但我必须对制度进行冲击。”

郝劲松的斗争性很强，“我属于攻击型，阻力越大攻击的欲望越强。铁路就是我们当时和几个律师朋友开会时决心要拿下的堡垒。”接到败诉宣判的时候，那年的春运已经开始，2007年1月7日，郝劲松发表了一封颇有影响力的《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公开信》，他在信里说，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如果在这时涨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趁火打劫。

“那封公开信是我写过的作文里写得最好的，我都被我自己感动了。”《公开信》在网络上被迅速转载，学生时代的郝劲松常因老师宣读自己的作文而兴奋，这一次，他感受了更巨大的、被阅读的快感。

“数据表明，涨价后客运人数仍然连年上升，根本没有起到所谓的分流作用，如果说票价上涨阻挡了一部分人回家的脚步，它阻挡的是那些长年在外受苦受累受尽屈辱的民工兄弟姐妹们，它阻挡的是那些在大学里艰难度日的农家学子……”他在公开信里这样写道。

事情就在这里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07年1月9日，铁道部官员向《京华时报》表示:铁道部不会因郝劲松写信而改变原先的涨价计划。但第二天上午11点，铁道部发言人突然宣布:实行了14年的春运火车票涨价制度废除，今后不再涨价。

公厕发票案成为民告官的磨刀石

2004年，郝劲松因地铁不提供公共厕所的发票，将北京市地铁总公司告上法院，这是他的第一次司法维权尝试。他一共上了两趟厕所，理应要到两张5毛钱的如厕发票，为了这两张发票，他和另一位律师朋友两次与地铁公司交涉，其过程仿佛一场黑色幽默。

“五道口地铁公司说:我们这里确实没有发票，要不您去总公司吧。态度还挺好，他们头一次遇到上厕所还要发票的，而且这个人不但亲自来，还留了电话，似乎很较真，不像寻开心。”

北京地铁总公司的团委领导出面接待了这两位衣冠楚楚、一本正经来要公厕发票的先生:

“郝先生，我们确实没有公厕发票，要有的话，像您这么大老远的跑了两趟，我们早给您了。”

“那我就起诉你们！”郝劲松严肃地说。

“可以，我们这里还给二位准备了两份小小的礼物。”

打开一看，两尊玲珑剔透的水晶地铁模型，是地铁线开通纪念品，还有珍藏版的地铁纪念票。同去的律师朋友情不自禁地喜笑颜开，拿在手里把玩起来，“像个孩子看到玩具一样”，郝劲松很不满意，他当场熊朋友:“笑什么？你这是笑场！”

地铁公司的人闻言也一起笑将起来，还是那位团委干部，笑着对郝劲松说，“没关系，郝先生，这礼物您收了以后，该告的，您还接着告。”

“我一听这话，‘那我就笑纳了！’”

一个星期以后，郝劲松将北京地铁总公司告上了法庭。

最后的宣判同样是一场黑色幽默。西城区法院审判此案的法官，恰好是郝劲松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师姐。“当时北京最小的发票面额是一块钱，绿色的，没5毛的。因为上厕所的费用是5毛，法院做了工作，让地铁申请税务发票，结果税务发票也没有5毛的，所以专门印了一批，并在地铁这个站点的厕所配备了，然后法院通知我开庭。”

开庭那天，被告北京市铁路公司代表就随身携带着发票。法院当庭审判:郝劲松胜诉，判决被告当庭交付原告两张5毛的如厕发票。

“他郑重其事地拿出发票，我也郑重其事地接过。当时记者都觉得这人好玩，发票官司没打过，还是上厕所要发票！一度觉得我很娱乐。”

郝劲松并不觉得为两张公厕发票诉诸公堂无聊，这恰恰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次测试，“我想评估政府对同类案件的反应。地铁带有公用服务事业的色彩，它跟政府有关，但性质又是企业。所以地铁发票案胜诉以后，我们很快就把公益诉讼官司打到了铁路局，打到了铁道部，这就成了公民为了维权状告政府的重要尝试。”

听证会是一尊黑色的花瓶

“中国所遇到的转型期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遇到过，他们的法律人士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历史都有其相似的规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配合政府，让它更规范一点，民主政治建设的步子更大一点。它是需要公民推动的，你要不推动它，它很难自我改革。”

在郝劲松的法律实践中，他的对手也在层层升级。

2008年，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举行手机漫游费降价听证会，得到消息后，郝劲松报名申请成为消费者代表或旁听听证会，发改委给他发来一封书面回复:听证会代表已委托消协产生，因会场容量条件限制不设旁听。

郝劲松得知听证会将在河南大厦举行，就提前入住该酒店，以租赁为由，了解到听证会的会场可以容纳300人，“1月22号开听证会，我于1月21号起诉，要求撤消国家发改委拒绝我旁听的行政行为。”

法院裁定:不予立案。

听证会当日，郝劲松与大群等待着报道听证会结果的新闻媒体守候在河南大厦的会场之外，郝劲松做了一个行为艺术，他放一个黑色花瓶，里面插几朵花，旁边的牌子上写道:“听证会”。我的意思是:“黑箱操作，听证会等于花瓶摆设！”

下午4点，听证会结束，郝劲松以及助手扛着摄像机，跟记者一起进去了，“现场可以提5个问题，我每次都举手，主办方假装看不见。”主持发布会的是发改委两位司长及信息产业部的一位司长，其中一位司长正要宣布发布会结束时，郝劲松跳上前排椅子，高举发改委拒绝他听证的回信，大声说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郝劲松，我想提最后一个问题！”

长枪短炮纷纷向郝劲松聚焦，摄像机的镜头全部转了过来。这时候，主办方已经没法不让他发问了。他马上抓住这个机会继续陈述:“你们用现场会场条件限制的理由拒绝我参加听证，今天的会场可以容纳300人，而你们开会只有50多人，你们是在撒谎嘛，我需要一个解释！”

司长们一边呼吁记者不要拍摄，一边说，“发布会是针对记者的，你不是记者，怎么能进来？”

“我是公民，也是记者，互联网就是我发布消息的平台！请给我一个解释！”

这一段视频，被冠以“郝劲松大闹听证会场”的标题，在土豆网上广为流传。虽然事情在当时不了了之，但2008年10月，国家发改委修改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

办法提供了消费者代表参加听证会的比例，同时规定: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要设旁听席，公民可以旁听。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设记者席。听证会举行前30日必须向社会公布并选拔代表和旁听人员。15日前，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方案要点以及听证会参加人和听证人名单。

“在中国，很多结果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比方说，铁道部原先有个《铁路客运运价规则》，规定退票要收20%的手续费，每10元收2元手续费，不足10元的部分按10元计算。这不合理，我们就提出违宪审查，在人大期间提交，人大没有回应，但是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新华社突然发了个很小的消息:‘沿用了多少年的铁路客运运价规则，第一条进行了修改’，不再是不足10元按10元计算了。改变有时候不是立竿见影，像春运不涨价、华南虎等事件，我们的努力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最后他们都改变了。”

滑稽华南虎的浮世绘

今天重读郝劲松因华南虎事件而写的诉状，依然能让人联想起马克·吐温式的幽默小说。

“——华南虎是大型猫科动物，听觉与嗅觉非常灵敏，活的华南虎在几百米外就可以感知到大型动物的存在，而被告向媒体叙述他藏在距离华南虎20米距离处连续拍照20多分钟，共拍摄70多张照片，且照片中老虎一直保持着放松的卧姿……既没有逃跑也没有发起攻击，不符合常理，被告显然是在撒谎，结论是:被告所拍摄的并非活体老虎，而是纸老虎。

“——从照片上看，老虎头顶有片叶子几乎遮住整个老虎的脑袋，据常识，成年老虎的脑袋直径有洗脸盆大小，据此推断，叶子的直径也应该有洗脸盆大小，事实上拍摄地根本没任何植物的叶子如此巨大……结论是:被告所拍摄的并非活体老虎，而是纸老虎。

“——被告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虚假照片，欺骗全世界人民，也包括欺骗了原告。原告是一名动物爱好者，从小喜欢各种动物，尤其喜欢华南虎，而被告一开始公布照片的行为让原告信以为真，欣喜若狂，但在随后的调查了解中得到是虚假照片假老虎的结论后，原告有一种被人欺骗，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感觉，原告异常沮丧，异常愤怒！被告侵犯了原告获得真实信息的权利，并使原告作为动物爱好者的精神受到极大伤害，致使原告现在夜不能寐，一闭眼就看到华南虎的影子。”

作为原告，郝劲松向被告周正龙要求索赔:人民币1元。郝劲松说，回想起“打虎”过程，他依然觉得好玩，这是一场极富荒诞色彩的闹剧，它以玩笑的方式开场，渐渐地，人们发现笑不出来了，旷日持久的荒诞恰恰暴露了现实的荒唐与不合理。

打这场战役依然是需要技巧和章法的。“对方的策略就是拖，不吭声。我们做好了6套应对方案。有段时间禁止报道，我们也就停下了，这个时候你强行报道也没用。但在对手麻痹的时候，我们突然做一个法律行为，利用5月1日信息公开条例首次实施，马上申请公开华南虎照片信息，把整桩事件再度拖回公众的视野。否则中国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情，媒体也是很功利的，就会转移到其他方向了。”

周正龙受审当日，郝劲松无法进法院旁听，他打了一把巨大的黑伞站在法庭之外，伞的正前方写着“周正龙就是替罪羊”。很多媒体刊登的照片上都出现了这个打黑伞的人，他身后站着森严的警察。

“维持秩序的警察站在我身后，但他们看不到我伞前方的字，所以也并未过来制止。人们记不得冗长的法律程序，但是他们会记得那把富有视觉冲击力的黑伞。”

我不当大哥好多年

郝劲松从小就是孩子里的小头头，麾下有一票同住一条胡同里的小屁孩，正是渴慕硬汉的年纪，他领着他们从高台往下跳，因为这是“锻炼胆量的一种方式”。

“为了维持我的威信，我小小年纪就抽巴山雪茄和鸵鸟雪茄，5毛钱一根，小朋友买来给我。因为我从电视上看到，老大都得抽雪茄。抽的时候其实十分难受，舌头发麻，为了老大的形象我只好忍着。”

现在他们都已经长大，发现这个社会对力量的认同并非嘴里叼着的雪茄，而接受了民主价值观的郝劲松再也不想成为什么领头大哥，他更希望成为一个启蒙者，因为领袖常常意味着霸权，“所以我现在不抽雪茄，连香烟也不抽了。”

从小，郝劲松就是著名的“刺头”，“我不喜欢服从管教，总要挑战一切权威。”在学校，他挑战宿舍制度、熄灯制度、晚自习制度……在叛逆的学生期以后，他在山西一家工商银行任职，照例成为单位中的捣乱者和不合作分子。

他负责会计事务监督，在职工代表大会上会就发票报销问题向行长质询，“有一张住宿发票是8000元，什么人住宿啊？是开会吗？按县城最好的标间一天20块钱算，够400个人开一天会。但咱们银行没开过会，这怎么回事？”

他同时自学法律，参加自学考试，4年中先后拿到专科和本科文凭。在山西的小县城，他感到自己的力量受限，工作8年后，他向银行提出辞职，揣着5万多元的买断工龄费，一个人来到北京。

2003年，他在北大蹭了整整一年的课，按着借来的课程表去听课，贺卫方的课听得最多，还有陈兴良的刑法、王磊的宪法、王锡锌的行政法……他每天早上坐公交车去北大，一待就是一天。“那一年我觉得思想每天都有改变，像一棵树那样拼命地吸取养料。”

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他专门用一个学期学习刑事侦查，“因为我觉得有一天我会需要它。”

刑侦中的反侦察行为激发起他强烈的斗智乐趣，“比如怎么摆脱跟踪。有人跟踪你，你步行他步行，你坐公交他也做公交，你开车他也开车……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地铁，在关门的一瞬间迅速下车，如果这时也有人跟着你下来，你就是被跟踪了。此外还有许多方法，这些刑侦手段虽然我现在还没用上，但我制定整体思路的时候会有策略地行使它。”

研究生期间，郝劲松从事了另一项饶有趣味的实践，2006年，他在30多位师生的推荐下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这场合理合法的参选遇到了许多古怪的阻力，但他的竞选小组还是排除压力在选区散发了2600份竞选宣言:《选一个挥舞法律斧头的人当代表》，并在最后的投票中获得了406张选票。

他当然没当选，但投票那天，一位老太太捏着他发的参选传单，说要专门来给这孩子投一票，只因为他是一个愿意挨家挨户主动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是谁的候选人。这给郝劲松留下了深刻印象。

男人的基本维度

在不用跟任何人较劲的日子里，郝劲松算得上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身上那件粉红色带梅花暗纹的衬衫隐隐折射出这个男人的性格与审美。逛街是他的悠闲解压方式，他流连于大型的ShoppingMall，看一切好玩的东西，逛累了就坐下来，吃。朋友都知道他是个美食家，有一餐晚饭换着场子连吃3顿的纪录，这爱好一度让他体重激增，并失去了自己的下巴。

做律师的朋友们批评他:“像你这样从事公益法律事业的人，怎么可以肥头大耳？这样你看上去跟你所反对的人还有什么区别？！”

他于是很听劝，马上开始减肥，少吃，多动。强烈的危机感把他从早晨的被窝里揪出来，投入北京初秋清冷的薄雾，跑步。

37岁的郝劲松，凡事都要问个“Why”，以及“Whynot”，有着普及到一切领域的平权意识。从北京来到上海，他发现上海街头的时髦姑娘流行不穿袜子，赤足穿高跟鞋，“她们能不穿，我为什么不能？那我也不穿！”他马上很凉快地脱掉自己的袜子，黑色正装皮鞋里赫然露出一双干巴巴的大光脚。

“为什么女人穿皮鞋可以不穿袜子？为什么男人就一定要穿？”他理直气壮地反驳我的质疑。

“那女人还可以穿长筒丝袜，你能穿长筒丝袜吗？”

当他发现袜子问题并不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第二天就把袜子穿上了。

带孙家兄弟去餐厅吃饭，因为希望有个私密的环境谈案情，郝劲松要求包间，被服务员告知:我们只有8个人的大包间，没有三四个人的小包间。

服务员态度很坚决，但郝劲松态度更坚决。一分钟后，包间有了。

这一点让孙中记很欣喜，他发现:当权利被剥夺的时候，只要再坚持争取一下，包间就会有了，公道也许也就有了。

在北京，郝劲松另有一记要包间的杀手锏，就是不管人数多么少，先坐进去吃起来再说，买单时，点菜的费用自然不足包间的最低消费额，他很温和地告诉服务员:我可以按最低消费付钱，没问题，但请你开两张发票，一张是我们吃了多少饭钱，其余部分请开具另一张发票，名目写“包间最低消费款”。

没有人敢公然开出“包间最低消费”的发票，所以包间最低消费对郝劲松来说永远不存在。

表现欲也是从小就流露出来，山西常有走街串巷卖艺的耍蛇人，锣鼓点子一敲就围拢一票看客，耍蛇人高举手里的花蛇，问哪位观众愿意上台配合，约莫10岁的郝劲松马上举手，“我！我！”

小男孩看着耍蛇人把那条滑溜溜的动物塞进自己的小背心，得意地拍拍自己的肚皮，以示“不怕”。邻居回去告诉郝劲松的母亲:“你家这个男伢，胆大！”

作为军人的后代、狂热的军事爱好者，他始终在乎“勇气”这一性格维度，但凡他起诉的案件，他就要坚持到底，宁可落败，也不肯半途撤诉，生怕别人说他孬种。“每个人都会有恐惧，但是我不能露怯。在老百姓心中，我们告过那么多国家部委，林业局、铁道部、国家发改委，我们是安全的。而且我们改变了一些现状，我们不能怕。”

“民主就是一条跑道，我们暂时无法确定这个跑道有多长，我们把它初步假设为一个5000米的跑道，要用20年或者15年的时间实现。政府也在这个跑道上，你不可能抛开政府就能进入现代社会，当你去推动政府的时候，你首先要让政府觉得这个力量它是能承受的，是安全的，目的是要把它往前推动。在这种状态下政府是安全的，你也是安全的，跑道以外的人也看到了郝劲松是安全的，那就会有更多的人走上这条跑道。人多了，民主的进程就会缩短。”他说。

在若干次或挑战强权、或承担风险的维权案例里，一旦发现自己在心理上有所动摇，他就会盯着镜子，对自己说:

“劲松，你要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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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南方人物周刊》对郝劲松的专访

人物周刊:网上对你攻击最多的是你的律师资格证，有人说，你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是伪律师。

郝劲松:我本来就不是律师，我没有资格证，也从未假装过我有资格证。我是一个公民，一直以公民的身份作战。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律师，在一些事情上，司法局和你所任职的律所就有办法让你很难受，你要受指挥，你会有顾忌。正因为我没有单位，没有人可以指挥我，我是一个自由人。我需要自己做主，不喜欢被任何力量控制或者要挟。而且我会因此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不是律师也照样可以拥有法律的武器。

人物周刊:你现在代理的这些案件中，代理人怎么称呼你？

郝劲松:随便，比如张晖就叫我“郝哥”，孙中界叫我“郝律师”，网上有个帖子说，老百姓觉得律师就该是像你这样的人。

人物周刊:中国是个讲究“名正言顺”的国家，没有律师执业许可对你开展工作有影响吗？你的收入来源是？

郝劲松:我是三家公司的法律顾问，收取顾问费，这工作不会占据我过多的时间精力，所以我有足够的时间来介入公益事件，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我每天都用很长时间关注国内外互联网上的事件，然后选择目标出击，看这个战役，是否适合我。比如邓玉娇案件，我觉得那案子不适合我，因为我不是律师，就无法进到看守所里会见当事人。

人物周刊:你似乎从小就是个“刺头”，总是有人会很慷慨地把“讼棍”、“刁民”这样的词汇送给你。

郝劲松:凡有上级有管理者，我都试图去改变他，改善他，如果他不服，我就和他拼一拼。包括这次“钓鱼案”，我们去区政府要求旁听，有一个局长说:你可以去接待室喝点茶水，参观一下我们的建筑。我说如果不能旁听就算了，我对建筑不感兴趣。过一会儿他的手下来了，说:郝先生你站在这儿也不太好，都是上访的人，你去接待室坐一下吧，配合一下。我说:我没有义务配合你，我是一个不服从的公民。

网民就是我的狼群

人物周刊:实际上，早在2004年起诉地铁的时候，你对于将来战役往哪里打已经有一个大的规划了？

郝劲松:是的，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们首先选择地铁这个企业，有政府色彩又是公用服务的企业。在此以前，中国没有发票管理，我们要填补这个空白，为了上厕所的发票打官司，我们当时就觉得法院和政府都会支持，因为发票涉及到税收，我们向地税局举报他们偷税漏税，后来罚了他们2万多，所以第一次就把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老百姓看到你索要公厕发票的案子，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这么小题大做？他是不是就想沽名钓誉吸引眼球？

郝劲松:无聊？我们会告诉他:一张小小的发票，浓缩了你的权利，这是最简单的东西，你可以扔掉，但是里面凝聚着法制和民主的力量。发票背后有国务院发票管理办法，法规被践踏了你都没有维护，今天你失去了发票的权利，明天你失去了其他，总有一天你的房子、你的地什么都失去了，因为法制在被践踏的过程中你从没有维护过它。

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幸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密切关联。就像美国波士顿那个犹太人纪念碑上神甫所说的那段话:起先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屠杀共产主义者，我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也不说话。最后他们提着刀冲我过来了，没有人替我说话，因为大家都倒下去了。

人物周刊:你把每个案件都当成一场战役来打，特别注意战略战术，我想你一定是军事爱好者。

郝劲松:非常爱好！我出生在军人家庭，我父亲就是一个老军人。我从青少年时代起研究了大量的战役，尤其是二战，包括海战、陆战，但我最喜欢研究狙击:一个很小的个体力量，有时却可以阻挡一整支军队的前进，甚至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

人物周刊:你有自己崇拜的军事家么？

郝劲松:拿破仑！拿破仑在土伦城堡的时候，集中排炮对着国会大厅，以前大家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打法，把所有的重炮都集中起来。他整体的战术是非常干净利落的，他自己概括的就是:“不玩弄太复杂的伎俩，集中精力各个击破。”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处理很多事情都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能取得成功，我希望我们的名字能被刻入法制的重要历程。

人物周刊:你说的“我们”是指？

郝劲松:我说“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我为自己壮胆，这样一说，就好像有这样一个团队、有一个集体，“我们”包括很多网民，很多民意的力量，共同关注、介入一些公共事件。我有时冲在前面，像一杆标枪一样往前扎，是巨大的网民在我的背后把我使劲儿向前推。

人物周刊:可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你以为有人在背后支持你，推你，可是真的发生什么动真格的事情，你回头一看，身后没有人，你一个人在孤军奋战。

郝劲松: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这种感受，每次我身后的人都巨多。我研究二战时候的一些战役。德军为了打断盟军，就开展“狼群战术”，在大西洋分布了上百艘潜艇，神出鬼没，击毁了大量盟军的运输船，盟军也采取了相应对策。这种“狼群战术”有时是非常管用的，网民就是我的狼群！

我需要召唤到大量的人介入公共事件，并让大家明白，对不平之事，你的反抗是有效的，只要你用适当的途径、适当的技巧、适当的尺度。就像古装片中的城门，坚固，高大，攻城的人群拿粗壮的圆木用力撞击，门固若金汤，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人，不停地撞，使劲撞，虽然门还没倒塌，但从微观物理上来讲，它已经在慢慢变化了。

每一座城池都是这么攻下来的，每一个网民的留言都可能成为攻陷城门的最后一次撞击。我需要网民在这些战役中成熟、成长起来，使网民认识到我们没有沉沦，我们可以参与决策进程，并在社会正义的关键时刻站出来力挽狂澜。

挥舞着法律的斧头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法律圈里，有你特别佩服的人吗？

郝劲松:江平算一个，他是一个高山仰止的人物，但是他比我们年龄大太多了，现在也很少出来发言，他说想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另外，张思之当然也算一个，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知道我，还搂着我照了一张相，他给我一个评价，“我是老好事之徒，你是小好事之徒。”

人物周刊:张思之大律师是把你引为同类了？

郝劲松:对，我想最起码，他是知我的。他绝不会仅从某个个案来了解我，以为这个人很无聊，就是为了一张车票或一张发票在四处告状，我想张律师能解读到这些案件背后的深意。

法律一直是我的向往，治理国家最终我们依靠的是法律，法律就是我的工具，我的斧头，当这把斧头磨得锋芒毕露的时候，我们就试着挥舞它，在试验它并使用它的时候，我们也赋予它力量。

人物周刊:我们通常都说“正义之剑”，为什么你说“法律的斧头”？

郝劲松:斧头更像我的打法。剑那玩意儿很长，它的招式就比较传统、正规，舞剑必须遵循一定的套路，对我来说，剑术有时也是一种规则的束缚，而斧头则不然，斧头更灵活，它没有固定的章法可循。

人物周刊:在你挥舞斧头的过程中，这个斧头是不是也会伤到一些人？

郝劲松:伤！绝对的。比如说铁路发票那个案子，我们起诉了3次，第三次当我们掌握到了足够白条（证据）的时候，铁道部其实很紧张了，因为他们感觉就要败诉了，涉案的两个车长到处找我，希望能通过说情让我撤诉，后来我听说那两个车长被免职了，被贬到货运列车了。

人物周刊:也许有些人因为你，命运就被改变了。

郝劲松:一个时代的进步，在它往前走的时候，总会牺牲一些人，如果这些人的利益很小，牺牲就牺牲了，在所难免。

人物周刊:所以你并不顾惜他们？

郝劲松:不顾惜！那个证据对我非常重要！他只是被免职，而且据我所知，几年后他又官复原职了。我觉得这种牺牲很小。

人物周刊:媒体也是你每场战役的外援，你似乎特别懂得调动媒体，什么时间点，放出什么样的消息。

郝劲松:我已经习惯了不断地接受采访，回答相似的问题。张晖一开始觉得很麻烦，对他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干扰，我告诉他，你每接受一次采访，我们胜诉的可能就增加1%。最初他很悲观，认为胜诉的几率很低，我说，即使落败，也要把对方送到被告席上。原告只需要掏50元，但是政府要请律师需要几千元，如果大家都有法律意识，政府的违法成本就会巨增。诉讼有时是有效地缓解愤怒的渠道，社会总得有个泄洪口。

人物周刊:如果你现在需要媒体帮助，你能调动的媒体资源能有多少？

郝劲松:其实也不会超过20家，这20家还是有些能登出来，有些登不出来，我手头掌握联系方式，以及采访过我的媒体记者大概有150多位。

民主还是一个孩子

人物周刊:听说张晖考虑过退缩。

郝劲松:我一开始就跟张晖说，代理你的案子，我可以一分钱不要，但我就一个条件:坚决不能撤诉！一、二审的司法程序必须走完，拿到判决书。哪怕最后你败了，民众也会知道到底谁对谁错，也会让他们通过败诉判决知道一些问题，比如法院并不是永远正确。

人物周刊:为何你如此坚持不能撤诉？

郝劲松:张晖有很多顾虑，如果他顶不住，撤诉了，我们就前功尽弃。张晖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很害怕，害怕钩子报复等等。我告诉他，这种信息你不能释放出去，对手知道你怕什么，就会用你害怕的方式来对付你。

经过这些事，他也在成长，他有时候会长时间地坐在电脑前，看网友给他的留言支持，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很强大。他从一开始不愿意露面，不愿意暴露真实姓名，用了个化名“张军”，到最后愿意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把“张军”改回原名张晖，他说:我突然觉得我又没做错事，我为什么怕他们呢？

人物周刊:现在上海政府已承认在张晖和孙中界的事件里确实存在非法取证，张晖也领回了自己被罚的款子，要他抵制压力坚持继续诉讼，是不是很困难？

郝劲松:除了张晖和孙中界，还有大量的“钓鱼”受害者得不到公正的裁决，我们还没有真的折断钓钩以及钓竿。张晖去领罚没款时，闵行区建交委门口聚集了很多围观者，人群中有人对他喊，“你的钱领回来了，我们的钱还没。”

张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收入相对富足的中产阶级，他被“钓鱼”后非常愤怒，首先通过论坛发文给媒体，行使了自己言论自由表达的权利，他正是我需要的一个人成长为公民的标本: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个事情开始反抗。

孙中界是另一种类型:小孙是刚满18岁的农村青年，从没受过城市工业化、机械化生活的伤害，他对大城市有美好的向往，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工作，到上海的第三天就遇到“钓鱼”，他整个人崩溃了，城市的形象在他心里倒塌了，他觉得城市里的人不应该这么坏，他想不通，这促使他操起了菜刀。这种行为是有血性的，一个民族有血性，这个民族还有希望。中国现在烈性男儿太少，遇事不敢反抗，看到别人出事也很冷漠，觉得和我无关。不作为的公民太多，他们根本称不上公民，没有法律意识，没有监管政府的意识。很多人觉得我只是个体，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就要改变这种传统想法。

社会仿佛人之肌体，有些病症，你应该不断去暴露它，病灶才会被及时发现、被医治。如果你觉得司法体制黑暗，你就不去使用它，它会越来越烂，等到做手术的时候也没用了。公民如果没机会成长，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谁也不愿看到社会动荡，谁也不愿看到天下大乱。民主是一个孩子，它有个成长过程，你得培育它，为它的成长准备条件，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懂得培养它的公民。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方法有效吗？

郝劲松:成长不能靠说教。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从2004年到2009年，全国各地的法院接到大量官司，如果有人能调查到这个数据，会发现这是个剧增。我和北京市高院的法官聊天，他们星期天都加班，因为案子暴增，法院增加人手的速度，追不上案子增加的速度。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公民试图上法院去告状，就说明他有了法律的意识，并且迈出了行动。我看到许多人打官司我就很兴奋，我知道那里头有我，有我的功劳，以及我的同类。

（实习记者王梦怡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