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严：中国大变将进入快车道

拙文仅是一孔之见。

大体上说，社会生活尤其权力架构的大变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传统的改朝换代，它在社会形态和基本民生愿景仍停留在陆权时代表现很普遍。从文明演进的性质上讲它就是个换汤不换药，谈什么大变。把此类情况仍归于大变之列，是因它引发的社会动乱及严重后果往往需要两三代人才能消弭。第二种情况是英、美、法革命，不论它们为各自国家带来了多少具体的悲剧，文明趋向上属于正剧，因为不再属于换汤不换药。由它们开辟的文明新路径反映的主要是新的海权理念，强权本质依旧，可贵之处在于权力架构上有了不是口头上而是行为上的纠错机制，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为新的民生愿景，即为自由、民主、人权搬走了大部份拦路石，并有望在此基础上使文明演进更上一层楼。第三种情况乃大多数国家共相，面子上有了新意，里子仍停留在旧时代。民生愿景的认知上愚昧，文化上守旧、性格上顽固，以及吏治上凶恶，皆是短时间化解不了的大问题，但主要原因是统治集团严重的私心自用，这样的土地上出来的社会生活大变，不但阵痛更剧，而且时间更长，此为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俄国的情况。这条路上，德国、日本不失为觉醒及时。非洲、拉美为主的大多数国家属于身小力弱不得已被时势逼着走，迄今仍谈不上甘心走新路。而中国尤具殊相，源于自成一体，各社会阶层自视不凡的传统太久，助长了权贵阶层不惜与世界潮流对着干。不过，世界时势不由人，从陆权、海权、空权时代到人权时代，不是中国的权贵阶层抗拒得了的。

参与经济全球化于红朝终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关于红朝既非马克思原教旨的忠实信徒，又非对传统皇朝的简单复辟，特别七十余年的统治下表现的极端嗜血与愚蠢，就不再详说了。拙文要强调的是时下已火烧睫毛却又无解的经济。朱镕基主导的积极入世和参与经济全球化，无疑源于邓小平的重启经济改开路线。这两大行为带来的明显的器物绩效，救了红朝和特色社会主义，他们没有理由不为之自豪。然而，这两大行为一代人后将带来什么样的后续效应，要说他们早有预见和警觉，那也是高看了他们。他们作为红朝的智识超群者尚且如此，尔后的江、胡、习以及大批国师们，便更加不消提了。实际，此非什么高深学问，就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那个屁股下面全是各种快感和享受，他们怎么会乐意让屁股挪位呢？

笔者以为，马克思学说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点，含有相当的真理成份。如果他把这个经济基础精炼为所有制所有权，便更加符合实际。从三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史来看，斯密学说并非无短板，那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在强权国家时代并非总能心想事成，尔后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学说便是证明。红朝改开的前十年，斯密学说广受推崇，六·四后中国大陆转而重视凯恩斯学说，反映的分明是自由主义经济不适合红朝的权力架构。进一步说，红朝参与经济全球化，要把经济做大做强，权力架构必要适应市场经济，尤其要适应二战后强调“赌场”新规则的全球化经济。否则，只能使自己陷入二战前德、日所走经济之路的怪圈。要维持这个一言难尽世界的久赌怡情局面，战后已有了新规则，其核心内容乃是不能允许输打赢要出老千，这事很自然啊，但是这样的生活常识在红朝眼里却成了对红色革命史的反动。

没有证据表明江、朱、胡、温不懂上述道理，但是，掌控红朝实权的那些高端家族，不屑上述道理就是肯定的了。江、胡两朝带来的经济“奇迹”，无疑帮助了他们的利令智昏再趾高气扬，习近平新时代充分见证了这一点。这哪里是未能继续或未能深化改革开放的问题，提出这号论点本身就属于睁眼讲瞎话或弱智。例如，六·四后那些高喊要深化改开的专家、学者，如果争取不来可观的课题经费和出场费，他们还有那么大的干劲吗？而有了可观的课题经费和出场费，他们当然拣当局乐听的话儿讲。需要理解这些人的是，他们拿到手的钱，较之那些动不动几个几十个亿的巨贪，并不算什么。况且，一个王朝走向末日，总是少不得一帮子会来事的角色。

所以，如果说今日中国的社会问题之多之重，已经到了摧毁国本的地步，元凶就是把红色权贵打造成了新的奴隶主的邓小平、陈云之流，那么今日中国经济不但垮了，而且后患不敢想象，就只能是三十年来这个国家权贵资本主义所走的二战前的旧路所致。很大程度上，前五年的习当局应属于背锅者。愚意以为，习当局凭本能便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种种“左转”行为，想纠错罢了。可是他怎么纠错呢？人家救火是提水桶来，他居然抱柴禾来。

事实上，癌病毒早已进入中国经济躯体，江、胡两朝未曾显现而已。朱镕基的国企改制和积极入世，属于战术上大成功，战略上则属于败笔。性质上类似于当年日军在太平洋上捷报频传，殊不知大麻烦也来了。国企改制催生了权贵资本主义就不说了，既然渴求入世，怎么能够对世贸规则“先答应下来再说。”这不成了无赖借钱，钱未到手大拍胸脯，甚至赌咒发誓，钱一到手便翻脸不认账。这号行为怎能屡试不爽，碰上了较真又强势的冤主怎么办？中美贸易战，不就是因此打起来的么。又如，温家宝玩四万亿，他一点也不知道使劲吹大房地产泡沫的后患严重吗？这世界有几个经济体玩得转这游戏，偏生中国的基本民生保障体系跟不上，届时还能用坦克去对付无数的苦主？此种贪图一时业绩的行为，能叫对百姓对子孙负责？作为房地产大开发商，只要有钱赚便无序扩张，是不宜多指责的，因为如何规划国计民生以及如何进行行业监管，不是他们的事儿，作为不受任何制约的红朝政府，能脱掉干系？诚然，奴隶主眼里哪有百姓和百姓子女一说，那就是韭菜，但韭菜也不能无限割啊。

习当局有苦难言的是，江、胡两朝不能更不敢让经济转型，是红色权贵董事会的既定国策。休说江、朱、胡、温，便是习近平，敢动这个既定国策吗？笔者以为，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他的问题是，他认为鱼和熊掌是可以兼得的，事在人为嘛。他太高估了自己的能耐，太高估了红色权贵对他的支持度以及马仔们的拥护度。他确是一个罕见的通才，对任何事都能指明方向，但是没有一个帝王是一个大国不可或缺的，从来都是一小批权贵密室里交易的结果。当发现自己骑上了虎背，一切都晚了。

下不来虎背了，他也就只能豁出去了。近六年来他不惜在加速路上“撸起袖子”干，见证了红朝的宿命，当然也见证了中国人的宿命。

经济，现已成了国人命运的焦点。

今日中国，从户籍上看仍属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社会，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多数中国人，已然城镇化了。城镇人口的生活退路和农业人口的生活退路是不一样的。以今日的日用支出计，农业人口人均月收入不低于五百元还能活下去，城镇人口若也是这个数就无异于等死了。时常听见人说，中国人不但奴性重，而且耐性超强，前者的依据是，蒙元、满清都只有那么几个人，不也成功地把汪洋大海般的中国人治理得服服帖帖。后者的依据是，毛泽东时代普遍穷得叮当响，尤其59年到62年的“苦日子”，中国不也未乱。的确，这两个依据皆是历史真实。不过，把历史故事作为参照系，也需要问一个有无时过境迁的新特点。

笔者以为，蒙元、满清统治中国的时代，是不折不扣的自然经济时代，它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好死不如赖活着，既然正常年景下活得下去，生活中也没得其他出路，当然倾向于认命。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惨状，而社会生活不曾大乱，更无大变冲动，应首先归于严格的城乡二元制。农村饿死人无数固然不假，但城镇人口里饿死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有个能维持生活最低要求的物质保障。其次，此种二元制使城里人的社会身份明显优于乡里人，只一个为了保住城市户口，便犯不着多掺和乡里人的事。特殊时期，有关良心拷问的事儿，放一边吧。其实就是平常时期，多数国人的良心也是个空话。没有城市人的大力声援，一盘散沙的农民便极难闹事成功。再次，那个年代红朝统治就社会文化心理讲仍处于上世，加上闭关锁国，几乎无人知晓外部世界的情况，于是各个阶层都认可官方的鬼话：自然灾害啦，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啦，光明就在前面啦，毛主席尚且不吃肉啦，等等。

然而今天不一样了。蒙元、满清那号历史，已不可复制。例如，今天若由美欧来统治中国，多数国人如何反应，我不敢妄言。但我敢肯定，若由北韩金家王朝来统治中国，99%的国人不会答应。又如，红朝的刺刀仍有能量把国人推向普遍赤贫，但当年那号国人信以为真的鬼话的故事一样不可复制。今天即使足不出户的国人，利用互联网也或多或少知晓外部世界的情况。认知上的极端愚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然，社会生活大变虽不可挡，但大变到什么程度，其间需要多长时间，是另一回事。

那么，中国经济还有救么？

现格局下是没救了。六·四后的经济起飞就体量上看并不假，就质量上看实乃虚胖。这与中国人普遍爱虚荣，不惜打肿脸充胖子相一致。高楼、高铁、基建、外贸加工，莫不如此，皆缺乏原创的一流技术作为质量的加持，况且今天的时代它们已不值得夸赞。关键领域尤其如此，如芯片。农业更不消说了，不然的话，每年进口大量的农产品为了什么？那个几万亿外汇，实为十几亿人的膏血作为后盾而来。而要让十几亿人继续提供膏血，天量的原材料进口不可免，也就是“取之于民用于民”吧，这个魔术可是不经玩。制造业产能达到了空前规模，但能耗与浪费也达到了空前程度。特别是，得有订单啊。自然资源早已满足不了工厂的需求。房地产泡沫和金融负债的难题一代人都化解不了。能支撑大范围民生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无人回答得了，也就索性不提。那个说中国早已超美的胡鞍钢，不知去了哪里。十三亿人口中足有十亿人无消费能力，偏偏失业率突破30%是以月计的事儿。能让城镇失业人口尤其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再去上山下乡吗？要做到这一点，社会生活上需要实现三点：1、全国断网，只准用PD机。2、女孩子只要袒胸露背便以流氓罪名抓起来。3、全面恢复人民公社。经济不曾消肿，尚有假以时日的一天，把对外关系搞砸，得罪金主，自断财路，满足了朝廷的虚荣心，经济上却属于自剪羽翼。这一切不正是当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动因。而当年的日本若把战争限定在中国境内，美欧作壁上观是大概率。可是今天红朝若侵台，不但世界不会袖手旁观，而且少说也有一半国人于心不忍。无论如何，台湾没惹大陆，同胞杀同胞算什么英雄？固然，今天的时代杀外人一样不可以。

不过，说中国大变将进入快车道，依笔者看来，多半三年内仍属于心态上，不是行为上。因为，经济没救了不等于全熄火，纵然失业率超过了30%，多数人还是有工作。不会少于2.5亿人无惧大萧条，“盛世”也就仍不缺花环。预计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通过啃老仍可以混上几年日子。通缩的好处会使体制内人更珍惜时下不菲的薪水，作为维稳主力军的公检法人员不准执起法来更卖力。但是为了提振经济，不用多久仍得变通缩为通胀。通缩让钱有了购买力，但物价便宜也少不得便宜钱。通胀则是钱一步步变成纸，届时不想大印钞票都不行。此二者的共同点于老百姓都是得有工作得有收入，这号话儿不是煽颠吧。其实，经济自有规律，不能没有瓶颈制约，任何统治者都做不到撒豆成兵。为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弱势者有个发泄怨言的渠道，太正常不过了，可是在奴隶主阶层眼里却叫“走邪路”。所以，经济萧条只要持续三年以上，十亿无消费能力的人积聚的怨气、戾气寻找宣泄渠道，将不可阻挡。很简单，他们要改变此卑贱屈辱命运，哪怕只为释放心理压力，能够依靠谁呢，只能依靠自己。况且，中国的贱民该走什么样的路，相当多大学生的心里已有座标。

概况地讲，红朝七十余年确乎好戏连台：1、毛泽东时代是政治鬼话唱大戏，它以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为诱饵，实际内容是利用一个阶级斗争另一个阶级，是几百万人被屠杀，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人人在高压下和恐惧中以及赤贫中挣扎求生。从57年到76年，未间断。2、邓小平时代是经济神话当主演，鼓吹人人发财，实际效果是权贵阶层巧取豪夺，无以复加的官德损民德毁，无序的经济扩张下是经济不能持续，贫富差距悬殊，加上社会严重不公，致使社会生态糜烂，自然生态破坏，绝大多数人返贫指日可待，非两三代人时间不能修复内伤外伤，从六·四到习当局登台，又是二十年来未间断。习近平新时代是换了民族复兴空话新旋律，今天的时代已不是给十几亿人打鸡血而是喂鸦片，不由人不想到墨索里尼要再现罗马荣光，实际收获是文化精神从复古到虚空，精英即帮凶，徒令世界从反感到惊悚再到群起而制之，武汉肺炎的事儿并未完，急需化解的民生问题越聚越多，再度积重难返，更可怕的是十几亿人并非无可能被绑架上战车。如今，鬼话早破产，神话已穿帮，空话成笑柄，无论从天道还是从人道上讲，接地气的自由、民主、人权该上场了。此非政治说教，乃是生活需要。七十余年的梦幻过后，感谢红朝，终于让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代睁了眼，不甘心再受骗。

不过，我个人难以相信大变的快车道上会很快出来正剧。社会生活太过原子化加糜烂，文化严重缺失精气神，大量的专制良民仍活的滋润，仍存话语权。这事又得感谢红朝。但是，即使正剧会要五年后、十年后甚至十五年后才能出来，也强于大变和正剧的出来皆遥遥无期。因为，现在已不是救国的问题，是救文明的问题。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