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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男生呂世瑜被指 2020 年在 TG 頻道煽動港獨及售武煽暴，2022 年 4 月承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原獲法庭由判囚 5 年半，因認罪減刑至 3 年 8 個月。惟控方指，判刑受《國安法》罪行的最低刑期所限，情節嚴重者須「處 5 年以上」，法官胡雅文改判被告監禁 5 年。 呂世瑜不服刑罰提上訴，被上訴庭駁回，再上訴至終審法院，終院周二（22 日）一致裁定呂世瑜敗訴，維持判囚 5 年。判詞指，「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條文，明顯以強制性措辭，訂明刑罰的性質和刑期，又指若說《國安法》容許被裁定為「情節嚴重」的案件，判處在訂明幅度以下的刑罰，「是自相矛盾的解讀」。 判詞續指，《國安法》第 33 條所列出的 3 個減刑因素，目的明顯是為犯罪者或潛在犯罪者提供誘因，鼓勵他們放棄犯罪，並不容許依賴與該條文明確目的無關的減刑因素，例如「適時認罪」，重申 3 類減刑情況已是盡列無遺。 戴眼鏡的呂世瑜穿著白色長袖衫、藍色毛衣背心出庭，聞判後神情平靜，有旁聽人士與他揮手，不足 1 分鐘便散庭。據悉，呂世瑜按照目前刑期，將於 2024 年 1 月獲釋。
爭議 5 年以上刑期是否強制
是否容許條文以外的求情理由
上訴人呂世瑜（現年 26 歲）由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大律師陳偉彥、梁麗幗及管致行代表；律政司由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及高級檢控官吳加悅代表。案件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及林文瀚及非常任法官陳兆愷審理。
是次上訴處理兩個議題：
1.在《國安法》第 21 條提到情節嚴重者，處 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5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是否屬強制性。
2.《國安法》第 33 條訂明有 3 類情況可以對被告從輕、減輕處罰，法庭是否容許條文以外的求情理由而作出減刑。
判詞：條文明顯屬強制性措辭
若判幅度以下刑罰屬自相矛盾
終院法官先在判詞提到，《國安法》與本地法律須達致銜接、兼容和互補，但若《國安法》與本地法律有不一致之處，須按《國安法》第 62 條優先採用《國安法》。此原則也適用於詮釋《國安法》中有關量刑的條文，因此，本地量刑的法律及原則，是在《國安法》訂下的量刑框架内發揮效力。
針對《國安法》第 21 條、即「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條文提及，若「情節嚴重」，對犯罪人「處 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情節較輕」，對犯罪人「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上訴方指，條文內的「5 年以上刑期」只是量刑起點。判詞認為，有關主張站不住腳，因條文中、英文版本分別使用「處」及「shall be sentenced」字眼﹐按照文意詮釋，明顯地以強制性的措辭，訂明刑罰的性質和刑期，重申上訴方指「5 年以上刑期」屬量刑起點，「是賦予文字不能包含的意思」。
判詞續指，《國安法》第 21 條制定一套兩級量刑框架，是將處罰幅度與罪行嚴重性掛鈎，規定在指定幅度內判刑。法官質疑，若說《國安法》容許被裁定為「情節嚴重」的案件，判處在訂明幅度以下的刑罰，「是自相矛盾的解讀」。因此，「情節嚴重者，處 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屬強制性刑罰。
判詞：條文列 3 減刑情況
為放棄犯罪者提供誘因
針對《國安法》第 33 條，列出 3 種情況可以對被告從輕、減輕處罰，即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自動投案、或揭發他人犯罪行為。上訴方力陳法庭量刑時，可繼續運用現行法律認可的因素包括認罪，作為從輕處罰或減輕處罰的法律依據。
判詞提到，《國安法》第 33 條有 3 個特點：條文適用於所有《國安法》罪行；非僅適用於被定罪的人，還適用於被提控的人，以及未被提控的嫌疑人，因此上述各類人士均可受惠於條文，獲寬大處理；而條文是在𨤳定處罰後運作。法官又指，《國安法》第 33 條立法目的毫不含糊，顯然是為犯罪人或可能犯罪人士提供誘因，鼓勵他們放棄犯罪、協助當局遏止危害國安的活動，以及促進執法。
判詞指，條文列出的 3 個減刑因素，與一般量刑情況不同，強調本地法庭一般處理的罪行，不涉及法例訂明與案件嚴重性掛鈎的量刑幅度或級別，但《國安法》第 33 條正正在此背景下運作，並訂明該條款適用的情形對量刑幅度可以有所影響。判詞解釋，「從輕」處罰是指「在法律或條例規定的範圍內，給予較輕的刑罰或處罰」，「減輕」處罰則是減低刑罰至法律規定的幅度以下，是較寛大的處理方法。
法官認為，上訴方主張「認罪全數扣減三分一刑期，判處低於條文所訂明的下限」，是不能被接納，指《國安法》第 33 條不能被解讀為，容許依賴與該條文明確目的無關的減刑因素，例如適時認罪。因此，條文中可獲減刑的 3 類情況，已是盡列無遺，終院一致駁回上訴申請。
判詞：裁定減刑因素是否適用後
再考慮「從輕」或「減輕」處罰
判詞進一步列出量刑步驟，首先法庭必然已裁定被告犯罪，並根據案情的嚴重性，例如煽動手法、規模及次數等，考慮情節屬「嚴重」或「較輕」。若法庭裁定案件「情節嚴重」，便須引用較高量刑幅度。法庭接著須應用一貫熟悉的量刑法律及原則，行使其酌情權，考慮其他加刑或減刑因素，並在適用幅度內決定量刑起點。
判詞指在這個階段，法庭經已知道案件是否涉及《國安法》第 33 條訂明的減刑因素。若裁定附合其中一種情形，例如被告向當局提供協助、自願投案等，法庭應因應其效用程度，例如對遏止風險有多大作用，決定可「從輕」或「減輕」處罰，並在權衡相關因素後，判定最終刑罰。
判詞批評上訴庭忽略「更生」因素
另外，判詞亦有不少段落，批評上訴庭就本案的裁決。就上訴庭指《國安法》的處罰機制，應優先顧及阻嚇、懲罰及譴責等「刑罰學」考慮，「故此，《國安法》第 21 條的詮釋，必然要讓刑罰學考慮有十足效力」。終院認為，上訴庭明顯忽略了「更生」，強調此原則不應被排除於《國安法》第 21 條量刑之外。
判詞續指，法官可以根據條文，判處短期、以教導為主，或是非監禁式的刑罰，以達致更生及保障社會的目的。例如在某宗「情節較輕」的案件，如犯罪人年幼無知，或受人擺佈而參加煽動分裂國家罪行，可以考慮判處非監禁式刑罰，以幫助犯罪人更生，以及避免將其變為強硬的反社會分子。
上訴庭指「非所有求情因素適用」
終院質疑難以理解
就上訴庭強調《國安法》首要目的是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等罪行，提到「並非所有求情因素都適用，可容許的求情因素必須無損首要目的」，終院質疑「本院亦難以理解，甚麼求情因素應或不應被法庭考慮，甚麼因素無損首要目的？」
判詞指，上訴庭提到「首要目的」是採取一切所需措施以維護國安，「而這一目的，藉著檢控危害國安的犯罪人士已能達到，有關罪行一經證實，被告便會受處罰」，又指「整個量刑過程均是執行首要目的」，重申難以理解為何某些求情因素，在與其他因素作權衡考慮時，須被視為損害「首要目的」。
律政司高院上訴呈內地法律
終院指與《國安法》無關裁不適用
至於就律政司在高院上訴時，呈上內地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述元主編的《刑法條文理解適用與司法實務全書》，指由於《國安法》與本地法律有需要銜接，内地判刑法律在《國安法》用詞的涵義方面，對處理詮釋事宜有所幫助。
終院認為，雖然上訴庭沒有採納上述陳詞，但就這方面訂下一般性原則，「基於《國安法》是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地位特殊，參閱相關内地法律以助詮釋是恰當的」。終院表示「恕本院不能同意」，引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指，「法律堅持 『一國兩制』方針，充分考慮兩種制度差異和香港具體情況，與維護國家安全的全國性法律相銜接，與香港現有法律體系相兼容」。
終院解釋，此句帶出了兩個法律制度的分隔，同時強調《國安法》與本地法律的銜接，「它並沒有帶出香港法律制度，須與內地制度進一步『銜接』的意味，以致香港法庭須在詮釋《國安法》時，尋找及考慮字面上相似的內地法律」。
終院裁定，法庭只能採納與《國安法》目的、憲政地位有直接關連的資料，如《5.28決定》，不包括與《國安法》的文意和目的有別、缺乏關聯的其他內地法律。終院另指，並非排除法庭可能參考一般或法律字典，以協助詮釋來自於不同司法管轄區，而不熟悉的詞彙意思，強調是否適合參考任何條目，須在個別案件中考量。
FACC7/2023
文章来源：法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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