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裡，中國一直是不懈發展和向上流動的代名詞。隨著14億人口對世界各地的商品產生興趣——好萊塢電影、韓國電子產品、澳洲的鐵礦石，這個看似取之不竭的引擎推動著全球經濟。
現在，這台發動機正在失靈，給中國家庭和全球經濟帶來了令人擔憂的風險。長期以來，在這種利潤增長版的全球化裡，中國一直是核心，但在世界經濟極度不確定的時刻，中國卻變成了終極未知數。
最近幾週的一系列事態發展加劇了這些風險。
先是傳來了中國經濟在春季大幅放緩的消息，澆滅了新冠極端限制取消後強勁擴張的希望。
本週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出口連續三個月下降，進口連續五個月下降——這是前景黯淡的又一個信號。
隨後有消息稱，從食品到公寓等一系列商品價格下跌，引發了人們對中國可能處於所謂通貨緊縮邊緣的擔憂，即價格持續下跌，這是商業活動疲軟的先兆。
連接著金融、建築和家庭財富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日益陷入困境，大型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未能支付其債券利息，並且估計今年上半年虧損高達76億美元。
這些事件使中國勞動者和家庭的處境雪上加霜。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經濟疲軟標誌著對主要商品需求的萎縮——從巴西收穫的大豆，到美國飼養的牛肉，再到義大利製造的奢侈品。這意味著人們對石油、礦產和其他工業基石的興趣減弱。
「中國經濟放緩肯定會給全球經濟前景帶來壓力，」澳洲金融服務公司麥格理駐香港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胡偉俊表示。「因為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一大商品消費國，所以影響將會非常非常大。」
BCA研究公司最近的分析顯示，過去十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40%，而美國的貢獻率為22%，歐元區20個國家的貢獻率為9%。
更令人擔憂的是，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當局重振經濟的選擇有限，因為目前不斷增加的債務估計已佔國民產出的282%——比美國還高。
政府列出了旨在刺激消費者消費和企業投資的支出計劃。但細節並不透明，同時給人留下了地方政府將為此買單的印象。地方政府是債務危機擔憂的焦點。多年來，他們大肆舉債，為道路、橋樑和工業園區的建設提供資金。
所有這一切發生之時，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正試圖從國家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出口經濟向國內消費支出主導的經濟轉型。
舊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在世紀更迭的20年裡，該模式效果非常好，當時政府為港口、電網和其他基礎工程提供資金，以促進出口帶動的工廠繁榮。
與此同時，私營企業家創辦了世界上最具創新性和價值的一些科技公司。近年來，許多企業都受到習近平推動的監管打壓的限制。
在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在美國，中國驚人的出口增長加上國內工廠就業崗位的流失，引發了貿易衝突。
川普政府對中國進口產品全面徵收關稅。拜登政府延續了這一政策，並增加了對先進計算機晶片等中國關鍵行業投資的禁令。拜登總統週三強化了這一行動，簽署行政命令禁止對可以增強中國軍事力量的行業進行投資。
週四，拜登將中國的經濟脆弱性稱為「定時炸彈」。他還說：「當壞人遇到問題時，他們就會做壞事。」
習近平指責美國開展了一場旨在壓制中國發展的運動。
面對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敵意，以及疫情期間將產品從中國工廠運送到北美和歐洲零售商的困難，跨國公司已將工廠訂單轉移到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等國。
對於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來說，國際商貿版圖的變化，增加了向內需為中心經濟轉型的緊迫性。
去年11月在北京舉行的反對新冠限制的抗議活動。在一系列公眾抗議之後，政府於去年12月解除了防疫措施。 THOMAS PETER/REUTERS
儘管如此，疫情還是阻礙了這些設計。政府對商業和行動自由實施了嚴厲限制，封鎖了整個城市。
去年12月，一系列非同尋常的公眾抗議活動之後，政府解除了這些限制。人們普遍預計這將刺激消費者支出。但消費者支出一直很疲軟，以至於中國國家統計局最近停止發布那些引起人們對經濟問題關注的數據。
長期以來，由於社會保障體系薄弱，中國家庭一直是世界上儲蓄最多的家庭之一。今年上半年，中國銀行系統的家庭存款總額增長了約12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7萬億美元），是十年來最大的增長。
但儲蓄的增加，以及投資和消費支出的疲軟，似乎反映出公眾信心的普遍削弱。在疫情期間，政策從完全封鎖轉向不加控制——經濟學家亞當·波森最近稱之為「經濟長新冠」。
中國消費者熱衷囤積現金，部分原因是他們普遍認識到，房地產是一個充滿不幸結局的故事。幾十年來，開發商的過度投資導致整個城市充斥著空置的公寓樓。隨著房價暴跌，開發商紛紛中途叫停項目，留下摩天大樓的骨架，成為投機盛宴失敗的紀念碑。
這一基本情況引發了人們與日本的比較。上世紀90年代初，投機性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導致日本陷入了長達30年的衰退。
日本經濟下滑的核心原因是通貨緊縮，這個詞讓經濟學家不寒而慄。
通貨緊縮影響了社會的基本預期，破壞了人們消費、擴大業務或僱傭工人的積極性，因為一切都有可能在以後變得更便宜。對個人而言理性的節儉，對社會而言則會變為衰退。
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將避免這種命運。物價下跌的趨勢可能很快就會扭轉。政府對成功民營企業的攻擊似乎也有所緩和。
香港房地產和投資管理公司仲量聯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龐溟說，在幾年來對民營企業家進行妖魔化之後，政府最近發出了轉向「支持增長、支持商業心態」的信號。「關鍵的政策重點將是如何提振內需。」
在最樂觀的情況下，政府將引導經濟逐步向較慢的增長過渡，用服務業取代工廠就業崗位，同時控制房地產損失的規模。
然而，如果籠罩在中國經濟上的債務限制了政府應對措施的效力，這可能會帶來最糟糕的擔憂——房價暴跌，隨之而來的是對陷入困境的銀行的昂貴救助，以及不受控制的資金外流。
這一結果最令政府官員不安，因為它可能帶來失業、企業破產和社會動盪。
這樣的景象強化了一種假設，即政府將加大刺激經濟的力度，即使這樣做可能會加劇經濟面臨的根本性威脅，產生新的債務。
然而，即使政府成功地監管了經濟的逐步放緩，一些人也看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它們可能會引發重大波動。
工廠的工作繼續從中國轉移出去，加上經濟以國內消費為中心，這可能會壓低工資和家庭財富。即使在由一個不經選舉的政黨控制的國家，大量民眾失去信心也可能帶來動盪。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黃亞生在5月的一次會議上指出，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占其經濟總產出的40%。中國的許多進口產品都是出口工廠產品的零部件。因此，中國的出口下降得越多，進口也下降得越多——這是一個財富遞減的反饋循環。
這會拖累了就業和收入，黃亞生說。「這不可能是一個開心的故事。」
Peter S. Goodman是時報駐紐約的全球經濟記者。他曾在大衰退期間擔任駐倫敦歐洲經濟記者和國家經濟記者。他還曾擔任《華盛頓郵報》上海分社社長。點擊此處了解更多關於他的信息。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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