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洗脑和独裁政权的毒害

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退教授宋永毅主导编写的《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一书最近在美国出版，这部30多万字的书籍汇集了20多位专家学者的观点，揭示了“洗脑”机制，确立了“洗脑”成为极权政治的重要工具。这部书籍首次从多学科、以及全球纵横比较，回顾了极权者运用“洗脑”理论操纵民众的历史，并展望了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洗脑的新方式，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的视角探寻“洗脑”的精神渊源，并梳理了世界多名哲学家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唯权主义对“洗脑”的影响。

籍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连线到本书主要作者之一-夏明教授，请他来谈谈相关的话题。由于此部书籍涉猎范围广，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因此，我们谨满足于将话题的重点瞄向当今中国。

法广：“洗脑”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吗？共产党当政之后，如何运用了“洗脑”工具？

夏明：对，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洗脑”这个专用名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因为英文“洗脑（brainwashing）”这个词是从中文翻过去的，而中文的翻译“洗脑”的最早的运用，根据目前的文献，是从延安时代、包括当时叫“思想改造”、也有“洗脑”或者是“洗心”。所以就是说，从延安时期到后来、尤其是解放-1949年前后-包括进行的各种“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洗脑”就变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最突出的特征表现在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美国的这些俘虏，许多受到大规模的思想的扭曲改造，而且还有21个人投诚、往中国来，不回去了，叛国了。这些回到美国的士兵，表现出了非常奇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著名的记者亨特就研究这批人，他写了两本书：1951年写了一本《红色中国下的洗脑》；1956年，写了一本“洗脑：美国和英国的士兵如何战胜挑战洗脑的”（《洗脑：它的历史；极权共产主义政权对其的使用；以及反抗它的美国和英国士兵和俘虏的故事》）。所以“洗脑”是跟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的。

但是我想说一下，我们在今年五月底，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邀请了21位学者来探讨“洗脑”。“洗脑”在中国如此重要，跟中国政治史如此地连接紧密。但是，在中国研究里面，很多重要的英、美的这些外文的这些中国研究，都没有用“洗脑”这个词汇，或者说都不敢用这个词汇。我们觉得这个词汇在中国的研究里面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有21位学者认真的来从各个方面探讨“洗脑”，从目前探讨的“洗脑”，我们可以看到跟中国紧密地相关联。

但是，“洗脑”它有悠久的历史。有学者也都追溯它的悠久历史，像我的研究里面，我就说：从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把囚犯放在洞穴里边，给他们传播虚幻的理念，让他们见不到真的太阳。最后他们相信：墙壁上的幻影就是真正的太阳-，这样我们就看到，其实“洗脑”已经开始出现。当然“洗脑”的决定性的出现，转折点是在1919年，也就是巴甫洛夫跟列宁见面以后。列宁认识到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可以帮助列宁实现他的建设共产主义新人、建设苏维埃新人的计划。所以列宁把巴甫洛夫请到了克里姆林宫，而且让他在那小住，把他的研究全部写出来，帮助列宁对俄国人-或者以后的苏联人-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建设，大规模的“洗脑”。而这个“洗脑”重要的理论，跟列宁格勒1924年发生的一次水灾是有关系的。当时许多的狗、在这个水灾以后就把它们过去的很多的记忆训练全部都得消失掉了，就是把脑子给洗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洗脑”一方面跟巴甫洛夫这些研究是有关，另外跟宗教也有关，因为中国-包括佛教里面的“洗心革面”-跟“洗脑”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而在巴甫洛夫的研究过程中，巴甫洛夫的身世-因为他是从一个非常浓厚的宗教家庭出来的-他跟斯大林一样，都受过非常正宗的东正教的教育。其实“洗脑”跟天主教历史上的、尤其是16、17世纪的在西班牙发生的宗教法庭审判也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宗教法庭用它的暴力来对老百姓进行转宗的教育，或者是迫害异教徒、或者对有异教思维的人、或者有所谓的不正统的思想进行强制“洗脑”，这些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主要的“洗脑”应该说是跟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从1919年，列宁跟巴甫洛夫运用他的条件反射的心理学。以后也影响中国，因为中国无论是康生、王明，还有就是建国以后-中共建政以后-的包括郭沫若，专门在北京还开过一次全国的心理学的大会，就在向巴甫洛夫学习，用巴甫洛夫的理论来建设新中国。这里可以看到，在整个的“洗脑”发展过程中，应该说“洗脑”是跟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跟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怎么样运用这个“洗脑”工具？中共整个在追求政权和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一个，就是用大量的政治运动-无论在延安时期，搞思想改造、整风，到了以后“三反五反”、反右、向党交心运动；以后再有“四清”。。。而文革，应该说是小规模的、或者是小范围的运动“洗脑”的失败以后，进行的一种全国的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洗脑”。中国共产党当政以后，把运动、把学校、把监狱、把各种工具都用起来，来强化它的“洗脑”，而在共产党的整个统治中国的顶峰时期，是借助文革。其实文化大革命，就是它建立社会主义新人、进行全民“洗脑”的一个最重大的工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洗脑”应该作为中国研究里面一个重要的研究的题目。同时因为“洗脑”涉及到很多心理学的和西方的哲学、宗教学、政治学、还有脑神经的各种研究，所以我们这个会议，尤其是我的论文，把西方的百年的洗脑理论系统的整理（出来），我们希望西方的学术研究理论跟中国的案例-尤其是历史的和当下的这些案例-能够协调起来，帮助中国人认识什么叫“洗脑”，从而我们可以防疫、怎么样能够保持自己的大脑的清洁卫生，保持我们的清醒。

法广：到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府的“洗脑”方式是否有了新的变化？

夏明：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应该说跟前面的两个时代-一个是毛泽东时代“毛时代”，另外一个当然是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应该说它们有三段不同的演变，像我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古典的“洗脑”方式，就是完全用暴力来改造灵魂、改造心，毛泽东用这种粗俗的运动的暴力的形式是比较多一点；后面到了现代，尤其我们刚才讲到巴甫洛夫，他的心理学被运用以后，许多更精致的一些武器-尤其是心理学的武器-，无论是对个人的情景心理的掌控、或者是控制、或者对我们生存的环境，尤其是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社会环境的这个控制，给我们带来的压力，这里面就有一种现代“洗脑”的发展。

但是到了21世纪，我们就会发现有一种高科技的“洗脑”。高科技的“洗脑”主要是在药物、脑神经的控制下面，同时利用当下的主要的计算机、电脑的科学和社交媒体-大规模的无所不在的社交媒体-高科技的这些-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还有大监控-，我们看到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应该说，习近平的洗脑方式进入到了高科技的阶段，但是并不是说他完全放弃了前面的、毛泽东的粗俗的暴力，他现在还在用-我们看到，他不论对新疆还是对异议人士都还是用粗俗的暴力，尤其是宗教迫害。

另外，他还在用邓小平时代当时的一些心理、宣传战术、欺骗。但是，今天习近平当然有一种集大成的发展，用我们的书里面的一位作者吴国光教授-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写的一篇文章，就专门谈在毛、邓、习三个阶段不同的“洗脑”，他总结说：这三个阶段不同的“洗脑”是：毛的时代是“灌”，强制灌输；到邓的时代、江的时代，就是“骗”，主要用精致的方式、用宣传的方式来骗你，尤其是用物质利益，其实就是叫用“胃”洗脑，就是通过掌控你的“胃”来控制你的“脑”，尤其是把人的思想、想法和动机，从你的“胃”往下去引，而不是让你升华到“心”或者“头脑”。然后到了习近平时代，他把它总结成一种“战”，“战”就是一种认知战。现在习近平知道：要完全像毛泽东一样的用威信、或者用强控能力、完全能够把老百姓的脑子给洗净，好像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认知战”，就是给你放出各种混乱的信息，尤其是在官方的媒体都给你放出各种混乱的信息，让你的脑子被搞乱，这样你就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所以这个认知战，其实就是要向大脑开战，最后把人的大脑给毁掉。如果我们知道中共的这个三阶段的“灌”、“骗”和“战”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当下在习近平的认知战下面，他“洗脑”的-无论是工具、还是他的战略，还有他自己的这种自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工具当然有药物的、甚至催眠术的、社交媒体的、高科技的、干预我们的脑神经的，中共已经开始对基因进行各种编辑等等，包括生化武器的运用、改变我们的各种生活等等。所以就可以看到：他的技术含量是急剧提高：高科技、大监控、大数据。另外，一方面，他的“洗脑”规模急剧提高、急剧扩大，因为原来在毛泽东的“洗脑”下，他是控制自己的老百姓，把老百姓变成愚民、能够受到他控制。但是你可以发现，习近平今天把他的手伸出了中国。他现在有一个长程的洗脑。首先在台湾，我们这次论文里边有台湾的教授李酉潭和台湾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杨琇晶，他们提交了关于中共在台湾展开的“认知战”，对台湾的媒体进行控制。另外，我们这边有余茂春教授，余茂春教授在川普时期给国务卿彭佩奥做中国事务顾问，他专门写了中共在外交场合的“洗脑”。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在毛时期，主要是针对国内、洗中国老百姓的脑；但是，今天习近平的野心让他要控制海外：不仅要控制台湾、香港、控制海外的华人，同时，还在外交场合、在大外宣、或者通过孔子学院、驻外机构等等，他想对外国人进行某种洗脑。根据余茂春教授的研究，其实在美国，有很多的精英人物-无论在华尔街经济精英、还是在华盛顿政治精英、还有各种说客、游说集团-，他们都被中共所利用，成为中共长程洗脑的机器的一部分。所以我可以看到，在习近平的统治下面。洗脑有了许多新的变化。

法广：二十一世纪高科技下的“洗脑”以怎样的形式呈现？

夏明：对，我们现在讲的高科技“洗脑”-可惜我们这次研究没有邀请到心理学家，没有邀请到神经学家或者病理学家-，我们这里边主要是政治学、哲学、历史、宗教学、社会学和大众传媒，还有文学等等，这些教授来研讨的。所以我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研究，现在高科技里边主要是涉及到我们的大脑神经。但是我在研究里面，总结了西方过去百年的这个“洗脑”的理论的发展。我把重头三分之一是放在了“高科技的洗脑”。高科技的洗脑主要是对我们的大脑。大脑对于认知的一种场景，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有许多的切入点是可以控制的、或者是可以干预的。所以现在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进行过这种对大脑操控的研究项目。但是，他们认为，这种研究项目只会伤害大脑，其实没办法明确的控制，所以西方国家基本上放弃了研究。但是中国没有（放弃）。

中国现在其实吸收了许多西方国家过去的-包括学术-研究，它自己也更没有限制和底线地对我们大脑的控制进行各种研究。现在我们通过已知的、看到的，它无论对精神病院的运用来迫害异议人士、还是对人体的基因进行编辑，这些你可以看到：中共是想用高科技来进行的（洗脑），所以这里面主要是对我们的大脑、脑神经通过药物的干预，通过这种毒品各种的干预。这是目前的主要的发展。另外一个，当然是社交媒体。根据目前西方的研究，社交媒体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心理状况，而且对我们的脑神经、对我们脑的长期的演化的结构是有急剧的影响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共也其实在用大数据、尤其是运用到各种算法在影响我们用的社交媒体。腾讯本身就有很多的数据设置，就要引导舆论、就要管控人们的思维、就要控制我们所说的一些敏感词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药物、催眠术、社交媒体、脑神经的干预，所有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同时还有一种深度的一种伪造，很多东西、它可以用深度的伪造，比如用音、或者是形、影像等等来进行各种的造假。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各种“洗脑”对我们大脑的新的攻击会越来越复杂，我们怎么样必须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同样，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洗脑”的初衷和它的手段及目的，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这对我们来说，在高科技下更要提高敏感性。

 法广：“洗脑”打造了一个怎样的中国社会？具体对中国民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夏明：对，其实“洗脑”跟“启蒙”它们两个结成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人类社会不断地在追求启蒙，尤其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以后，人类不断地追求个人解放，追求用理性来认识这个世界、能够控制我们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用蒙昧主义，蒙昧主义就是想操控我们的情感，煽动我们的情绪，同时削弱我们的理性思考，然后用暴力来引导我们的行为，来为“洗脑者”服务。因为我们所说的“洗脑”，就包括洗脑者和被洗脑者。所谓的“洗脑”就是洗脑者有目的的、用各种系统的手段和方法，让被洗脑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彻底改变他的信仰或者认知。而这种彻底改变他的信仰和认知，导致被洗脑者的行为最后是要伤害自己的个人的利益的。所以当中国长期进行“洗脑”的话，那你就可以发现，中国人的许多的利益是受到了伤害，其中最大的，就是中国这个社会“蒙昧状态”在共产党以后其实是没有改变，也就是“五四”以来的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是没有离得越来越近。相反，可能离得越来越远。这是整个对中国的影响，就是蒙昧主义盛行。当下中国的蒙昧主义还是非常浓厚，这是第一个；如果有这种蒙昧主义，那你就可以看到；许多老百姓的集体无意识的蒙昧主义的行为方式，受到国家或者政党各种操控和煽情，其实你可以发现：个人丧失了个体性，丧失了个人的尊严，同时丧失了个人怎么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同时参与决定国家和历史命运的能力，这是另外一个缺陷；第三个恶果就是：根据当下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就是我们的脑细胞、或者我们整个的细胞，它的进化过程中，不仅是有生理上的基因选择，它的现在的社会基因学里边，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细胞，其实跟社会环境发生应对，发生应对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社会大的发展、或者就像耶鲁大学教授Christakis他写的一本书叫《Blueprint》也就是“蓝图”。在这本书里，他就讲到：其实我们的历史的整个大的发展，这个弧形，总的来说是走向进步的。人类为什么在过去几千年，从蒙昧不断地走向启蒙，其实历史是在不断地进步。但是可惜就是当中国由这个国家进行全方位的、对14亿人进行系统的“洗脑”，中国这个社会就会丧失我们所说的这种历史的弧形，总的是向进步的方向走。其实中国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们的道德会更堕落、我们的知性其实会更延缓发展。另外，这种社会环境形成一种社会的戾气会增加，或者就会说劣币会淘汰良币，所以我觉得“洗脑”的最大的危害，就是让中国的历史发展-也像许多的中国的观察家或者中国老百姓也讲了-，就是每一次在我们重大的选择过程中，我们总是选择最坏的选择，恐怕这是“洗脑”给中国的历史发展、给中国的命运带来的最大的恶果。

文章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