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壓、監視、恐懼與創傷：一位維吾爾詩人筆下的新疆

企鵝出版社本週出版了塔希爾·哈木提·伊茲格爾的回憶錄《等著在夜裡被逮捕》。 LEXEY SWAL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塔希爾·哈木提·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眼看著公園變得空無一人，烤饢店的窗戶被木板封了起來，他的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被帶走。

他屬於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維吾爾族，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維吾爾人世代居住的新疆對他們進行鎮壓。但鎮壓的手法在2017年變得更加可怕：數十萬人消失在政府設立的大規模拘禁營中。數百萬人生活在嚴密且日益加強的監視之下。

知名詩人和電影導演伊茲格爾擔心，當局將在不久的一天來抓他。所以，他做了只有少數人設法做成的事情：2017年夏，他和家人一起逃出了中國。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的郊區定居下來後，他把那段經歷寫了下來。

企鵝出版社本週出版了伊茲格爾的回憶錄《等著在夜裡被逮捕》(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他在書中用自己對細節的敏銳洞察力，描述了中國的政策對生活在這些政策之下的人民的影響。

學者和記者們已描述了針對維吾爾人的監控系統的詳細架構。其他流亡的維吾爾作家和知識分子也寫過回憶錄。但很少有人擁有像伊茲格爾那樣的親身體驗和分析敏銳度，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教授雷風(Darren Byler)說，他是研究維吾爾文化和中國監控的主要學者。

「這本書對生活在那個時刻是什麼樣子給出了界定性描述，」雷風說。「十年或20年後，如果人們想了解那一刻的話，他們會讀這本書。」

在大多數維吾爾人出國旅行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的時候，伊茲格爾在飽嘗了幾個月糟糕透頂的官僚程序，鑽了一個罕見的空子之後，設法為全家人辦了護照。一出來，他馬上就開始寫回憶錄，他說，因為記憶仍然清晰，創傷尚未癒合。「我邊寫邊流淚，」他說。「痛感仍劇烈。」

把伊茲格爾的詩歌和回憶錄翻譯成英文的歷史學家喬舒亞(Joshua L. Freeman)說，伊茲格爾的敘事捕捉到了大量的細膩情感。

喬舒亞說，回憶錄揭示了「被這個制度壓制的人和屬於這個制度的人都面臨著矛盾、幾乎不可能的選擇、不確定性，以及不同程度的憂鬱。」

已把伊茲格爾的詩歌翻譯成英文的歷史學家約書亞·弗里曼與他合影。 LEXEY SWAL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可以說，伊茲格爾對執行中國政策的維吾爾族基層官員做了精雕細刻的性格研究，讓人想起普裡莫·萊維和埃利·維塞爾的作品。

比如渴望當公務員的年輕女子古麗江沒有其他機會，只能靠監視伊茲格爾所住公寓樓的居民掙點微薄的工錢。伊茲格爾和妻子看著古麗江手持活頁夾在公寓樓進進出出時，對她只感到憐憫，但當她採用了中共官僚的那種做作語氣後，他們感到不寒而慄。（伊茲格爾提到大多數人時用了化名，並改變了一些身份細節，努力保護他們免受中國當局的報復。）

還有艾克拜爾和米吉提，這兩名負責監視伊茲格爾和他的朋友們的警察多次糾纏著他們，叫他們請自己吃飯喝酒。

2017年夏，鎮壓進一步惡化。伊茲格爾收到了一個又一個朋友被關進拘禁營的消息，許多人是穿著睡衣被抓走的。女兒們夜裡入睡後，伊茲格爾開始準備暖和衣服，等待敲門聲，好幾個小時不能入睡。他想在輪到自己時有所準備。

「如果有人半夜來敲我的門，我的計劃是先穿上這些暖和衣服和秋天穿的鞋，然後再去開門，」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伊茲格爾說，他的人生觀部分地受到他在超政治化環境中長大的影響。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時候，伊茲格爾在喀什市外的一個村子出生，他去北京讀了大學，曾積極投身於學生領導的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運動後來被鎮壓。伊茲格爾畢業後留在了北京，被分配到培養未來官僚的中共中央黨校擔任維吾爾語教師。黨校的工作讓他感到窒息，他很快就離開那裡。

他曾打算去土耳其學習，遠離中國的審查制度，但在1996年出境時被拘留。即使在那個時候，想離開中國的維吾爾人也受到懷疑。他被指控試圖將國家機密送交境外，被判處18個月有期徒刑，再加上18個月的勞教。他說，那段經歷對他在後來的鎮壓到來時能預期什麼有所幫助。

到2017年時，中國政府的鎮壓手段在數位技術的幫助下已變得更加先進。他曾試圖暗中破壞政府的一些控制手段。政府為追蹤活動人士建立了一個龐大的DNA數據庫，在刷臉、錄他說話的聲音時，他用了電台播音員那樣的清晰發音，試圖阻撓當局。但那之後，他和妻子意識到，是時候尋找出國之路了。

人類學家雷風是講述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進行監視和大規模拘禁的書《營中記事》(In the Camps)和《恐怖資本主義》(Terror Capitalism)的作者，他說，在認識關鍵因素，有效地應對一個高度不透明的體制方面，伊茲格爾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

「在我認識的人中，他是最擅長搞清楚那個體制如何運作，如何從中獲得生存所必需的東西的人之一，」雷風說。

來美國後，伊茲格爾當過九個月的Uber司機，現在他是一名兼職影片編輯。他的大部分時間花在寫詩歌和文章上，包括一本關於他在中國勞教所經歷的回憶錄。

伊茲格爾說，他認識到為維吾爾人的困境提供證詞很重要，尤其是在他們的生活受到如此嚴密的監控、他們的文化和故事被系統地抹去的時候。隨著研究人員和記者試圖搞清楚中國鎮壓運動的各個方面，他的證詞有助於他們進行核實。

但他說，一再講述創傷經歷的過程本身有嚴重後果。這樣做經常讓他感覺自己是個受害者。

「我不想為了讓別人可憐我就談這些事情，」他說。「那些事情真的對我有傷害。但如果我因為這些原因不說話，那就沒人會知道這些故事。」

家人和朋友被抓起來送進拘禁營的消息讓他充滿悲傷和內疚。他曾經好幾個月無法擺脫被追捕的噩夢。「雖然我們在美國生活得很安全，但我不能說我們已經徹底逃脫，」他說。

他說，許多讀者可能會覺得他在回憶錄中講述的故事與他們無關，因為他們將其視為生活在威權主義國家的人的經歷。但他已經學到的是沒有絕對的安全，伊茲格爾說。

「這個世界很小，人類的命運越來越交織在一起，」他說。「我希望讀者不要忘記，不幸的事情能毫無預兆地降臨。」

Tiffany May自亞洲為《紐約時報》報導新聞，她於2017年加入時報。點擊此處查看更多關於她的信息。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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