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推出“一带一路”倡议时，受到各国的欢迎，但十年过去了，这个大型基础建设计划近年风光不再，且饱受贪腐、债务、高利贷和劳工剥削等争议。
从中国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来看，北京自诩“一带一路”十年有成：截至8月底，中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合作文件。2013-2022年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年均分别增长8.6%和5.8%，与各国的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
“一带一路”十年有成? 弊大于利?
但观察人士说，魔鬼藏在细节里，部分项目虽带来基建效益，但衍生的贪腐、债务痛感和经济依赖等困境，却让部分签署国对这个可能耗费中国上万亿美元的大型基建方案有了“弊大于利”的评价。
以重点区非洲为例，“一带一路”似已不再受到高度青睐。据美国波士顿大学中国与全球发展倡议的调查，中国20年来为沿线非洲国家一共提供1700亿美元贷款，但自2016年达到280亿美元的高峰后，贷款额就直落至2021年的12亿美元和2022年的10亿，是史上新低，究其起因为各国受疫情、经济困境和债务所苦及政策转向之故。
究竟“一带一路”这个打着“五通”招牌的大撒币工程为何不能让北京坐收“让沿途各国老百姓都成为中国粉丝”的预期成效呢?
美国之音从其“五通”目标，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整理出五大争议如下:
争议一：政策沟通下的贪腐问题
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全球中国中心位于日本的非常驻研究员邱芷恩(Niva Yau)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若以三大争议项目来论断，即中亚哈萨克边境的霍尔果斯(Khorgos)陆路口岸、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及马来西亚尚待完工的东海岸铁路，“一带一路”堪称败笔，因为“这三大工程的共通点就是贪腐太严重。”
邱芷恩说:“我认为，这些项目凸显了一带一路的最大败笔，那就是大量的贪腐问题，这背后肇因是中国只和当地精英阶层打交道的作法。”
邱芷恩说，“一带一路”十年来的最大受益方是地主国的既得利益阶级，例如他们透过哈萨克霍尔果斯陆路口岸的进出口隐藏关税来图利，又例如，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Najib Razak)面临的贪腐指控也聚焦在他与中国的投资合作项目，包括一度因造价争议而停建的东海岸铁路。
而斯里兰卡的亲中权贵拍板兴建汉班托塔深水港，却导致政府破产，落得必须將港口出租给中国抵债99年的命运，也冲击到周边60万农渔民的生计，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邱芷恩说，中国让地主国精英朋友圈坐享红利，但“一带一路”只重贸易和设施联通，却无意“导正这类(贪腐)的治理模式。”
争议二：设施联通下的重利导向
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威廉玛丽学院研究实验室AidData的高级科学家阿玛尔·马利克(Ammar A Malik)也告诉美国之音，“一带一路”基于“合作共建”，侧重开通设施，却忽略对地主国的发展远景责任。
他说，中企在盖基建工程时，通常沿用地主国的法规、项目风险、工程安全评估和环评等标准，不像西方國家着眼地主国的永续发展，导入较高的工程或环境标准，因为，中企多是带着做生意的心态、来“合作共建”这些工程，而无意参与地主国的长远“发展”蓝图。
马利克说：“相较于世界银行或国际金融公司(IFC)的(援助)模式，中国人(对地主国)缺乏(长远)发展的计划方向。他们着眼的是商业利益，他们比较像银行家，只在乎准时完成项目并确认及时回收报酬。他们也不导入任何标准。”
他说，“一带一路”规模庞大，在这种利益导向的开发思维下，反让地主国深陷原本就面临的发展瓶颈，如贪腐、落后的环境法规和劳工权益保护等问题，而无法提升。
马利克还说，中国带着资金来鼓励铺桥造路等联通设施，因此，对部分地主国来说，基建开通的前几年带来的经济效益都很正面。不过，对部分财务不健全、也无力评估可行性的国家而言，往往动辄过度借贷、建设，而落下设施闲置或还不出债务的苦果。以非洲南部的赞比亚为例，积欠外债高达186亿美元，其中，中国是积欠约40亿美元的最大债主。
争议三：资金融通下的债务陷阱
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充沛的资金，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据AidData的统计，中国于2000-2017年对全球总额达8430亿美元的贷款中，只有5%属于无息贷款。
另位于北京的睿纳新国际谘询公司(Development Reimagined)也曾向美国之音透露，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借贷鲜少是无偿金援助或无息贷款，除了中国输出入银行提供的贷款利率可低至2%外，其他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可能高达7%-10%，端看各国的经济条件。
这样的高息贷款，让“一带一路”长年饱受各国批评，指控中国是到穷国放高利贷。
“一带一路”的另一争议是，过度借贷让签约国深陷“隐藏性债务陷阱”，最后必须出让港口或矿产股权等资产来抵债，例如中国中远集团因此取得了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67%的股份。东非国家吉布提对中国债务也曾占其GDP的80%，可能因此将重要港口的控制权交给中国，让解放军于2017年在吉布提设立它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AidData的马利克说，这些基建案都是地主国要求、也同意兴建的，本该如期还款。但多数借贷国因受到新冠疫情和美元升值的影响，恐已爆发财务危机，还不出款。他引述国际货币组织(IMF)的调查说，开发中国家的财务困难在过去15年间几乎倍增。
他说，进入还款期的地主国未来亟待中国伸出援手，提供“纾困贷款”，以借新还旧，避免债务违约。
但据AidData今年5月发布的调查称，中国的紧急纾困借贷可不便宜，平均利率可能高达5%，远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约2%的利率。
争议四：贸易畅通下的中国产品倒灌
多数“一带一路”签署国都冀望，随着海陆运等基建的联通，各国能提高对中国的出口，但往往事与愿违。
意大利是最新一个打算退出“一带一路”的国家，背后的原因就是从这方案得不到好处。
意大利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Guido Crosetto）7月底批评，加入“一带一路”是个“即兴和糟透的”决定。他在接受美媒CNN专访时甚至夸张地说，3年来，中国对意大利出口成倍增，但意大利对中国“只卖出一批橘子”而已。相较法国，没加入“一带一路”，却能对中国卖出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飞机。
大西洋理事会的邱芷恩说，设施联通本来就有利于中国更有效率的“倒灌”中国产品到各国市场，这是不少和中国签有双边经贸条约的国家或在洽签“一带一路”前就有的经验。
AidData的马利克也说，中国不会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就反转对各国的贸易逆差。
马利克说：“中国的作法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有责任要反转贸易逆差。他们认为，这是地主国政府的责任。他们只是到当地做生意，若能在一个有利于竞争的市场，取得对他们有利的商业结果，当然最好。”
除了贸易逆差，邱芷恩说，部分“一带一路”地主国还得付出政治代价，例如马来西亚得看中国脸色，不敢挺身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又例如，哈萨克斯坦放任中国公安在两国共建的经贸区抓捕哈萨克斯坦的公民，扩大长臂管辖权。
争议五：民心相通下的劳工剥削
各国引进“一带一路”工程，最大受益者一度是中企和数十万名的中国劳工，引发各国基层劳工的反弹。後來中企释出工作机会，并提供地主国劳工在职训练，大西洋理事会的邱芷恩认为，这是“一带一路”少数值得赞许之处，虽然后续是否导致各国和基层劳工对中国过度的经济依赖还有待观察。
不过，中企的劳权观念并不佳。
据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观察”2022年底发布的调查发现，连大量远赴他国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工人也抱怨，曾遭受招聘欺骗、扣押工资、暴力对待、或于防疫期间遭人身自由限制、被退伍军人联合当地警察监视等侵权苛待。
“中国劳工观察” 执行主任李强表示，今年以来，“一带一路”受到中国经济疲软的影响，外援也明显放缓，影响到工程款和工资的发放。
李强告诉美国之音:“它（中国）放开（防疫）以后，很多工人就可以自由流动，可以回国，机票也下降了，但目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很多工程款被拖欠，拖欠之后，它(中企)反过来就是拖欠工人工资，很多时候工人被拖欠三四个月（工资），甚至他有的时候是回国才结算工资。”
“一带一路”2.0的出路
对于“一带一路”衍生的争议，位于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欣认为，各国国情不同，中国不干涉内政下，各国出现一些状况也是可理解。
他以书面方式告诉美国之音，“一带一路”十年成功地“扩大了中国的朋友圈，扩展了中国投资和经贸联系，帮助不少发展中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特别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全球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
展望未来，他还说，“一带一路”“2.0版预计将会更加重视绿色发展、新技术结合和更加合理的互惠互利模式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充分合作。”
AidData的马利克则说，“一带一路”2.0版除了凸显绿色和高科技的底色外，还得强化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标准，或才可能重新获得青睐。
但大西洋理事会的邱芷恩认为，“一带一路”十年毁誉参半，除非中国做出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承诺，提高海内外的治理水平，否则“一带一路”的招牌很难重新擦亮。
邱芷恩说:“除非中国矢志提升国内的良好治理，并将好的治理模式带到海外，否则无法真正提升许多‘一带一路’地主国的地位，至他们加入‘一带一路’时，相信可以达到的目标。”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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