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知名作家李怡成功不是终结，失败不是终结，唯有勇气才是永恒
“孤家尽毁千年史，最可怜一片江山”，二○二二年十月五日，李怡在台北去世。一九四八年，李怡从中国逃难到香港。他从小接受中文学校的左派文化教育熏陶，中学毕业后在左派机构任职，后创办立场亲共的《七十年代》杂志。直至一九八一年，他才南柯梦醒，脱离左派，转向自由民主价值，并在一九八四年将杂志更名为《九十年代》。他的一生与书籍和文字分不开，除主编杂志外，也曾参与创办及经营一度是香港最大的出版社的天地图书公司。那时，他编辑的杂志、出版的书籍，大部分读者来自相对封闭的中国和台湾，反而香港读者较少，“大部分香港市民觉得一切都是无偿地得来，反而不会珍惜那种阅读自由”。
二零二一年四月九日，李怡飞抵台湾。一直保留他最后离开香港时的那张登机证，并拍照存档于手机内。李怡的好友邱近思写道，对已年高八十五的李怡来说，由港来台可说是整个人生连根拔起，一切从头开始，其辛苦可想而知。《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后，其条文广泛且模糊，基本上任何人只要发表任何意见，引起他人对北京政权的负面看法，就算触犯了《香港国安法》，有可能被送往中国审判。李怡不止一次在受访时表达忧虑：“我不想与香港割断关系，但《国安法》实施后却不能不在搁笔和离开中做选择，因为房间里的大象你不能假装看不到。而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写，这个我做不到。”他曾说一生只相信自由。一辈子只追求一样东西，就是自由。 搁笔，他觉得还不是时候，离开香港便成为唯一能完成最后人生的选择。他不免为背离香港而感到不安，但后来多少释怀——与其作为沉默的殉道者，能如实记录下中港台的部分历史和香港曾经的辉煌也很好。尤其要警醒后代：自由不能通过血脉相传，需要每一代都能珍惜、捍卫，否则像香港一样，自由一下子就毁掉了。
李怡生命中最后的一年多，在台北撰写《失败者回忆录》，缕述其立场转变，他对香港前途的看法也因近年的社会运动而彻底改变。他直指包括自己在内的“爱国民主派的错念”对香港的沉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几乎是唯一一位深切忏悔，在观念更新上走得最远、跟年轻一代本土派和独派实现“无缝衔接”的老一辈民主派人士。
在一时一地，笔打不过枪，诗战胜不了坦克。李怡承认：“在事实敌不过谎言、真理敌不过强权的世界，在权钱色骑劫所有价值体系的世界，作为一个忠于自己的写作人，很难避免不停地产生挫败感。”但他引用邱吉尔名句“成功不是终结，失败不是终结，唯有勇气才是永恒”来自我勉励。陶杰评论说：“其时代之云天壮渞，人事之湖海险奇，足以为香港史不为人所知的珍鉴。他自慨‘失败’，自怜于一个枉费心力的华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生，但他的一生并不失败，失败的只是鲁迅论定的中国人，以及其土壤的文化中国。……‘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他见证了香港的兴衰，而且秉持良心和原则，以一生心力，尽了一个读书人应予的义务。香港这个一度的国际经贸大都会，独欠他一具铜像。”
逆权运动失败后，很多参与者入狱（被捕者超过万人），更多人流亡——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多半独身一人，没有家庭牵累，亦不用处理财产，他们拥有更强的语言能力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香港人能像犹太人那样创造自己的流亡文化和社群吗？
莫炽韬出生于“根正苗红，渴望为共产党做牛做马甚至做鸡”的家庭，但运动过后，他在价值观上与家人决裂，毅然流亡澳洲。他代表独派的香港民族党在澳洲国会和澳洲社会发言，在香港移民社群引发争议。他批评那些从未参与过反抗运动的“港猪”（没有觉醒的香港人）纷纷移民是“吃人血馒头”，而他与香港学生会的同仁，“就是要将对中国的仇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三省吾身谨记，千里迢迢流离五洲七洋是有因有由”。他痛批在澳洲香港移民的懦弱龟缩和思想落后，“上一代没有接触过香港近十年的变化，不了解本土思潮的兴起，脑中甚至仍是‘建设民主中国’，但又懵然不知连‘六四’集会都会触犯《国安法》”，“香港移民来了好几代，累积了资源又不用，我只是那个把炸药拿出来引爆的人”。他发现澳洲的移民政策对香港人颇为友善，因为香港输出的人口大多数是接受了十五年教育，人人身怀一技两文三语，香港的技术移民有价有市，你不会看到澳洲政府开移民优惠条款给其他国家的人，就只有香港人有。他因此产生了进军澳洲议会，进而影响澳洲对中国和对香港的外交政策的想法。对于香港的未来，他认为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觉得大家去接受香港已经死亡，是比留恋香港这件事更好。……宁愿去接受香港已死，然后每天像反清复明那样把事情地下化，都比习惯身边一切好”。香港人应当暂且逃离中共的纳粹式灭绝，接受世界各国抛出的不同的救生艇，来一场敦刻尔克大行动，重整实力后，未来才可能有一场光复香港的诺曼底登陆。
“真的到了非走不可的情况时，也只是一日之内的事。”香港学运和社运领袖张昆阳摆脱跟踪的便衣警察，“即时买机票”，折返回家，收拾简单的行李，留下字条向家人交代，轻得连离开也没有说明白。“被时代拆散，才道别那样难，能道别的只有老猫，在最后四周回望前，轻轻蹲下一拥。”在去机场路上，他拿出手机拍下从车窗外一晃而过的景物，这一切将成为回忆。 从早上十一点被跟踪，中午一点决定要离开，直到飞机离开香港，飞出香港管辖范围，结束七小时多的惊魂，定下来的张昆阳才想到“早上还想着能捱得一日就一日，但忽然一个转折就离开了”。他的政治启蒙始于二零一二年的反国教运动，那场运动为一族热爱香港的青年打强心针，更重要的让大家可以彼此看见，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之后，他参与选举，将竞选口号由《自由之战》改为《以行动战胜恐惧》，希望公民社会不要恐惧、不要放弃，越多人站出来，就是用人数去展示公民社会仍然坚持。然而，他们未能阻止《香港国安法》实施，反抗运动被北京的铁拳击溃。他踏上流亡路，心中对家猫、伴侣和家人充满内疚，无时无刻都好挂念。他最大的流亡实感，是“四十七人案”后知道许多人将十多年都不能再见，“在之前他能想像的流亡，是当只身一人到一个陌生地方，打开一扇陌生的木门时，从今一切熟悉的一切归零，再无熟悉的布局，再无熟悉的住家饭，更无熟悉的枕头”。流亡的第一年，他承受着“近乎社会性死亡”，这一年没有人知道他身处何方，他亦不能让外人知道身处何方，“很多流亡了的人，有更多心声更多痛苦想说也没地方说”。他平生第一次独在异乡为异客，终于明白为何照顾好自己都是一门学问，自己都不能照顾好，又凭什么去照顾香港？他给心境留白，让自己沉淀，归纳过去、审视过去、反思过去，然后带着创伤重新出发。他也承认，流亡将是长期的，“打国际线”也是漫长而艰苦的工作，香港人很难像犹太人那样，流亡千年亦能保持民族的文化、宗教以及建国理想。无论如何，他踏上前往美国的旅途，“能够离开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世上已无香港，作为逃城的香港已被攻破，香港被利维坦一般的中国紧紧握在手中，留下来的人如同身处大监狱，艰于呼吸视听。但世上还有香港人，只要热爱自由的香港人还在，只要流亡港人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盗来清教秩序之火种，就必能迎来荣光重归香港那一天。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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