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新年将至，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的中国民众却仍在企业倒闭潮、裁员潮和失业潮中挣扎。处于生产关系两端的老板和打工人都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担忧、甚至绝望。他们在想些什么？在春运来临之际，对回乡如何打算？又将如何度过这经济寒冬？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深度报道。
“大陆边缘人”今年十二月初接受采访时，从上海回广州已经两周了。
这里离他在广东的家乡还有两百公里，比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可是要近很多，但他执意要住在朋友的宿舍里。
他想再坚持一下，找找工作，实在找不到再回农村老家。
“比起他我这根本算不上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大陆边缘人”只能用化名的方式和记者笔谈。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直观的方式来描绘自己的现状，给我发来了两张他之前在北京一位打工人室友的照片。
照片里，室友光着膀子，坐在上下床的下铺，手里捧着一包吃食。“边缘人”说，“这个哥们饿了两天没有吃饭，我给了他烤鸭。”
“边缘人”为了找工作，从广东去了北京，又从北京去了上海。他先是去跑网约车，但缴了3000元押金，才开了两、三天就放弃了。他简单算了一笔账，“我跑了12小时，在上海才跑了280，得跑300以上才有钱赚；”中途放弃，实际上他是倒赔了一笔钱，"押金也没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之后“边缘人”在上海工地找了一份小工的工作，但干了十几天就没活了。工资要到月底才能结清，我采访他时都还没拿到钱。
从上海回到广东，“边缘人”又开始在网上找工地的工作，但依旧很难，“失业的人多了，今年才出现这种情况，以往工地活儿是很好找的。”
“边缘人”说的以往主要是指去年，“以前天天招人,只要你是个人能干活都要。”他发现广州的工地今年少了很多；不止如此，他在邻市工厂做工的朋友快三个月都没拿到工资了。
但“边缘人”觉得自己还不算最糟的。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他又发来一张图片，图片中是一位约七十岁的老人把三轮小拖车停在路边卖空心菜的场景。“边缘人”说，“比起他我这根本算不上什么。”
不是秘密的青年失业率
“边缘人”这么说的时候，或许是觉得自己还年轻。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边缘人”在外漂泊已经有八年时间；他觉得只要自己肯干，一年挣几万块钱还不是问题。但今年招工屡屡碰壁，让他心生绝望。而整体上今年的就业市场也让中国的青年人无法乐观。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青年（18岁-24岁）失业率今年以来连续上升，6月份更是高达21.3%，创历史新高。到了8月份，统计局停止了公布青年失业率。而这些不连续的数据还没有包括“边缘人”这样的农村青年。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7月份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如果把那些躺平、啃老的无业者也算作失业，中国3月份青年实际失业率最高已达46.5%。
虽然无法直接获得当前的青年就业数据，但外界依然能从相关的数据中感知不同行业失业的状况。就用中国国家统计局12月中旬的数据，1—11月份，房地产企业房屋施工面积83亿平方米，同比下降7.2%；房屋新开工面积8亿7千万平方米，下降21.2%。
工地减少，用工自然降低。房地产数据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大陆边缘人”这样的工地散工今年找工难的原因。但不独房地产业如此，制造业工人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局。
"半点不做人"和"一点不做人"
“张伟”也是二十六七岁，他今年六月被电子厂裁员后，就基本处于失业的状态。为了安全起见，他也是用化名接受采访。
被裁员的原因，张伟说部分是因为厂里生意不好。他原先工作的这家武汉电子厂还是给韩国三星手机配套的，但订单依然填不满；他所在的车间四条生产线，只能开三条。
还有一个原因是太卷了。张伟在生产线上是做质检的，“就是看屏幕能不能通电，有没有瑕疵、光点一类的。”张伟是有大专文凭的，又是熟手，但依然难逃被裁，“问题是新来的更便宜”，他对工厂管理方抱怨比较多，“电子厂里领导半点不做人。”
这似乎是底层劳工面对的另一个现实，不仅用工绝对数减少，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加剧。
前面提到的“大陆边缘人”几个月前在上海退出网约车行业，部分原因就是网约车司机供应过剩，竞争激烈。“边缘人”当时就知道好些开网约车的人为了多挣钱、也为了省钱，“都是睡车上一个星期才回來洗一次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回来比较麻烦，又要耗电。本来你拉着客人到东边，你住的地方在西边，再跑回来就很累。”
失业这几个月，张伟和“边缘人”一样，也是通过网络找工作，但他们都清楚，现在网上找工作，往往口惠而实不至。
“招人的时候说高工价，进去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说辞退就辞退，”张伟说这些劳务中介和工厂厂方一样，“一点不做人。”
张伟所在的电子行业的就业情况相对房地产行业似乎还没那么糟糕，仍然有一些工作机会。但像张伟这种工人正在失去议价权。
“不好要工资了，失业的多了，人家就是爱来不来，有的是人找工作，”张伟说，这几年他一直在做类似的工种，但今年这个行当情况尤其萎靡；发现有工作机会，他要价五千一个月，但中介一般就还价四千。
对于四千元一个月，张伟已经无法接受。他反问说，“坐牢一个月四千哪个去？”之前他做的两家电子厂，他都不太习惯厂方的管理方式。张伟说，他和工友们都调侃这种流水线上的工作就像“监狱犯人织手套”，“手不停。坐端正，做什么都要喊报告；你说不是监狱是什么？”
石沉大海
与张伟相比，身在云南的皮卡丘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在社会阶层的分布上，皮卡丘与张伟、“边缘人”是处在不同的台阶上。张伟、“边缘人”都是出身农村，皮卡丘则是生在三线城市里一个所谓体制内家庭，在北京读完大学，他就回到家乡进了一家国企外包公司。皮卡丘是他的化名。
这本是一家职业相对稳定的公司，皮卡丘做的是国企计算机系统维护工作。但今年5月因为家庭变故，皮卡丘选择从公司辞职。7月份再出来找工作时，他就感觉特别艰难，“我发现基本投简历就是石沉大海。会联系你的，也基本上就是保险公司这种刷业绩的招聘。然后我父亲就让我准备考公务员，社区这些。”
这几个月，皮卡丘先后报考了一家事业单位有编制的岗位，社区网格员，医院信息科和大学辅导员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亲身体味到经济下行给就业带来的压力，“我前两天去报考了一个社区，总共招聘十五人，今天考试的时候有一千多个人去考试。”
皮卡丘201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是花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工作，但现在的就业市场比那个时候更严峻，“现在基本上我报名参加的考试，报名的人数比我才毕业的时候人数至少多了5倍。......很多连招聘条件不符合的都抱着碰运气的想法去报名。”
皮卡丘没打算回原来那家国企外包的企业，因为那里也已经留不住人了，“今年年底他们要投新的标，据我听到的小道消息至少还要裁一半人。”
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
无论“边缘人”、张伟，还是皮卡丘，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质：男性、青年人、有几年的职场经验。换句话说，在各自所属的行业里，他们都还不算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失业或待业，也容易被外界看见。而今年以来的失业大潮正在席卷不同的就业群体。
今年3月传出信息技术大牛、腾讯首个Web前端专家、47岁的黄希彤被裁，一时引发社会对中年人失业的关注。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8月份在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的同时，也停止了对25岁-59岁群体失业率的发布。6月份这个群体的失业率是4.1%。但实际上，即使有25岁-59岁的数据，也没有精准的中年失业率的数据。
尽管真实数据难以获得，但今年以来，从知乎到虎嗅网等社交媒体，再到各种传统媒体，有关中年失业的报道和吐槽越来越多。今年7月初，新媒体36氪发表题为《裁员潮下的中年失业危机》的报道，副标题是“不能停下的中年人，在尽全力寻找自救的方法”，一句话道尽了中年人失业的心酸。
另一个容易被遮蔽的失业群体是女性。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本来就比男性低，当失业潮来临时，女性似乎也更易被裹挟。北大国发院经济学者张丹丹202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就2020年疫情高峰的那一年，经历过失业的女性从业人员达到19.2%，男性为13.3%。报告还强调，女性的失业时间（152天）也较男性更长（104天）。不难想象，到今年，女性的失业状况相对于男性也很难有明显改善。
等式的另一端
在失业等式的另一端是风险加剧、陷入关闭危机的企业。
目前身在北美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任逍遥”（化名）关闭手里的三家房地产公司，用了差不多五年时间。他在疫情之前就已决定关闭它们，这几年陆续裁员，员工人数从高峰时期直属企业员工超过两百人，到如今只剩下每家公司一两人来维持、善后。
但任逍遥发现，他的员工出去找相似待遇的职位非常艰难，“实际上他们的技能都不差，但要找到一个新的职位，只能获得原先三分之一的收入，只有个别能拿到原先的50%；所以他们都不愿意走，我只能减薪，但减薪他们也不愿意走。”据他了解，那些已经离职的员工目前大多数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任逍遥关闭企业的过程，和目前多数陷于困境的同行业企业并不一样。2011年，任逍遥就发现了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的严重问题，他预感到这个行业迟早会陷入危机；从2016年起，他就开始收缩战线。2018年时，他手里还有土地和项目，本来打算看几年，等习近平下台后再重新开始运作，但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决定要撤的时候，就是因为习近平要称皇帝，要一直干下去，当靴子落地的时候，当他提上日程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全部清理掉国内的生意。”
任逍遥所指的是2018年全国人大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实际上为习近平无限期连任创造了条件。显然，任逍遥并不信任习近平主政下中国经济的前景。
任逍遥已经接近完全关闭的企业只是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企业遭遇的一个缩影。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官方网站今年2月的一篇文章，从2019年到2022年每年都有超过300家房地产企业申请破产。进入2023年以来，恒大、花样年和碧桂园等中国最大的一些房地产企业先后债务爆雷，更是引发了房地产业全局性的危机。而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房地产的危机又正波及大量相关产业。
“自杀的念头都有”
与任逍遥的房企不同，蔡慎坤做的是科技企业，专攻智能锁识别技术。他遇到的问题与任逍遥也不太相同，“主要是政府在主导一些大型的招投标，也就是国有企业在主导大型项目的招投标，所以我们这种企业在行业里边就慢慢被淘汰出局了，我们只能为国有企业做一些服务。”
蔡慎坤在经营企业的同时，常年坚持写时评，曾是凤凰网“十大最有影响力名博”之一；他经常在社媒上批评中国政府“国进民退”的政策，而他自己的企业就直接是这种政策的受害者，“胡温的后期，国有企业基本上都退出了竞争性领域，但2014年之后，它们又开始渗透到民营企业的领域；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无死角的，只要是民营企业有利润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已经占主导地位了。”
蔡慎坤的企业最好的光景是在2011、2012年，一年能做上亿产值；在被国企挤压了生存空间后，他们最近几年每年只能做两三千万的产值，而毛利只有两个点，“肯定是赔本的，两三千万的产值，也就是几十万的毛利，这要用于维持一个公司的运转；所以没有办法，公司的办公楼从大的换成小的，人员能减的尽量减，能找工作的鼓励他们出去找工作。”
企业前景暗淡，蔡慎坤三年前就打算把它关掉，但考虑到公司的员工还没有去处，迟迟没有做决定，“我是鼓励他们出去找工作，但他们目前还没有找到工作，所以就继续留下来；我跟他们讲，只要找到工作，随时可以离开，因为没有别的业务。”
但蔡慎坤透露说，明年无论如何都要把公司关闭了，光是养这些员工压力就很大，“中国的问题不仅是工资的问题，你发一万元的工资，你另外还要交给政府5、6千块钱，这些隐形的开支是非常庞大和昂贵的。”他细数到，这当中包括社保、医保、各种税收、医疗保险，还有残疾人基金等等。
无论是任逍遥，还是蔡慎坤，他们都提到了所在行业民营企业存在的普遍困境。任逍遥说，他一位可以称兄道弟的朋友在房地产业，曾经一个单品全国销售超过一百亿，但疫情前后他的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现在还在国内，他跟我分享近况的时候，自杀的念头都有。”
蔡慎坤在电子行业做企业的朋友面对的形势也非常严峻，“我这些朋友的公司，有的过去做得很大，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都感觉撑不下去，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是个别的现象。”
连续下滑的过程
外界很难从中国官方通报中获知今年企业，尤其是民企倒闭、关停的全貌，但依然有不同行业的情形通过各种渠道曝光。
据财经网站“钛媒体”报道，从企业征信“企查查”获悉，截止12月初，2023年中国已经有1.09万家芯片相关企业注销或吊销，比去年增加近90%，这意味着今年平均每天有31家芯片企业消失。另据澎湃网转载的餐饮业媒体“红餐网”消息，企查查信息显示，今年前11个月有近7千家农家乐倒闭。这个单子还可以继续拉下去，餐饮企业、服装企业等等。中国政府也承认，民营企业提供了中国80%的就业岗位。所以，在这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倒闭数字背后是无数被改变的打工人的命运。
对于中国今年出现企业倒闭潮、裁员潮和失业潮的现象，外界并不感觉意外。仅就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说，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从2018年开始就出现了严重下滑，中间只有2020、2021年短暂回升；今年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1154.2亿元，同比下降7.8%。与此同时，16岁-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从2018年开始统计，自那以来这个数据就一直呈上升趋势，2023年5月的青年失业率就比五年前的2018年整整高出一倍。中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职工人数也从2018年6560人，降到2022年的5775，降幅达12%。种种数据今年引发大量有关中国经济陷入通缩的惊呼。
外界对这个连续下滑的过程，多引用中美贸易战、国进民退、房地产泡沫破裂等等因素予以解释。更多人则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政府看作这一切败相的根源。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延续中共控制经济的传统，大力推进国进民退的政策，压制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政府以崛起大国的姿态与西方对抗，遭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和警惕，原先与西方关系紧密的生产链逐渐开始从中国迁出。
处在生产关系两端的打工人“大陆边缘人”、张伟和皮卡丘，和老板任逍遥、蔡慎坤都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表示悲观。
皮卡丘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和明末很像：经济崩溃，社会矛盾，还有一个很有想法、做事不切实际的皇帝。”
“大陆边缘人”则说，这样的政府公信力为零，“我对你不信任，我为什么要投资你，对不对？”
今年冬天不知怎么过
时间已近2023年底，新华社等中国官媒又开始宣传即将到来的春运。但民间对今年春运却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深圳华迈兴微医疗公司因为订单不足，今年7月份就发出放假10个月的通知，很快被推上热搜。有网友说，这代表一个时代的为了短暂团聚的迁徙大军已成为历史，不会再有春运了。而在12月初，社媒X平台就出现了广州等城市火车站打工者排队乘车的视频，有网友评论说，裁员潮、失业潮让很多人提前返乡，春运早就提前了。
被裁员后的张伟一直留在武汉找工作，在出租屋内干耗着不多的积蓄，他直言不敢回家，“没钱回家遭白眼么，今年冬天还不知道怎么过！”
“边缘人”在广州找工作仍没有结果，他说现在很迷茫，打算过几天就回老家，这一待不知要待多长时间。
身在美国西岸的蔡慎坤则说，他不打算回中国了，估计也回不去了。因为他在海外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国内警察已经几度上门骚扰他的公司和家人。
记者：王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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