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星期三

杨颖宇:剧协事件:事先审查开历史倒车

【寰宇古今】剧协事件:事先审查开历史倒车

 粤语组制图

新闻素有「七日鲜」之说,即一宗新闻大概一个星期便会丢淡。然而,上星期剧协与艺发局之间矛盾激化,不止不会丢淡,而且会在香港文化史写下一页,因为它标志着香港公民社会进一步沉沦。

事缘艺发局说收到「外界查询」,质疑其所资助的剧协第31届香港舞台剧颁奖礼「活动内容直接或间接对本局的声誉造成损害或不利影响」,决定扣减最后一期资助,康文署今年亦不会为颁奖礼提供或赞助场地。

换言之,剧协与艺发局24年的友好合作关系,突逢剧变。

艺发局随后发出新闻稿,解释有关决定的原因,次日剧协召开记者招待会,主席冯禄德以铿锵有力的声线对艺发局新闻稿的指控逐点反驳,例如剧协从来没有事前主动与艺发局商讨颁奖礼细节的传统;过往几年一直有为颁奖礼设立主题,这并非去年「新增」;颁奖礼一向有邀请非戏剧界人士作颁奖嘉宾;漫画家尊子和前港台记者蔡玉玲亦属文化艺术界。

新闻稿说「台上两位主持以『红桥』、『红线』为话题,意有所指、语带双关」。冯禄德质疑,政府从来没有清楚说明创作底线,甚么情况下才算违法。更有甚者,如果读者有看过相关片段,两位主持的确说过「红桥」,但没有说过「红线」,说的只是「嗰条线」。

原来,说「嗰条线」,已经等于说「红线」,已经戳到政权的痛处。

经过冯禄德的解说后,艺发局新闻稿内容不单站不住脚,而且不少地方很有商榷馀地。作为负责任的管理机构,理应按剧协的要求,收回有关指控。

可是,艺发局并没有这么做,取而代之的是文体旅局局长杨润雄出面支持艺发局,认为剧协的反驳「实属本末倒置、混淆视听,绝不认同」。

亲政府人士亦纷纷出来对剧协多踩几脚。《巴士的报》社长卢永雄撰文,以《被宠坏的孩子没有好下场》为题,将艺发局与剧协的关系比喻为母子,说孩子天天闹妈妈,妈妈不再向孩子转钱,「孩子甚为愤怒,控诉妈妈的行为影响了他的言论自由,质问为甚么不能骂人,为甚么不能讽刺妈妈。」

屈颖妍更直接,说「你骂谁都可以,只是不要用我的钱来骂我,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言论,反映出一个令人愤怒的事实:香港政府将公帑变成「我的钱」,用封建礼教的手法将一向平等的合作伙伴矮化为下级关系。这一点,香港专业戏剧人同盟副会长黄剑冰接受访问时亦指出,有剧团申请年度资助时,被要求提交下次演出的剧本。

说穿了,政治审查已经成为文艺创作的一部分。在国安新时代,剧团和戏剧从业员要有自我审查的意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审查在戏剧史上从来没有发生。相反,它一直是戏剧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戏剧史学家Steve Nicholson著有四卷《1900-1968年英国戏剧审查史》。身处多媒体、连电视也未必多看的今天,我们未必想象到,百多年前未有电视、收音机也只是刚起步不久的时代,戏剧的社会影响力远较今天强大。英格兰北部旅游城市、位于利物蒲北部的黑池,1878年落成的巨型剧院冬园(Winter Garden),出席开幕礼的嘉宾包括伦敦市长及其他68个城市的市长, 可见国家对戏剧的重视程度。

Nicholson指出,自1737年至1968年,英国公演的所有戏剧剧本,必须事先交由皇室宫务大臣(Lord Chamberlain)审查,而由于这是皇室家臣,其所作决定国会无权过问。这种做法,不一定是针对过激思想,例如1920年代著作戏剧作家Noel Coward有几部作品被禁止公演,原因系作品中颓废的上流社会生活,可能会激发工人阶层的不满。

战后,事先审查的做法越显过时,于是1968年通过了《戏剧法》,全面取消剧本审查。

如果上述的发展是历史趋势,香港近年的做法便是开历史倒车。

曾任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幕僚的陈云,著有《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系统追溯1950-2007年香港文化政策的发展。他说,政府运用公帑资助文化事业,所依据的规定和指引,「都必须有文化理想、价值观和美学判断支持」;没有文化理想和美学判断的资助,不以创意和多元化为本的资助,就会陷入「平庸境地」,忘了立身中正,「临事阵脚大乱」。

书中他引用社会学权威韦伯的话:「当一个官吏将自己比作一口巨大的科层机械的小齿轮时,他的兴趣不会是去更新机械,发挥更大效能,而只是在于仅仅成为一口较大的齿轮。」

这一句,似乎恰如其分述描香港文化艺术界今天的处境:这颗大齿轮正在辗平过往一切,推倒重来,在艺术的稻田插上国安和红线的秧。

剧协事件最有喜感之处是,如果说去年颁奖礼「嗰条线」大家笑完就算,现在是艺发局唤醒人们记忆,新闻稿内容等于此地无银告诉全世界「我就是施加红线」的那位。那么对艺发局声誉造成损害的,究竟是剧协还是艺发局自己,便不难知晓了。

文章来源:RFA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