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国安手术快速行军 香港内卷宿命难逃

一声令下，香港国安法本地立法快速行军，谘询期结束一个星期，法案刊宪登场，立法会随即首读、二读，估计下月中便三读通过，到时国家安全保障完备，不过香港将告别历史，成为北京可以安全掌控、重新打造的「国际城市」。

毫无疑问，北京可对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由近乎指定的特首人选开始，到官方审定的「爱国者」才能出任立法会议员，以至只有「爱国」才获委任的国安法官， 加上三年多前「港区国安法」的巨大威力和效应，反对声音已经式微，特区当局可以任何时候三读通过国家安全本地立法，根本无须谘询公众。

因此谘询的目标，应该是争取商界尤其是国际投资者的信任，求取西方社会的了解，所以国安法谘询报告花了不少篇幅，陈述不同民主地方也有国家安全法律，以示香港今次立法有例可援，有根有据，甚至可以说，立法目的是追上世界潮流，而非自绝于国际社会。

遗憾是，谘询报告以偏概全，一味指陈民主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国安法规，却挂一漏万，只字不提他们的国安措施内置于民主体制之中，也受限于人权保障制度，例如由独立审查专员定期检讨、人权事务委员会督导、媒体监察等等，与眼下香港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因此难怪外国商会大都对国安法表示疑虑，而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更严词厉色，批评立法有损香港的自由民主法治。

换言之，今次谘询不但无法取得国际认同港产国安法，反而成为西方阵营异口同声猛烈抨击香港的又一焦点。任由这些劣评发酵下去，不仅唱衰香港，令更多国际投资者望香港而却步，同时亦替中国外交添烦添乱，进一步损害仍待修复的中外关系。面对立法谘询引起反效果，当局却未能为外商释疑，倒不如迅速完成立法，转移工作重点，因为生米煮成熟饭，焦点自然转向执法方面，过去涉及法律内容的争议亦到此为止。

无疑，港产国安法提早出炉，当然悉从尊便，但也不能不顾代价。一是政府诚信，谘询是听取及采纳民意，以求得到民意的最大支持，因此一些建议没有采用，也要充分解释因由。政府胜券在握，还以为会通过今次谘询赢回部分民心，奈何特区当局的做法，但求胜者全胜，不留馀地，一个月的公开谘询后，二百多页的法案迅速定稿及刊宪，立即进入立法程序， 然后只花四十小时便完成审议三分之一的法案。

问题是，一些意见（如来自两个律师会及记者协会的建议）何以不被接纳，当局不作解释，一些质疑指关键观念（如国家安全）空泛含糊，依然欠缺具体说明，一些罪行的刑期公众谘询时未见列出，刊宪才发现大幅增加（如煽动罪最高刑罚由两年增至七年至十年），是否政府也觉得自己离谱，所以到了立法阶段，才犹抱琵琶以真相示人？

二是香港高度自治的难以捉摸再次表露无遗。今次加速立法，决定当然来自北京，是中央对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的表现，不过基本法第23条规定，国安法由香港自行立法，但看来「自行立法」的自治权力不包括决定何时立法，但不包括这项权力，又算自行立法吗？关键在于，什么叫「自行立法」以至什么是高度自治的范围，都由中央决定，但连自行立法的时间也由中央决定，又算什么样的高度自治呢？当然，2020年全国人大颁布「港区国安法」，香港立即执行，完全违反基本法第23条，也是中央对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的表现，相比之下，今次决定立法时间只是小事一宗。不过，当大事小事原来都可以由中央决定，香港究竟还有甚么可以全权决定，免去中央的过问？

最后是丧失中外重修旧好的时机。面对国安立法，外国政府最关心自己国民有否足够的法治保障，外商则特别留意在香港从商会否误堕法网。他们不外期望国家安全的观念有清晰明确的说明，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以免要遭到刑罚对待。特区当局如能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仅有利稳定外商的信心，也能展示中国对外的包容开放，有理有节，也可趁机修补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新法案却与此背道而驰，例如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等观念宽松，而公共利益抗辩的内涵却非常狭窄，同时公权力大肆扩张，被捕者的法律保障权利遭到削弱。随著中港两地制度趋同，投资者不适应的自然离开，适应而留下的，则不难发现大陆投资比起香港的好处，结果国安手术成功，即使其他不说，也难掩外资（大陆以外）外流的宿命。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