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和官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五月四号的游行规模事实上几乎是“六·四”事件期间的历次游行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京城区的交通几乎完全堵塞，等我赶到约定集合地点——新华社门前——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正在打听记者们的去向，来了一位香港《百姓》杂志的女记者蔡咏梅。我们互相都认了出来——五月三号那天的集会她也在场采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正好搭她的便车。我们上了她包租的taxi，开始满城乱转，去找新闻单位的游行队伍，据说他们早已卷入了学生的游行。听人说他们在西单。我们找到西单，没有看见他们。又绕了一大圈，最后到北京饭店前边下了车，准备徒步挤进广场。
这位女记者是位戴眼镜的特别和善的小女人——真奇怪，香港的知识分子好象都比我们和善得多。搞不搞阶级斗争，确实大不相同。我们站在人大会堂西北角十字路口的岗亭附近，直等到下午两点多钟。我把她带的一瓶水喝得一滴不剩，真不好意思。那天不冷不热，晴空万里，真是上街游行的绝好日子。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各色旗帜、 横幅让你眼花缭乱。人们都象是喝醉了酒，在喜气洋洋欢庆盛大节日。我站在一辆平板车上翘首西望，等得好不耐烦。三轮车的车主是位个体户，再三央求“叔伯弟兄们行行好，我还有急事，要用这辆车。”人们哪里听他这一套？几个青年工人朝他吆喝：“都他妈的运动了，你还急着干你那屌生意，良心叫狗吃啦？”诸如此类。老百姓的语言确实丰富多彩。
将近三点钟，新闻界的游行队伍夹在学生们中间，从西长安街方向缓缓走进了广场 。这是社会各界第一次参加游行——“由此打开了社会参加动乱行动的缺口”，如《人民日报》八月十七日文章所说——所以极为引人注目。横幅的文字很抓人：“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有嘴不能讲自己想讲的话，有笔不能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不要逼我造谣”；等等。它道出了新闻界的共同心声。五月三号的集会之所以能一呼百应，就是由于记者编辑们为新闻的虚伪性深感耻辱。“洗雪耻辱”，是那天与会者最动感情、最少争议的一个话题。
这次游行受老百姓热烈支持和赞扬的程度，是以后的无数次游行不能比拟的。当时，广大群众远不象后来那样视游行为寻常事，人们还在被深深的恐惧感支配着，新闻界又是历来被控制得最严密的部门。新闻界的这次行动出乎人们意料。参加过这次游行的人，恐怕永远忘不了成千上万围观群众以及大学生们那种由衷感动和敬佩的目光，忘不了他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热情洋溢的握手和赞扬。很多人甚至热泪盈眶。我记不清曾经有多少人挤上来握手、道谢、送汽水饮料。人际关系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彻底改观。本来，我从小生活在北京城里，总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街上遇见的每个人都可能扑上来咬你一口。走到哪儿都不免生一肚子气，我简直怕出门。我从没见过象“动乱”期间那样，把人们的善良美好表现得如此充分，庶几就象那首歌所唱的：“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生命的源泉，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一个短暂的梦境。虽说转瞬即逝，却在我心里打下了永久的印记。
一路上，群众反响最强烈的口号，是那句“不要逼我造谣 ”。每当喊出这句口号，立刻赢得一片如潮如雷的掌声和欢呼。这就是所谓“不得人心的社会动乱”的真相，凡亲身经历过这个场面的人决不会搞错。游行队伍缓缓绕行广场一周，在人大会堂东边的马路上静坐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沿前门大街到新华社门前。大家齐声喊： “新华社，出来！新华社，出来！” 新华社大楼的窗口里，有不少人鼓掌，但没有人出来。一路上，群众反响最强烈的口号，是那句“不要逼我造谣 ”。每当喊出这句口号，立刻赢得一片如潮如雷的掌声和欢呼。这就是所谓 “不得人心的社会动乱”的真相，凡亲身经历过这个场面的人决不会搞错。我一直打着那幅“不要逼我造谣”的横标。一到家，我就把它牢牢钉在了客厅的墙上，窗外的过路人老远就能看见。
世界上的事，有些是必定要发生的。有些是必定不会发生的。有些事却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视具体情况而定。历史就是这样一幅用“必然”、“必不然”和“或然”三支不同颜色的画笔绘成的图画。我下面要讲的五月十三号统战部的 “斡旋会”，以及其它类似的努力，大概就具有这种性质：它们本来有可能很大程度上改变某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但事实上却没能做到。现在来回顾“六·四”前后这一段历史，我仍然坚信，酿成大规模暴力流血冲突的党内强硬派的意见并不是必然要占上风。且不说邓小平的立场、邓与赵的关系等等这一类事实有没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就是在这样一些既成事实下，假定戒严令发布之前，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能够多少有点政治头脑，多少懂得一点策略，及时撤出广场，结局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可能大为不同！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进程竟然会被这样一群少不更事的半大孩子所彻底左右，真是不可思议。
五月十三号，我去印刷厂校对四通五周年纪念画册英文稿本回到公司，部下告诉我，陶斯亮（统战部六局局长）来电话让我去统战部开会。什么内容，语焉不详。
这个会的本意是想听取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在座的八、九人当中，我只认识北京社科院的郑也夫和李肃。那天统战部里同时在开两个会，另一个是胡启立和戴晴等一批新闻界老人对话。
“五· 四”大游行以后，我本已决定不再介入。我自认为搞政治太不够格。我对政治实践和政治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 。我不认为自己的直觉判断在中国扑朔迷离的政治混沌中能起什么好作用。另外，我觉得自己做得差不多了，可以心安理得作壁上观了。后来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卷进去，一多半是身不由己。实情如此，我不是什么“舍我其谁”式的大英雄。事实上，我真正“和闹事的学生们搞在一起”，是从五月十三号这个“斡旋会”才正式开始的。因此，这次与会的所有人里，我的消息最不灵通。我听陶斯亮说起，才知道有学生绝食这回事。关于时局，大家都胡扯了些什么，我一句也记不住了，也没有记住的必要。陶斯亮似乎坐立不安。后来，我们提议由统战部出面，召集各方面学生代表来对话，劝他们停止绝食。陶斯亮立即请示阎明复。不久，闫明复从胡启立那个会上过来，一边和我们商量具体做法，一边让手下人打电话请示中央，即赵紫阳。上边很快答复“可以 ”，正式授权统战部主持此事。
阎明复说：
中央领导对目前的时局很担心。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世界瞩目的历史性事件，国际上非常关注。学生在这种时候占据广场，必然干扰这次重大国事活动，产生很坏的国际影响。青年学生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游行示威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香港的徐四民曾经去医院看我。我说，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中国正经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阵痛期。游行示威应当成为正常现象。我对前途有信心。你愁容满面干什么？当然，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要纳入法治轨道。示威是在没有其它渠道下的选择；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好了。对此一定要大度，应当接请愿书。比如说要越过一座山，过去的习惯做法是放炮炸开，但也可以用机器挖隧道。香港有些报道对我不利，是不是要把我抬得很高然后掉下来砸死？《虎报》说小平反思三件事：反自由化、物价闯关、学潮，说是我说出去的。哪有这回事？你们说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这我不同意。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具体做法 ，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很多看法。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我看北京市是一定要动手的。学生们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造成全面的上街。把话讲穿了：要给那些你们认为是改革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请在座的各位做做工作，劝劝学生们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重大决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三天两天马上就作出决定。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学生们一味闹下去，将来难免要后悔的。
坦率说，象阎明复这样优秀的领导人，在中共上层稀罕如凤毛麟角。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是一位难得的现代型政治家。他具有一种个人魅力，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去为他做他所要求做的事情，丝毫不必强迫命令——正象那天晚上王军涛所说，他能感动上帝。真可惜，中共上层似乎根本容不得这类杰出人物的存在，必欲去之而后快——“逆淘汰”，汰良留劣。事实上，这样的人不必太多，共产党领导人中哪怕只有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是这种人，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会去闹事。至少不会闹出大乱子。谁要是真的想推翻共产党，我奉劝他们一定得首先把阎明复一类人搞掉，千万别客气。
阎明复要求当天就和学生代表座谈，越快越好。这似乎不可能。学生的情况谁都不清楚。他们散在全市各处，而且行踪无定。谁是代表？他们能不能代表？到哪儿去找他们？全都不知道。陶斯亮问：“谁和学生们有联系？谁能办这件事？”没有人应声。他们都面有难色。
我说：“让我试试看。大不了不过是今天开不成会，总比不试好。”稍加考虑之后，我建议由我和李肃、郑也夫兵分三路，郑也夫去政法大学，李肃去北师大，我去北大、清华、人大。李肃再三说他谁也不认识，怎么去找？让我替他出主意。我建议他去找刘晓波，通过晓波找吾尔开希。又帮他打通了给晓波的电话，凑巧他正在家里，告诉他在家里等。我告诉李肃地址，让他直接去晓波家。他坚持让我带他去，然后我再去北大。让我好不耐烦。
午饭是阎明复陪我们一起吃的。简朴至接近寒酸的地步，比我们四通公司的工作午餐强不了多少。除了闲聊之外，他又一次强调：“你们说中央里边有“改革派”和“保守派”，这我不同意。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赞成改革的（我心想：您老人家就别来外交辞令了，谢谢啦！）。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邓小平同志。这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
午饭后，统战部拨了三辆小车给我们。郑也夫去政法大学。我和李肃先去北师大。戴晴正好在我们快动身时出来，陶斯亮嘱我们把她送回家。路上，她问我是不是学过唱歌。我回答说，看来人们很容易被假象迷惑。其实我根本不是唱歌的材料。我告诉她，有一次去家具店想买书柜，售货员猛然问我是不是在广播电台工作。我吃了一惊，忙说“不，我在北大当老师”。她连连叹道：“可惜可惜，糟蹋材料了！”——她以为我是电台播音员。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堂堂北大的讲师，竟然远不如一个普通广播员。
到了北师大，见到刘晓波，我们一起去“三· 一八”烈士墓找吾尔开希，据说他们在那里集合，然后拉他去天安门广场。校园里热闹非凡，到处是一群一群头扎白布条的学生。布条上用墨笔写着“绝食”、“民主”、“自由 ” 之类的字样。等了许久，也没见到吾尔开希的踪影。陪同我们的，是一位叫梁擎墩的厚道小伙子。他把名字写给我们看，说这名字不好记，索性叫他“梁二”好了。这小伙子后来成了通辑令上那二十一个“高自联”要犯当中的一个，现在肯定是在秦城监狱里啃窝头了。
我等得不耐烦了，就撇下晓波，约好五点钟再回他家，便带着李肃和梁二去北大。梁二说“高自联”正在三十八楼开联席会议，必须赶快去，要是散了会，就没法再抓住他们了。从梁二那里我们才知道，当时造反的学生主要分成三大股势力：“高自联”、“对话团 ”和“绝食团 ”。
我们到底还是晚了一步，“高自联”的会已经散了。幸好，梁二撞上了北大自治学生会的一位负责人邵江。我说明来意，邵江却大不以为然。他说了一番话，几乎把我气死。他说：“我们不关心、当然更不想介入上层的权力斗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 ’，与我们无关。七六年大家已经上过一次当，这回不想再上当了。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制度，而不是想帮哪一个人的忙。再说，政府根本没有对话的诚意，我们已经不抱希望。”这可真是奇谈怪论！看来，我的告诫毫无作用——我曾通过多种渠道一再告诫学生们，一定要把改革派和保守派区分开，一定要把邓拉过来，否则学运必败。我当时对邵江不便多说，只好这样讲：你不能作这种简单类比。当然，把一个人拥上台，给他绝对权力，这种事不能再做了。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帮改革派一把，然后监督和控制他们？关键在于谁控制谁，谁是谁的工具：他是人民的工具，还是人民是他的工具。说政府没有对话的诚意，这个“政府”指谁？你总应该知道，政府不是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意见一致。如果没有对话的诚意，上边让我们来干什么？……如此这般，又哄又劝。李肃也鼓如簧之舌，百般劝诱。最后总算说服了他，同意带我们去清华。
李肃说他必须去高等法院，约好晚上在统战部见面，就此告辞。我带着梁二、邵江去清华，费了好一番周折，找来一位学生头周峰锁。人大已经去不成，赶快驱车回北师大晓波家里。这时吾尔开希已坐在那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他介绍了一下情况，说“绝食团”和“高自联”的负责人差不多都在广场。他包着一辆TAXI，晓波又叫了一辆，一行人便赶往天安门广场。车开到广场西侧停好，我让他们赶快找人，然后赶到统战部通报情况。这时，郑也夫通过王军涛、陈小平等人找来的“对话团”代表已到，为首的是项小吉。随后，我回到广场，把王丹、王超华、程真、吾尔开希等大约十余人带到统战部，这时已将近七时半。三方学生代表大概有三、四十人；刘延东又带来共青团及官方学生会的代表大约二十人，加上我、晓波、军涛、闵琦、陈小平、郑也夫、李肃等中间人，以及统战部的工作人员，总有七、八十人，把第六会议室挤得满满的。阎明复进来后，坐在会议桌的一端，打手势让我坐在他旁边。我没有过去，和刘晓波、郑也夫、李肃坐在另一端。阎明复看我和刘晓波很亲密的样子，显然不大高兴。我把刘晓波拉来，恐怕已经犯了大忌。我心想，活该了，既来之，则安之。只好请陶斯亮恕我自作主张了。这里我要做一点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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