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一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这天夜里，李鹏发布了戒严令，把学生和知识界彻底推到了对立面。这是个重要的分界线。六月四号的流血惨案，就是由这样三件事注定了的：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四·二六社论”；“五·二0戒严令”。邓小平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亲手葬送掉了自己所开创的改革大业。事情要说简单，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这天，我勉勉强强从床上爬起来，昏头昏脑地骑车去蓟门饭店。到了门厅服务台，正在打听开会地点，王丹站到了我身旁。他也是刚到。我们上楼进了二层会议室，已经快十点半了，会议刚刚开始。到会的有陈子明、陈小平、刘力群、叶研、杨百揆、刘卫华、王丹、王志远、陈明远，还有几个别的人，我不认识。据说还有市民联合会的代表。陈子明主持会议。他说，这个会本来应该由军涛主持，可是早上他的手被车门挤伤去了医院，上午就由他代为主持。他先讲了讲会议宗旨，无非就是前一天晚上在车上讲的那些：召集社会各界最早站出来支持学生的代表不定期地开个“联席会议”，沟通信息、协调行动、相互支援。不是组织，是不定期的会议。秘书和后勤工作由他们研究所负责。接下来，就是各方代表交换信息，介绍情况。
午饭以后，走了几个人，又来了几个人。来人中有军涛和闵琦。我实在困得不行，找了个房间睡了一觉，直睡到将近三点。等我踱进会议室坐下没多久，陈子明从外边进来，表情非常紧张、严肃，叫大家静一静，有重要情况。我以为他马上要宣布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说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他一个“绝对可靠”的消息：赵紫阳已经被罢免，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今晚将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采取强硬措施，可能是派军队进城，实行军管。在座的人一听，全都跳了起来，高声痛骂“混蛋”、“活腻了”、“豁出去拼啦”，诸如此类。总之是群情激愤。陈子明当即对我、杨百揆、刘卫华说，你们几位是不是辛苦一下，马上写个东西，把消息公布出去。不知是谁——好象是刘卫华——说“ 周舵笔头子快，，让他写吧！” 我要过陈子明手里的电话记录稿，大概也就是二十分钟，写成了那份现在人人皆知的“告人民书”。我念了一遍，一边照大家的意见作了修改、补充，交给了陈子明。大家决定让陈明远先去广场和学生取得联系，其它人晚上能去的都去广场。我出去给公司里打了个电话，让总裁办公室把这消息告诉万润南。
晚饭后，我问子明，那份“告人民书”是怎么处理的。他说先搁一搁，再证实一下。我没再多问，骑上自行车回家了。中央电视台播送李鹏讲话之前大概十分钟，万润南给我来电话。没讲几句，他听见有“重要消息”，就把话筒放下了。我听完广播，从沙发上跳起来，一边骂不绝口，一边冲下楼去，骑上自行车就往广场跑。我当时肯定是已经疯了。虽说已经过了半夜，所有的十字路口上差不多都挤着一群一群的人。马路上全是和我一样的半疯狂的学生，骑着自行车往广场飞奔。根本用不着什么指挥煽动，李鹏的讲话就是动员令。
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我到处打听“联席会议”那些人，和学生头头。奇怪的是，一个也没找着。几天以后，王军涛告诉我说他们当时正在纪念碑东南角上开会。我在人群里挤了好一会儿，见到了《世界经济导报》“北办”（驻北京办事处）的牟军。他说“高自联”正在开新闻发布会。我们挤进人群，站在一辆大轿车下边，听李禄拿着个半导体话筒发表声明。然后，陈××冒了出来，慷慨激昂一番，说他已经决定参加绝食，然后大讲了一通什么“誓死捍卫伟大的宪法”之类。我心想：“快收起你那“伟大”留着回家用吧！”我以为他一定知道王军涛在哪儿，就把名片递给车门边的学生纠察队员，说我要见陈××。他们叫我等等，把名片传了过去。没想到，等了足有半个多小时，全无动静。正好，来了一位“高自联”的马少芳，“斡旋会”上他也在场，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为人坦诚正直。他把我弄上车去，我让他们去叫陈××。一会儿，传话的学生挤过来，说“陈老师在休息，他已经开始绝食了，得保存体力。”我楞在车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以为我听错了。要不就是他们已经神经错乱。我挤过去，走到车厢最后边，挺尊敬地叫了一声“陈老师！”上去拍了拍他手臂。他眼都没睁，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一言不发，我问他怎么回事？哪儿不舒服？又问见到王军涛、陈子明没有。还是一言不发，满面殉难烈士般的凛然沉痛之色。我正摸不着头脑，旁边一位女学生解释说：“陈老师在绝食，需要保存体力。”我一听这话，顿时象触了电似地把手抽出来，心里只觉得一阵恶心。他肯定是入了自哀自怜自我赞美之境，全身心沉醉其中，不能自拔了。
在那辆乱七八糟、臭哄哄的大轿车上呆了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上那帮学生大爷硬是要轰我下车，马少芳怎么解释都不行。他们那股子自我重要感，那股子进入舞台中心的主角意识，想想真让我心如刀割。他们那时差不多嫌一切人都碍事。
当晚天气奇冷。我在广场上乱转了半天，一无所获。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将近凌晨四点，浑身冻得打起寒颤来，只好赶快骑上自行车没命似地蹬回家。全速骑了将近二十分钟，身上才暖和过来。到了白石桥十字路口，332路公共汽车头班车迎面开过来。一群学生上前截住，号召车上的人罢工、罢市。又有几个骑车进城的大学生在散发传单。我接过一张——原来就是《告人民书》。改动了几处，署名是“北大学生自治会转印”。后来又见过几个不同版本，看来流布甚广。
“五·二零” 戒严令发布后长达半个月，仍然形同废纸一张——直到“六·四”坦克开上大街，机关枪向人群扫射——其失民心、犯众怒的程度，昭然若揭。什么“反革命暴乱”？明明是军队杀人激成民变！只要把大小事件按时间顺序稍加排列，何为因何为果，一目了然。调动二十几万大军包围自己国家的首都，以对付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而当时并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不过是数十万人和平示威而已——这种举措本身就已经使得政府颜面丢尽、威信扫地。
戒严令完全无效，使人们产生了虚假的希望。不能实施的戒严令必定荒谬而违背民意，相当多的人（包括我在内——尽管我所抱的希望甚微）幻想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应该能够唤醒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起来抗议，纠正这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决策。显然，人们都不同程度地低估了中国政治的荒谬性，尤其是低估了干部和党员的奴性及盲从。人们很难相信，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惨剧，又经过十年的反思和现代民主意识的传播，中国干部、党员及群众的大多数，竟然还能被一手遮天的强权愚弄和控制。
可以这样讲：戒严令的发布是一条分界线，它把原来意见多元的格局，变成了两大营垒的对峙，对立双方之间没有了任何缓冲地带，沟通、调停、协商和对话的可能性已经近乎于零，从而不可避免地把形势引向剧烈的暴力冲突的结局。
戒严令的发布又是这样一条分界线：它把原来关于民主、自由、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意见分歧二元化，使运动急剧转变为局限于实施戒严—反对戒严截然对立的两种立场的激烈冲突。“阶级斗争”的局面果然形成了！“阶级斗争”的特点，恰恰就是这种二元对抗格局——不同的是，这是没有任何阶级基础的准阶级斗争，完全是人为制造的、毫无必要的激烈对抗，由于处置不当而使不同意见的分歧演化成了流血冲突。天底下再也没有比人为制造出阶级斗争更容易的了——它是一切蠢笨低能政府最擅长的事业。
比较起来，我是个悲观主义者。王军涛等显然乐观得多。他们很快就得出结论：军队的态度很消极，甚至可能出现内部分裂。根据是，军队完全有能力进城，却迟迟不进；在许多地段，军队都是试探性地进几步，稍遇阻挡就退回。军涛等人对于局面的扭转，高层领导中温和派重占上风仍然抱有很大希望。我是基本不信这一套。我的态度，不过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我把湖南人的“霸蛮”（“蛮干”）两个字立为座右铭的理由所在。
五月二十号下午，我去蓟门饭店了解情况。陈子明、闵琦等正准备转移。他们说，这个地方被公安局盯上了。后来的审讯中曾问我：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判断？是不是心虚？ ——我只能回答说：自从“民主墙”和北大竞选风波以来，王军涛一直被有关部门“密切关注”着，他当然缺乏安全感。先是转移到北纬饭店，两天后又移到东方饭店——都离天安门广场很近，便于掌握情况。当天晚饭后，陈子明谈了一番对形势的分析。他认为发布戒严令手法太拙劣，不象邓之所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某些人架空邓，采取“逼宫”手法，强迫邓出此下策。对于如此重大的行动，邓一直不露面，令人费解。是病了？被软禁？甚至已不在人世？没有人能知道。各军区的部队中，北京部队显然最消极。如果能开成人大紧急会议和特别党代会，局势似乎还有可为。等等。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些分析判断百分之八九十都错了。显然，当时不仅陈子明等，其他卷入的人里恐怕没有真正了解上层决策真相的。这样一种完全基于表面现象的粗浅分析和猜测之上的政治行为，实在是过于勉为其难了。我从来不赞成知识分子卷入中国的混帐烂政治。知识分子应该做、又能够做的，不过是表达意见罢了——包括采取示威抗议、绝食等极端方式在内。
晚上，军涛拉着我，去广场想找几个学生领袖谈谈。结果，我们被拦在纠察线外傻站了足足一个半小时，既没有人出来，也不放我们进去，只好回旅馆。从这件事，也足可看出官方所谓王军涛等人“策划、煽动、组织动乱”纯属向壁虚构。我们这些人，第一是想制止“乱动”，第二是想帮赵紫阳一把，不过如此。那些自以为是的学生大爷们，谁又“策划” 、“煽动” 、“组织” 得了！
第三天，我受陈子明之托起草了《第二号告人民书》。杨百揆事先已有一个半成品草稿，但我没有用。这份文件根本没有刻印——广场上的学生沉醉于他们自己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答复我说“东西太多，印不过来”。
下面这件事，原稿里是没有的，我至今从来没有披露过，是为了出版这本书后补的——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被警察搜出来。要是写了并且搜出来，我这“铁哥们”王东可就下场悲惨了：
为了弄清军队最终实施戒严、对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究竟会采取什么手段，特别是会不会开枪，军涛特地要求我约见我在军队里的“铁哥们”王东，晚上我把他们两人约到我家密谈。王东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开枪——宣传了几十年的“军民鱼水一家亲”、“人民军队爱人民”，要是开枪打老百姓，共产党怎么交代？那共产党不是自杀吗？王东还说，要按他的主意，就从监狱里拉几个死刑犯出来，在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枪毙了，就说是打死了“反革命暴徒”，老百姓还不都鸟兽散了？我悄悄对王东说，能不能去动员几个德高望重的老军头，出来说说话，阻止军队进城？王东犹豫一阵，答应试试看。几天以后，我的副手崔岩转告我，王东打电话到四通公司，让崔岩告诉我，我让他办的事情已经办好了。具体是怎么运作的，我后来再也没问过王东。
将近午夜，军涛又要我陪他和王丹去北大旁听“高自联”的一次常委会。路上，我对王丹很坦率地批评大学生们的自负和关门主义。我说：“你们这些年不知道有几个人是认真读过几本真正有分量的书的。你看看你们校园里的大字报！再看看你们那些满天飞的传单！哪有一份象样子的东西？甚至不如当年“文革”当中高中生的水平（我想起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和我们办的《中学红卫兵》等刊物）。组织能力和纪律性就更别提了。”王丹争辩说，“您不能这么比较。如今的大学生，谁能指挥得了？本事再大也不行。我就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人物。我们不过是偶然被浪潮涌上来的罢了。所以我一直希望你们知识分子直接介入，把领导权接过去。搞关门主义的不是我”。
军涛的主导思想很清楚，他是想从学生领袖当中挑选出几个有影响而又可以造就的人物，和知识界以及社会其他各界的代表拧在一起，尽力把运动的热点和中心从学生的街头行动，转向各界协同动作，通过与政府的协商和对话平息事态，进而合法、非暴力、有秩序、分步骤地促成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学生街头行动的积极意义仅在于对上层强硬派保持压力，它绝不应该成为运动的中心和主导方面。他之所以竭力把王丹和吾尔开希拉出来，用意就在于此。
这次“高自联”的常委会，王丹根本没有参加。他一直在外边和几个同学聊天，中间进去讲了几句相当讽刺的话。这些常委们对我们毫不热情。会议由王超华主持，讨论常委改选的问题。军涛听得不耐烦，打断他们讲了三点意见：第一，应当尽力整顿好广场秩序；第二，把街头行动转向校园内自身的民主建设；第三，多听取理论界、知识界人士的意见。
从北大出来，我回家，军涛和王丹进城。
五月二十四号，我正好在东方饭店，军涛、子明、闵琦等告诉众人，下午知识界联合会要组织一次“知识界大游行”，两队人马分别从建国门和复兴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这次游行，旁观的人群已经大为减少——估计不足最盛期的四分之一。显然，人们对游行示威喊口号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感觉厌倦了。这是我生平自愿参加的第二次游行。当年还是中、小学生的时候参加的那些官方游行，都是被逼迫去的，没有人敢不去——从“热烈拥护三面红旗”，直到“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傍晚，我受军涛之托，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中央团校”）通知王润生、远志明、谢选骏出席“北京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一次小会，地点在广场。我曾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人称“第三神学院”——第一神学院是中央党校，第二神学院是人民大学）教过三年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王、远、谢这几位都是我去北大社会学研究所之后才调入该校的。我把这几位哄上车，道声“再见”，径自回家去了。他们想必有点感觉受骗上当，没有想到我把他们劝诱去开这种冒风险的会，自己反倒不去参加。可我在“北纬”和“东方”饭店呆了几天，已经相当腻烦了。我对当时的整个局势都已感到厌倦。我不相信还能有什么作为，更不相信还会出现什么“转机”。一头丧失理性的疯牛，跌下山涧不过是早晚间的事。所以我决定不如回家睡觉。
没想到这觉还是没睡成。十一点前后，公司里、北京饭店几个电话打过来，急如星火，说万润南找了我一整天，让我务必立即赶到北京饭店。我这才知道，这天下午，万润南出动一班人马，把全国六十几所高校的七、八十名学生代表弄到国际饭店开会；因为“被盯上了”，又转移到北京饭店。我一听，大吃一惊！
公司很快派了车来，一路上七拐八弯，经常得拿出王丹给我开出的“广场通行证”才被放行，最后总算顺利开到北京饭店。乘电梯上到十八层；被两名身着白衬衫、灰裤子，手拿对讲机的大汉拦住。不必多说，一眼就能看出是便衣。他们态度生硬，说是时间太晚不能会客。“我不是来会客，”我冷冰冰地说。“是主人约我来公干。是开会。”说着就往里走。这两人大怒，威胁着上来抓我。正争执着，万润南带来的两、三个小伙子上来把他们劝住，好言好语解释一番，他们这才同意放我进去。这两人警告说：不能超过半小时。“那就看谈得完谈不完了”，我边说边瞪了他们一眼，转身往里走。事后想起来，我当时真是凶得没有什么道理。他们无非是执行公务，照上边的命令行事罢了。再说他们的态度也算不上太无礼。
那是一个套间，外间是会客室。王丹坐在沙发上在吃一盒五颜六色的炒饭。旁边是几个学生，我一个都不认识。万润南正说着什么。还有公司的副总裁段永基和别的几个头头。万润南看见我，上来迎接。我劈头就问：“公司不是早有规定，不以公司名义卷入吗？怎么又……”万润南不容我多说：“已经决定了的事，就不要再讨论了，现在我说了算！”这是四通的规矩：集体讨论，一人说了算；不管个人意见如何，拍扳定了案的事就得照办。早在四月底公司的一次高层干部会上，讨论对待学潮的方针时，我就提出：从公司的长远利益着眼，不应当以公司名义卷入和表态；但对于职工个人而言，采取什么立场及行动，是公民个人权利，公司不便干涉。我还建议叶延红下发了一个掩人耳目的“通知”，禁止职工利用上班时间介入学潮。我不知道，这个公司的既定方针在五月二十三号的高层干部会上被放弃了，大家一致同意万润南直接介入。老段赶紧把我拉进里间，把情况简单介绍了一番，埋怨我为什么一直不和公司联系。又把他们当天下午帮着学生整理的“倡议书”拿给我看。我一看大惊失色，失声说道：“坏了坏了，这事可糟透了！” 老段问：“怎么？” 我说：“这份东西叫人一看，马上就会说你这是一屁股坐到学生一边去了，还成什么‘劝架’？特别要命的是这一条：邓、杨退休。这是要找死啊？公司还办不办了？”老段申辩说：这是学生代表的意见，不是我们的意思。我摇头说：“谁会相信你这话？你说得清楚吗？” 我又质问说：“公司早有规定，不以公司名义卷入，这是怎么搞的嘛？”老段说是大家一致同意的。
我长叹一声：“这事全怪我。我要是在场就好了。我从五月十三号，干的就是这件调停、斡旋、‘劝架’的事，没有半点成效。这事是绝对办不成的。风险这么大，成本极高，预期收益又极小，这种事怎么能做？” 老段说，学生代表已经同意撤出广场了。我气得大叫：“你们就听他们的？就算他们都同意撤，你问问他们敢不敢保证能说服全体学生？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指挥能力！不信去问问王丹。”
我站起身走出里间，问王丹：“王丹你说句老实话，到底有没有把握说服同学们撤出来？”王丹苦笑一声：“周老师您又不是不知道！吾尔开希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吗？”——他指的是吾尔开希几天前在广场上动员撤退，当即被学生们轰了下来，马上就被搞臭了。从那以后，吾尔开希就游离了出来，开始跟王军涛站到了一起。
老万不容我多说，带着学生们下楼去，到一楼咖啡厅继续密谈，大约谈了两个小时。我和崔铭山、曹务奇站在外边看街景，万和学生的谈话内容一句也没听见。只见长安街上一队一队的摩托车飞驰而过，打着大旗，上书“死磕”两个大字（“死磕”，北京下层社会的土话，“拼命”的意思）。崔铭山说：“好嘛，眼看就要‘痞子翻天’了。”崔铭山讲起他开车出城时经常被那些市民拦住，强迫拉人拉东西，说什么“拉也得拉，不拉也得拉。” 当时学生们心已经散了，维持街头秩序往往由“市民自治会”之类更杂乱无章的组织接管；崔铭山认为他们素质不高，惹起社会各界许多人的反感。我虽然不同意崔铭山对市民低素质的评价，但我们当下一致断言：这么下去非出大乱子不可。不幸而言中！
一行人驱车回到公司，已经将近凌晨四点钟。我和万润南又独自谈了一会儿。我继续埋怨他作出的错误决定，又把我对段永基说的话重复一遍，讲了讲我的悲观预计。万听了沉默半晌，蹦出一句：“看来我也得找个地方躲躲了。”我转而安慰他说，也许没那么严重，你是好心劝架，应该说得清的。在办公室沙发上睡了两个小时，回家继续睡。
崔岩后来告诉我，万润南第二天又让他继续帮着做劝说学生撤离广场的工作，他在天安门广场找到封从德，“封从德极其傲慢，带搭不理，说什么我对一夜之间冒出另一个指挥中心深表怀疑！”崔岩每次说起这件事，都气得大骂“混蛋！”没错，他们是真的尝到权力的滋味了。
第二天我被曹思源拉到中央电视台拍一个“社会了望”专栏节目，主题是“宪法与非暴力原则”。一边拍着我一边打瞌睡。我当时就对电视台的主持者说：这节目是白拍，播不了的。他们还认为有希望！
现在回想起万润南的这次国际饭店会议，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万润南一再叮嘱我每天和他联系，偏偏这天我没有这么做。我这个参谋当得实在失职。老万虽说侥天之幸，得以身免，但四通没有了万润南，人心就散了。万是四通的灵魂，无可争议的领袖。这个地位是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取代的。他逃亡了，四通的衰落和解体我看是不可避免的。
这十年当中崭露头角的杰出人物，社会精英，就这么逃的逃，抓的抓，沉默的沉默，消极的消极了。“世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佞人高张，贤士无名。”可悲呀，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連載完）
Chinese students gather in Tianamen Square, in Beijing on May 13, 1989. About 1000 students prepare for a hunger strike for more democracy and 5000 students hold a demonstration in hopes of forcing the autorities into a dialogue. (Photo by Vitaly ARMAND /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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