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跨境镇压 ”下的中国留学生

中国政府的跨境镇压，对于许多在海外加入公民运动团体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时时刻刻需要面对的威胁和恐惧。一位自称为“行动者”的中国留学生，讲述了他所在社群中，同学们遭遇跨境镇压的经历。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之声: 您说您的同学和社群伙伴经历过中国当局对海外留学生的跨境镇压和恐吓。能具体介绍一下您们的经历吗？

行动者: 我本人暂时还没有遭遇这样的问题，但我确实在收集相关信息。特别是在2022年底的示威浪潮之后，我关注到许多欧洲及全球的中国年轻行动者遭受的镇压。我搜集到的信息非常触目惊心。例如，很多社群成员的家人被问话，有时是国安直接联系，有时是成员回国时被警方拘留或盘问。这在社群中引发了大量恐慌。

德国之声: 您能分享一些具体案例吗？

行动者: 当然，我可以介绍两个已经公开的案例。第一个是发生在法国巴黎自由广场的事件。习近平访问法国前的几天，有社群组织名为自由广场活动，准备发出抗议的声音。活动的负责人及社群成员遭到了中国警方的有针对性攻击。许多社群成员因为家人被中国的国安和警方访问而感到沮丧，一度解散了许多社群。

第二个案例涉及的是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初的事件，也就是乌鲁木齐中路抗议事件一周年的时候，两位英国的“China Deviants”组织成员的家属被国安威胁，他们当时在伦敦举办了一个艺术展。两位成员也原意公开的公布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是今年（2024年）4月份发生的，在欧洲。不是最近在全球热映《乌鲁木齐中路》这个纪录片吗？大家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去声援这个片子的导演陈品霖。其中就有两位行动者，一位叫做夏巢川，另外一位叫做黄毅诚，他们因为参与了这个活动，家里也都受到了骚扰和威胁。从2022年到现在，我了解的中国行动者社群受到警察骚扰的案子加起来一共超过15起，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也让我们很恐慌。

德国之声: 这些事情令您个人受到了哪些影响？

行动者: 我最大的影响是间接的。大家通常只注意到跨国镇压的直接影响，如针对或社群的攻击。但往往忽略了二次伤害，也就是因恐惧导致的社群封闭化和行动的谨慎化，甚至是取消。我自己的情况是，虽然我还未被中国当局发现，我仍然花费了大量精力在安全措施上。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必须极为严格，这增加了参与活动的成本。我自己在接到父母每个电话的时候都在想，是不是和跨国镇压有关，是不是他们被警察和国安找到了？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都会担心是不是一个前兆。所以其实对个人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 

德国之声: 外界对中国海外留学生的一种固有印象是，许多人其实是活在一种信息茧房中。也就是说，他们人虽然在海外留学，但是获取信息的渠道基本山还都是中国墙内的信息平台，比如微信或者今日头条、小红书、微博等等。所以有意识参加社会行动，示威抗议活动的人在少数。所以说，像您这样的行动者，在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当中，到底有多大的占比呢？

行动者: 首先，我认为这样的印象非常的刻板。他把中国留学生或者华人社群当作一整个整体来判断。事实上，在威权国家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那Chinese Community（华人社群）本身就是割裂的。行动者的身份可能要大于国家，或者他中国人的身份。因为大家做的事情是共同的，观点也更加接近。所以我们的这些社群往往是割裂，或者独立于所谓的留学生社群和华人社群的。在信息交流，互通互动上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往来。

在更加广泛的留学生的情况中，信息茧房确实是有。但是它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密。还是有很多人会出来。比如说最近“润学”的兴起，就是大家本身还是抱着离开中国，接触不同的世界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在海外一点一点尝试自己来自不易的自由。他们出来的动力本身就是突破信息封锁。这是很多留学生做的事情。

德国之声：那从您的观察来看，受到中国政府跨境镇压影响的留学生属于极少数还是？

行动者：我认为，跨境镇压带来的影响分三个层面——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对整体华人社群的影响。从直接影响来说，我认为直接受到中国政府跨境镇压的留学生数量肯定不多。也许10%、5%都不到，这是肯定的。但是中国政府这种跨境镇压本身传递出的信息是：你们海外的行动是不安全的。你们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本身也是不行的。中共常用的话叫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也就是说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法国或其它地方，都没有办法逃过中国的这样一个监控系统。 

说到间接影响，中国在这方面突破了许多法制底线。例如，“保护卫士”组织出了一个报告叫做《株连现象》，这是指个人的行为可能会连累到他们的家人。再加上政府严密的电子监控手段，比如微信和其他中国的APP，这些都让行动者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中。基于安全考虑，行动者不得不与更广泛的中国社群割裂开来，这让海外的异见者、公民行动者、以及支持民主的学生都感到被孤立，并生活在恐惧中，无法有效地行动。

第三层是对整个华人社区的影响。镇压导致在海外没有足够的公民社会声音或独立的声音来抗衡中共的单一信息。因为发声本身需要承担巨大的代价，这也加速了刚刚说到的信息菅房的存在，因为信息的流通不自由。由于存在的恐惧，许多人根本无法接触到不同的声音，尽管他们身处海外。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的跨境打压，对当事人的心理上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行动者: 在我搜集的案例中，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中国当局非常的聪明，他先会用大量名誉攻击的手段，目的是毁坏你在你的社区和原籍地的名誉。包括破坏你和父母或者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进一步的利用你的父母、亲属或者你所住社区的工作人员，弄得沸沸扬扬，让所有人知道你家有一个孩子在海外从事所谓的反华、或者颠覆中国政权的活动。这种指控会在家庭范围内，让学生的家长产生巨大的惊恐。

同时他们以父母的养老金作为威胁。我了解的许多起案例中，国安都会拿父母的养老金，或者家里的成员报考公务员，考研究生等事宜都会受到影响。这反而会让家人成为镇压体制的帮凶。所带来的效果比中共希望的更加狠，会造成更多焦虑。而这种焦虑会传给他们远在海外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又往往缺乏心理支持。社群很多时候也无法提供给受害者足够的支持。很多人一听说有人被跨国镇压了，或者成为了中国政府的目标。很多人出于自身的恐惧，就与受害者切割了，导致他们一下子失去了社群和家庭的双重支持。他们会很容易向国安妥协，签署一些认罪书，签署认罪声明，宣布退出活动，做出妥协。

往往在这个时候，中国国安可能会更进一步，甚至有时要求被跨境镇压者成为海外的线人，提供关于其他行动者的信息。这让受害者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很多时候观察到，受害者的亲情，受害者的自我价值认知， 还有自己的心里状态都处于长期的惊恐当中。很多人觉得一瞬间就做出了人生当中一个巨大的决定。 然后像是被抛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缺乏支持，也不知道去找谁。处于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的状况。

德国之声: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们了解到许多留学生在通讯过程中可能受到中国国安的监控。您个人或在你们行动者社群中有何经验可分享？

行动者: 我认为最大的信息泄露源是微信。我们观察到，一些行动者社群初期可能为了扩大传播力而使用微信群组来组织和动员活动。这成了一个巨大的泄露源，我们了解的几起对海外社群的跨境镇压都是从微信开始的。因为微信账号通常是实名的，群组里的言论都会被存储和记录。至于海外版微信和中国版微信在监控力度和证据获取上的差异，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但我们知道，使用中国手机号注册的微信，特别是用这种微信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海外行动，被监控的概率极高。

此外，Instagram、Facebook和LinkedIn等社交媒体平台也可能成为中国的监控目标。我们有观察到，在一些案例中，受害者反馈中国政府可能会打印出某些公共Telegram群组的目标或Instagram的公共账户截图，甚至是其关注者，来识别参与者。所以我们推测，中国政府可能是派人潜入了一些包括Telegramm在内的公开群组，或者在Instagram上去关注哪些人点赞，哪些人评论，哪些人是活跃用户？从而推测出行动者的网络规模。就是被称为社交工程学的手段。

还有，我们发现一些行动者组织的网站和邮箱受到了可疑的钓鱼邮件攻击，这些邮件很可能包含病毒。这表明，即使是网站和电子邮件也不是安全的。这些邮件可能伪装成合作提议或通信，包含可疑链接，一旦打开，可能会感染病毒。

德国之声: 那么，您们留学所在国的学校对这种情况有何了解？有没有做出保护学生的反应呢？

行动者: 这是个挺绝望的情况。以我和我们群组成员的沟通经验，以及我们从公开信息中检索到的，大多数学校对跨国镇压的认知不足，也未采取有效行动。有些美国和德国的大学可能会向学生发邮件，强调学校对跨境镇压的零容忍态度，并提供报告和求助渠道，但能做到这点的学校仍是少数。大多数学校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个对此类事件的明确认知，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

德国之声: 在这种复杂的打压环境和心理压力下，为什么还要坚持从事行动者的社会运动呢？

行动者: 我是在2022年底接触到这些社会运动的，真正投身进来。我关注人权议题，希望我的国家能变得更好，希望所有人能有尊严、健康地生活。在海外，我们拥有比国内更多的特权，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利用这些优势做更多。尤其是在白纸运动期间，很多国内的伙伴尽管条件艰苦还在继续努力，我作为广泛社群的一员，也希望能继续为共同的目标奋斗。

出于保护受访者人身安全的目的，采访中完全隐蔽了其个人信息。同时为了突出关键信息，采访亦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