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标志性画面——一张黑白照片中，一名身上带着血迹的学生被一名伞兵军医用棍棒殴打。这是1980年第一张穿过韩国光州一带军事封锁线的照片，揭露了对后来被称为光州民主化运动的残酷镇压。
但是，多年来，这位摄影师的身份一直是个秘密，这位一直保持低调的男子名叫罗庚泽（音）。
出于对军政府及其领导人全斗焕的惧怕，罗庚泽当年不敢声称自己是这张照片以及其他令人不安的光州照片的拍摄者。全斗焕在光州的镇压导致数以百计的人死亡或失踪，是韩国长期反独裁斗争中最黑暗的一章。他的统治于1988年结束。现在，很多韩国人支持修宪，认可光州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不过，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罗庚泽。
在光州接受采访时，现年75岁的罗庚泽似乎并不介意自己未能得到认可。他在光州做了40年的摄影记者，直到2007年退休。但是，那个决定命运的春天的景象仍在他心中萦绕不去。
“韩国民主始于光州，”他说。“我只是为光州市民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时任总统朴正熙在干旱时期访问了该地区，碰巧下了雨，两家报纸在头版上用相同的标题称赞这位军事强人是“造雨者”。罗庚泽报纸的主编夸口说，他的标题比对手的标题大。
“我们报社有三个摄影师，但只有两台相机，”罗庚泽回忆。“我们其中一个人一回报社，另一个人就拿上相机出去。”
1979年底，朴正熙遇刺身亡，结束了他为期18年的统治，另一位陆军将领全斗焕夺取了权力。次年5月，全斗焕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关闭学校，逮捕持不同政见者。当光州人民集会反对戒严时，他派出了坦克和伞兵。
5月18日，罗庚泽在郊区参加周日弥撒时，光州的人报告说发生了骚乱。一场为期10天的起义就这样开始了，在此期间，士兵向抗议者开枪，市民用石头和从警察局偷来的步枪还击。
罗庚泽发现市中心弥漫着催泪瓦斯，他没有防毒面具，无法拍照。第二天，他看到一辆广播电台的车着火了。在戒严令的审查之下，当地媒体将抗议者诋毁为“暴民”，但没有报道军方的暴行。愤怒的民众随后还纵火焚烧了两家电视台。
“我害怕士兵，也害怕抗议者，”罗庚泽说。“他们看到记者时，眼里都是杀气。”
罗庚泽躲在一栋建筑的五楼，拍下了街道上发生的一切：一个平民被迫跪在持枪的士兵面前，一男一女被伞兵拖走，头上流着血，一个学生被一个戴着军医红十字臂章的伞兵用棍棒殴打。
罗庚泽跑回晚报报社，却发现报纸无法发表任何关于镇压的消息。当记者整理出一份报告后，编辑们将它没收，还销毁了排版。
“我们看到市民像狗一样被拖走，被屠杀，但却无法报道有关他们的任何信息，”记者们在联合辞职信中写道。
罗庚泽和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编辑决定把他的照片交给外国新闻媒体。
美国合众国际社的摄影师托尼·郑（音）当时正在首尔，两名来自光州的记者偷偷与他取得联系。他们带着两个信封，一个给了托尼·郑，另一个给了首尔的美联社。每个信封里都有罗庚泽以及光州另一家日报《全罗南日报》(Jeonnam Ilbo)的摄影师申福振（音）拍摄的照片。
已经退休、现居首尔南城的托尼·郑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当时只有一些关于光州“骚乱”的简略报道。但这些照片与政府的说法相矛盾，因为它们见证了军方的暴行。
托尼·郑不知道是谁拍的照片，也没有问。他说，为了他们的安全，摄影师的身份必须得到保护。
在托尼·郑向国外传播的几张照片中，第一张就是挥舞棍棒的军医。政府的新闻部长指责他传播了一张“伪造”的照片，一名情报人员警告托尼·郑晚上要小心。托尼·郑没有被吓倒。多年后的1987年，他为路透社拍摄的一张反政府抗议活动中遇难学生的照片，帮助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推向了高潮。
“那些来自光州的照片道出了真相，促使外国记者赶到那里，”84岁的托尼·郑说。
1980年，虽然他所在的报社已经关闭，但罗庚泽继续拍摄照片，直到包括托尼·郑在内的更多记者抵达光州。他们一起用难以磨灭的影像记录了这座城市的经历。市民聚集在被士兵杀害的人们周围。有人焚烧“杀人凶手全斗焕”的肖像。抢占军用吉普车和卡车。伞兵开着装甲车进入，包围并殴打蜷缩在街上的学生。躺在血泊中的抗议者。母亲们在一排排的棺材前哭泣。
晚上，罗庚泽躲在一栋布满弹痕的建筑里，饥肠辘辘，还要小心军队的狙击手。抗议者曾抓住他的衣领，质问他“你算算是什么记者，竟然不发表你看到的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让他们明白，我想用我的相机留下记录，即使照片不能发表，”他说。
曾出版过三本光州事件摄影书籍的编辑张杰根（音）说，如今，罗庚泽和另一家报纸的摄影师申福振（已于2010年去世）拍摄的照片，几乎仍然是记录动乱初期的仅有照片。
起义于5月27日结束，当时伞兵部队冲进了市政厅，在那里，包括高中生在内的抗议者手持步枪进行最后抵抗，每人只有几发子弹。清晨的袭击开始时，一名名叫朴英顺（音）的女学生通过屋顶上的扬声器呼喊：“光州市民们，请不要忘记我们。”
根据官方统计，在光州有近200人死亡，其中包括大约20名士兵，其中一半是被友军误伤。民间团体表示，死亡人数要高得多。
罗庚泽的报纸在屠杀结束六天后重新开始出刊，但仍然无法提及这些事件。报纸刊登了一首诗，描述一座“被上帝和鸟儿遗弃”的城市，然而大部分内容都被审查人员删改了。罗庚泽和其他记者参拜了遇难者的坟墓，并献上鲜花表示歉意。
罗庚泽把底片藏在公寓的天花板上，因为军方正在寻找挥舞警棍的伞兵照片的来源。警察来到他家索要所有照片的副本时，他把敏感的照片藏了起来。
光州引发了韩国各地的抗议浪潮，迫使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末同意进行民主改革。罗庚泽藏起来的照片最终在公开展览中展出，并在议会调查军事镇压时被用作证据。但直到1990年，当天主教会表彰他的勇气时，他才被确认是这些照片的来源。
2011年，一份关于光州起义的档案——其中包括罗庚泽的2000张照片——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项目，该项目旨在保护世界各地的重要文献遗产。
罗庚泽已婚，有三个已成年的女儿，在离开新闻业后，他在一家老年人健康中心工作了几年。然而他始终没有摆脱光州带来的痛苦。
如今，右翼极端分子仍在网上大肆散布军方的虚假信息，称光州“暴乱”是由“流氓”和“共产主义分子”煽动的。罗庚泽退休后一直在举办讲座和参加摄影展，帮助澄清事实。
回首往事，罗庚泽有一个遗憾。
在起义的第四天，他发现自己四周围都是伞兵，他的相机藏在衬衫下面。他听到一个上尉重复无线电传来的向人群开枪的命令。罗庚泽仓皇逃命，没有人拍下这场大规模枪击的照片。
“当时我应该把相机拿出来，”他说，“不过如果拿出来，我今天可能就不会在这里了。”
Choe Sang-Hun是时报驻首尔的首席记者，报道韩国和朝鲜新闻。点击查看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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