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吸取了苏联政权垮台的教训。在经过了两年的严苛管制之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下巡察深圳，这个于一九七九年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并宣布改革开放政策将会继续，政府将会尽所有努力保证发展，建成小康社会，而这将会是党的首要目标。在邓小平看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逃脱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悲惨”命运：共产党党内的分裂、政权萎缩以及最终丢失执政权。
在此之外，中共还有另外一个新战略：透过改革令党更能够适应新的任务和新的经济环境。这个战略并不比坚持改革开放次要，像沈大伟和其他学者也对此有所研究。
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这个目标需要党能够做到对意识型态和组织架构的改造，并进一步培训党国体制内的干部群体。
江泽民在二○○一年提出完善的“三个代表”理论，则是中共最大的理论创新之一，这个理论主要是为了能够让私有企业家加入党组织。这个理论的提出也象徵着，中共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全民性质的政党或全民党，也正如一些中国的观察家所宣称的，它似乎在从一个共产主义政党逐渐变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江泽民的继任者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并在二○○七年将其写入党章；尽管这个理论并没有太受到公众的注意，但它也象徵着共产党至此转变为一个执政党，不再是以一个革命党的身分存在，而这也使得它从今以后必须逐渐改善自己的执政能力。二○○四年，时任江泽民智囊的曾庆红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目标，它也成为党的首要目标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如此喜欢宣扬自己中国特色的一党制度和执政，是如何比西方国家那种永远被选举风波、反对党和公众舆论侵扰掣肘的制度要更高效、更适合中国的需要。
在习近平任下，这种意识型态的演化变得更为正式。“中国梦”不仅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话语，它是一个完整的意识型态体系：在二○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前，中国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目标，并要在二○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诞辰之前成为一个“强大、繁荣、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在党的十九大时，这些目标都被写入党章，成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
为了确保实现这些目标，习近平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腐运动（下文将会继续讨论），并且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和体制改革。实际上，正是因为习近平，或出于整个党中央对于苏联解体的恐惧，这些改革措施才会不断地被推行。习近平在就任之后，很快就重启了对于苏联解体教训的研讨；二○一二年十二月，一份在一个月后向普通党员公开的内部演讲稿中，习近平提出了苏共和苏联瓦解的两个主要原因：（1）针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挑战、对列宁和史达林的否定以及伴随的“历史虚无主义”；（2）军队的非政治化、国家化以及党对其掌控的权力丧失（非党化）。最后，习近平用一段不光彩的性别歧视话语总结了他的演讲：“最后戈尔巴乔夫（戈巴契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这种针对“资本主义自由化”危险的谴责并不新奇，我们可以在后天安门事件时期，乃至一九七九年毛泽东逝世后时期宣扬“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的魏京生被捕事件上看到。从一九九一年开始，针对戈巴契夫是“社会主义叛徒”的谴责也层出不穷。二○○四年，刚刚__就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就曾宣称：“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所宣扬的开放政策和多数主义，他成功地迷惑了苏共和苏联人民。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正是因为他所施行的这种‘西方化’和‘资本主义自由化’。”
习近平的上任使得针对“和平演变”倾向的压制措施变得愈来愈强。二○一三年，中共下发了一份著名的内部参考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型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又称九号文件），直接地攻击例如宪政、直接选举、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多党制度等西方价值观。我将在后文着重讨论习近平是怎么样强化党对军队的控制，但从党中央的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党内高层是如何对苏联政权解体这件事情感到焦虑的。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认为中共正在悬崖边缘摇摇欲坠呢？当然，我们可以说当时的习近平想要警告他的同僚，说服他们要更严肃地对待和打击腐败现象，想要推进改革，而不是去削弱一党专政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在二○一三年时习近平选择以强力、无情的方式打击宪政运动，不论这场运动是如何试图从习近平“把权力放进笼子里”的理论中获得资本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如此反对任何称得上显著的政治改革，只允许那些改善政府效率的行政改革，以及自二○一三年开始现代化司法系统的司法改革；这也是为什么他比其前任更强调集中权力，将他的“思想”写入党章中，并在二○一八年透过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习近平以及他的前任对于苏联解体的态度，也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高层对于那些违背一党专政制度的措施那么反对，以及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推行那些政治上的改革：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稳固现有政权，确保它能够长期存活。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
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之所以官方会说这场反腐运动是“史无前例”的，正是因为它同时针对“老虎”和“老鼠”，也就是那些牵扯进“罪行”之人，不管官位军衔高低。这场运动使得中共能够巩固权力，并使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垂直问责”更加高效，因为正是这个机构系统主要负责这场运动的推行。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二○一二到二○一七年由王岐山掌管，二○一七年到现在由赵乐际掌管，他们都是习近平身边的心腹；中央纪委在这场运动开始后下访巡视的次数变多，常常进驻省级政府、国务院部门、国有企业和其他公共机构；此外，从二○一二年开始，地方层级的纪委开始归更高一级的纪委管理，而非此前的同级党委会管理，因为此前的管治结构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纪委发挥作用。
反腐运动的成果很快便显现了出来：二○一三年开始公布的官方资料显示，被判罪的干部数量急剧上升；二○一二到二○一七年，约有一百五十三万名党员面对反腐纪律检查；与之相比，二○○七至二○一二年只有约六十七万名。随着习近平逐渐巩固他的权力，一些被人们认为不会受威胁的高层也开始瑟瑟发抖：这包括了周永康、两名刚退休不久的解放军高级干部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及胡锦涛的前任副手令计划（相当于参谋长的地位）。薄熙来的落马向群众揭露了特权阶层所享受的生活，在城市中产阶层中口耳相传，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习近平的权威形象。到了二○一八至二○二三年间，又有三百七十万桩腐败案件进入调查。
尽管如此，腐败现象作为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将会在中国长期存在，但在今天它已经比以前更隐密得多：官员愈来愈少向公众展示自己的财富水准，宴会和公款旅行已经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干部被动接受贿赂的风险也大了很多。我们可以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小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
附：
高敬文：从极权过渡到威权 ─ 中共并无灭亡之虞
要在短短数页的篇幅内讨论中国目前政治制度的优缺点，以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读者对中国政权组织机制以及权力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感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阅读我其他的法文著作。尽管可能有些过度简化，但我想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自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以来，就已经从极权体制过渡到了威权体制。
尽管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天下，这个政权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两个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深刻的转型：它修改了执政的意识型态，改善了干部的规训体制，使政令的上传下达更加灵活，使得整个政党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将执政重心放在了经济发展上，但也同时使得腐败现象大规模爆发，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以裙带关系为连结、具有半黑社会半寡头色彩的统治阶层。
然而，中共并无灭亡之虞：一九八九年苏联解体的教训，令它选择了在不削弱政治垄断权力的前提之下，不断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它也成功遏制了腐败和黑社会的现象；此外，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控住了军队和安全部队的指挥权，当下不存在具有实质性威胁的政治势力。换言之，这个宣扬威权主义、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权将很可能长期存在。
中国的党国体制：一个制度性的悖论
于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但矛盾的政治体制，我将这种复杂的政治制度称之为“党国体制”（party-state）。在这个体制中，执政党与政府的深度融合，使得这个体制在稳固的同时亦能保持灵活长久。这个体制在五○年代时，经历了毛泽东与其同僚实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上一系列的改革转型，也同时经历了毛时代的所有政治风暴，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的大跃进，以及从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和其后解放军解除红卫兵武装之后，秩序得以重新建立，而邓小平和他的同党也调整了党国体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一九八九年，邓小平下令军队暴力镇压了那年春天的民主运动，并主导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近三十年来，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国民生产毛额位居世界第二、购买力位居第一的国家。
透过上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篇章的回顾，我想要提醒读者们注意共产党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力和适应能力。
这种能力是灵活而具有弹性的，亦在中共的意识型态和组织结构中体现出来；这种能力是在中国社会希望摆脱贫困，乃至希望国家富强，能与美国势均力敌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显然是由诸多个体户和私人经济带动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派的主要作用，是推动党国体制解除经济活动的限制，而这从农村地区去人民公社化开始，到一九八四年最后一个人民公社解散，再逐渐延伸到城市地区乃至外贸领域。从一九七九年起，中国就开始欢迎境外投资（以香港和台湾为首），建立经济特区，并开始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取消了国家垄断地位。
然而，中共从未想要与其他政治势力分享权力，亦无意图完全放弃对经济的控制。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绝不能低估毛时代和改革开放前所确定的意识型态、体制和战略的延续性。首先，整个制度依然是在五○年代时就确立的政治和行政体制的基础上运作；尽管党的目标和重心在改革开放后都有明显转变，它所运用的政治语言却没有太大变化：这仍然是一种受苏联风格影响的语言，且在一九五八年后这种语言和汉字还被简体化，形同背叛汉语表意文字的传统。其晦涩难懂的风格，在党政机关之外根本没有人能够理解。其次，中共秉持“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在必要的情况下便会使用毛泽东在另一个时代所用的“游击战术”来进行改革。在改革开放后，中共也延续了“运动式治理”的传统，正如习近平在二○一三年推行的反腐运动一样，也在法律法规之外透过行政命令的形式推动改革。
各级和各部门的中共官员都享有自由裁量权，这种权力构成了党国体制运作发展的根基之一，保证了这个体制的适应力和灵活度，但也成为了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此外，国家仍然保有土地所有权：在农村地区，土地归“集体”所有，受地方政府以及基层组织的管辖，这也成了无尽利益纠纷的根源；在城市地区，土地是公共财产，当地政府官员有权以自由裁量的形式处置。从更高的层面来说，尽管二○一三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再次确认了市场将在国家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党国体制仍然有意保留那些他们认为有战略意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控制下，这些大型企业（截至二○二四年全国有九十七家）再被逐步合并，亦成为统治阶级权力寻租的来源。
事实上，党的领导人一直都是经济发展和经济自由化的领导者，他们一方面直接从被他们把控的国有经济部门获得利益，另一方面也同时与企业家等私有生产者产生非正当的合作关系；这使得具有实权的干部家庭富有起来，在体系内孕育了一个新的具有裙带关系色彩的寡头特权阶层。早在一九八○年代，通常被称为“太子党”的领导人后代就开始进入商界。例如，李鹏的后代在能源部门有相当的投资，江泽民的后代则在电子工业领域耕耘，而邓小平的亲属则是在军工领域有所发展。很大程度上，这种系统性的裙带关系也在地方层面存在，而这种潜规则也恰恰使得“红二代”和“官二代”们能够比其他人更快地富有起来。此外，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黑手党化”也是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现在拥有将近九千万名党员（截至二○二三年底为九千八百零四万）、近七千万名体制内成员（横跨行政、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军队）、约三千万名干部和一千万名实权领导，包括六十五万名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正是因为以上这些现象，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跟民主国家与多党政治中所认知的“政党”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对其领导人与党员来说，党不只是政府的专政者（“无党阶级专政”的那个专政）与组织者，甚至堪称是国家的“生命力”──用道家的话来说，就是“气”，没有“气”，国家就会枯死。习近平在二○一二年掌权后，强化了党对国家的直接领导，国务院及其常委也不例外。二○一七年以来，收紧的力量有增无减。
＊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法国政治学家、汉学家和亚洲问题专家，也是台湾女婿。本文选自作者著作《中国的未来，会走向民主还是独裁？来自法国学者的观察视角》
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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