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颖宇：曾经西化的户外生活 同一空间可促进公民社会也可令其窒息

7月14日，4年一度的欧国杯决赛英格兰对西班牙。不少英格兰人心知夺冠机会不大，但无损其支持国家队之热情。我不是球迷，而且一直在香港生活，对欧洲观看足球的文化毫无认识。如今近水楼台，有个有趣观察：这里的人十分喜欢户外看足球，就像伦敦场公园（London Fields），那里有一间大型酒吧，决赛当晚设立巨型电视机对向公园之内，几千人坐在公园内透过电视观看赛事，有人更爬上栏杆、坐在车顶或树枝上。有趣的是，人群中有些打开手提电脑观看赛事，换言之将可以在家里做的移师到户外人群之中。更有趣的是，我有邻居把大电视机搬到后花园，自创户外睇波的气氛。

另一方面，决赛前一周，西班牙发生反游客示威。警方表示，有2800名示威者（示威组织声称实际人数是7倍）上街游行，高喊「旅游业杀死了巴塞隆拿」口号，抗议太多游客造成各种问题。他们用水枪射向坐在餐厅外的游客，新闻片段所见游客们仓皇收拾东西离去。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不少餐厅会向选择室外进食者收取附加费，一般是一桌10欧元（折合港币约85元）。换言之，示威者攻击的，是热爱享受西班牙阳光的高消费旅客。

「户外」在西方文化非常重要

以上两例，从不同角度论证「户外」在西方文化的重要性。百多年东亚现代化进程中，除了器物、政制、文化的更替外，认识和接受西方户外生活，是人们未必察觉但又实际进行中。事实上，东西文化触碰时，西方对户外生活的需求形成了颇明显的文化差异。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口通商，云集于城外的外商被禁止入城，亦不能四处乱走，外商不满局促于商馆，要求到郊外「放风」，于是在有翻译员陪同下他们可以到附近的花园或对岸舒展筋骨。后来他们组成「公园委员会」，在商馆附近设立公园，以便消暑联谊。

设立公园，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公园的关键字是「公」：园一直存在，但不是公有，公园的设立意味著开放的户外社交生活成为市民共享，市民只需付出少量费用甚至免费便可享用。以英格兰为例，最早的公园是打庇郡的Derby Arboretum（打庇植物园），在1840年设立，虽然收费，但逢星期日免费，方便工人阶级享用，公园最终于1882年完全免费。

「公园文化」由西方引入香港

这段期间，香港亦著手筹备后来称为「兵头花园」的植物公园。早期一本重要的香港史作品《20世纪香港印象记》其中一位作者说：「来香港之前我已经听说这公园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美丽的地方。」正如香港大学一开始时称为「The University」，这个当时称为「The Public Gardens」的地方有三事可述。

第一，这里培育的树苗，大批种植在港岛山坡，面积达5000英亩（港岛面积约2万英亩），不单一洗开埠时「一毛不拔」（barren rock）的污名，更为多年后的郊野公园及远足径奠下基础。第二，1894年鼠疫，太平山区夷平了大批房屋，政府决定兴建卜公花园，绿化、开放、休憩的生活，开始进入原来挤迫不堪的华人社区。第三，1926年，两位年青人计划开面包店，他们总是在植物公园商讨大计，后来店铺开张，就拿Garden为命，中文音译「嘉顿」，差不多100年来植物公园透过「嘉顿」成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孙中山亦非常重视「公园」

我们又将视角转到广州。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国第一个市政府，除了为革命募集经费外，更是展示现代的窗口，说明中国人有能力建设现代城市。其中一个「示范单位」，便是拆除广东巡抚署所兴建的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当时又称「第一公园」。市政府公报称：「市政府先行经营第一公园一处，祇以时间及经济关系，因陋就简，草草完成，慰情聊胜于无，话梅亦堪止渴。」众多市政建筑，以公园先行，可见曾在香港生活的孙中山深知公园对于市民生活、西化建设、都市形象具有极重要的象征意义。

除了公园外，其他户外活动都是由西人先行，华人模仿并逐渐推广：以香港为例，游泳（当时称海浴）文化由浅水湾开始，华人将北角七姊妹变成热门的海浴场。也是由浅水湾开始的选美活动，20年后的1946年起，在北角丽池夜总会奠定华人选美，至今差不多80年历史仍在进行中。不少西人于19世纪末已开展远足行山，华人于20世纪初开始接棒，今年踏入第92年的《华侨日报》庸社行友是其中一队历史最悠久的行山队。赛马活动一开始是每年一次，华人只能够在临时搭建的马棚观赛；今天马会会员绝多数已是华人，成为身分地位的象征。

公共空间精神面貌　随政权性质改变

社会空间的发生和利用充满意识形态。法国社会学家Henri Lefebvre著有《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名，论述空间在形态、精神、社会三者互相影响。高喊改变生活、改变社会，若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空间，便会仅仅流于口号。

这一点，从香港公园运用的转变可见一斑。几十年来，维多利亚公园、遮打花园不单是市民休憩场所，而且在「回归」前已演进成为表达各种公民诉求的殿堂，犹如19世纪中以后，伦敦海德公园成为集会和演说的场所。然而，《国安法》下的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宁愿租给参加者寥寥的家乡市集，万人空巷的六四烛光晚会不再。很明显，同一个空间，可以促进公民社会，也可以令其窒息；公共空间的精神面貌，会因为政权性质的不同而彻底转变。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