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五讲 天下开始大乱（五）

一、“恐怖的红八月”蔓延到上海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两讲当中，我们谈到了红卫兵破坏曲阜孔府、孔庙、孔林的过程，以及背后的责任人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共高层的毛派还是周恩来都与这件事脱不了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两者背后的老板实际上都是毛泽东，他们的各种行为若没有毛泽东开绿灯，是难以进行下去的。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处在幕后的操盘手，而毛派与周恩来虽然立场不尽相同，但都是执行毛泽东计划的工具。

如此前所述，尽管老红卫兵在对民众施暴和搞破坏方面比造反派红卫兵要凶残得多，但这并不表示造反派红卫兵们就都是一些善男信女。造反派红卫兵也有过大规模的破坏行动，之前两讲所谈的破坏孔府、孔庙、孔林就是其中之一。除了这类破坏行动之外，造反派红卫兵还有一种行为，就是对中共的干部们展开猛烈的冲击，并将文革造反的火从北京向外广泛地传播开去。

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版图中，除了首都北京之外，最大的城市上海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地方。早在文革爆发前，毛泽东就曾以上海为基地，打响了针对吴晗的进攻。而在文革爆发以后，上海的红卫兵运动也和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有高度的关联性。在大串联期间，上海是大量红卫兵的目的地。根据统计，仅仅从1966年8月15日到10月9日之间，上海“全市接待北京及外地来沪师生37.48万余人，其中北京4.7万余人，江苏8万余人，浙江5万余人，辽宁3.5万余人，广东3万余人”。在这之后，红卫兵到上海的数量更是呈几何指数暴增。根据同一年12月12日公布的数据，“上海全市接待外地师生总量已达403.5825万人次”。（李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爱思想网，2013年4月5日）

在这些来到上海的红卫兵中，掌握中共高层风向最多的北京红卫兵所起到的作用是最大的。当时，先后共有三波规模较大的北京红卫兵来到上海，时人称之为“北京红卫兵三下江南”。这三批红卫兵各有差异，每一批的南下都给上海带去了巨大的政治风暴。

第一批前往上海的北京红卫兵，是在1966年8月下旬抵达的，主要是中学生红卫兵。这些北京红卫兵大都持有老红卫兵的政治立场，在上海宣扬“血统论”，把“恐怖的红八月”式杀戮和破坏带到了上海。根据上海文革史学者李逊的文章所述“从1966年从9月1日起，至9月25日，上海市区489所中学中，有361所学校红卫兵发生打人行为，被打者达1万余人，其中打死11人，打伤961人。”“据一些当事人回忆，上海的许多打死人事件，都有北京红卫兵参加，而以北京红卫兵为主的打人事件还要多。佘山大教堂的马神父、原国民政府驻法国肖姓参事等，都是被北京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李逊：《上海的“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爱思想网，2013年3月6日）

上述这些暴行当然是残酷和令人发指的，但从其规模上来看，确实是比北京的“恐怖的红八月”要小得多。这是为什么呢？一大原因，与上海市民的性格有关。事实上，北京红卫兵的这些行为，在上海民众中激起了不小的反感。李逊的研究在谈到这种情况时说道：“北京红卫兵第一次南下，遭到上海市民抵制。他们宣扬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论‘，尤其引起一向温良的上海市民反感，甚至同样拥护‘阶级路线’的上海的干部子女们，也大多数不赞成他们的极端观点。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民最初的辩论，就是从那副著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而起。他们给上海市民留下的印象是满口‘他妈的’，无视规则权威。”

 

二、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

老红卫兵们一方面在上海复制着北京式的“恐怖的红八月”，另一方面又在上海做出了和他们在北京时不一样的行为。在北京，老红卫兵们一面大肆破坏和屠杀民众，一面又在“保爹保妈”，维护中共干部赖以生存的那套体制。然而，当他们到了和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太相关的上海后，他们却起了一种冲击当地体制的作用。当时，“北京红卫兵对上海文革运动的指责是以北京的运动为参照的。此时在北京的各个学校，各级党委权威不再，文革运动基本由学生掌控。而在上海，各大中学校的文革运动仍为党委或党支部控制，由党委抛出运动对象，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批判，这使他们觉得上海运动‘冷冷清清’，觉得是偏离了《十六条》所提出的‘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这批北京红卫兵便开始向上海市委发动了攻击。

1966年8月31日上午，北京101中学、北京师大一附中、北京八一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三十多个学生，来到了位于延安西路200号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他们大声叫喊着，表示要见上海市委领导，而且态度强硬地表示：“10分钟之内把曹荻秋（上海市长）找出来，否则要动武了！”接下来，这些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场混战。李逊的研究中引用的由当时上海市委的工作人员写下的一份传单，颇为详细地讲述了这场混战的过程：

“曹荻秋正在接见另一批北京来的学生，于是就让两名自报‘我们是代表’的学生进去，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和市委常委、监委副书记秦昆立即接见他们，问有什么要求，两人不回答，只是要求门外的同学一起进来，还用拳头打宋季文。一会儿，他们退了出去，向门外喊叫：‘市委不肯接见你们！’于是一部分学生向大门里面冲。在旁围观的一些上海人拦住他们不让进去，让他们有话到一边的接待室去说。争执了半个多小时，中午11时左右，天上下起了雨，市委同志十分关心他们的健康，要他们进大楼避雨。没等玻璃大门全部打开，几十个红卫兵一拥而上，一个佩戴‘北京机械学院’校徽的女同学冲在最前面，用拳头击碎大门玻璃。他们冲进大楼，遇到阻拦他们的工作人员，便拳打脚踢，或者用皮带抽打。那个打碎大门玻璃的女红卫兵还举着被玻璃划破的手高喊：‘上海市委干部打人！’”

有意思的是，李逊的研究还引用了北京红卫兵方面就此事写下的另一份传单，其中叙述的过程有所不同，在这里也值得转引一下：

“我们先派了一人进市委大楼联系，一去不返。我们见中央领导同志，见毛主席都没这么难。8·18的大会上，我们红卫兵高喊‘我们想见毛主席’，毛主席就出来见我们了。上海架子为什么这么大，门槛这么高？我们要求派两个代表，不行！最后还是上海的革命群众使了好大劲，硬给推了进去。见到宋季文，要求接见全体代表，他只说了一句话‘没有那么大房子，不能接见’。难道这么大一个市委大楼装不下我们30多人？两个代表哭着出来把这一情况告诉我们。正下着大雨，我们下决心不见市委不回去，淋着雨齐喊：‘我们要见市委！我们要见市委！’许多市委的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往下看，但没人出来。门口守卫的上海红卫兵挽着胳膊，使劲推我们，想把我们挤走。”

（以上几段引文，都转引自李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

双方对这起事件的说法可谓是各执一词，纷纷希望表示自己才是无辜的一方。至于这件事的细节真相到底如何，恐怕是很难做出一个还原了。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展现了北京红卫兵对于上海市委的不满和好斗，可以说是在上海点了一把针对市委的火。

 

三、从北京前往上海的第二批红卫兵

在这之后，第二批北京红卫兵在1966年9月中旬抵达了上海。这批红卫兵以大学生为主，主要是北京“红一司”的人员，总体的政治立场与第一批红卫兵一样，都是“保皇”的老红卫兵。这第二批红卫兵着实是“来头不小”，在出发前的9月10日专门参加了一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大型活动，活动的名字叫做“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周恩来亲自到了这场大会的现场，发表讲话说：

“比如说到上海去的这个南下兵团，人数最多，将近两千人（可能已经超过了）。你们组成了十六个纵队（加上中学），是很大一个队伍了，超过两千人了……有些东西不要急，要破四旧中主要的四旧，所以不仅是打击那些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极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就是破四旧，也要找几件真正的、值得作的，而对上海人民又是焕然一新的，来破。”（见《周恩来文革讲话集》第23篇《 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从周恩来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给这批南下红卫兵提出的任务，是“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极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是主要打击中共定义的所谓“剥削阶级”，而非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子”，也就是并不集中主要力量打击中共党内的干部。持有这种立场的红卫兵，当然颇受上海市委欢迎。在周恩来的关照之下，这批从北京前往上海的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人员，是坐着中国铁道部提供的列车到达上海的。在他们到达上海时，他们受到了上海市当局派出的以摩托车开道的车队的迎接，一路趾高气昂、排场阔气地进入了上海市中心。他们在到达上海后，把上海的“恐怖的红八月”式暴行推向了更为暴力的境地。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做了什么吧：“他们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据9月15～17日的不完全统计，3天内共发生30起北京红卫兵打人事件，被打者达100人以上。他们抄家，对抄家对象接连几天地肆意殴打侮辱，打成重伤，打至昏迷，打得大小便失禁，还不许送医院。这样情景当时在徐汇、卢湾、南市、静安等区时有发生。”（见李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

关于这批红卫兵在上海嫌起的更多大乱，我们在下一讲中再进行详细讲述。

感谢大家，这周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