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对恐惧的解剖

湖南作家马萧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之一，长期撰文关注政治犯。（来源：RFA）

今天，世界的基础材料是由恐惧构成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原子，游荡在这个虚空的世界。人们在恐惧中彼此凝视，相互抵防，把自己蜷缩成一只受惊的刺猬，在自我防备的同时却肆意放纵自己的恶，任凭自己身上的棘刺扎向别人，同样是他们，还在煞有介事地祈祷世界是善与和平。世界就在这种混乱和一片尖叫声中不断地下坠。

作为这个世界组成材料的一部分，自以为超越了恐惧的辖制，像一个自由人那样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乐趣，这是不诚实的。事实上，由于生性敏感，我甚至比其他人更早意识到这种恐惧的情绪作用在我的生活，就像生长旺盛的藤蔓牢牢地缠绕住我的身体，让我欲罢不能。

首先是政治上的恐惧，主要是对共产党的恐惧，以及对政治警察和暴力的恐惧。

对共产党的恐惧伴随个人的成长逐渐形成，并一步一步加深并强化这种心理。现在看来，这主要源自对它的本质缺乏了解，或者说，共产党故意在世人面前隐藏它的真实面目，人们总是对那些不熟悉的神秘人或事物保持某种畏惧或敬畏的心理。一个人，当他独自面对共产党，就像面对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在这座巍峨的大山面前，个人如同渺小的蝼蚁，双方力量太过悬殊，以至于无法动摇它的任何决定，更不用说撼动它的统治根基。即便是心怀这种叛逆的念头，都是一个异常大胆的举动，让人感到既幼稚又疯狂。

随着真相逐渐被揭开，此前的神秘感消失了，现在，我不再用那种朝圣的心态去仰望它，因为它不过是一个撒谎成性、道德败坏的恶棍。由于它不时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因此，有时候，我又把它视作一幕无聊至极，却又不得不驻足观看的戏剧，我站在遥远的角落，冷眼旁观，看着舞台上的二流演员们轮番出场，用蹩脚的台词、夸张的手势动作来演绎一出平淡无奇的荒诞剧。与此同时，恐惧如同退潮的海水，随着剧情的流逝逐渐褪去，让人索然无味。

和共产党如影随形的是政治警察和暴力，事实上，这是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警察的监视无处不在，这不仅仅是针对我，而是针对每一个人。即使是在完全隐秘的私人浴室，也让人感觉到有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在暗中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我总是对陌生电话以及手机下载的各种软件感到莫名的恐惧，它们就像一个个随身携带的监视器，将个人的生活内容原封不动地上缴给警察，你明明知道这种危害的真实存在却无法摆脱它。我并不是说警察在收到情报之后会立刻闯进一个人的生活，而是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本身是不正常的，就好像一个人赤身裸体遭人任意窥探，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至于政治暴力，反而不是我所担心的。当然，对暴力的恐惧常常会使人左顾右盼，患得患失，但它毕竟只是在某个特定的瞬间才会爆发，就像2019年4月，在海淀万寿路派出所的审讯室，警察对我拳打脚踢，而我却不能还手一样（只要你还手，一个“袭警”的罪名很快就会安插在你头上），虽然这样的场面确实让人深感羞辱，但这并不是常态。你永远不知道暴力会在什么时候，何种场合突然降临，所以我现在倾向于忽略它的存在，假装自己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之中，这种置身事外的心态为我省却了许多烦恼。

事实上，我和政治警察的交往并不总是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进行，比如，不止一位警察在我面前公开谈论共产党。私下里，他们将共产党视作“大红龙”，而他们则自我调侃为“小红龙”。显然，他们明白“大红龙”就是隐喻《圣经》“启示录”经文中的魔鬼。

和共产党将人视之如敝履，政治警察对反对他们的人拳打脚踢的做法相比，《圣经》中的魔鬼并没有长一张凶神恶煞、面目狰狞的脸，让人望而生畏。祂不会对人施加暴力和恐吓，不会在某个月黑天高、阴森恐怖的深夜闯进别人家里，翻箱倒柜，掘地三尺，寻找抓人逮人的证据。不论是伊甸园中用分别善恶树上果子蛊惑夏娃的古蛇，还是在旷野以“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试探耶稣的撒旦，魔鬼都是以“好人”的形象出现，让人无法抵挡他的诱惑。换句话说，魔鬼只在乎人的灵魂的堕落，但并不违背人性，而共产党却不同，它不但消灭人的灵魂，而且还扼杀人性，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其次，由现实的生存压力引发的恐惧。

坦率地讲，这是比政治恐惧更为持久，影响更加深远，更触及到当下的一种情绪。

我始终认为，政治不能拯救人，而且，也不能够让政治来拯救人。因此，必须淡化政治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应该等同于生活中的锅碗瓢盆，只能由人来摆布，服务于人的需要，而不是高高地凌驾于人之上，去决定人应该怎样生活。而我们生存的世界，恰恰是政治主宰了人的命运，这是一场关于生命的悲剧。

2007年，我来北京之后，在一家很小的私人公司工作，在此期间，我和一些政治异见人士有来往，很快，这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不久，警察专程上门找了这家公司的老板，而老板将我叫到办公室，给我指了两条路。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安心上班，把自己的生活调理好，不要去关心政治，不要和那些人来往，他们干不成什么事。”我知道他受到了警察的压力，于是，我选择另一条他不愿说出口的道路——离开这家公司，从而避免再给别人造成麻烦。

这就是关心政治必须承担的代价。当“政治”声明自己可以拯救人，这个声明背后的真正潜台词是：它同样可以轻易摧毁一个人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沾染上政治，那么，即便是一份不起眼的普通工作，都会成为警察向他施加压力的筹码，而这仅仅只是一系列麻烦的开始。

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不过是一个比较体面的称呼，实际上这意味着没有稳定的工作，意味着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会经常入不敷出。

因此，在旅居北京的日子，我穷得像一块干净的鹅卵石，让我感到头疼的常常不是警察的骚扰，而是经济上的窘迫。每个月必须定期缴纳的几百块房租，往往便成为这个月很难跨越的一道坎。女房东的催租电话或者敲门声，比警察的突然登门造访，更加让人惴惴不安。

由于生存的压力带给我的窘境远不止如此，有一回，我主动邀请一家报社的女编辑吃饭。结果吃完饭后，才发现自己口袋中的钱却不够支付餐费，最后还是她发现我的表情不对，主动去吧台买单，化解了现场的尴尬。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有一年，和美国驻华使馆的人权官员有个约，双方见面后，对方提议到附近一家咖啡馆聊天，结果他出门恰巧没有带钱，而我的现金余额却不足以支付并不高昂的费用。我并非一个追求物质享受、贪图享乐的人，家庭出身和教养始终提醒我勤俭、节约、质朴，不铺张浪费，拒绝好逸恶劳是人的美德，但当一个人每天都在为一些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发愁时，即便是再高尚的人格，再自由的灵魂，也难免会身心疲惫，茫然若失。

有时候，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心里却担心警察暗中破坏，使自己原本就很拮据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加捉襟见肘。对于那些反抗者们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甚至它都算不上一桩遭受迫害的侵权事件，在我们这里，只要不被逮捕，通常很少有人会关注。

因为经济上的乏善可陈，同样影响了我对婚姻的态度。在北京，我曾经遇到过心仪的女孩子，然而，因为自己的身无分文，使我对双方的进一步交往感到沮丧。久而久之，我对婚姻既向往又恐惧，我并非无欲无求的独身主义者，也不是坐怀不乱的圣贤之人，而是现实的困境造就了我对于婚姻的两难选择。

这种生存的压力以及由此引发的恐惧，以一种无名的方式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形成一种无法向外界倾诉的特殊精神状态。因此，当有人开始变得沉默，重新去专注自己的生存处境时，我对他们的选择感同身受。这种选择是痛苦的，但却无可奈何，因为我经历过这种被生存的压力边缘化，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活。

最后是对自己的无知和迟钝的恐惧。由于自身认知的局限性，导致我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会畏首畏尾，犹疑不决，害怕自己所作的决定最终会产生无法收拾的局面，把自己弄得像一个滑稽的小丑，导致丢脸和被人讥笑，从而贻笑大方。这种恐惧是来自心理和精神上的内在折磨，它赤裸裸地显明在自己的内心，导致自己对身边的每个人都保持一段距离，造成不必要的隔阂，在每当需要下定决心的时候都会本能地往后退缩，我不知道这是否是那些心性敏感的作家的一个通病，但是，对于政治来说这却是一个禁忌。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十分羡慕那些头脑冲动，却做事果断，有男子气的人，他们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即便是那些一望即知的坏事，他们也会大胆行动，无所顾忌，把后果丢给别人去承受，这恰恰是我最终和共产党人分道扬镳的原因。

由恐惧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一个人在心理上的自卑，由自卑导致怯懦，由怯懦导致精神上的猥琐和行为的变形。作为上帝最优秀的作品，人的光芒便在这种自我贬损和萎靡不振中一步一步滑向堕落的深渊。所有和价值有关的思考都被搁置，唯一有意义的事情便是努力地活下去，活得比别人更长久。最终，我们适应了深渊底部的生活。

如同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我们已经习惯终日不见太阳的生活，并将它视作真实的世界，从来不知道抬起头来，面向洞口和洒布在岩壁上的阳光，只能沉积在历史的重负和日积月累沉淀下来的陈腐烂泥中苟且度日。即使脚下散发出来的恶臭熏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只要生活还能继续，也从不去想依靠自己的双手攀爬岩壁，爬出深渊，爬向地面，重见天日。

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志得意满，不思进取；真正的无知，不是源自我们猛然发现了自己的无知，恰恰相反，它来自于我们自以为掌握了（或正在掌握）这个世界的全部奥秘，成为了无所不知的智者。世界的混乱，不是因为我们紧闭双眼，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处于蒙昧状态，从而使得改变成为不可能，而是我们始终睁大眼睛，却看不到任何超出我们理解范围之外的东西。我们自我封闭，自我满足，在徘徊踌躇中裹足不前，等待天降神迹来拯救我们脱离出苦难。

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对它的存在都有一份共同的责任，无论是它的堕落，还是它的美好。

2024年8月1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