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泥塑《农奴愤》的时代背景
以上我写于2006年的文章，结尾部分显然过于乐观。我那时并没有认识到在中国其实一直都存在着文化大革命复活的土壤，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或者说，其实文化大革命并未终结，也因此，在西藏文革中产生的泥塑《农奴愤》如今无须再用泥土重塑，改用石头雕刻、金属铸造而变得固化，以示永存不坏，并被一座座博物馆展出，同时现身网络成了热点，我们已经目睹，这可以说是一种后文革时代的场景再现。
鉴于我依据身为中共解放军军官的我父亲于西藏文革期间所拍摄的数百张照片，从1999年起在拉萨等地访谈七十多位参与者、经历者，历时六年多完成有关西藏文革的两部著作：图文书《杀劫》和口述录《西藏记忆》，于文革四十周年即2006年在台湾出版，被评论者认为是“西藏文革研究的破冰之作”，“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等等，之后又被译为藏文版、日文版、英文版、韩文版，我也因此将自己视为西藏文革的研究者。泥塑《农奴愤》当然也是我的研究对象。此泥塑不但在中国美术史上有一席之地，而且是被放在“‘文革’美术史”里，在“‘文革’美术史编年纪事”中如是记载：“1975年9月4日 泥塑《农奴愤》在拉萨西藏革命展览馆正式展出”【1】。
那么，彼时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或者说，当时西藏处于怎样的境况？大致来说，在经历了发端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如同腥风血雨的一波波肆虐和毁灭之后，象征西藏传统文化的数千座寺院被毁为废墟，千百年来积累的无价文物被践踏和盗窃；不计其数的传统西藏的精英人物受尽侮辱，丧失尊严；与此同时所实行的军事帝国主义的压迫，“使西藏进入益加紧张和可怖的时期”。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对西藏方方面面所造成的灭绝性的破坏，远远超过对中国自己的破坏，而彼时即文革后期的拉萨乃至全藏地其实已是奄奄一息，正如我在《杀劫》【2】一书中有关这时期的记录：
“革委会（于1968年）成立不久一度大开杀戒。这么说并不为过。无论是1969年针对（全藏）不少地方的‘反革命暴乱’而进行的武力‘平息’；无论是1970年以后开展的诸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政治运动，这些都是在各地革委会的领导之下，对概念更为宽泛、范围更为广大的‘阶级敌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阶级敌人’已不止是‘旧西藏’的‘三大领主’、‘新西藏’的‘走资派’，还包括‘五一六分子’（原本是以中共《五•一六》通知命名的一群众组织，出现不久即被定性为‘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西藏也抓了不少‘五一六’分子。从波及的范围看，应该说‘五一六’乃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之一）等造反派，还包括许多招致定罪为‘叛乱’或‘叛国’的‘民族主义分子’的藏人。在这些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一幕幕人间悲剧不断上演。不少藏人在‘叛乱分子’、‘叛国分子’的宣判声中人头落地。许多地方都有人因莫大的恐惧而以各种方式自尽。至于神经错乱导致发疯的也不少。如今在人们的回忆中，这段时间在整个文革十年中最为恐怖，以致人人自危。”
“虽然在文革后期，政治运动不再频繁，宗教信仰也逐渐复兴，尤其是1976年因毛泽东的去世终结了文革，整个社会面临‘百废待兴’，但是文革给西藏带来的毁灭之大几乎不堪收拾。1979年，达赖喇嘛委派的代表团在西藏民众中激起狂潮一般的欢迎，既打破了‘极左’统治下的封闭，也是对中共当权者的莫大讽刺。”
“据《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记载，1980年西藏自治区召开‘落实政策会议’，会议纪要中的数字是：‘据粗略统计，在各种冤假错案中被触及、牵连的人，全区有十几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这一数字显然十分惊人。更有可能的是，真实的数字远比在党的会议上公布的数字更多。那么，究竟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二十，还是三十？甚至还要多吗？恐怕谁也无法清楚地知道被掩盖的真相。……一位历经当年‘红色恐怖’的藏人告诉我：‘这么多的血案啊，让我们藏人寒透了心。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了信任。所以1987年和1989年的所谓‘骚乱’，其实是跟这些伤害有关的。’”
注释：
【1】艺术档案："文革"美术史 编年纪事https://www.artda.cn/view.php?tid=891&cid=15
【2】《杀劫》，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评述，唯色文字，泽仁多吉摄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2006年。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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