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9日星期四

专访维权律师伍雷:以寄居者心境重建华人社区

中国维权律师伍雷长年关心人权议题、平反冤案,一度遭到中国政府威胁,甚至失去律师执照。新冠疫情后,他选择移居日本东京,除了持续关心人权,更希望重建中国人交流的社区,靠著办讲座维系华人感情。

(德国之声中文网)位于日本东京都的中心地带,有座相当简朴却充满人文气息的“东京人文论坛”空间。主掌这个空间的伍雷,是位被中国吊销证照的前律师。

1973年出生的伍雷,本名李金星;到日本居留前,在北京是中国大陆的知名维权律师,替很多冤案、人权上访的事件发声。一度,伍雷被中国政府视为“麻烦人物”,不断遭约谈,最后甚至被吊销律师资格。他说:“因为这样,我有6、7年被限制出境。”

当时是2018年左右,正逢小孩出生的伍雷,也面臨孩子的教育问题。“2022年7月时,我太太跟小孩先过来,我只是希望能让孩子有学校上。”伍雷提及,另一中国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孩子,至今在中国仍无法上学。DW记者问到,中国政府不让学童就学是否违反宪法?伍雷苦笑回说:“这国家违法的事多著呢。”

图为伍雷站在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外。
图为伍雷站在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外。图像来源: Li Jinxing

当初原本只是想让孩子受教育,没想到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让伍雷动了移居念头,“发生太多变化,像是过山车急转直下,(中国)就是法西斯国家了!”伍雷坦言,迁居到日本是人生中“完全没有想过的意外”;一家人曾经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也去了其他国家游玩,没想过在任何一国留下,最后却移居到日本

对于自己的日文能力,伍雷笑称“完全不行,都是天书”,现在还是靠播放网络的日文学习影片来学日文。他笑说,孩子日语都很好,“老师们现在都不知道他是中国来,孩子跟老师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只希望孩子在这好好上学。学好日语跟英文是很重要的,日语会成为他一生最重要语言”。 

伍雷最后为何能够出境?他坦言,当然是跟中国政府有“约法三章”。至于协商内容详细为何?伍雷称不便透露。

从2022年7月6日移居东京至今,已经过了两个年头。伍雷笑说:“7月6日是我们家族的‘日本节’,我们都会小小庆祝一下。”

以“三年疫情为标志”

中国新冠疫情下的混乱,成为伍雷决定移居的主因。他感慨地说:“如果说(中国)以前还有点人权的话,现在是都没有了,无数人就这样死掉,需要肾透析、每天上千台紧急手术、当时全断掉,这是很灾难性的局面。”

伍雷讲到此时,突然长叹一口气,眼眶泛红、语带哽咽。沉默许久后,他说:“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讲到灾难二字时,他已经语音模糊。

伍雷认为,中国经历疫情这3年是很沉重的创伤,但结果连中国人现在都不敢回顾,当作没发生,这是很不该的。伍雷秀出他的手机给记者,“就像我手机这样,曾密密麻麻贴著一堆贴纸,写著5月4号做了核酸,贴纸痕迹都在。当时手机上没有这个(贴纸),就回不了家”。

“没有法治就是这样,变成人治。(疫情)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有日本人在上海饿死,很多人没有吃的,无数的悲剧,我听到朋友去世、朋友跟父母死掉。”伍雷比喻,这场疫情比“三反五反”都还厉害,就是法西斯管制。

疫情当时,已被吊照的伍雷仍希望走访、关心以前案件情况,结果每到一个地方就被隔离30天。许多冤案无法再拖,但因为疫情让平反遥遥无期。伍雷坦言当时很灰心,一度锁在家中不想出来了,直到后来友人跟他说,“ (赴日签证)手续已经办好,不出来就浪费了”,他心念一转才决定移居日本。

在日本,伍雷仍然挂念在北京的人及工作,他坦言仍有回去中国大陆2次。对于人身安全,他叹气说,“回去当然没有问题,能否回来才是难说”。

当伍雷回去时,全家都在守电话,他也跟家人称“如果我回不来,那就是十年后再见了”。在这里替在国内的友人煎熬,但回去家人更煎熬。

成立寄居者华人互助社区

伍雷在日本成立了一间人文论坛,定期举办演讲跟分享会、亲子活动等,希望能照顾移居华人家庭。他指出,许多家庭都是在新冠疫情受创伤后,毅然决然决定移居,但是在工作、生活等都需要大幅地心理辅导,因此才成立这个空间让当地华人能活动。

他指著墙上贴著的一张一万日圆纸币说:“捐赠这张纸币的人,是个中产阶级人士,一场疫情让他积蓄归零,他在这空间像个孩子不断放声大哭。”

伍雷感叹,中国这40年来的重心就是赚钱。“没有疫情时,中国人都认为自己好成功 ,去纽约、华盛顿,都觉得当地好破烂,觉得自己特牛X。直到疫情发生,大家才惊觉自己什么都不是。”

根据伍雷自己推算,至今仍有约破百万人在排队等移民日本,至少数十万人在疫情后“润”到日本,他称疫情后中国“大概会有这个星球创立以来最大的移民潮”。

建设华人交流社区,可以让大家还不熟悉新环境时彼此互相扶持。“大人能够在这哭、掉眼泪,孩子可以在这里玩,远离信息孤岛,这是我做这社区的主要原因。”

对于未来是否将在日本长居,伍雷给了否定的答案:“我是‘寄居者’,没有想定居, 每天都希望能回去。每天都希望发生大事情,就可以买机票回去了。也许某个重要的人突然就过世,历史就改变了,谁知道呢?”

身为基督徒的伍雷认为, 寄居者心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法老”在何处。但来到日本后,看到井井有条的街道,他感受到东方国家的法制化与民主化。“很多人都说东方人不适合搞民主,但是日本是成功的”,让他受到不小的刺激。

“日本有民主、有法治、东方国家市场自由化,它的优点是很突出,当然缺点也是。日本人绝大多数都很好,但很多日本人对政治、对国家前途是漠不关心的。”  

伍雷认为,日本作为先进民主国家,应该对全世界民主化多做贡献:“我知道国民希望远离战争、恐惧战争,但真的会达到这个结果吗?我担心日本有可能未来50年会在外交政策上面臨最大失败。”

伍雷也表示,日本的民主法治进程对东亚很重要,“当年日本人用枪炮达不到的目的,现在可用民主法治力量,影响更多中国人”。

持续关心中国未来

伍雷创建的华人小社区,逐渐累积成果,“人文论坛”在中国国内的观看有时也可以到数十万人。记者问他是否担心被政府封锁,伍雷回说“又没杀人、又没放火,担心什么呢!”他同时也持续关注中国国内的维权运动。

对于中国政府,伍雷也表示他的担忧,“很多国内的人还支持台海战争,我很担心这会愈来愈快,台湾人民会成为牺牲品”。当被问到这些人支持言论者的心态时,伍雷称:“你觉得他们是理性的吗?当年希特勒是理性的吗?军国主义是理性的吗?今天的氛围就是一模一样的法西斯主义。”

伍雷举例,过去日本的治安维持法,设置特高警察,控制大学、媒体跟工会,无数学者被抓,如今中国特别像。更让他难过的是,“当时没有人阻止战争爆发,知识份子心中反对不敢说话、政治家更不敢反对,现今中国就是这样,说了就抓你”。

对于未来的期许,伍雷希望能在3、5年内,把东京的“华人文化社区”做好。他称:“我们就是寄居者的社区,环境变化下可能会再回去,但这段期间把自己本分做好,既来之则安之,观照好孩子跟家人、尊重日本国民跟遵守法律。”能在日本待多久尚未可知,但对于中国局势,伍雷的热诚持续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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