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個月前的香港，社會運動界的士氣，處於低谷。4月底，9名佔中發起人和參與者在法庭應訊，來旁聽的人以中老年人為主。每天早上，我凌晨3時起床，到法院門外排隊領票，拿不到票，就只能在門外看直播，拿到票的話，還可以看到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等人在庭內陳情。當時我想，79天的雨傘運動有逾50萬香港人參加過，最後目送他們入牢房的，為何只剩數百人？香港人是否忘掉了他們？還是香港人已經喪失了抗爭的鬥志？
雨傘運動在2014年底落幕後，社運界經歷了5年低潮。連串讓人頹喪的事件發生，年輕人參加選舉被拒諸門外，示威人數持續低迷，遊行隊伍裡也看不到青年人，現在因為反修例運動而大受歡迎的網路媒體《立場新聞》，那幾年瀏覽量急跌，主編鍾沛權坦言：「那幾年沒有人對政治新聞感興趣，讀者厭倦，不想看新聞。」《立場新聞》一度經濟拮据到連主編發薪資也成問題。我在大學教書，年輕人說不想當記者，不想看新聞，覺得做什麼也不能帶來改變，假期只想到深圳喝喜茶、拍照上載到社交媒體Instagram。
在這種社會氣氛下，4月24日，我和一批中老年支持者聚集法院外，等待載着戴耀廷和陳健民的囚車離開，他們同被判囚16個月。年紀老邁而獲判緩刑的朱耀明牧師，在路邊揮動毛巾送行，老淚縱橫，這一幕，重創我的心靈。
事緣我是最早採訪佔中領袖的記者之一，目送這批人坐牢，對緊貼採訪的記者，是一種打擊。
6年前初訪戴耀廷──兩面不討好的書生
爆發於2014年秋天的雨傘運動，之前醞釀了足足一年半，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早於2013年初在報刊發表一篇文章，建議一批人在中環鬧市霸路，以爭取香港特首的普選權。還記得第一次採訪他，看到他那微胖中年人身型，陰柔的學者口吻，總覺得如同書生論政，紙上談兵。
怎知，他那個狂想，一石擊起千重浪，香港嚴肅報章《明報》騰出版面，讓戴教授邀請多名不同政見人士交流，十多篇專訪輪流刊出，由我採訪撰寫，從2013年2月到4月，社會討論氣氛漸見熱熾。還記得，那個初春，我漸漸感覺到運動或可能成真，筆桿愈來愈沉重，內心禁不住顫抖。就這樣，戴教授，連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一直關注中港民主運動的牧師朱耀明，成為了佔中最初三位領袖，港稱「佔中三子」。
三人始終是上了年紀的斯文人，他們堅持「愛與和平」的理念，年輕人覺得老套，激進一點的社運界人士不耐煩，頻頻施壓或挑戰，希望把運動帶往更進取的方向；那邊廂，親北京勢力也成立對抗平台，運用輿論大力批評。佔中運動兩面不討好，但三子還是馬不停蹄在民間搞講座進行解說，宣揚「非暴力抗爭」理念。我記憶中，戴耀廷到各社區講解，任何人提問，他都長篇大論回答，十分有耐性。
回頭看，那一年半的醞釀期，令不少躁動的支持者感到不耐煩，但我認為，三位領袖身上散發出來的學術味道加上宗教氛圍（朱是牧師，戴是虔誠基督徒，陳亦強調要持守價值觀），非常重要，至少令大家明白，佔路不只是一種手段，背後有其理念和原因。
曾經，連佔路都嫌「太暴力」的港人
須知道，多年來，相比台灣，香港人對暴力抗爭的包容程度極低。2014年春天太陽花學運，學生衝擊立法院的做法，對當時香港社運界來說，不可思議。還是直至今年7月1日，香港的反修例示威者闖進香港立法會大樓短暫佔領，那是參考了5年前台灣太陽花的做法。
雨傘運動之前，香港人還是很保守。2013年8月，香港一個民間組織邀請了台灣的簡錫堦來港，教授「非暴力抗爭手法」，他解釋如何應對水砲車、催淚彈，對香港社運青年來說，有如天方夜譚；簡老師提到示威民眾可以在預告後衝入警方防線，推倒鐵馬，對香港人來說已經難以接受，覺得「太過暴力」。在溫和的社會風氣下，香港人在5年前只接受和平集會這一途，叫叫口號，唱唱歌，遊行完畢回家。故此戴耀廷提議「佔據馬路」，對當時的香港人來說，已經是突破。今日香港的示威手法忽然以光速發展，那是後話。
戴耀廷強調權力下放，他曾說，因為我曾在訪問裡質疑，遇上路線之爭有何解決方法，他回去翻書架，終於找到「商討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一途，即是讓民眾透過平等討論去協商，解決爭議。佔中之前，三子曾舉辦幾場「商討日」活動，讓支持者聚頭討論活動路線，有人取笑為多此一舉。但5年後的今天，反修例運動在沒有領袖的情況下，參與者會即場自發進行討論，達成下一步行動的共識，這種做法，或許是來自雨傘運動的遺產。
第一枚催淚彈，點燃長期佔領的火
2014年9月底，因為學生罷課，後來衝進金鐘政府總部已鎖起來的公民廣場，群眾到來支持，佔中運動提早展開，部分人不滿一度離開，但礙於警方封鎖金鐘一帶，激起市民於9月28日白天又回來到場支持，群眾太多而湧進了金鐘的馬路，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那個火光，那個拋物線，群眾爭相走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香港度過了半世紀和平日子，這一幕，畢生難忘。也因為催淚彈，群眾散到更遠的地方，湧到不同社區進行長期佔領。
香港夏天雨水多，港人隨身帶傘，面對警方的盾牌、催淚彈和胡椒噴霧，眾人發明撐傘抵檔，「雨傘運動」之名由此而起，成為了標誌。
近日反修例運動持久戰，有人重新回顧當年雨傘運動的片段，留言時有點感慨：「回看當日，與警察對峙，我們只有保鮮紙護身，戴那個薄薄的手術口罩，好像小孩子玩泥沙。」也有人說：「那時警察也沒有防暴裝備，我們才可以跟防線站得那麼近。」今天，雨傘仍在抵擋，不過已經由5年前用以抵擋胡椒噴霧，變成用來擋橡膠子彈。
傘後創傷的5年，社運界嚴重內耗
2014年9月28日傍晚至翌日凌晨，警方發射了87枚催淚彈，之後一段日子，曾傳出警方要「開槍」，但緊張過後，政府採取拖延手段，讓運動自行消耗，佔領者由於持續於馬路上留守，甚至在公路上紥營過夜，惹來商戶或社區人士反對，民間反彈成為了政府最有力的武器，親北京勢力亦想盡辦法打壓，最終運動於3個月後落幕，以清場及拘捕告終。政府至終也沒有讓步，領袖們和參與者陸續受審，社運進入士氣大挫的低潮。
2016年農曆年期間，旺角曾經發生一場衝突，包括梁天琦等年輕社運領袖，以激進手法抗爭，向警察擲磚、縱火，一批人被拘，控以刑期嚴峻的「暴動罪」，有人被判坐牢7年，社會嘩然，但關注過後又回到持續的冷漠。
後雨傘運動的那5年，社運界內產生嚴重分裂和內耗，泛民主派不同陣營互相批評，其猛烈程度比批評親北京陣營有過以不及。網路上的說法指，「雨傘運動失敗了，因為誰誰誰做得不好⋯⋯」、「有人只想拿議員的薪酬，不是真正想替港人爭取民主」，運動訴求落空，產生對政治明星不信任，也就是雨傘運動後期常出現的「拆大台」，社運頓時失去方向。
雨傘運動成為了參與者的一種「心靈瘡疤」，不想回憶，不敢忘記，壓抑到心底深處。其後每年9月底，雨傘運動週年集會，參與人數越來越少，只有幾百人，喊喊口號，唱唱歌，就散去。同一時間，關於傘運領袖的檢控繼續進行，由於檢控過程漫長，佔中三子的審訊橫跨了2018冬天與2019春天，民間亦不見火熱關注。
反送中，重新驚醒港人的社運魂
審訊完畢，戴耀廷、陳健民等人於4月底入獄，香港青年在台灣謀殺了懷孕女友引起的反修例爭議出現，最初沒有太多人關注。還記得5月底我出席一場晚宴後，坐計程車離開，與籌備反修例遊行的組織「民間人權陣線」發言人岑子杰拼車，他當時還很苦惱：「如何令香港人知道，修正《逃犯條例》影響深遠呢？真擔心遊行沒有人來。」
他應該發夢也沒有想過，兩星期後，6月9日民陣遊行，有100萬人參加，政府仍然堅持不撤掉法案，至6月12日因為警察向包圍立法會的示威者發射催淚彈、向群眾開了橡膠子彈、向年輕人揮棍，鎮壓手法讓坊間震驚，導致6月16日有200萬人上街，多名年輕人先後以犧牲性命明志，一場反修例運動就此展開。
沒有人有水晶球，香港沒有一個人曾預測過，一班本來沉睡了的年輕人忽然驚醒，前仆後繼不計風險地上前線，即使面對坐牢、毆打也沒有被嚇怕。
大批本來只會參加和平遊行的中年人受感染，衝到街上支援。一些中年人跟我解釋，為何比5年前更支持這場運動：
「雨傘運動始終有政治明星或政黨參與其中，但反修例中被打的是年輕人，是學生，沒有個人利益。」
沒有大台，沒有領袖，全靠網絡動員，加上參與者都用口罩遮了臉，成為了平等的參與者，支持者發現，除了付出代價，沒有人能夠得到政治上的益處。中年人被感動，成為了忠實的支援者。
傘運的種子，如今終於開花
5年前雨傘運動之後的低潮，如何解釋？現在忽然火熱的政治參與，源自何處？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是我的同事，他曾以數據解釋這現象。過去幾年，他曾舉辦民調了解香港的大學生的政治想法，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原來親身參與過雨傘運動，會令參與者較傾向對運動有負面評價；反而沒有親身參與過雨傘運動，產生了一種距離，讓大學生能更正面理解雨傘運動留下的民主啟蒙成分。
李教授在《端傳媒》的分析文章中總結：「沒有親身參與運動的年輕人，較少經歷到因運動的起落而產生的情感波動，較少感受到運動完結時的失落，也較少體驗到運動中後期出現的內部紛爭，所以對雨傘運動反而沒有強烈的負面觀感。」
李再看其他數據，形容2014底至2019年中的低潮，是一種社運的「暫時休止狀態」，多於一種消極的放棄狀態，特別是對沒經歷過雨傘運動的一代，更能正面評價雨傘運動，更同意雨傘運動「不是失敗的」、「令很多香港人覺醒」、「雖然未能取得實際效果，但也是民主運動中的一步」。
剛過去的9月21日，新界屯門舉行反修例遊行，我遇上40歲的阿邦，他穿了一身黑，但口罩下的皮膚透露了他不再年輕，他是「雨傘創傷症候群」的過來人。
他跟我回憶起5年前的雨傘運動：「那時候，我在旺角佔領區，也有和警察對峙，在金鐘佔領龍和道，『拆大台』這些，我沒法子忘記。及至雨傘革命完結了之後，我覺得很失落，當年覺得整個運動是失敗了。但現在回想，我終於明白了，原來雨傘沒有失敗，它好像種子一樣，植入了群眾的心。現在我年紀大了，只能站在年輕人後面支援，看到香港多了這麼一大批新兵，我覺得自己老了，及不上他們，現在的年輕人，好厲害，有擔當。」
「你以為被埋葬了，其實植根在泥土裡」
2018年11月底，我出席了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一個講座，佔中三子之一的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預視自己會坐牢，提早退下教席，這天將是他入獄前的「最後一堂課」。偌大的講堂塞滿數百人，有學生席地而坐，有親友到場支持。他如常幽默又不不失魅力地談及公義，講座氣氛感人。他以一句話完結：「我送給同學最後的話，我希望你們能夠順性去為這個世界創造真善美，我希望你們不虛此生！」全場掌聲雷動，眾人站立喝采，久久不止。
我記得，當晚我走到講台前，給陳健民一個深深的擁抱，傷心得流不出眼淚。半年後，他坐牢了，我給他寫信。6月中，正當反修例運動爆發，他從監獄裡給我回信，陳健民寫道：
告訴你一些開心事。這兩天我心事重重獨個兒坐在一角看書，一位阿sir（監獄看管囚犯的職員）走到我身邊，語帶傷心地說：「教授，辛苦你了。我穿着制服不能談太多⋯⋯」後來我再遇上他時，他輕輕說：「今天我下班脫下制服，我都會去參加⋯⋯」我相信他是說去遊行。多麼令人鼓舞啊！
市民寄了幾百封信給我，我在獄中讀信，良久不能說話，因為市民的信都讓我非常感動。他們矢志不讓我白白坐牢，要投入『反送中』運動以回應我們的犧牲精神。雖然我並不覺得（獄中）日子很難過，但的確希望這監不是白坐。如果能夠堅定到一些人爭取公義的決心。我心願已足。
有一封來信的結尾這樣說，兩個囚友在鐵窗外望，一個看到泥濘，一個看到星星。有時你以為你在幽暗當中，你以為被埋葬了，其實你被植根在泥土裡。的確，雨傘運動的種子被埋葬5年後，今次在『反送中』開花結果了。
文章来源：报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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