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文革时期非常有名的红卫兵头目宋彬彬在美国去世,引起广泛热议。她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并被毛改名为宋要武,煽动起了红卫兵的暴行;二则她是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组织和参与了打死时任校长卞仲耘;三则她还是红二代,是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
宋彬彬后来就卞仲耘被打死有过道歉,但否认组织和参与了殴打。而是就“没有保护好学校领导”这一过错而道歉。这个道歉让人十分怀疑避重就轻,很不真诚,不被卞仲耘的丈夫及公议所接受。
至今为止,对文革时期红卫兵和造反派大规模系统性暴行,很少有人道歉,站出来公开道歉是极个别的现象。其中有些还如宋彬彬这样不真诚。那为什么那么多打过人的红卫兵很少有道歉的呢?红卫兵一代也七老八十了,风烛残年。西方人有基督教,如做了亏心事,临死时必须忏悔。再不忏悔,就失去进天堂的最后机会了。但中国也有句俗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照说进坟墓前也应该忏悔道歉,怎么就不道歉呢?
可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红卫兵被“伟大领袖”利用完后,就被发配到农村,也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他们认为,也应该有人就此给他们道歉。但没有,凭什么就要为自己的罪孽道歉呢?
美版电视剧《三体》中,用皮带抽打死女主叶文洁父亲的女红卫兵唐红静就如此认为。剧中唐红静后来被发配到劳改营做苦力。叶文洁去质问她,希望得到她的道歉。但她誓不忏悔道歉,并说“没有人会忏悔”。这让叶文洁对人类彻底失去信心,遂认为人类应该被毁灭,就给三体人发送了地球的坐标。
这个唐红静就是类似宋彬彬的女红卫兵。感觉好像女红卫兵比男红卫兵还疯狂可怕。大多数红卫兵落得像唐红静这样的下场,文革是他们的高光时刻,此后就很悲惨落魄了。文革结束后也没什么起色。只是少数红卫兵和知青,因有宋彬彬那样的“红二代”背景,或特有才能,或运气好,才得以逃出生天,摆脱窘困的命运。
且看她们的这段对话:
唐红静:现在是新时代了,一切都了结了!
叶文洁:没有了结!
唐红静:你是要来听我忏悔的?
叶文洁:你不该忏悔吗?
唐红静:那谁给我忏悔呢?谁来补偿我失去的?党派我们去陕西的胡麻地里炼红心。干完了一天的农活,回去累得连衣服都洗不动。晚上睡在地上,听着远处的狼叫。我的这条胳膊是得了坏疽,警卫把我摁在地上,生生割下来,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
叶文洁:我亲眼看着你用皮带抽死我父亲脑袋的时候,我也是个孩子。
唐红静:他们都说你很聪明,那是,学术权威的女儿当然聪明。我笨,我没有前途。你的脑瓜子救了你,否则,你今天跟我一个下场。
叶文洁:我爸爸也聪明,但他却没能躲过。
唐红静:换作今天,我还是会用镰刀,我会像割胡麻一样,直接把他割下来。
叶文洁:你不会忏悔的 对吧?
唐红静:没有人会忏悔!
但这不是理由。就如一些拐卖女性的女人,也曾被拐卖,那也不能免罪。被诈骗者去诈骗别人,也不能免罪。各是各的罪责。也不能用受到了教唆或胁迫作为理由。电影《天国王朝》中鲍德温四世教导男主奥兰多·布鲁姆时说得好,君命或不可违,父命或不可逆,但人仍可自主行动。那样人才能开创自己的事业。可是必须记住:即使处于王权之下、霸者之前,人不可不问一己良知;面对上帝,不可推说迫于无奈,不可推说当时是权宜之计,推卸不得,切记!
从文化意识层面上来看,中国人就没有忏悔的传统。中国人做了坏事错事,几乎没有心理负担。不会有愧疚感和负罪感。很大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主张为了正确宏大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而西方基督教则认为人有原罪,不论为了什么目的,都不能作恶。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就在于赎罪。
同是科幻片,与《三体》同期上线,美剧《群星》中的宇航员保罗就有强烈的负罪感。科幻片中也能反映出文化差异。剧中,在另一个平行世界中,保罗在事故中存活下来,将不知死活的女主遗弃在太空,独自返回地球。事后他对此懊悔愧疚不已,陷入不可自拔的自责和痛苦之中,几近崩溃而想自杀。要是中国人这样做了,肯定不会有什么不安之处。
中国人对做了坏事错事,没有灵魂的不安,就不会产生忏悔之心。没有忏悔之心,也就不会对受害者有道歉。即使有道歉,也不怎么真诚,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迫于外界的压力。在中国,认错和道歉往往是弱者对强者的认错和道歉,而不是理亏者对占理者的认错和道歉。强者即使理亏,也不会对弱者道歉。
2024年9月24日
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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