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梁子 | 圣人——中国极权主义的起源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概念起源自西方上世纪20年代，用来指称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这两个西方过去所未曾有过的，新型的专制制度。其基本含义为国家意识形态能够影响或通过权力控制全体国民。这个名词最初由纳粹学者从正面意义提出，后来为反纳粹和极权主义的学者从负面意义上广泛使用。德裔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被公认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最为全面深入，她1951年出版了分析极权主义的专著《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在书中论述道，纳粹与共产主义政权皆是新型的专制形式。极权政体之广泛吸引力源于其意识形态。对纳粹主义而言，所有历史都是种族斗争的历史；对共产主义而言，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旦这种前提被认可，国家的所有行为都可以正当化，继而将极权国家的社会制度正当化。

西方历史上政治制度多样化。早在古希腊，不同的城邦国家就呈现出多种政治制度，既有实施民主的雅典，也有实行寡头政治的斯巴达。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从统治者数量和服务对象两个方面来划分政治制度类型。统治者的数量分为“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 多数人（或全体）统治”；服务对象则分为“为全体服务”和“为部分人服务”。这样可能的组合形成六种政治制度，即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和平民制。

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将政治制度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共和制（republican）、君主制（monarchical）和专制（despotic）。共和制和君主制均按法律进行统治，是法治。所不同的是，共和制是少数人或多数人（全体）统治，而君主制是由一人统治，君主则通过世袭产生。而专制则按个人意志进行统治，是人治。由少数人进行统治的共和制就是贵族共和，贵族也通过世袭产生，但贵族议事采用一人一票多数决；而多数人统治或全体国民统治的共和制就是民主制。或者说，贵族共和是少数人的民主，民主是多数人的共和。

孟德斯鸠所谓的专制指埃及法老的统治及东方没有法治传统和制度的君主专制，而欧洲中世纪的君主制归属于按法律进行统治的君主制，不是专制。不过，当欧洲中世纪的君主不守法律任意行使权力时，也会被认为是君主专制。简单说来，专制就是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掌权者按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人治和德治都是专制。但东方君主专制也不是现代极权专制。在西方和东方，极权制度都是在20世纪才产生的。中国过去的皇权专制并不是极权专制，是在近现代革命中引入列宁式政党组织后，才将皇权专制转型为以党统国的极权专制。

极权专制成为可能必须具备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二是与之配套的控制手段。在西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控制手段都是近代才形成的；而中国自古以来就具备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在近代通过引进现代技术和组织手段，才建立起极权制度。

纳粹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来自于尼采的哲学。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人类面临价值虚无，只有靠“超人”来拯救德意志民族及人类。在尼采看来，超人是人类进化的顶点，高于人犹如人高于动物。超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胆有识有力，有极大的权力欲。凯撒大帝、拿破仑就是超人的雏形。

根据他的超人哲学，尼采在《反基督》一书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制度。他把社会阶级分成三等：第一等是最有精神力量的菁英份子，创造价值，由他们担任统治者的角色。第二等人是意志或性格坚强的人，他们听命于第一阶级，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及执法。第三等人是最多数的平庸大众，满足于他们平凡的生活。可以说，纳粹德国完全是以此为原型而建立的。希特勒及其它纳粹分子属于第一等级，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属于第二等级，劳工和普通士兵属于第三等级。

尼采的“超人”哲学更成为纳粹日耳曼人优越说的理论基础。“超人”一词与“优等民族”划上等号。有“优等民族”自然就有“劣等人种”，从而为纳粹的排犹主义和种族灭绝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什么超人哲学会成为极权主义的源头呢？因为它颠覆了基督教人是有缺陷的认识。基督教认为人首先有原罪，在道德上有先天的缺陷；其次，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上帝的能力才是无限的。超人哲学则认为不存在绝对的价值观和道德原则，这些统统依赖于人的解释。二则认为人的能力是无限的，“人定胜天”。人类可以依赖于超人的强大能力建立起一个完美的社会。这就导致了极权统治全面控制社会的妄念。

如果说在纳粹德国，超人具像化为纳粹分子，特别是具像化为伟大元首希特勒。那在共产国家，超人则具像化为共产党和党的伟大领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列宁进一步将这一论述发展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最有阶级意识和政治上先进的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党及党的领袖具有最高的无产阶级觉悟、对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以及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更具有远见。

有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恰好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的发展，特别是通讯和交通的发展，电报电话的出现，报纸和电台深入大众，更快速的铁路和公路，使得极权主义有了更强大的控制社会的技术手段。以及建立在现代技术上的组织模式，以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法西斯组织和共产党，能将组织系统覆盖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从而了垄断了宣传，垄断了经济、建立起完备地军警系统，从思想上、经济上和暴力上控制了全社会和每一个人。最终得以建立起纳粹和共产极权专制。

而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儒家的“圣人”观。儒家认为人可以成为圣人。圣人道德完美和智慧超群，具有大仁大智。由圣人来治理国家就能天下太平。尧、舜、禹和周公则是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孔子对他们称赞不已。“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 唯天为大, 唯尧则之。荡荡乎, 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焕乎其有文章!”“巍巍乎!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孟子则说: “尧舜之道, 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孔子还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孟的“圣人观”进一步发展为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对内圣外王有个循序渐近的描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但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并不崇尚“力”。孔子的弟子南宫适对孔子说：“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因此称赞南宫适“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儒家的圣人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然而，儒家人性本善的认识是错误的，中国历代政权都主要是靠暴力手段建立的，主要靠德和智不可能建立起政权和秩序。儒家只得承认依靠暴力建立起的统治，承认并维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和“定于一尊”的政治秩序，以“顺乎天而应乎人”将暴力夺权合法化，以“仁政”美化皇权统治，以“礼”维护皇权统治的尊卑等级；寄希望天子或皇帝是圣人，劝说他们行仁政，称皇帝为“圣上”，皇帝的旨意“圣明”。“圣上”的意思就是权力和地位至上的圣人。

正因为儒家认为天子或皇帝在理论可以是“圣人”，就提供了皇权统摄和控制所有土地和臣民的合法性，成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来源。以西方近代兴起的极权主义理论来看，中国自古以来的“圣人”观就蕴含极权主义思想。只是因为传统中国缺乏与极权主义相匹配的技术和组织手段，才无法建立起极权制度。名义上和应然上，皇帝拥有天下所有土地和臣民，但技术和组织手段限制了他不能完全控制天下所有的土地臣民。

近代中国受到西方冲击之后，通过“洋务运动”及后续发展，引进了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手段；军警力量大大增强。虽然对外“弱鸡”，但对内则绰绰有余。大大增加了专制统治控制社会的手段，能下沉到社会基层。与此同时，又引进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列宁式政党组织模式，从而从皇权专制转型为以党统国治国的党国专制。在这一过程中，共产主义的极权意识形态很容易就对接上儒家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儒家的“圣人”升格为“伟人”。“伟人”比“圣人”多一个指标，除了道德高尚，决策英明，还具有强大的意志、斗争精神和战斗力。不仅是仁者和智者，还是强者。“伟人”可以看成是“超人”和“圣人”的复合体。这样，通过近现代的不断革命，中国就由皇权专制转为极权专制。以西方极权主义理论观之，过去的皇权专制，以儒家思想主导、皇权依赖官僚体系下沉至县的郡县制，可以界定为威权专制或半极权专制。现在的党国制则是极权专制。

在西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异端，是非主流。随着纳粹德国的覆灭，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在西欧烟消云散。而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和从苏联独立出来的除俄罗斯之外的国家也抛弃了共产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转型为民主制度，而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则向沙俄回归，以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而苟延残喘。反观中国，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近现代又结合了来自于西方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中西结合，博采众长。同时，极权制度随着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不断优化，瑧于极致。因而，中国的极权专制更为稳固和长久，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制度的消亡遥遥无期。

2024年9月26日

文章来源：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