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风 | 专制中国的经济走向分析

当代中国始于1980年代的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市场的力量，推动着经济及经济领域之外各种变化，最终演变为目前的局面。因此，市场化和市场，是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也一直是关于当代中国叙事的主体。但是，市场化发生在什么样的形势下，以及中国的市场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却未受到重视。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集权和官僚政治是其主要特征。但这对市场化的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专制政权必然利用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来获得资源，以维持其利益和控制，而在政权与社会之间形成均衡。对一个延续秦制的集权国家，这种关系更显著：统治者通过大规模官僚组织控制社会，民间被迫交纳沉重赋税供养统治阶层。专制社会的经济系统从属于政治系统，社会生产系统被统治阶层操控，来实现其目标；被统治阶级权利无保障，沦为统治阶层的工具。整个社会类似一个放大版的农隶制庄园。（当然，秦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社会规模的扩大，超出了政权组织的控制能力，因此秦之后权力收缩，最终长期维持的是上层集权及官僚统治，基层以宗族为核心的自治格局。奴隶制庄园变成了农奴制庄园。）

1949年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入所带来的更多是形式上的变化，并未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但其收回社会基层自由，重新进行严密控制的实验，却破坏了自己的根基，导致社会崩溃。开放和市场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相当于对基层自治的回归。

因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首先是专制政权的一次自我调节。它是统治者自己的选择，不是社会搏奕格局的变化。在统治阶层与社会之间，并没有新兴社会势力来打破平衡，改变力量对比。在统治阶层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生产系统仍然从属于政治结构，服务于统治阶层的目的。作为市场和现代社会基础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仅仅作为统治者策略被引进，未出现结构性因素来支持。

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一个标志。中国政府镇压并重新控制了局面，说明在专制与开放及市场力量之间，专制政权仍然具有主导地位。

那么市场化发生的社会结构基础，对理解当代中国有什么意义？我们换个角度，看看市场经济带来的变化，特别是对中国专制统治的影响。简述如下。

一、理想主义特征的减弱，基于行政指令的层级结构的改变，使政治系统逐渐世俗化，利益化。经济利益逐渐成统治阶层个人及组织的主要追求和核心指标。

二、随着经济系统的复杂化，统治阶层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再局限于赋税。市场经济的重点不再是分配，而是资本，要获得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和影响力，需要控制资本。由此权力开始与资本结合。

三、统治者和官僚阶层利益并非一致，与资本的结合形式有所不同，存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包括裙带资本主义等其它形式）的区分。其中国家资本主义基于统治阶层的利益和专制统治的稳定和持续，偏重宏观指标；官僚资本主义则基于官僚群体个人利益，是对过去官僚特权的取代。国家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之间利益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影响。

四、从市场角度看，统治阶层与资本的结合，使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变得不平衡。资本与劳动者之间，政府和官僚群体通过资本获益，工人权利被压制。生产与消费之间，生产得到有力支持，消费端只有公共需求有权力支撑，居民消费与其在分配关系中的地位相匹配，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市场化之后，在资本强势地位下，贫富分化迅速扩大。

五、专制背景下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不平衡的，集权体制下更甚。按市场理论，有效需求不足会阻碍经济增长。在经过短缺经济下的恢复性增长之后，增长动力应该减弱，市场化带来的效益会逐渐减小。但是，我们知道现实中却不是这样，一九九零年代之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各种问题都在增长中化解了。

六、原因在于全球化。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失败带来的乐观情绪中，中国轻易加入WTO，欧美国家对中国生产开放了市场。上述消费不足的问题，甚至还没有变成严重的问题，就被化解了。还有更重要的方面。无论哪种极端，都需要有强大的权力支持。如上所述，市场经济中，中国集权专制体制所支撑的，是资本和产业方面利益。其政策包括对劳工权利的压制，对资本和产业经济的政策支持，对环保、人权、社会责任等现代价值的忽视，以及官僚利益支持下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全力投入。这带来竞争优势。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权力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反而变成了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吸引全球资本，形成国际资本与专制权力的合流。与此同时产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正是全球化带来的这两方面的变化，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七、经济增长过程中，虽然与之相关的各方都变化巨大，但最大的受益者显然不是社会普通民众，也不是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势力，而是统治阶层。市场并没有在人们想象中的自由与专制的较量中获胜，反而被利用，加强了专制势力。因此“中体西用”的格局下，统治阶层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和制约关系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统治阶层却影响力大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力。

八、首要的影响是财力增长。财政能力增强扩大了专制政权的策略空间，过去无力实施的国内及国际政策、目标，现在得以重新开展。这包括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民族问题的解决；军事能力提升；对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控制；所谓“反帝”反西方大业；原来被搁置的领土边界纠纷；台湾问题等等。这些继承于极权体制的政策并没有随着开放与市场化而消失，随着“韬光养晦”策略被放弃，它们以新的面目出现，并逐渐成为全球热点。对于世界和西方来说，则意味以前因缺乏影响力而被忽略的威胁，现在成为现实。

九、国家资本主义还带来新的问题和竞争领域。国家资本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不同，它并非遵循市场规则参与竞争的主体；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府角色，只与经济系统间保持某种传统关系。它是政府与资本主义市场主体的结合。因此无论对内部市场还是国际关系，都带来新的问题和现象。

对外，它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并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参与者，这个过程中一直被欧美国家作为或被期望为符合现代规范的角色看待。但实际上，对外关系中中国政府与国内产业和资本利益一致，深度绑定，是其直接的利益代表。它直接插手市场竞争，为其产业和资本争取最大利益，而无视内部或外部市场均衡和国际规则。因此，中国政府推行的是彻底的重商主义，其行为与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国际贸易规则格格不入。这导致其加入WTO后贸易冲突不断。

遵循的规则上的区别，使得贸易冲突不可调合。冲突必然过渡为贸易规则上的竞争，上升到政治层面。因为上述经济发展及对外贸易方面对中国统治阶层的重要意义，意味在专制政治格局下，其在市场及贸易规则上的竞争中不可能退让。因此经济领域竞争和冲突将会走向全方位，围绕经济利益，在贸易政策、外交、国际关系、社会文化交流以至军事领域激烈竞争。也就是说，大国主导的阵营对抗时代再次来临。

对内，当年被策略性引入的经济自由和民营经济，将逐渐回归其在专制社会中本来的地位。因权力控制程度的区别，不同资本主体与其利益有不同的联系，存在亲疏之别：国有资本最亲，民营资本次之，外资则疏远。这个区别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经济地位上升逐渐体现出来。当外资对中国产业发展带来巨大收益的蜜月期结束，外资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降低，并随着全面竞争的来临而面临风险。民营资本则因统治阶层加强控制的需要而变化，一方面在资本、运营多层面受到权力影响和操控，另一方面受到国有资本的持续收购和侵蚀。随着权力在市场中影响力的提高，国内资本和产业逐渐融入国家控制体系，成为统治阶层的工具，嵌入到对内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参与如宣传和信息资讯控制，军民融合，政府控制职能外包，对外经济胁迫，对国际供应链及关键产业的控制，统一战线，情报与知识产权盗窃等等。

十、本文主要目的是阐述当代中国内在结构，理解现实。上述国际国内局势和变化趋势显然已成为当下现实。以下部分将涉及对未来预测。先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前面已经说明，常规的市场经济中应成为主体的内部需求，是专制社会的先天缺陷，但外贸补缺，以及国际资本对产业的投入，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推动二十年经济增长的因素还包括另一部分，即超额的基建和房地产投入。之所以前面未谈及，是因为它显而易见的问题：缺乏持续性。它是集中决策的体制，以及各级官僚利益的强势推动的结果，无论微观还是宏观上都无法实现财务平衡，必然积累债务，直到无法持续（正如当下我们看到的）。因此长期来看，它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是可疑的，我们只把它作为短期因素而忽略。真正带来持续性影响的仍是国际贸易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但是，前述权力经济与全球资本结合的模式也有其约束和上限。它体现在重商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带来的竞争和冲突，即约束将通过贸易冲突、规则竞争等体现。当冲突和对抗发生时，就意味增长顶点来临。要突破这个约束，需要在两种规则的竞争中获胜，然后在重商主义政策推动下，中共控制的产业进一步侵蚀各国产业，逐渐建立全球经济殖民，成为另一个日不落帝国。那么有这个可能吗？虽然目前从中国经济增长获利的国际资本的利益仍主导各国对中关系，绥靖政策仍然是主流，但是我们也看到，国际形势正在快速改变，政治上的转折正在发生，对中国经济的第二个打击即将降临。

所以增长的停止是一个可预期的结果。机会主义政策导致的债务问题已经爆发，长期趋势上的增长因素面临转折，中国经济拐点已至。

十一、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统治者面临的关键问题，经济形势将影响到各个方面。那么它会如何选择？第一种可能，如眼下经济学界开出的药方，通过分配政策扩大内需，实现国内经济均衡来解决问题。如前所述，这四十年的变化，都是专制体制下，统治阶层利益推动的结果。国内的各种公共政策，只有符合其各级利益的方面才得以高效实施，单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策，无不被扭曲或拖延。要实现分配政策的逆转，意味着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以一个长期变化来解决短期目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第二种是从改革的角度看，是否有重新回到极左时代，通过全面的控制维护统治的可能？在社会层面上，当代中国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同于极左时代，市场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市场以整体对政策和局势做出反应，当政策导致市场波动时，短期影响社会秩序稳定，长期减弱政府财政能力，从而对破坏市场均衡的政策形成反馈约束。所以我们看到供销社的回归，看到社区职能的加强，看到企业中党支部的入驻，看到国进民退，但要和平地退回到计划经济还是不太可能。

所以，目前的局面下，中国政府已难有有效应对政策。在反复折腾、挣扎后，继续按上述趋势发展下去，是最有可能的一种路径。那么，国际竞争和格局，已成为中国问题之归宿。世界人民，特别是西方社会的选择成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区别仅在于，中国专制体制的自行崩溃和整个世界被拖入对抗之间，哪个会走在前面。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4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