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中国鼓励生育政策缺乏想象力

2024年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具体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

为时已晚的补救政策

中国的生育率在1991年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至少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了，峰值人口达不到16亿。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意味着下一代人减半，但是生育率被篡改为1.8。2000年中国政府发布了陆杰华等人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认为“实行计划生育仍有相当难度。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误以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率的回升”；预测继续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总人口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16亿。

由于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错误的预测，使得中国政府到2014年才像挤牙膏一样相继出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结果全部破产。比如实行全面二孩后，根据官员夸张的数据，2018年的生育率只有1.5，远低于官方2016年预测的2.09、2014年预测的4.5、2012年预测的4.4。

到2021年，中国政府依然是担心人口过多，认为三孩政策“能够大致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而“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为会“导致人口过快增长，重蹈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过快增长的覆辙”。但是即便根据官方的数据，2023年的生育率只有1.0，其中上海、黑龙江等省只有0.6，远低于官方2016年所预测的1.75。而要“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则需要生育率达到2.1-2.2的更替水平。

鉴于严峻的人口形势，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终于提出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这次推出了具体的措施，但是为时已晚。

在逻辑上也很滑稽，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停止计划生育，还只是放开三孩，一方面继续控制人口，一方面却又在鼓励生育。比如北京一位网友反映她生四孩后无法享受北京市60天的生育奖励假，她丈夫也没有陪产假，给孩子上户口也费尽周折。虽然现在不担心被开除了，但是在评职称等方面仍然受到歧视。

这次政策缺乏想象力

中国在鼓励生育上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心理上，不愿生。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除了生理上绝育外，还实行了“文化绝育”，改变了几代人的生育观。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台湾近二十年，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已经与台湾相当了。香港的调查显示，香港男人、女人2017年平均希望生育1.61个、1.59个孩子，2022年平均希望生1.45个、1.47个孩子，但是2017年、2022年的实际生育率只有1.12、0.70。而2021年中国官方的调查显示，中国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只有1.64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意味着今后中国的生育率将很难稳定在0.7。

输卵管结扎后复通术成功率不高（除了手术的原因外，还因为很多妇女其实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而“文化绝育”后的“文化复通”，几乎是难以登天。中国政府这次在“不愿生”上没有出台任何措施，因为政府无能为力。

第二，物质上，养不起。中国实行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各项社会、经济政策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难以逆转。比如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而台湾占59%，美国占73%。2020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值是GDP的4倍，而美国只是1.6倍，日本也只是2.1倍。2023年6月中国青年失业率飙升至21.3%后，政府一度不敢公布，用新方法公布的失业率仍是日本的三四倍。中国年轻人甚至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更别说结婚生子了。可见，中国比台湾、日本更加养不起孩子。

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不降低房价，不提高青年就业率，这次只是提出所得税减免、提供点生育补贴，其实只是杯水车薪。这次提出“完善普惠托育服务”，延长产假、陪产假、育儿假，但愿能起点作用。

第三，生理上，生不了。由于婚育年龄的推迟，不孕率快速攀升。中国的男、女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4岁、22岁推迟到2010年的26岁、24岁，再推迟到2020年的29岁、28岁，现在应该超过32岁、30岁。现在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意味着初婚年龄还将继续推迟。日本各县、美国各州的初婚年龄都与生育率强负相关。婚育年龄推迟，除了生育能力、养育能力下降外，培养新一代的激情也下降。如果男、女初婚年龄不能控制在27岁、25岁以下，生育率几乎是不可能提高到更替水平。

中国各省、日本各县的25-29岁妇女的未婚率都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2020年中国的25-29岁妇女未婚率，全国为33%，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博士文化程度的分别为28%、41%、53%、75%、81%。在“新质生产力”、“人才红利”政策之下，育龄人群中大学和研究生文化程度的比例将快速攀升，意味着未婚率将不断提高，生育率将继续下降。

这次在“生不了”上只提出“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是婚育年龄推迟才导致生殖辅助的需求增加。一旦错过了20-29岁（尤其是20-24岁）黄金的生育年龄，很多人将丧失生育能力。因此，政策重点不能放在成本高、效率低的生殖辅助，而应放在降低婚育年龄、提高结婚率上。而要降低婚育年龄、提高结婚率，需要改革教育、改善就业。

总体来说，中国这次的这些政策其实只是在“养不起”上做了点小文章。中国政府准备做的，日本政府已经做了。事实表明，日本的政策既昂贵又低效，只是将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2023年又回落到1.20，今年可能只有1.1。而中国“未富先老”，各级政府面临债务危机，没有财力完全复制日本的政策。

比如，这次提出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对普惠托育机构给予适当运营补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的支持力度”，“指导有条件的地方将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但是东北、华北、西部的省份连养老金都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根本“没有条件”鼓励生育。

各国都面临低生育率危机，比如美国的生育率也从2007年的2.12降至2023年的1.62，英国的生育率从2012年的1.92降至2023年的1.44，今后也将面临严峻的老龄化，需要探索解决之道。中国这次的政策虽然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毕竟代表生育观念的改变，不再视人口为负担，而视为财富了，值得鼓励。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