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細個嗰陣，我想從政，諗過一夠歲數就參選，做（史上）最年輕嘅立法會議員。」最初以為戴嘉平是隨口說說，但他一臉認真。「我冇寫過『我的志願』作文，但老師有問過。」
可是像許多香港人一樣，戴嘉平的人生也自5年前徹底改變。2019年7月1日，阿平在金鐘被捕，兩年半後被起訴暴動罪。2020年5月，他再捲入刑毀喜茶案。之後幾年，他經歷了兩次審訊、刑毀罪脫後被律政司上訴、在大學上莊然後被DQ、再被停學一年⋯⋯連串風波過後，20歲的他在2024年10月被裁定暴動罪成，被判入教導所。
入獄前他接受了《獨媒》訪問，談自己的成長、掙扎和堅持。阿平形容，這幾年如活在枷鎖中，倒數失去自由的時間。但他的口頭禪是「活好當下」，審訊前後積極找實習工作、轉校、珍惜與親友相處的時光。他坦言對入獄、對未來有擔憂，但亦一再表明：「哪怕身陷囹圄，我也要令自己變得更好，善用這段時間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罪成後，阿平在獄中寫下陳情信，訴說自己走上街頭的原因，以及至今未改變從政的志願。他相信，從政不只有經營選舉一條路：「重點不在議席，而在於人⋯⋯繼續堅持為民發聲，關懷基層，維繫民心，推動公民社會發展，才是從政者應有的志向。」
可有覺得自己生不逢時？他想了想：「我係有諗過呢個問題⋯⋯但我覺得冇壞，每個時勢都要有人企出嚟。係，對比以往，呢個年代可能艱難啲，可以做嘅嘢少啲，但唔代表喺呢個年代企出嚟就唔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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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成長與政治啟蒙
戴嘉平說，自己生於小康之家。若要形容成長環境，他第一個說出口的詞彙，是「自由」。父母不太限制他的興趣，見他不喜歡玩樂器，就幫他報讀各種運動興趣班，足球、羽毛球、網球、跆拳道⋯⋯他們也從沒安排他去補習，或要求他讀甚麼書、認識甚麼人。
「可能對我哋有信心。」阿平自言不特別喜歡、擅長卻也不抗拒讀書，成績從小到大不俗，升讀到band 1中學後，也沒甚麼學業壓力。或許因為他的孖生哥哥，就讀的中學比他那間好，壓力都跑到哥哥身上了。至於未來，讀中學時的他沒想太多，倒是小學時有想當過立法會議員。
他的政治啟蒙來自父親，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時，10歲的阿平還在讀小學。因為父親關心政治，阿平會看新聞，留意立法會發生什麼事，也記住了「我要真普選，不要831」、「催淚彈」、「警察打人」之類的關鍵詞。不過他身邊的同學似乎都不太知道當時發生的事，而阿平在校內也不會主動談及。
說是啟蒙，但其實父親告訴阿平的並不多，也從未帶他參與遊行示威。更多政治上的認知，都是阿平出於好奇心，自己去發掘的。例如，他會看網上的「立法會精華」，去認識那些會用掟蕉來「拉布」的議員，也會看Facebook上的討論，留意2016年的旺角騷亂和立法會選舉結果。他曾加入學生組織成為義工，不過很快就退出了。
若用政治光譜來劃分，阿平早在讀初中時，已經偏向本土派。但基於從前的本土派與傳統泛民之爭，他從未去過六四集會，也沒去過七一遊行。直至2019年。他記得，早在5、6月，校內氣氛已經與過往不同，身邊的同學會討論要否去6.9遊行——這是他整個學生年代，第一次聽到有人討論時事。
2019年7月1日：14歲，首次被捕
2019年7月1日來臨之前，阿平想過參加七一遊行，卻因為在當日早上被捕，最後還是去不成。當時年僅14歲的他，在被捕一刻只感到害怕，不知道之後要面對什麼，亦只有最基本的「被捕知識」——我冇嘢講。慶幸的是他尚未成年，必須要有成人陪同才可以錄口供。
在警署扣留期間，阿平和一同被捕的哥哥待在一起。有人陪伴在側，感覺比孤零零一個好，但當有警察從背後踢向他的椅子，罵他「死暴徒抵死」的時候，阿平還是有點想哭。不過他忍住了：「因為唔想輸俾佢哋。」
7月2日凌晨，示威者從立法會「撤退」後，阿平和哥哥也獲准保釋了。離開警署時，阿平有種終於獲放行的感覺。雖然只扣留了不足24小時，但因為看不到時鐘，他感覺等了好久。
當時阿平身邊的同學，大多數都不知道他被捕了。至於家人，在擔心他之餘，態度也改變了。從前阿平想外出時，家人只會叫他小心一點，「唔好企太前」；被捕之後，家人會叫他不要去遊行，「搏拉多一次咩？」
成立關注組與中學罷課
阿平最初也害怕，再去遊行或示威活動的話，有機會會被捕。可是待在家裡，他感覺只有罪疚感。慢慢地，他生起那種無論如何都想去的衝動，又或者是不知道從哪裡來的責任感？總之按他的說法，就是「戰勝了恐懼」，於是他又開始參與遊行。
同一時間，阿平也成為中學裡反修例關注組中活躍的成員之一，有份帶動校內罷課。他很清楚，罷課不為了跟學校對抗，所以一直努力協商：「最大嘅難題係，要點樣提供罷課環境？學校好自然地站在一個唔想學生罷課嘅立場，咁就要思考點樣代表學生去同學校傾，同時間又唔會太激烈⋯⋯一開始佢哋（校方）直頭話要有封信，有家長簽名（才能罷課），後來就變成可能打個電話都可以。最多人罷課嘅時候，直頭電話都唔洗打，你鍾意坐（低罷課）就坐。」
阿平形容，在他就讀的中學，當時氣氛算是自由的：「至少唔會因為有人唱歌、喊口號而懲罰學生。」不過反修例示威持續超過半年，令罷課面對著延續性的問題。慢慢地，多數同學變成每星期罷課一天，直至2019年11月左右，才慢慢無以為繼。
2020-2022：第二次被捕，脫罪同時被起訴暴動
隨著時間流逝、疫情出現，社會上的示威氣氛亦逐漸轉淡。但就在2020年5月13日，阿平捲入另一宗反修例示威案件。
那天是時任特首林鄭月娥的生日。有網民號召到沙田新城市廣場聚集，期間有人破壞內地連鎖飲品店「喜茶」分店。事後，7名少年被控刑事毀壞、拒捕、阻差辦公及煽惑他人刑事損壞罪，當中包括阿平與他的孖生哥哥。
相比第一次被捕，阿平說這一次的影響更大。由於律政司尚未就前者起訴他，他只需每個月到上環警署報到，直至「踢保」；但再一次被捕後，他直接由警署被帶上法庭，保釋條件比之前嚴苛，包括要守宵禁令、不准離境、每星期到警署報到，以及每隔一兩個月到法院提堂。
已經升上高中，即將面對公開試的阿平，開始思考自己的學業與前程：雖然選擇抗辯，他亦有「最壞打算」，即被判罪成的心理準備。但如果入獄，他要怎樣考公開試？學校又會如何處理他的學籍？幸好，阿平的中學告訴他，願意為他提供一切支援，也有相熟的老師會來在他上庭時前來旁聽。
結果，2022年2月，法院裁定阿平和他哥哥在喜茶刑毀案中罪名不成立，原因是警方證人難以辨別二人外貌上的分別。阿平坦言，結果是意料之外的，儘管這不代表他從此不再被官司困擾——在裁決前一周，他和哥哥被警方上門拘捕，就兩年半前的七一金鐘被捕衝突，他們正式被起訴暴動罪。
在準備坐監的路上，考入大學
阿平記得，在前往警署的路上，哥哥跟他說笑：「我哋好似唔係坐監，就係喺去坐監嘅路上。」
到達警署後，同案的被告告訴他，有警察感嘆說香港也不是太差，「你睇，經濟唔錯，（大家）都有飯食。」阿平忍不住「嘩」了出聲：「你啱啱先拉完人，準備告佢暴動，然後你同佢講『香港其實唔係咁差』，係咪心理有問題？」
而經歷完這一切後，阿平距離考公開試尚有約一個月。我問他，你哪來的心情溫習？他認真答說，本來已預計會在獄中考不好，想待出獄後重考一次，但既然脫罪，只能「極度努力」追回之前因社運而沒有讀書的時光。
最後，阿平形容公開試的成績是「不完美，可接受」。他本來想讀法律，覺得有法律知識的話，對自己的官司也許有幫助。不過，由於英文科成績比預期差，阿平最後入讀了浸會大學的社會科學院，並在入學第一年參選成為學生會外務副幹事長。
唯一的上莊機會，選擇入學生會
這也是阿平人生中另一連串風波的開始。「首先要多謝我一個跆拳道師兄。」正在浸大讀書的師兄一聽聞阿平將入讀浸大，立即告誡他：「唔好上（學生會莊），上咗冇人接莊。」
那是2022年8、9月，阿平形容為「已經沒有太多希望的環境」的一年。隨著《國安法》實施，大學學生會的自主性不再如昔。當時在八間資助大學中，四間院校表明拒絕承認學生會，六間院校收回學生會會室和民主牆等空間；僅兩間大學的學生會仍留在校園內，而浸大學生會是其中之一。
但多得師兄，阿平記住了「學生會」這三個字。於是玩o camp時，他再問組爸組媽，學生會現時是什麼環境？結果大家的形容是「危險」、「非常困難」⋯⋯沒有人支持他上莊。
開學之後，阿平去了一些招莊活動。但想來想去，他還是決定遵從自己的想法：「我上系會（莊）算，我都想做EVP（外務副幹事長），然後做EVP都係想入去學生會啫，咁不如直接（上）學生會（莊）算啦。」
有人善意的提醒，先上一年系會莊，累積了經驗再上學生會莊會好一點。可是阿平自知時日無多：「可能我只能上莊一年，就要面對呢宗（七一金鐘暴動）案件審判。甚至乎，我連學生會任期都未必做得完，所以變相我我只得一次上莊機會。」
「我知道自己如果唔選擇學生會，我會後悔。」阿平也知道，即使上了莊，可以做的都有限。不過，他仍然希望能做一些囚權方面的支援，特別是幫助一些曾經入獄、想要復課的同學。
2023-2024：總辭、停學與轉校
但上莊後短短兩星期，阿平和三名莊員就因被校方指控政綱內容「不符合社會的標準和價值觀」，被剝奪參與校政權利。阿平和莊員上訴不果，選擇總辭。
之後，網上流傳一段浸大高層與他們會面時的錄音，內容涉及威嚇學生，「你打我一拳，我一定踢返你一腳」。校方沒否認錄音內容，但就此事向阿平在內的4名學生展開紀律程序。最終，阿平被罰停學一年。
處分比阿平想像中重，也令他很難受。他用了一整日去消化，翌日再在社交媒體撰文：「學生從來冇『打佢一拳』，只係將佢自己嘅確切講過嘅說話公諸於世。如果咁嘅情況，大學真係感覺「被打一拳」嘅話，我只會話：『嗰拳並唔係學生揮出』。」
於是，阿平轉校了。面試的時候，另一間大學的教授問他為何想離開，阿平老實說，他在浸大讀得不開心。過去一段時間，他感覺自己像站在被針對的位置：「行出行入都要（被）望多兩眼，有一次直頭有保安跟住我去巴士站。」在這樣的環境下，他也不住擔心萬一自己暴動罪成，會被校方要求作「二次審訊」，甚至被踢出校。
停學不停課，為自己抗辯
停學的大半年間，阿平給了自己一個目標：像從前許多人會說「罷課不罷學」，他希望自己不會浪費停學的時光，能繼續增值自我和學習。於是，他先後到香港民意研究中心和婦女勞工協會實習，學習研究政策、進行調查、落區探訪工友等等。他形容，這段時間過得挺開心，也算充實。
除此之外，七一金鐘暴動案也開審了。開庭首日，他的家人、女友和朋友都有到場旁聽。在歷時約一個月的審訊中，阿平選擇了自辯。他在訪問時說，為自己抗辯正是他不認罪的原因——「如果我唔認同呢件事係暴動，亦唔認同自己有參與暴動，我唔應該為咗考慮到可能獲得一個更好嘅刑期，而選擇認罪。」
但開審之際，阿平再次迎來壞消息。在喜茶刑毀案中脫罪的他，被律政司上訴。阿平形容，一切如兩年前般，似曾相識且諷刺——「刑毁案就嚟完結，突然間殺出暴動案。到暴動案就咁開審，刑毁案又捲土重來。」
「唔知要到幾時，我先可以徹底擺脫官非。」阿平從不諱言，為自己的未來感到擔憂：「我想像唔到自己點樣大學畢業，我要用幾多時間先完成到學士學位，我會點樣度過之後幾年？唔係話你整一個私人信箱、收拾好所有物資，就可以想像得到。」
愛的代價
不過阿平常說，自己是「幸運的政治犯」。至少，他有許多親朋好友的陪伴，不需獨自面對種種考驗。在空餘時間，他不時相約朋友食「黃店」，也會去行山、看港隊足球賽，以及和不時關心自己的卿姐（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聊天吃飯。
「唔好俾自己諗太多，盡量俾自己忙啲。」這是卿姐給他的建議。除了多謝親友，他亦想多謝一直努力活好當下的自己。他一直期盼，裁決的日子不要太快來臨——至少讓他以自由身度過自己和女朋友的20歲生日。
裁決當日，阿平表面看來是平靜的。他提早超過一小時到達法院，與親友、大學莊員等合照，以及接受記者訪問。法官宣布他和同案被告均罪成的一刻，他先點一下頭，再緩緩望向坐滿人的旁聽席，雙手按住兩邊嘴角，做出微笑的表情。
法官隨即宣布休庭15分鐘，讓律師向被告講解裁決結果。親友都不在場的期間，阿平似乎哭了。旁聽人士回到庭內時，他不斷用手擦拭雙眼。
再次見到阿平，是判刑前一周。他看來精神不俗，在被告欄內用力向親友揮手。他向法官呈上親筆撰寫的陳情信，信中稱他自小留意時事，皆因想了解香港更多；他關心政治，走上街頭，甚至干犯此案，都是出於對香港的愛。
於是想起，我曾經問過他對於未來最擔憂甚麼。阿平的答案並非圍繞自身，而是香港：「我怕香港會變成一個令我難以接受嘅地方⋯⋯可能我出來之後，都被迫要有啲嘢冇得講，唔知要等到幾時先可以再講咁多。」
但他始終沒有想過離開：「我相信宿命係可以打破，可能今次我哋等嘅時間要長啲，但都可以睇吓有冇辦法喺有限嘅空間做有限嘅事，盡量去守護呢個地方。就算要走都好，唔好忘記呢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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