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顾土，本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媒体，现已退休。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原题
甲午战后，有识之士都在干什么？
和今天想的不一样
作者：顾土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三十年。
我曾写过一篇有关中国人穿和服的文章（详见：《中国穿和服的名人都是谁？》），不料，从文后跟帖看，甲午战争当时对中国的深远影响，原来在很多人心目中已经模糊不清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有人恐怕连谭嗣同的这一名句都忘得一干二净。
可以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起码对士大夫和爱国志士们来说，刺激极大，令他们愤慨万状，深感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蕞尔岛国，何足道哉！”是过去中国人对日本的普遍心态，不想，这个昔日一向以华为师的弹丸之地，如今却打败了“泱泱大国”，又是割地又是赔款，人们心理上的巨大波澜可想而知，而随之到来的日益凶猛的列强瓜分，更令人有锥心之痛。
割台后，台湾人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声称“誓不从倭”。在丘逢甲等人领导下，奋起反抗，建立了“台湾民主国”，推署理巡抚唐景崧为总统，并称“事平之后，再请命中朝”，仍归中国。
丘逢甲这个名字在台湾很响亮，既有这个名字命名的道路，还有这个名字命名的大学。“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就出自他的笔下。而唐景崧，其孙女唐筼嫁的则是我们熟知的大师陈寅恪。
留名青史的“公车上书”，便是上千举人，那时的知识分子，举行的一场大规模的请愿活动。
正是甲午战败，变法氛围才足以形成，维新诉求才日趋强劲，一时间，在朝在野，纷纷上书上折著文，各陈己见，学会、报馆、学堂纷纷兴办，终于酿成百日维新。
变法维新的思想，又孕育、激励、影响了几代改革家、革命者，一直到同盟会，再到中共早期的领袖们。
拒绝、抗争、图强，这样的举动，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也是战败受害者的起码反应，然而，甲午战败后出现的另一股巨大潮流与强烈倾向却是今人所无法理解，甚至难以想到的。
按照我们的想法，此时的日本是敌国，是侵略者，奇耻大辱的制造者，但那时的朝野人士却从此将日本看作是值得学习、模仿、看齐的国家，“以日为师”竟成共识。
向战胜者学习，探索日本为什么能强盛，几乎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伊藤博文，当时在中国的影响和经历，最能说明问题。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几十年前看朝鲜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当时很敬仰安重根，也知道伊藤博文死在了哈尔滨。后来在大学读书才知道，对中国而言，伊藤博文就是个战犯，侵略者，而对日本来说，他应该是杰出的爱国人士，为日本崛起立下丰功伟绩。
可这位甲午战争的头号战犯、罪魁祸首，在戊戌政变的前夕却来到中国，深受有识之士的敬重，还把变法的期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与各方重要人物相继见面恳谈，直至见了光绪帝。有人建议聘他任顾问，甚至有人还想请他留在中国，领导变法维新，认为只有他才足以将明治维新的那套带到中国来，让中国的维新同样成功。
与伊藤博文交往的中国人不少。他特别欣赏外交家、知日派黄遵宪，而黄遵宪在我们的心目中还是有名的爱国诗人，写了很多爱国名句，例如：“寸寸山河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中国向战胜国学习的浪潮，更体现在游学，也就是留学上。
张之洞《劝学篇》是名作，里面就赞誉留学：日本小国也，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已经开始游学欧美，可甲午战后，大家却发现，原来赴日留学，收效可以更快且更显著。这些还是朝野共识。
去东洋优于去西洋，张之洞的议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去日本，路近省费用，语言文字又好学。他还以为，西学很繁琐，凡是西学不切要者，日本人都已经删繁就简并加以改进，再加上日本与中国风俗相近，仿效很快，所以可具事半功倍之效。如果有人想继续学习，不妨之后再去西洋。
游学，也就是留学，那个年代最大的障碍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被誉为留学之父的容闳当年从上海黄浦起航，路上九十八天，才到达纽约。而去日本，从上海、天津或芝罘出发，到横滨、神户上岸，再乘火车到东京，不过六七天，路费也极其便宜。
在日本的生活费很低廉，有统计称，去日本留学的日常开销不到去西洋的一半。
同文、同种、同门，也是中国人当时的普遍见解。
梁启超曾列举了学习日文容易的五大理由：音少；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文法疏阔；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汉文居十六七。对于没学过外文、有语言障碍的中国人而言，这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图略】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与儿女合影。1910年
同种指的是同属东亚黄种人。同门说的是两国都推崇孔子，所谓师出同门。
有人这样总结道：我于日本，古来之政治大体相同，宗教之并重儒佛相同，同州同种，往来最久，风土尤相同，故其国现行之教育与我国之性无岐趋，则行之无害而有功。
那时的有识之士人个个报国心切，多数人都想自己或送孩子早日学成，然后回国效力，一改祖国的落后面貌，而朝廷与诸多显宦要员也热心倡导，极力鼓励和奖励，日本又全面配合，积极提供，所以，赴日留学，上下内外形成合力，终于促成热潮。
几十年后，郭沫若关于中日文化的交流文章曾总结说，中国就是这样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习西洋的文化。他还说，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多方面受日本的影响的。
【图略】鲁迅留日期间的和服照
近代中国最早一拨留日学生，大家都认为，应该从1896年开始，说从此师生易位，进入“以日为师”阶段。其实，准确地说，这第一拨是使馆的留日生，驻日使馆为了增补工作人员而在江苏等地专门选拔的，共有13人，18岁到32岁。这拨人学业十分辛苦，在日本的高等师范学校内还专门开了个特别班，学制三年，最终只有七人拿到毕业文凭，这七人也就是个高师附属中学三四年级水平，有三人后来又考入了专门学校，再往后，其中有位历史上很有名的唐宝锷终于考进了早稻田大学。
正式官派留日学生是在1898年，高潮则是二十世纪初，可谓蜂拥赴日。1901年是272人，1902年是614名，1903年达到1242名，1904年3月就有1202名，下半年增加到2406人。1905年到1906年在日人数最多，有人说已达八千，有人说一万，也有说一万三的，还有号称两万的。总之最多时应有上万人。据说那时如在上海、天津的港口相遇，都是一句话：往东京、往东京！
教育家黄遵三说当年为了去日本留学，从湖南赶到上海，又等了很久，好不容易才挤上船。
【图略】吴玉章（右一）在日本与同学合影
那时的赴日留学生，老中青少幼，不但有官费，更有自费，还出现了女性。留学的学校分布在日本各地，有大学、中学，甚至小学。留学生的籍贯，也遍及中国各省，不仅有省派，还有县派。我十几岁时在家里读过吴玉章回忆辛亥革命的文章，里面说四川每县都派留学生，印象很深。早期赴日留学，湖南、湖北、浙江最多，后来又加上四川、江苏，可谓争先恐后。尤其浙江，多是自费生。
赴日学习，学什么的都有，只要祖国急需，就有人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里有位很有名的喻培伦，是四川内江人，当年带着弟弟喻培棣一起赴日，最初学的还是警察。
留日学生读文科的较多，因为多数人都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政治革新，所以重视法律与政治学科，此外，很多人自然科学基础非常薄弱，而日本相关学科和学校的门槛又较高。
最初去日本留学，多数人实际上还不是去读大学，而是读预科。
为了让留学生求时效以解决中国当务之急，留学日本分有速成、普通、高等、特约等多种。其中，学速成的最多，其次学普通，入高等的很少，升大学的更少。
当时正倡导师范教育，认为是“兴学入手之第一要义”，于是，各省派遣赴日学师范的特别多，还是速成。1904年，仅四川就有上百名学生赴日学习师范速成。“速设农工商实业学堂，最有益于邦本”，也是当时的主张，所以，除了警察类外，还有农工商医等各类速成教育也是留日的热门。
所谓普通和高等，以明治大学经纬学校为例，普通科两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科，高等则于一年毕业后升入本科。
由于留日学生学习速成和普通的太多，而且也不算深造，所以，中国各省后来不再派送这一类学生，日本各校也停止这类教育。停止后，虽然留日学生人数减少，但质量提高。
为了解决中国学生继续深造的问题，中方与日方还商定，从1908年起，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师、东京商工、山口高商、千叶医专等，分别接受中国学生165人，这些就是特约生，经费由各省分担，直至大学为止。事实上，到1910年，这几家学校共收中国学生460多人。
【图略】女留学生秋瑾和服照
中国的女性那时还在缠足，绝大多数是文盲，在教育里根本没有地位。梁启超曾将女学作为衡量国家是否强盛的一种标准：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因而，在赴日留学的浪潮中，女生成为一支受人瞩目的群体，共爱会便是1903年在东京成立的留日女生组织。最初的女性多是随父兄夫婿前往，例如何香凝就是追随廖仲恺赴东京，读的是女子师范。当然也有自己去的，如秋瑾，那是不顾家庭的反对，冲破各种束缚。
最值得一叙的是，爱国的有识之士，包括朝野，都想学习日本为何能胜利的军事原因，于是，赴日学习军事也成为一股潮流，对留学日本作出很大贡献的驻日公使杨枢特别称道日本陆军，认为日本陆军经营数十年，成效最著，中国应该多派人学习。
最初派往日本学习陆军的学生先进东京振武学校，修业期三年，毕业后升入士官学校。1907年，振武学校的中国学生总数已经达到330名，多数后来都进入士官学校。1905年，经中日反复磋商，日方才同意中国学生学习海军，最初以70名为限，中方便从学习商船的自费生中选了15名，又从沿海沿江各省选派55名。
【图略】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
办刊物、编写书籍，是那时留日学生的一大特点，如《浙江潮》《洞庭波》《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河南》《四川》《江苏》《民报》等，而编写的书籍有些更成为历史的亮点：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这些书刊无不起到了启蒙、救亡、爱国、革命的宣传作用。
说那时的留日，不能不提译书，张之洞曾说：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由留日学生翻译过来的书籍，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学、教育、法律、外交等各领域所起到的培育、推动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其影响十分深远，尤其是大量词汇的引入，使日语后来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外来词的主要来源，甚至许多欧美语言的词汇都是通过日语转译的。
仅1902年到1904年，两年时间，中国翻译的外国书籍就有五百多种，译自日文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有的是日本人写的，还有是日本人翻译、中国人再转译或转叙。最典型的就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自日本。湖南志士赵必振翻译了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在中国出版，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而以后河上肇的著述对中共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影响，读过中共党史的人应该更熟悉。
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与留日学生翻译、鼓吹、介绍、培育密不可分；话剧的传入也来自留日学生，春柳社这个名字，只要看过中国近代戏剧史的人都明白意味着什么；近代以来的新学制几乎照搬日本，和留日学生的传播有直接关系。
来自闭塞环境的留学生，面对已经维新的日本，真是样样都感觉新奇，什么都想学习、引入、仿效，他们还特别喜欢对比，然后感慨万千。有人说：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有人竟比喻道：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
自甲午战败以后的留日浪潮，时起时伏，一直延续到全面抗战，其中，多次赴日的人并不少见。陈独秀曾先后五次赴日，所以党内后来有人污蔑他是日本间谍。
除了留学外，还有的是为避难躲到了日本，如康有为、梁启超，并吸引了一批追随者赴日；有的是为了革命以日本为基地，如孙中山；有的是为了在日本生活，还结婚生子；有的则是为了创作、研究。其中几项，郭沫若是兼而有之。可见，当时中国人赴日确实很容易。
即便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依然有很多人赴日，曹禺的名作《雷雨》，1935年4月在东京由留学生首演；1936年春成立的中华留日戏剧协会，就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中华戏剧座谈会和中华国际戏剧协进会联合组成。郭沫若直至七七事变才回国参加抗战。
【图略】留学日本的“情僧”苏曼殊，有一半日本血统
中国人留日学习，究竟产生出哪种人呢？
一是革命者众多，政治名流更是举不胜举。同盟会就是在日本成立的，从1905年到1907年，同盟会员大多数是留日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里也有八位是留日生，喻培伦、林觉民、方声洞等人慷慨赴死的英雄精神，至今传颂。
在辛亥革命以及以后的中国历史中，留日学生长期是政治舞台的中坚力量。出席1911年12月南京召开的17省都督代表会议的人中，留日生占了多半；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留日生有一半；鼓吹复辟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留日生有五个。北洋政府历届内阁里，留日生基本保持在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而国民党也是如此，甚至更多。国民党一大，主席团五人都是留日的，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24人，留日背景的有17人。国民政府中留日的比例与此大致相同。中共也不例外。“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两位都曾留日，一大代表就有四位留日，即便是中共八大，政治局里仍然还有四位。当然，在日军侵华时期的伪政权里，留日学生的比例也很高，虽说这些人最后沦为汉奸，但在早年，有的却是血气方刚，一腔的革命热忱。比如1903年留日的汪精卫，曾经还吟咏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呢！
二是文化巨匠、大师大家辈出，从鲁迅、郭沫若数起，也是数不胜数。
三是为清末到民国的中国军队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将领。辛亥革命时，各省新军里的留日生纷纷相应，以后，各省的军队基本由留日生掌握，到全面抗战时，留日生在军队里几乎撑起了一片天。
纵观十九世纪末到全面抗战的四十年赴日大潮，学习、效仿、游历、交友、结义、生活、工作、救国、革命、反帝，甚至是反日，常常是并行不悖，交错推动。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理所当然，即使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前后，经历过抗战的人们都还在世时，也不会有多少人不解，所以得以形成新的留日浪潮和学习大潮。但在今人心目中，在战后出生的几代人成为社会主流之时，恐怕却难以理解，不能想象。要知道，十九世纪末是在战败之后，在签订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之后，而1945年以来，中国是战胜国，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是在一雪前耻之后。
这其中的变化和缘由，值得深思，更值得深入研究！
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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