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6日星期一

高瑜:《世界人权日》的一年又一年——蹭网发推之六十九

2024-12-13

七座别克又来了。《世界人权日》被上岗,也有15个年头了……。

“六四”十五周年之后,八九民运的两位知识界代表人物刘晓波、张祖桦受捷克《七七宪章》的启发,由祖桦执笔,开始起草《零八宪章》,他俩都是我关系密切的老友,经3年的酝酿修改,2008年10月文稿成熟,准备推出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刘晓波委派我征求民主派老人签字。首批签名有303人,作为共同发起者《零八宪章》于12月8日《世界人权日》前两天上网。当天当局抓捕了刘晓波。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当今竟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作为首批签名者,我可以直接和刘霞通话,可以大胆地无所顾忌地为刘晓波发声。

2009年10月,我受张祖桦委托,接受捷克人权组织“同一个世界”的邀请,参加“天鹅绒革命”20周年庆典,我在一个接一个的群众集会上为刘晓波呼吁。在哈维尔前总统“自由的敌人”高峰论坛上,我见到哈维尔先生。请他在带给刘霞和张祖桦的两本著作上签字,并请他援救刘晓波。

2010年1月6日,哈维尔到布拉格中国大使馆递交给胡锦涛的公开信,抗议对刘晓波重判11年。大使馆闭门不开,哈维尔只好把信从投孔投进去。

我还会见了许多《七七宪章》的参加者,都是著名作家、学者和记者,他们告诉我当年他们采用发言人制度,三个发言人被捕,再推举三个顶上。我坦言:“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你们勇敢,在中国除了刘晓波无人能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和平运动。”

回到北京,很快就是《世界人权日》,接着就是对刘晓波的平安夜审判和圣诞宣判。警察就在人权日来我家上岗,刘晓波一审那天我就是当着他们的面,登著梯子把黄丝带系到窗栏上。

2010的 1月6日,哈威尔和作家兰多夫斯基、主教马里,三位《七七宪章》的首批发言人,选择《七七宪章》签署33周年纪念日的日子,踏着布拉格的残雪,到中国驻捷克大使馆递交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抗议中国判处刘晓波11年监禁。中国大使馆闭门不见。

随后哈威尔联合捷克和斯洛伐克40多名议员提名刘晓波为和平奖获得者。

2010年的世界人权日,挪威向狱中的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这一年我开始整月整月地被上岗,8月老校长谢韬去世、9月李昌先生去世,我都是坐着警车去八宝山参加遗体告别的。

10月8日关押在锦州监狱的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1月新闻前辈李普先生去世,不再允许我参加八宝山的送别仪式,一直延续到2017年7月刘晓波去世、10月何方先生去世、2019年李锐先生去世、2022年张思之、鲍彤先生去世,所有告别式,我家门前都岗哨林立,阻止我参加。

从2009年开始的《世界人权日》上岗,至今正好15个年头,中间只有两年落下。一是2014年《世界人权日》我在“一看”。二是疫情期间,给我站了十几年岗的老警察提前对新到任的派出所所长打招呼:“《世界人权日》快到了,咱们是不是看看老太太那有什么事?”没想到这位所长回答:“人权日?那咱们得庆祝庆祝。”老警察一听,就去执行“清零”任务了。到了12月10日,分局来过问,所长给老警察打电话,老警察正在几十公里的疫区穿着防护服执行任务,回不来。所里都在执行任务,安排不了人,就这样对付过去了。至今北京市的警察不知12月10日为什么上岗的大有人在。

2009年的平安夜,刘晓波一审开庭,警察在我家站岗。我搬著梯子在我家窗外为刘晓波系上黄丝带,15年了依然飘动。

关于七座别克:今年8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给我断网、断手机、座机。28日派出所副所长来家让我29日到山东沿海旅游,说准备了七座别克,我拒绝。副所长说:“您就可怜可怜我们,现在蚊子这么多,夜里真受不了。”我没搭理。副所长又说:“外边有Wi-Fi。”我回答:“有Wi-Fi 我没手机有什么用?你们出门离得开手机吗?”就这样这辆七座别克为了9月4-6日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我家门口停了十来天,警察三班倒,保安24小时。

10月,除了75周年,还有赵紫阳冥辰和下葬日,邻居不停对我说:“他们又来了哈。”

11月,因为我15日获得独立中文笔会2024年度的《自由写作奖》,七座别克14日就来了,一直停到月底。邻居都说:“他们这么长时间,要干嘛呀?”

今天七座别克又来了,今天是第74个《世界人权日》。

【注:2009年我见到哈威尔的照片2014年都被北京市公安局搜走,至今不归还,只能用他的其他照片配图。】

来源:欧洲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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