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进入2025年，人们习惯于对新年作一个展望和预测。对于中国的2025，虽然官方为鼓舞人心，表达了一种乐观的预期，就像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年贺词里传达的“希望”。然而，即便是中南海的这位所谓“舵手”，也不敢用肯定的语言来描述2025年的中国荣景，只能用一种含糊的方式鼓励国人“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历经考验中壮大，大家要充满信心”。
2025年的中国，是疫后第三年。疫情如果说对世界有一个很大改变，对中国的改变尤其大。这种改变是人的心态的改变，大多数中国人，在疫情三年的苦难岁月里，领会到了一个极权政权施加于人的一种极端的统治样式。这种极端统治，过去人们只是在一种想象或者小说和影视作品的描述中看到，但是现在，14亿中国人用三年时间亲身被实验了一遍。这让他们心有余悸，从此对中共，也对中国--只要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的未来彻底失去了信心。所以，尽管疫情过后当局的政策尤其经济政策有相当大的改变，然而，人的信心始终鼓不起来，这从“走线”客的大幅增长，民间资本仍在不断流出中国，可见一斑。
2025年大概率还会延续此种人心低迷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喜欢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例，强调它特别在乎民心和民意，并时常用古老的“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语告诫全党和各级官吏。假使当权者真信服这个历史规律，就该明白，当下的人心低迷正是民心和民意的反应，它就像水银泻地般会无孔不入地在中国社会蔓延开来。当然，2025年也许还不到这种地步，但无疑正向临界点靠近。
多数人对2025年中国的期待不那么美好，有两点大家的体会可能更普遍和突出，这就是：经济的持续低迷，以及无差别的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和杀官案的上升，或导致在2025年出现低烈度的社会震荡。
第一大风险：经济持续低迷
中国经济在2025年的低迷看起来毋庸置疑。连续多年消费一直收缩，房地产投资和销售下降，地方债务不能出清，物价处于通缩状态，经济低迷的风险要延续到2025年。2022年中国的GDP增长3%，2023年增长5.2%，去年据官方透露，将增长5%左右，实现预定目标。准确评估，可能是4.8%或4.9%。数据是否有水分，暂且不论，但这个增速是要低于上年的，而世界银行预测的2025年中国的GDP目标是4.5%，即使一些机构乐观的预测，也只到4.8%，最多和2024年持平。
换言之，2025年的中国经济，哪怕从乐观的角度看，相比2024年，也不会好。而许多人所具体感受的、非数字统计的2024年经济，则非常的糟糕：失业、内卷、减薪、非税收入的大幅增长、对中小企业主的跨区域“远洋捕捞”……这些现象随处可见，俯拾皆是。虽然人们的真实感受和统计数据的温差不一定就说明数据有严重失真，然而，它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即真实经济不如统计数据的好。普遍认为，当下中国还处于深度通缩中，经济疲软的态势没有根本改观。
最新景气指数也显示了这点。去年10月当局推出股市房市刺激措施，一度让股市大涨，此后经济有所回稳，景气指数升至50的荣枯线以上，但12月官方和财新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均比前值有回落，官方PMI 为50.1，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财新PMI 50.5，比上月下降1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局的这波刺激效应只维持了一个较短时间就开始递减。
中国经济之所以在疫情后的第三年也无法走出通缩陷阱，外部环境恶化是因素之一，然而，根本的是当局的经济决策和政策出了严重偏差。用官方经济学者的话讲，10年前当局出台的“供给侧”政策转向，是个严重决策失误。当局当时过于乐观看待中国的需求，将经济政策的发力点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调整经济结构，但这套名为“供给侧”改革的发展思路实际上导致了经济体制重回以产业政策过度干预投资和资源配置的老路，让政府在市场准入、投融资方面即供给端加强了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干预，加剧了资本错配。所以在那些年，出现地方政府和平台的债务有增无减，强化了 “国进民退”现象，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因政府干预遭受经营困难，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持续恶化趋势。直到2022年底，当局才重新校正发展思路，然而，中国整体的社会预期由于过去这些年的政策的剧烈改变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已经转入负面，再想简单地通过政策调整不起作用了，这亦是中国的社会信心到现在仍起不来的根源。
2025年对中国经济来说，一个最大的变数和不利因素将会是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关税制裁。据一家香港智库新近发布的报告，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针对中国“新三样”的贸易限制将全面升级，从关税壁垒扩展至技术标准、补贴调查和市场准入等多个维度。另外，中国可能出台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其边际效应或因居民收入尚未企稳而逐渐递减，同时美国降息周期被迫放缓，也将削弱中国刺激政策的宽松空间，增加资本流出压力。
可见，2025年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不但对中国，也很可能对世界构成一大风险挑战。
第二大风险：社会出现低烈度震荡
与经济持续低迷相连的是，中国社会可能出现的低烈度震荡。中国的社会转型一直在推进，虽然过程缓慢，并时有反复，但当局无法阻止这种转型。现在，经济的经年萧条，民众生活的困苦，极大打击人们信心。尽管当局加强了对社会的管控和维稳，并一再对民众进行信心喊话，但社会焦虑情绪还是有增无减，人们对未来的变革期待更强烈。然而，在当局不允许民众游行示威，人们不能通过街头抗议表达政治不满，也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尽情发泄对自由受限、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加剧的愤怒情绪下，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对改善自身处境绝望的人，开始选择以一种“独狼式”的暴力攻击方式，指向同自己遭遇毫无关联的、甚至同为弱势者或比自己力量更弱势的无辜个体，以报复社会，报复这个政权。
人们看到，去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多起无差别的报复事件，尤其在11月初前后，连续出现几起开车撞人致死伤案。最恶劣的是发生于珠海市体育中心的驾车撞人事件，凶犯驾车冲上正在锻炼的人群，造成35死，43伤的惨剧。此次驾车撞人死亡事件正值两年一次的珠海航展开幕前夕，显然，凶犯是有意选在这个国内外舆论关注的时间点来吸引人们对他这次报复社会的注意。根据法院的审判公告，凶犯乃因婚姻破裂、生活失意，且不满离婚财产分割结果，遂决意通过驾车冲撞人群方式发泄私愤。法院的通报是否隐瞒了凶犯在财产分割过程中诉诸公权救济而不得的情节，不得而知，但足以说明，在一个戾气的社会环境中，当一个人遭受或自以为遭受了某种不公的对待，而无法寻求救济时，是有可能采取此种无差别的杀人来发泄其怒火的。所以，此类事件中，关键是社会的戾气如何养成。
2024年的中国暴力杀人事件，除了针对国人，也有针对在华外国人甚至在华就读的学生。假如这不是有意的，而属于误杀，那随着中国单方免签政策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华旅游，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外国人被错误地受到这种暴力攻击；假如这是有意的，那只有一个解释，即凶犯是要通过制造这种攻杀外国人的方式，引起舆论对他行为的关注。无论那种动机，中国对外国人而言，都不再是安全之地。
在2024年针对平民的无差别暴力杀人事件增多的同时，另一形式的暴力杀官事件也同时成为社会现象。后者去年也发生多起，在这些杀官案中，被杀的对象多为基层官员，包括警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和干群关系趋于激烈。虽然这有经济大环境不好的影响因素，然而，当局对社会治理的不善恐怕是更重要的。尽管当局对官员的政治整肃一直在强化，并且有高科技大数据对治理的加持，还有所谓创新的“枫桥经验”，但都并未改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手法和手段，导致干群关系随着经济形势的不好其紧张态势也在加剧。
本质上，无论是对平民还是对官员，这种暴力杀人案的增多，反映了社会边缘群体对经济恶化、不平等加剧和社会治理失败的一种仇恨情绪的集中释放。对中国当局而言，虽然它还有强大的力量去维稳，扼杀社会成规模的反抗，然而，由于此类事件具有感染性和模仿效应，要杜绝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暴力杀人杀官在2025年继续发酵--现在看很有这种可能，不排除由此引发某种低烈度的社会震荡，构成2025的又一个风险源。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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