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十年：美國對抗中國的致勝戰略》書摘 | 優勢：美國、盟友、以力量實現和平

思想坦克   2025 年 5 月 23 日

優勢：美國、盟友、以力量實現和平

本書的目標是幫助我們找到一條道路，使我們能夠擺脫一個受限且優勢減少的世界。與其被迫在日益減少的優勢中制定戰略，不如透過力量實現和平。然而，當我們努力以有限的資源解決問題時，可能會出現創新，這些創新一旦釋放出更大的經濟資源，便會成為深遠的優勢。正如在「經濟競技場」那一篇所描述的，我們正在見證美中分道揚鑣的過程，美國應塑造並鼓勵這個過程，推動全球經濟朝著中國與民主國家分流的方向發展。隨著經濟和技術分化的成熟，美國還需要鑑別並抓住在關鍵競賽中的領先地位，以形成足夠的軍事力量來防止歷史上的經典困境：獨裁者的武力賭注。普丁對烏克蘭的領土征服賭注已經標誌著戰爭重返歐洲，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這是一個獨裁政權對民主國家的攻擊，不僅是出自於領土擴張的野心，更是因為這個國家在本質上是民主體制――它選擇了自己的道路。請記住，中國與俄羅斯共同反對的北約擴張是自願性質，並非強迫的，歐洲的民主國家一直在尋求安全保障，以抵禦俄羅斯侵略的真實威脅。雖然有人可能將入侵烏克蘭視為嚇阻失敗，但目前的結果是北約的團結、盟國經濟戰的協調，以及幸虧在烏克蘭的抵抗和盟國支持下，俄羅斯在戰場上遭受巨大損失。與普丁結盟的中國領導人必須謹慎權衡他們在臺灣海峽和其他情勢緊張地區的戰略選擇。美國的防禦戰略主要依賴於嚇阻力量，我們應該透過在經濟領域取得的成果，維持並加強這一戰略，建立二十一世紀的軍事優勢，阻止我們的對手對美國、盟友及其他國家和地區使用武力。

面對俄羅斯和中國獨裁政權真實和預謀的軍事侵略，我們應該謹記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密利（Mark Milley）將軍在二○二一年所說的以下這席話，關於美國軍事力量更長遠的目標：

世界秩序，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建立的所謂自由世界秩序，並不是為了防止韓戰、越戰或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也不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它的目的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它是用來防止大國之間的戰爭。這個目標已經成功實現，我們已經度過了第七十六個年頭。看看歷史上的前兩次，《西發利亞和約》（Treaty of Westphalia）維持了大約一百年；看看「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也維持了大約一百年。所以我們在此大國和平中已是第七十六個年頭了。

我們必須利用先進的技術、系統、戰略以及盟國的聯合力量，來鞏固這個世界秩序，並延續過去四百年來的第三次大國和平。這段和平被稱為「美國治世」。我們的目標是讓這段和平繼續下去。雖然我們可以成為盟國之間的基石，擁有盟國之間最大的軍事力量和作戰能力，但美國無法獨自承擔和平的重任。正如「外交競技場」這一篇所闡述的，有聯盟體系的巨大影響力，才能重建我們這個時代民主國家對抗獨裁政權的優勢。一般國力如此，軍力也是如此。回顧一下大國和平徹底崩潰的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人稱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但一九三○年代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獨裁政權的野心，意味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二十年和平時期，只不過是一個戰間期。這就是當獨裁政權因怨恨情緒和機會主義蠱惑下所發生的情況。我們面臨的挑戰如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柏林圍牆倒塌，再到現在這一段大國和平與繁榮的時期，不會以大國之間的衝突告終。要維持這種和平，不可能透過姑息或遷就俄羅斯和中國這類國家來實現。就像冷戰時期的努力可能沒有阻止韓戰或越戰，但確實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問題在於如何抑制我們主要對手的野心和侵略？我們如何延續這段長久的和平，同時也保護自由世界的疆界？

強大的軍事力量可以成為美國與盟友應對中國戰略的第三道「長城」，與經濟圍堵和外交限制並列。如果集結全球，整合世界民主國家的力量，就可以透過我們卓越的經濟和技術實力以及人數優勢，重新確立我們的軍事優勢。這種做法的目的不是要摧毀中國，而是要破除其利用軍事力量的野心，藉以證明北京當局發動的大大小小戰爭都無法得逞。光是在亞洲維持力量平衡，不足以確保嚇阻力。這在歐洲或其他潛在地區也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的是世界各個民主國家聯合軍事力量所形成的決定性優勢。正如邱吉爾在一九三四年當他的國家對希特勒崛起猶豫不決時所解釋的：

你們都聽過早期的均勢論。我不接受那套理論。歐洲任何的均勢狀態都會導致戰爭。大戰通常只在雙方都認為自己有勝算時才會爆發。和平必須建立在壓倒性優勢上；人多力量大。如果各方都有五、六個國家，可能會發生可怕的實力較量，但如果一方有八或十個國家，另一方只有一、兩個國家，或者一方的集體武裝力量是另一方的三、四倍，那麼就不會發生戰爭。

這就是結盟世界必須得到的壓倒性力量。任何不及此的做法，都會誘使侵略勢力集結起來。如果我們不能夠朝這個方向前進，或者在實力優勢尚未達成前，亞洲爆發衝突，北京當局很可能會從冒險主義和侵略中獲益。這將對自由世界造成像烏克蘭那樣的震撼。我們必須整合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軍事力量，以抵禦來自莫斯科和北京的進一步侵略。如同韓戰在冷戰初期凝聚各界的注意力一樣，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也喚醒了美國和歐洲。我們必須理解，北京當局也在加強其在當地區域使用軍事力量的能力。若美國的嚇阻策略成功，可以防止中國進行這種危險的冒險主義，但我們必須重建軍事優勢。這樣，我們就能像過去「美國和平」時期一樣，繼續在漫長的嚇阻之路前進，同時讓我們大戰略的其他支柱能放慢這些獨裁政權的步伐，並強化美國與盟友。

一九五○年九月，隨著與蘇聯的冷戰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杜魯門總統簽署了著名的《國家安全會議第六十八號文件》（NSC-68）。這份文件是美國首次嘗試制定全面戰略，以應對蘇聯對美國生活和國際秩序構成的新威脅。《第六十八號文件》引導了對美國軍事力量的投資，奠定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對蘇聯的長期戰略和全面嚇阻的早期基礎。該文件將美國軍事力量的目的定義如下：「對我們而言，軍事力量的角色是為國家目的效勞，抵擋對我們的攻擊，同時以其他方式創造一個自由社會可以繁榮的環境，並在必要時起身戰鬥，以捍衛我們自由社會的完整和活力，擊敗任何侵略者。」由於中共在國共內戰中戰勝蔣介石的國民黨，加上史達林成功試爆原子彈，《第六十八號文件》開始擬定，後來因韓戰爆發而付諸實施，導致美國軍事預算大幅增加，永久影響了冷戰時期的世界，成為喬治．肯楠制定圍堵戰略的一部分。

如今欲在經濟圍堵和外交限制的情況下阻止中國在太平洋地區使用武力，只有在長期軍事優勢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這表示要讓北京當局意識到，動用武力只會自取滅亡。有些人可能會指出，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計畫一旦制定，就容易付諸實行。我們必須認知，中國已經制定這些戰爭計畫。我們必須確保中國的軍事計畫永遠不會達到其領導人認定擁有決定性優勢的地步。我們的軍事競爭將在未來幾年乃至幾十年內不斷演變，我們必須努力保持領先。如果不能保持領先，可能會發現與中國的下一階段競爭將從軍事衝突開始。

我們沒有一個固定窗口可以成功推行和平時期的圍堵戰略。正如發展數十年的冷戰軌跡在一九五○年因三年的韓戰而確定下來，如果我們不能圍堵並制止北京當局，中國領導人就會藉著選擇使用武力來確立新的發展軌跡。如果這種情況發生，美中競爭的速度很可能改變，但本質不變。如果北京當局決定對臺灣或其他地方動武，結果必然是美國和盟國大幅減少與中國的貿易，並終止對中國的投資，正如我們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所見到的那樣。從必要性和前瞻性的角度出發，實施經濟圍堵要好得多。如果現在不能延緩和阻止中國在經濟領域的發展趨勢，等於給予中國一個無限期的窗口，把日益成長的經濟實力轉化為日益成長的軍事能力。

我們可以回顧第一次冷戰，觀察其中推動美國具備壓倒性優勢的兩個重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杜魯門的《第六十八號文件》，這是對共產主義侵略亞洲的回應；第二個階段是雷根政府「以力量實現和平」的重建工作，目的是在與蘇聯的競爭中取得最終勝利。冷戰時期最令人關注的戰略文件，雷根政府關於「美蘇關係」的《第七十五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NSDD-75），出了一系列對蘇聯戰略的原則和目標，包括「外部抵抗」、「內部施壓」和「談判」，其目標是：「透過在所有國際領域，特別是在美國優先關注的地理區域，與蘇聯進行持續有效的競爭，圍堵並最終逆轉蘇聯的擴張主義。」讓我們來看看雷根對軍事平衡的重視。以下是美國軍事戰略支持「以力量實現和平」的官方概述：

美國必須實現軍事力量的現代化，包括核武和常規武器，以確保蘇聯領導人意識到，美國絕不會接受屈居第二或軍力情勢衰退的局面。蘇聯盤算任何突發情況下可能出現的戰爭結果，必須總是得出對蘇聯極為不利的結論，這樣蘇聯領導人才不會有動機發起攻擊。務必確保美國軍事能力的未來實力。我們必須充分利用美國的軍事科技進步，同時加強對軍事相關或兩用技術、產品和服務轉移的控制。

這項戰略，完成了冷戰早期杜魯門、艾森豪和甘迺迪的偉大戰略，並促使冷戰與蘇聯的和平落幕，讓資源動員的必要性變得明確。這種動員不但要在美國國內進行，還要與我們的盟國合作。這樣的協調將建立一個勇敢而必要的軍事能力範圍，可以應對「全面的潛在衝突」：

美國有限資源與實施美國戰略所需能力之間現有和預計的差距，使得美國必須：（一）確立有限資源使用的優先順序，以有效率的方式限制蘇聯的擴張；（二）動員願意與美國共同圍堵蘇聯勢力擴張的盟國和友邦的資源。美國和西方國家全方位政策的基礎，必須是一支能夠應對全面潛在衝突的強大軍隊，並受到精心設計的政治和軍事戰略的指導。美國軍事戰略的核心是阻止蘇聯及其盟友對美國、其盟國或其他重要國家的攻擊，並在嚇阻失敗時擊敗這樣的攻擊。儘管在重建西方軍事力量以應對蘇聯威脅的過程中，美國單方面的努力必須發揮主導作用，但要保護西方利益，美國必須加強與盟國和其他國家的合作，並更充分利用他們的資源。

雖然雷根政府將蘇聯推入軍備競賽，使其經濟崩潰，冷戰時代就此結束一事眾所周知，但我們與中國的競爭不太可能在短期內使對手陷入財政困境，也不應該以此為目標。不同於由兩個對立經濟體系開始的冷戰世界，我們由一個整合的世界開始，這是史上最大的和平時期全球化所帶來的結果。美國在這場競爭中的獲勝之道，在於重建中國試圖主宰的世界經濟，以至於比起進一步與中國融合，我們更要將中共從全球關鍵供應鏈、資本市場、技術進步和出口市場中剔除──一個個地區、一個個領域──直到實現經濟圍堵。我們的國防戰略必須支持這種世界經濟的重塑，以利於美國，最終結果不一定是中國崩潰，而是世界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在經濟和軍事實力方面的第二次大分流。

從杜魯門的《第六十八號文件》、韓戰、雷根的《第七十五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以及蘇聯解體中汲取的教訓，告訴我們如何重建確保好幾代大國和平的美國整體優勢地位。透過軍事優勢來達成安全地位，可以讓我們在經濟和外交領域擁有無可匹敵的行動自由。反之，在經濟和外交領域的成功，將使我們有更大的空間投資在「以力量實現和平」。若無法改正軍事平衡，最好的情況是降低獨裁者的投機成本，最壞的情況則是為俄羅斯和中國的擴張和侵略打開大門。

使用美國現有的經濟工具，從《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減少在中國和俄羅斯的商業活動，並終止對這些國家的投資，已經是可行且值得推行的。然而，即使北京在香港、新疆和喜馬拉雅山的行為，以及中共支持普丁入侵烏克蘭，美國和盟國的跨國公司仍願意擴大在中國的業務，阻礙了我們的行動。中共侵略臺灣必將是最後底線，一旦越過這條線，可能會引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的經濟戰，包括摧毀中國在海外的公司、停止所有非必要的貿易，以及雙方資產互相被扣押。中國對臺灣的軍事行動將是真正的「史普尼克」（sputnik）時刻，不只美國國家安全界，乃至整個美國政府都意識到嚇阻失效，我們確實正與中國發生衝突。這類型的任何行動都不會是美中全球競爭和對抗的結局。如果北京當局在這場衝突失敗，他們一定會再次嘗試，無論是不久之後還是未來。然而，會改變的是美國政府允許我們私人企業與中國的往來，尤其是如果美軍遭到攻擊的話。

中國大戰略最深層的矛盾在於，中共相信可以使用武力達成野心，但同時又希望維持與外界的經濟關係，最後主導全球經濟。正如我們所見，北京當局試圖透過「雙循環」來解決這個矛盾：一方面實現關鍵產業和技術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試圖增加其他國家對中國的依賴。由於這個矛盾，經濟圍堵策略與軍力嚇阻相輔相成。減少與中國的技術、商業和投資交流，從長遠來看會削弱中國，因為中國依賴外界的資源和商品貿易，但在短期間完全經濟孤立也可以作為一種嚇阻，防止中國在亞洲使用武力。中國永遠不會實現真正的自給自足，儘管在其某些經濟產業可能辦得到。與外界的經濟關係是中國在亞洲發動戰爭的最大風險。目前來看，像二戰時期日本那樣全面的地區征服戰略似乎不太可能，但如果我們沒有強有力的嚇阻戰略，中國在亞洲或世界其他地方進行「有限」效果的軍事行動――無論是領土征服還是「教訓」其他國家――仍然可能成為中國的備案。

今日的中國領導層曾經躲在動盪和內聚型（inward-looking）的國家裡，現在他們將野心帶到了全球化的世界。由於預測中國可能會動用武力，而且不只在臺灣、南海和東海、喜馬拉雅山這些情勢一觸即發的地區，也可能在整個「一帶一路」區域，從非洲到中東、從東南亞到太平洋島鏈，甚至如果俄羅斯和伊朗這些夥伴國家介入的話，遠至拉丁美洲和歐洲等地區都有可能，因此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在全球各地抵禦這些侵略者。為了應對多個對手的野心，我們有必要制定一個全球性的國家安全戰略，這也是現有《國家安全戰略》設想到的。同樣，應對中國本身的勝利願景也需要這樣的策略。美國必須努力在二十一世紀的軍事領域中取得優勢，尋求解鎖並掌握未來工業和技術進步帶來的「軍事革命」和突破。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經濟分流戰略極為重要。由於我們與中國的經濟融合，我們在關鍵技術和產業上的進步也容易成為他們的進步。如之前提到的，如果對手與我們坐在同一輛車上，即使我們開得再快也毫無意義。

作者為牛津大學博士，主修中印關係，研究俄羅斯、中國與印度已近二十年。曾任美國國防部的中國長期戰略顧問，並曾向美國戰略司令部、印太司令部、商務部、國防情報局、海軍參謀部戰略部門等諸多政府機構提出報告。

亦是專門研究美中全球競爭議題的戰略諮詢公司的創辦人，協助《財富》五百強企業與金融機構了解美中全球競爭，改善他們對中國的風險評估、制定能夠應對歷史性地緣政治變化的新全球戰略。

曾至俄羅斯、中國、印度、拉丁美洲與中東各地旅行，會說中文、俄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等多種語言，並經常於電視與廣播頻道發表評論。

現居於美國華盛頓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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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關鍵十年：美國對抗中國的致勝戰略》
作者：喬納森．沃德（Jonathan D.T.Ward）
出版社：廣場
出版時間：2025年

文章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