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活着的或已经死去的文革受害者，还在等待历史做出公正的审判。
作者：于飞
1966年8月5日，50岁的卞仲耘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位遇害的教育工作者。作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她被自己学校的学生红卫兵们活活打死。
学生对老师的殴打和批斗，其实早在1966年6月文革爆发最初的几周就已开始。卞仲耘之死，意味着血腥“红八月”的到来，也标志着文革暴力的升级。“红八月”，也称“八月杀戮”，一般是指1966年8月和9月间发生在北京的一系列杀戮事件，杀戮者主要是被官方煽动起来的红卫兵。随着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代表，北京的文革屠杀狂潮更甚。据官方数据，仅在1966年8月至9月，北京就有1700多人被杀害。
作为一名“90后”，我第一次听到卞仲耘的故事，是在高中的历史课堂上。从时间上来说，文革离我们这一代人已过去了将近40年，显得非常遥远。空间上，它又似乎近在咫尺：当年的红卫兵，大多都是中学生，他们殴打、批斗甚至残害自己师长的现场，大多就在中学校园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对文革这样所谓的“敏感”话题确实总是一笔带过，但十几年前，大约在2010年前后，得益于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在我的高中，有不止一名历史老师会用多节课的时间为同学们详细地讲述文革。
或许是因为身处北京，卞仲耘之死又是一个北京文革历史中绕不过去的事件，所以我们早早就从历史老师的讲述中知道了卞仲耘的悲惨遭遇。但年少的我们，始终无法想象学生——尤其是十几岁的女学生怎么可能如此凶残地打死老师。也许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学生了解文革，我的高中老师在一天放学后，为同学们放映了独立导演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
《我虽死去》制作完成于2006年，当时正值文革爆发40周年。该纪录片于2007年首映，于2008年获香港首届“华语纪录片节”长片组冠军。在中国，文革一直是高度敏感的话题，而《我虽死去》现在大概已经不能在中国公开放映。而我是幸运的，正是因为老师的勇敢，我才能在中学时代就看到这部影片，并深受震撼。
纪录片《我虽死去》，讲述了卞仲耘之死，以及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几十年来记录、记忆、纪念妻子的过程。
胡杰的镜头，呈现了王晶垚承受着巨大痛苦，矢志记录妻子之死的故事。卞仲耘惨死后，王晶垚花掉积蓄买了一个照相机，用图像记录卞仲耘伤痕累累的尸体，以及四个孩子在遗体旁哀悼的场景。在卞仲耘遇害之前，已有学生到她家里抄家，并在家门口和墙上贴满了谩骂卞仲耘的大字报。王晶垚没有撕毁那些大字报，而是用照相机拍摄下大字报的内容，并让大字报存在了两三年。
影片大部分为王晶垚和其他目击者直对镜头陈述的黑白影像。为数不多的彩色镜头，是穿插在影片中的文革影像资料。文革爆发时的群情激愤，以及红卫兵们高昂的“斗志”，与王晶垚的悲伤和其他目击者的证词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因为对文革造成的巨大破坏始终没有真正的清算与反思，以及一些官方叙事的引导，对文革乌托邦想象的玫瑰色调，至今存在（例如对“知青岁月”的美化与怀念等）。但是，如果看过这部沉重的纪录片，相信没有人还能将“应该再来一次文革”这样的话说出口。王晶垚的摄影记录，以及胡杰的寻访，让卞仲耘这个名字不仅仅只是一个文革中的死亡数字，而成为一个后人必须正视的、血淋淋的教训。
卞仲耘、王晶垚和他们的四个孩子
观看《我虽死去》，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和姥爷，他们四位都做了一辈子的老师。在文革爆发时，他们都是校领导，和卞仲耘一样，首当其冲面临着被批斗和殴打，甚至失去生命的风险。
小时候，我并不理解祖辈这些遭遇的含义。直到上了高中，受到一些老师的启发和鼓励，我才利用假期时间，去采访祖辈，听他们讲文革时期的经历。爷爷和奶奶受到被我采访的启发，还曾写下自己的回忆录。
文革爆发时，奶奶是一所小学的校长，她也因此成为她所在城市第一个被游街的老师。而我的爷爷受到了长期的关押、毒打，九死一生，晚年抱怨身体疼痛，说是文革时期遭虐待落下的后遗症。
我的姥姥和姥爷当时在一所学校工作，于是经常被一起批斗。姥姥还被学生羞辱，剃成“阴阳头”（即头发一半被剃秃，一半保留）。不过，文革中的恐惧，似乎加快了姥姥记忆的消退。她对文革的描述，十分平淡，没有很多令人惊心动魄的细节。也许，遗忘也是中国人对待历史创伤的一种方式，甚至是大部分人疗伤的选择。
和很多中国人回避历史创伤的态度不同，《我虽死去》的导演胡杰和片中主人公王晶垚，都选择了直面痛苦，并展现出拒绝遗忘和拒绝妥协的态度。尽管《我虽死去》看上去只是平实的记录，但如同胡杰的其它影片一样，它显示着一种强烈的道德感。这是因为，在一个历史记忆面临系统性压制的地方，选择记录和记忆本身，就是一个基于道义的选择。
除了图像资料，王晶垚还保存了许多当时的文档，以及卞仲耘的遗物。在影片的最后，王晶垚打开一个几十年未打开过的手提箱，向胡杰的镜头展示卞仲耘的遗物，包括她遇害时沾满血迹的衣物。胡杰问道：“你觉得这些东西将来是要保留在文革博物馆的吗？”不等胡杰问完，王晶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那当然是。”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
在制作《我虽死去》的过程中，胡杰联系到了多名当年亲手殴打老师的学生，但是没有一个人答应接受采访。殴打卞仲耘的参与者之一，是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最广为人知的校友——宋彬彬。卞仲耘被众多学生打死时，宋彬彬正是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领袖。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听到宋的名字是“彬彬有礼”的“彬彬”时，当即说到：“要武嘛。”“要武”，即“伟大领袖”亲自鼓吹武力，煽动暴力。从此，红色恐怖正式降临，文革浩劫的浪潮要等到十年后才能退去。
宋彬彬作为红二代，1980年代移居美国，在2014年曾就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发表道歉。但是，在她道歉的语言中，只有借口和开脱，并没有承担责任的诚意。舆论对宋彬彬的道歉给予很多批评，王晶垚则以“虚伪”一词形容宋彬彬的道歉。
其实，最应该为文革担责并道歉的，就是毛泽东。而在毛泽东死后，这个道歉与和解的责任实际落在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政党和政权头上。事实上，文革中冤死的人，大多都和卞仲耘一样，当时是忠于共产党、忠于毛泽东的人士。遭到如此的背叛和惨绝人寰虐待的他们，何时才能得到这个政权的道歉？
《我虽死去》的标题，取自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尾声诗篇：
“我虽死去
但三日之后就要复活
仿佛那水流急湍
也像那络绎的商队不断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
承受我的审判”
诗中的“我”是耶稣，“审判”则是神的审判。这个标题的灵感，大概来自于胡杰镜头捕捉到的一幕——王晶垚家里摆放着许多印着基督圣画的瓷器。王晶垚解释到，这是因为他青年时期上的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他也受到宗教精神的感召，受到爱的感染，虽然他自己依然是无神论者。
经常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王晶垚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从他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晶垚信仰的是历史，因为他相信历史最终会带来正义。今天的我们，从王晶垚和胡杰坚持的意义上，或许也可以说，卞仲耘和无数的文革受害者，不管是已经死去，还是至今幸存，都在等待历史最终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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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间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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