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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案件周三（20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暫代高等法院）展開第 150 日審訊，續由控方結案陳詞。針對黎與重光團隊（SWHK）串謀勾結的指控，控方指，本案有壓倒性證據，證明黎以「主腦（Mastermind）」身份參與協議，不但沒阻止其他串謀者進行非法行為，更鼓勵他們繼續結合街頭、議會及國際力量，進行國際遊說。
控方又形容，黎的供詞不可靠，指他一方面承認《蘋果》是反共及反對派報紙、持「黃色陣營」觀點，一方面將《蘋果》描繪成「香港核心價值的中立捍衛者」（a neutral defender of Hong Kong’s core values），可見其說法是完全誤導，《蘋果》立場與港人核心價值毫無關係，但黎試圖將自己的觀點與社會觀點混為一談。而黎利用《蘋果》尋求外國勢力懲罰中國，顯然是背叛國家利益和安全。
控方：黎一直知悉 SWHK 加入 IPAC
控方續就涉及 SWHK 的勾結指控陳詞，闡述黎對於 SWHK 及「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的認知。
就黎作供稱不認識 SWHK 及 IPAC，控方質疑，黎一直知悉 SWHK 加入 IPAC，並引述《蘋果》於 2020 年 6 月的文章，題為〈中共威脅全球 攬炒巴加入國際聯軍反抗〉，當中提到「攬炒團隊」加入 IPAC 中央秘書處。而黎亦供稱，他知道「攬炒巴」劉祖廸參與國際線。
此外，當黎與「從犯證人」陳梓華於 2020 年 6 月在壹傳媒大樓見面時，二人曾談及SWHK 及 IPAC。由此可見，黎一直知道 SWHK 與 IPAC 的聯繫。
控方：黎《國安法》後持續協議
控方指，在《國安法》後，黎與 SWHK 的協議持續，例如陳梓華曾發訊息感謝黎在初選中的付出。黎亦沒有著陳停止進行國際遊說，或停止要求外國制裁。
控方補充，SWHK 於《國安法》後有繼續發新聞稿、公開信，或於社交媒體發帖，提倡制裁中港官員及其家屬，停止與香港的引渡協議，並要求美國實施《香港自治法案》等。
控方指，SWHK 亦有參與 IPAC，例如「從犯證人」李宇軒曾與外國議員開會，討論各國對港的司法互助協議，而加拿大隨後宣布停止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控方：黎《國安法》後繼續鼓勵國際游說
控方強調，黎於《國安法》後仍鼓勵其他串謀者進行國際游說，例如他於 2020 年 5 月發新聞連結予陳梓華，告訴對方即將實施《國安法》，提到「我們都不要擔心人身安全，一旦出來參加抗爭，爭取自由，就準備好戰鬥到最後。我們可能不會贏，但必須堅持」。
當二人於壹傳媒大樓會面時，陳一度表示「應該要褪」，黎則形容《國安法》「雷聲大雨點小」，黎會以身作則，繼續在媒體上呼籲制裁，並著陳讓其他 SWHK 成員在文宣及國際線方面「繼續做」，以及支持初選。
控方形容，黎當時知悉《國安法》可能包括勾結罪，可見黎堅定地繼續協議，要求制裁。而且黎亦承認從未提醒陳，從未著對方不要違反《國安法》。
控方續指，黎持續支持 SWHK 及 IPAC ，而 IPAC 的創辦人裴倫德（Luke De Pulford）亦有向黎發送 IPAC 的 Twitter 帖文，故黎一直知悉 IPAC 國際游說的情況，其 Twitter 亦有轉發 IPAC 的 Twitter 帖文。
控方：黎認有採取首兩個國際遊說步驟
至於陳供稱，黎曾於台灣會面中提到國際遊說 4 個步驟：首先要令外國政府知道香港發生甚麼事，再呼籲他們譴責及關注事件，其後將外國的想法帶回香港，這樣香港人會知道，「外國政府冇離棄或者忽視佢哋」，可保持士氣。最後，與「枱底人」建立關係，以影響其對華政策，推動制裁，甚或推翻中共。
控方指，黎作供時承認有採取首兩個步驟，例如推出《蘋果》英文版、「Live Chat」節目，在《國安法》後仍有繼續。控方又指，黎與「枱底人」保持聯繫，例如前副參謀長 Jack Keane、前國防副部長 Paul Wolfowitz 及美國國務院資深顧問惠頓，討論外交政策事宜。
法官李運騰問，控方主張黎在台灣與陳梓華、劉祖廸會面後達成協議，讓劉參與國際遊說，因此劉加入 IPAC 亦是國際遊說的一部分？控方同意。
控方：只依賴開案陳詞內所提及的串謀者
針對辯方在書面陳詞指，控方從未指 Jack Keane、Paul Wolfowitz 及惠頓是串謀者，又指即使他們討論外交政策，也不能證明 SWHK、IPAC 在《國安法》生效後的行動，是根據黎、陳梓華、李宇軒等人的協議進行。
控方認為，辯方對控方陳詞有誤解，因黎不僅與 Jack Keane 等人有聯繫，亦承認有採取首兩個國際遊說步驟。控方又指，只會依賴開案陳詞內所提及的串謀者，並非指控 Jack Keane 等人是串謀者。李運騰問，即無論 Jack Keane、Paul Wolfowitz 有否與串謀者合作，只要能證明黎的指示得以執行、有人履行協議便可？控方同意。
控方：黎以「主腦」身份參與串謀協議
控方引陳梓華另供稱，黎被捕一事嚴重打擊 SWHK 的國際游說工作，他們無法再得知美國的內部資訊，亦失去黎與美國的政治聯繫。
控方總結指，本案有壓例性證據，證明黎以「主腦（Mastermind）」身分參與協議，他不單止沒阻止其他串謀者透過 SWHK 及 IPAC 進行非法行為，更鼓勵他們繼續跟從黎的指示，結合街頭、議會及國際力量，實行國際遊說4 個步驟。
控方：黎供詞不可靠
控方又指，黎供詞不可靠，舉例指黎供稱《蘋果》核心價值與港人一致，例如法治、民主、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毋須作出編採指示。然而，黎承認中共是他的「敵人」、《蘋果》是反共及反對派報紙，持「黃色陣營」觀點。
控方指，由上述證據可見，黎將《蘋果》描繪成「香港核心價值的中立捍衛者」（a neutral defender of Hong Kong’s core values），其說法是完全誤導，《蘋果》立場與港人核心價值毫無關係，黎試圖將自己的觀點與社會觀點混為一談。
控方又指，黎利用《蘋果》作為平台，尋求外國勢力對中國採取懲罰措施，顯然是背叛國家利益和安全。至於黎供稱，《國安法》生效後已變得謹慎，控方認為黎非說出事實，指他在《國安法》生效後，持續發表提及制裁的文章、Twitter 帖文和受訪，與外國人物持續合作，亦沒有嘗試將「Live Chat」、《蘋果》文章或 Twitter 帖文下架。
HCCC51/2022
文章来源：法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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