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9月06日
自力更生與FDI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是個振奮人心的時期。中共撥亂反正，提出現代化的大方針。當時討論中共經濟建設問題，考慮到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勞動力等要素，以中國的貧困處境，利用外來直接投資(FDI)是極爲重要，而且刻不容緩的。不過當時中共當局還有所謂「自力更生」以及糾集其他國家搞」集體自力更生「的迷障，這和當時流行的一種對「發展經濟學」的批判思潮---依賴理論，也有契合之處。
依賴理論有一套必然論，認爲資本主義體系在世界擴張，落後國家被納入體系内，產生的現實情況是，落後國家的「發展不足」正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發展」的直接結果。這個論斷後來成爲依賴理論的名言。從這個基本立場出發，依賴論的幾個看似有吸引力的命題是（1）被「納入」體系的地區，在經濟發展上，總是受制於它所處的「衛星」地位；（2）在歷史上，「衛星」地區的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時期，總是在它們和「中心」 的聯系最薄弱的時候;(3)當今發展最不足的地區，正是過去同「中心」的聯系最密切的地區；（4）由於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對落後國家提供的資金和援助所造成的結果，和這些國家的期望正好相反。一國依賴外援的程度愈大，則其經濟成長的速度也與緩慢。
依賴理論除了本身的結構缺陷外，也有違反常識之處。我為《知識份子》季刊寫的「依賴與發展」一文，已對這些命題逐一駁斥。問題在於：依賴能否有發展？依賴論者對此有過經年纍月的論辯。我的用意很簡單，在毛駕崩後，中共要發展，要現代化，就必須破除閉關自守，自力更生的迷障。必須積極利用外資。不要說戰後的日本和亞洲小龍都是與資本主義國際體系密切聯系而迅速發展的例證，中共的反資反修造成幾十年貧困，一籌莫展，也是一個最佳反證。
在外來直接投資方面，我的臺商朋友（大學同學），個個摩拳擦掌，想方設法要規避國民黨獨裁者蔣經國立下的」三不「戒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到大陸去投資設廠。近水樓臺的港商就更不用説了。當年先聲奪人的不是歐美大國的商家，而是港商臺商。
我手邊一項FDI的統計資料顯示，大陸改革開放之初，通過香港引進的外資佔總額的70%。香港以64%的比重超過其他地區與國家對中國大陸的投資總和，而且連續三十三年高居榜首。以2002-2012這十年來説，香港、澳門、台灣對大陸的投資，纍計為中國提供5589.9萬個就業崗位。可是中共後來卻沒有信守香港基本法關於普選的承諾。習近平上臺後，對香港更是從」高度自治「變成」全面管制「，令所謂一國兩制完全破產。這種行徑只能以白眼狼視之。
從楊小凱在《知識份子》季刊上發表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很早就有了基本定見。（圖片摘自網路）
《知識份子》季刊
結識楊小凱是在紐約的《知識份子》季刊創辦之初。他的經歷許多人都知道。他是文革初期湖南省無聯一篇激昂檄文」中國向何處去「的作者楊曦光，換得十年牢獄之災。出獄後他靠自學發表了數理經濟的論文專著，成爲武漢大學講師，但因他過去的「罪犯」身份，根本無法出國深造。後來是靠識才的社科院于光遠所長的幫忙，才能以「小凱」的小名辦護照，赴美留學。
楊小凱爲人謙遜低調，不但不激昂，反而告別了革命。他認爲中國最需要的是知識學問。從他在《知識份子》季刊上發表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很早就有了基本定見。
八十年代大陸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在楊小凱看來，是非常落伍的。由於馬克思認爲使用價值不可測度，對價值無影響，勞動可測度，因而決定價值，因此價值就由商品中蘊含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所決定，供求只會令價格暫時偏離勞動價值。西方現代經濟學對價值的研究要深入細緻得多。需求反映了消費者在收入約束下將效用最大化的行爲規律，而供給反映了生產者在技術和資源約束下將利潤最大化的行爲規律。二者的協調產生的使供求相等的價格，就是長期均衡價格。因此，楊小凱指出，現代經濟學的價格理論的特點，在於決定價格的因素多元化，亦即供需雙方，需求方的關鍵是效用，供給方不但包括各種資源，還包括反映技術關係的生產函數，而且還在於供求規律都包含個體行爲的優化，供需均衡包含個體優化之間的協調。楊小凱相信，現代經濟學能爲最優經濟效果問題以及分析整體經濟效果與個體經濟效果的協調，提供最好的基礎理論。這些都是大陸當時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足之處。
在宏觀方面，令楊小凱感受甚深的是中國學者的思想習慣。他們總以爲某個社會機構（譬如共產黨）可以代表社會做價值判斷，去制定一個全社會綜合經濟效果的指標，然後用集中計劃的辦法去追求這個目標。究其實，在一個社會中，只要有三種不同的選擇方案和三個以上的個人，就不可能有公認一致的福利函數，所以他指出，現代經濟學關注的是「競爭均衡」、經濟核及帕累托(Pareto)最優狀態，也就是在假定不存在社會公認一致的福利函數時，來研究資源的最優分配。實際上，西方經濟學界根本不相信個別社會機構（尤其是共產黨）可以代表全社會的福利（事實正相反），所以才著重於分權的市場競爭如何達到資源的最優分配。不少經濟學定理試圖證明，任何社會機構一旦有壟斷的權力就會造成資源分配的效率上的損失。
然而，楊小凱指出，中國經濟學者多半傾向於仰賴一個集權的機構自上而下的追求「全社會最優經濟效果」，不願費心去研究「均衡」的概念。其實，一般均衡理論應用於解釋問題的能力，在楊小凱看來，是既廣汎又深刻的。基本上，就是平等競爭使任何人無法操縱價格。經濟改革若沒有對資本分配、勞動分配、生產資料分配中的壟斷性結構認真改革，貿然放開價格管制，物價必然會上漲，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社學為體，資學爲用？
清末民初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爲用」之説，如今順應潮流到海外深造的大陸經濟學者，是否也有「社學為體，資學爲用」的想法？也就是讓資本主義的科學管理技術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所用？
近來大陸學者已不用「計劃經濟」一詞來指稱中國經濟，而是說「混合經濟」（hybrid economy)，即一個介於計劃和市場之間的機制，中央提供指導方針，地方各顯神通。大陸學者一般專注於經濟管理方法和技術，尤其是運用數學與電腦工具，設計一套集中計劃來全面控制經濟的方法。他們不願觸碰產權與所有制等論題，因爲他們瞭解，在現實上，中國無論怎樣改革，也不可能變成市場經濟國家。他們能夠做的就是改革經濟「機制」（主要是資源分配機制），而非經濟「制度」。
楊小凱對此很不以爲然。他認爲這和現代經濟學理論的取向大相徑庭，因爲任何機構一旦有壟斷性權力，其最優目標函數必定會與社會利益衝突。他强調，留學海外的經濟學者應特別重視私有財產權的經濟功能以及競爭和自由價格的功能等問題。
對於私有財產權的經濟功能，楊小凱自己的體認是，在私有財產制度和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分權的市場和自由價格制度可以實現全社會的資源最優分配，使所有個體利益互相協調。這是可由一般均衡理論證明的。他也確信私有財產制度能提供一種高效率的誘導和激勵機制，使人們盡力增加財產。
在這方面，楊小凱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缺陷是片面强調大規模生產的優點，卻忽視壟斷造成的信息歪曲以及侵犯財產所有權造成誘導激勵機制失靈的惡果。
除了論述私有產權的經濟功能外，他還回溯到這個制度的形成，作爲工業革命動力的歷史沿革。他在這方面的申論，雖有把幾百年的歷史進程加以壓縮，證成一個簡單明瞭的定理之嫌，（實際上，英國有關土地買賣押當與商業合同的立法，是經過經年纍月的長期演變進才實現的，私有財產權的維護，也必須靠司法權的有效工具，積少成多的判例形成制度。）但他對大陸經改必須在維護私有產權方面與憲政體制挂鈎，步入市場經濟的主張，是他的基本立場。這也是爲什麽後來在眾士諾諾，大談改革的「後發優勢」時，他卻一士諤諤，堅持提出「後發劣勢」。他何嘗不瞭解「後發優勢」存在的事實，尤其是在技術學習的層面，但制度層面的變革，在他看來是更爲根本，不能拖延的。
後發劣勢
楊小凱在八十年代積極參與籌組的留美經濟學會，後來配合2000年中國加入世貿而在上海與大陸經濟學界聯合舉辦「中國和全球化」爲題的國際研討會。他在這個場合提出了關於憲政的著名論文「後發劣勢」，引發不小爭論，卻因觸及中共官方忌諱，無法在研討會的論文集中刊出。但經傳媒報導，他的文章在社會上反而成爲 人盡皆知的大熱門。
楊小凱承認，他最大的愛好就是理論上的思考。他在八十年代中期發表的論文，談到的問題，處處展現他的睿智。譬如他説，在沒有私人財產的自由處置和市場的自由進入的情況下，貿然讓市場自由決定價格，結果必然是會讓不受自由交易威脅的壟斷者，在沒有官方監督時，利用其壟斷地位損害社會利益。不久之後，鄧小平在中國硬要用一哄而起的「革命」手段來闖「價格」關，後果自然就是「官倒」盛行，引發學生的抗議浪潮。若説利用「價格雙軌制」，將低價的計劃配額商品轉賣到市場，以賺取高額差價的「官倒」行爲，是經濟學家的預見，共產黨出動坦克和軍隊殘暴鎮壓學生和市民，倒是令人始料不及的。
又譬如楊小凱對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所提出的「軟預算約束」觀點所做的思考，也顯示出他的獨特洞見。科爾奈認爲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弊病是財產所有權不明確（軟預算約束），而不是價格不合理。他指出，在軟預算約束下，即使價格合理，企業也不會對價格作出合理的反應，而會在軟預算約束上打主意。對於產權不明確問題的分析，他强調必須考慮分工、交易效率和所有權模糊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否則就難理解制度演進的難局。在他看來，中國經濟的問題是所有權的模糊度太高，因而造成無形的交易費用太大，交易效率極低。
楊小凱認爲科爾奈思想的可貴之處是指出了財產所有權與市場之間的依存關係。沒有嚴格的財產所有權，市場價格毫無意義。好比在一個偷搶合法的社會中，沒有人會關心價格制度。蘇聯式的體制，偷搶大型生產資料是合法的，因爲沒有明確的財產所有權，所以就不能「放權」，「放權」的立即後果是「化公爲私」，偷搶國家財產。楊小凱所描述的情況，在中共最初的經改號令下，不是也不斷被複製嗎？也是經過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中共官員才認識到財產所有權的重要性，而試行股份制，將中小企業租售給私人經營，並設立破產法。對於所謂侵吞國家財產的問題，汎道德主義指控是無濟於事的。楊小凱的體認是，沒有明確界定的產權，道德準則根本無從建立。
科爾奈的「軟預算約束」概念，最近被許成鋼發揚光大，不但深入細緻的闡述，還舉一反三，提出了「制度基因」的觀點來解釋中共極權統治的生成、發展，並預示它的最終解體。
北京三結義
陳一諮在罹癌末期掙扎寫出的回憶錄，曾提到他和楊小凱、何維凌三人在毛後的北京聚首時，彼此氣味相投，惺惺相惜，都在熱切思考中國的前途問題，想爲文革劫後的中國尋求出路。他們共同面對的仍然是楊小凱當年提出的大哉問：「中國向何處去」，所以三人提議仿照三國時代劉關張的「桃園三結義」，來個「北京三結義」。陳一諮在北大先是唸物理，後改唸中文，他因上書毛澤東而坐牢，是個很會辦事的實幹派，成爲趙紫陽經改的重要幕僚，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何維凌是北大物理系畢業，在文革中也坐過牢，改革開放后他曾參與編輯一套《走向未來》叢書，試圖解放知識份子心靈，孕育多元化思想。他也成爲推動經改，為趙紫陽出謀劃策的班底。我的印象，他來紐約和索羅斯及金融大佬接洽時，仿佛是趙紫陽派來的年輕欽差大臣。可惜他不幸車禍身亡。在經濟理論上苦學有成的楊小凱，後來竟然也是因肺癌而英年早逝，北京三結義先後魂歸天國，令人唏噓!
楊小凱出國前在大陸就已出版了經濟控制論和數理經濟方面的專著，在普林斯頓拿到博士學位後，經當時在馬里蘭大學任教的交換學者黃有光介紹，到澳洲蒙納什（Monash)大學教書，開啓了他令人刮目相看的學術生涯。從剛開頭的大學講師，不出幾年就成爲經濟系的首席教授，並獲選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經濟學界認爲他的主要貢獻是提出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他已出版的十多本中英文專著包括《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等，有兩本是分別同黃有光、Jeffrey Sachs合寫的。（Jeffrey Sachs 當年在哈佛任教時，因熱心幫助東歐國家轉型而名噪一時，台灣知名媒體人杜念中還訪問過他。）有兩本是同他的得意弟子張永生合寫的。在爲時很短的時間跨度中，能夠出版十幾本學術專著，實在不能不説楊小凱是經濟學界的「拼命三郎」。爲人謙遜的他，成就還不止此。他對學生的循循善誘，呵護備至，在學界也是出名的。
楊小凱寫的數理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與邊際分析之類的著作，我是一竅不通的，所以也不敢置一詞。但我知道國際經濟學界對他的評價甚高，他連續兩年獲得經濟學諾獎得主James M. Buchanan 提名角逐2002、2003的經濟學諾獎，第二次是在他肺癌離世的前一年，但他從不爲此對外吹噓。
Jeffrey Sachs 曾在2004年一篇紀念楊小凱的文章中提到，他與楊小凱合作的專著，他其實只提出了一些觀點和建議，主要的分析工作都是楊小凱做的。中國與東歐、蘇聯改革路徑的比較，基本條件的差異，包括市場化與工業化程度，及自然條件的差異等，是他同楊小凱長時間討論中國經濟轉型的問題。在當時，也就是本世紀初，他和楊小凱都認爲，中國正處於轉向整合到全球市場中的完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中國和其他轉軌經濟體進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是轉軌的一個基本方面。
然而，不幸的是，他們可能太過樂觀了。中共在2010年代出現的新統治者習近平，認爲中國正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但處心積慮要挑戰資本主義的國際體系，進而還想推翻據此形成的一套全球經貿秩序。這不是經濟學問題，而是政治經濟學問題。且待下回分解。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誰怕吳國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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