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论自由

我认为，我现在是自由的。自由其实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瞻前顾后，也不需要那么多玄而又玄的高深理论作引征。只不过，它的实现有赖于人们跨过一道精神上的门槛，即他必须首先意识到人的自我意识，自由才会从他的内心涌现出来。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感，为自己的自由去开辟道路时，整个世界都将为他让路。

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距离自由最遥远的地方，并非是远离权力中心的犄角旮旯，恰恰是和共产党相处最融洽、最牢固的时候。当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和党保持亲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个时候，他是没有任何自由的，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这头极权怪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必须永久地搁置自己的人性，效忠于这位脾气暴戾的主人，对党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共产党会赐予他一枚象征权力的魔戒，这枚金光闪闪的魔戒自带一股超人的力量，一旦拥有这枚魔戒，人立刻会变得精神抖擞，信心倍增，就像服用了足够量的兴奋剂。这是一份与魔鬼签订的契约，恰似浮士德和梅菲斯特的约定：浮士德将灵魂典当给魔鬼，而魔鬼则帮助他满足尘世间的个人欲望。

在我看来，和魔鬼签订的契约也是契约，它必须得到遵守和履行，这是一项针对双方都富有效力的道德义务。一个人不能既死心塌地地追随党的脚步，同时又在私下里对自己的良心、理性和个人主权负责，这样，他将会把自己置于一种道德上可疑的尴尬处境。如果他想要重拾自由，那么，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单方面解除和共产党签订的这份贩卖良心的契约，这样他才能真正直起腰来，做到问心无愧，堂堂正正地去做他自己。

我的自由，正是从我亲手斩断同共产党联结的脐带那一刻开始。先是感受到一种全身心地解脱，朦朦胧胧察觉到有一丝自由的影子；然后，它的轮廓变得逐渐清晰；慢慢地，我获得了四分之一的自由，接着就是一半的自由，最终，一个完整的自由呈现在我的面前。在一个秘密警察和监控摄像头如同癌细胞一样扩散的世界里，我假装自己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而共产党的魅影不再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自由，首先意味着不再隶属于共产党这一意识形态组织。我不再因为自己没有正确领会党的政治意图而担心受到惩罚，害怕因为偏离千变万化的党的路线，却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呼吸而感到懊恼；我不再需要时刻紧绷着神经，紧盯着来自权力中心的风吹草动，不再需要仰人鼻息，在掌权者们面前低人一等；我不再需要察言观色，看共产党人的脸色行事，不再胡思乱想，不再患得患失；面对政治讹诈，不再需要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总之，我和共产党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附庸关系，而是一种平行的、平等的政治关系。作为一个政治现实，它依然存在，但是，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它的形象已经在我心里坍塌，我不再奢望从它那里获得任何精神慰藉，非但如此，我还试图用一种体面的方式把被它剥夺的自由和尊严重新夺回来，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解放。

自由，还意味着我从此不必再在仇恨里艰难度日。仇恨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情感，只不过如今它被赋予了全新的意识形态内涵。作为一个独裁政权，它必须给其统治下的人们树立一个或多个外部敌人，作为不满情绪的发泄出口。最好的仇恨目标当然是美国，这是一个最顽固、最难啃的意识形态敌人，是阻止共产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最大绊脚石。因此，即使在和美国人调情的日子里，它也不会忘记在国内推行反“和平演变”的仇恨教育。

对于我来说，仇恨的意识更多地来自于别处，来自于和生活本身相关的内容，比如，被羞辱、被欺骗的个人经历，遭心爱之人的踩踏，遭信任之人的背叛，像蚂蚁一样任人拿捏，孤独，被压抑的个性，等等，它将人类的情感驱赶进一个死胡同。等级制度本身就是滋生仇恨的温床，而仇恨会引发内心的极度痛苦，痛苦则会扭曲和异化人性，这种煎熬很容易让人产生报复的念头，从而走向极端偏执和暴力的道路，最后常常是以血腥的杀戮和相互伤害而收场。因此，仇恨，是维持政治恐怖的灵丹妙药，但是，它结不出自由的果子。

我现在不再被仇恨所困扰，因为真相的种子已经在我内心扎下了根，一旦回归到常识和理性，人便会逐渐拥有道德上的判断力，这会缓解和消化由于仇恨带来的心理冲击。在我眼里，这个世界的真相是由一群戴着虚假面具的高级猴子和被他们视为下等人的无权者们组成的原始丛林，是一个从历史迷雾中穿越而来的古罗马贵族以及由奴隶训练而成的角斗士圈禁起来的现代斗兽场，是一小撮被权力迷住了心窍的政治小丑和一群在寒风凛冽中孤独游荡的流浪汉们构成的两极社会，一方道貌岸然，煞有介事地编织弥天大谎，另一方则在绝望的泥潭里苦苦挣扎。在我看来，它是荒诞的，甚至有点滑稽可笑，是一场足以引发人性危机的悲剧，但是，它不会让我感到惊诧，无法再激起我内心的愤怒和仇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过去的经历已经遗忘，从而变得麻木不仁，相反，它在时刻提醒我仇恨产生的根源，使其在未来不能再次介入我的生活。

自由，意味着不再被恐惧所驱使。恐惧，源于无知，源于懦弱，源于自己的生活完全被在上的掌权者们来操纵。今天，这种局面同样被打破，我单方面撕毁了和共产党签订的卖身契，这份契约是如此地不对等，它让我承受整个世界的重量，却从不认为我有任何真实的权利。从此以后，我不再受制于人，不再委曲求全，不再违心地替那些不够格的掌权者们去遮蔽羞耻和丑陋。强烈的道德感促使我这样行事：戳穿他们的谎言，识破他们的花招、诡计和一个接一个的小把戏；即使他们将自己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我也要将真相挖出来，让他们的虚假和伪善无处遁形。坦率地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捍卫正义，仅仅是出于本能的反应。

作为一名写作者，很久以前，我就意识到文字是有力量的，而且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如果一个人感受不到文字的力量，那是因为，他内心的恐惧还没有完全根除，还在自我挣扎，仍然处于不自由的状态，还在小心翼翼地试图谋求制度的容忍或谅解。或许，他会自作聪明地以为这种机会主义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智慧，实际上，这些细微的心理变化，透过文字的自我审查，最终会抵达它的收件人——警察。这个象征权力和暴力的特殊群体，扮演着生活终结者的角色。他们是最顶级的情报搜集和心理学专家，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都瞒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会敏锐地捕捉到你的每一次退却，每一次失足，你的犹豫、胆怯和进退两难。如今，面对警察的高压，我不再诚惶诚恐，我甚至可以直视他们的眼睛，不是因为他们恢复了人的本性，而是我不再允许自己继续充当受害者的角色，权力的荆棘再也无法伤害到我。当一个人变得足够勇敢，恐惧就像太阳底下的乌云，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需要澄清一下，我在年轻时候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是共产党强加的，通过它的教育，通过整体的社会精神氛围，作为个人，你和我，都没有选择的权利。而现在，我相信社会主义和自由是无法共存的。事实上，社会主义恰恰是以剥夺个人自由作为它的权力来源，而真正的自由，无法和社会主义的整齐划一相互兼容。在社会主义和自由的这种永恒对峙中，我选择和自由站在一起。这并不需要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仅仅是生活的常识。

除此之外，我认为一些基本的政治范畴也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私人财产必须得到保护，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向社会征收的每一笔税收，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而政府的每一笔开支，也必须得到纳税人的授权，并且必须有监督机制；一个正常的政府，必须由全体选民通过自由而又公正的选举产生，与此同时，政府的任期和职权范围应该有明确的界定；政府官员的个人财产应该公示，一个人如果想要赚钱，可以去创业，去从事商业活动，但是，他不能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给自己谋取利益；军队、警察、法院、情报机构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不应该被党派和意识形态化，政治事务的分歧应该交给社会本身来解决，而不是依靠国家的强力机构来作出裁决；政治，应该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道德先于政治而存在，因此，公开的自由辩论应该得到鼓励，人们在辩论中可以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和价值判断，藉此获得道德上的完善；允许人们依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来处理复杂的日常生活，鼓励他们为了捍卫正义的原则发出自己的声音，公民参与政治事务，不应该受到审查、限制和惩罚。总之，人权，应该成为所有人思考政治的起点。一个良善而又公正的政治秩序，只能建立在一个勇敢的、有智慧的、具备成熟的公民精神的社会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

虽然党垄断了所有通往政治的道路，但是，因为自由，你可以为自己开辟一个全新的战场，这个战场，并不倚赖于党的赏赐，也不必在乎周围人们的眼光，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知识、能力和道德勇气。这是一块个人能够完全自主控制的私人领地。你可以在这里默默地辛勤耕作，根据你的想法去无限地创造自己。当这块私人领地变得足够大时，那些看似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积极的变化，出现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也是极权社会中的人们挣脱枷锁的唯一出路。

2025年9月23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