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包网签：农民身份的荒谬绑定
10月10日，老家的村干部通过微信发来一份《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要求两日内完成二轮延包网签。这份由农业农村部统一制定的模板，内容冗长而僵硬，仿佛一纸冰冷的诏令：发包方是村里的集体经济合作社，承包的三块耕地分别为0.12亩、0.35亩和1.45亩，散落在村子东、西、北不同角落，宛如被随意丢弃的碎片，零星而无根。
承包人列为我与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她们在长沙出生长大，从未踏足那片土地，那里只是一个陌生的籍贯地，却以她们的名义被绑定为“责任主体”。合同中，农民需承诺“无限期维护集体利益”，承担自然灾害、政策变动乃至集体决策的所有风险，却无任何退出或协商机制；收益权模糊，流转需经村集体层层审批，违约罚则高达数万元。更荒谬的是，整个合同从条款设计到执行流程，全无农民参与——农业农村部高高在上地“顶层设计”，村干部作为执行者，仅需微信推送“速签”，农民则如签字机器般被动接受。
完成网签只需不到一分钟：进入小程序、输入身份证、输入验证码、进行“人脸识别”、电子签名——但这份“签名”背后，是彻头彻尾的霸王条款。它打着“保护农民利益”和“稳定长久不变”的旗号，却剥夺了农民最基本的谈判权和退出权。集体可单方面调整地块、征收补偿或集体决策变更，而农民无权异议；即使土地抛荒或流转受阻，责任全推给“承包人”，集体却免责。这不是保护，而是规训：福柯式的微观权力在这里显露无遗，权力不再是上层宏大叙事，而是渗透基层日常的网络，通过标准化文件、行政话语（如“集体责任”）和隐形惩罚（如扣减补贴、边缘化村务）生产顺从的“主体”。农民被塑造成永不反抗的“承包工具”，而非土地的主人。
这份延包政策的荒谬，远不止于权力的傲慢——它更暴露了制定者的懒惰与愚蠢。懒惰在于，他们懒得下基层倾听农民的声音，只凭一纸模板就能“稳定”乡村，仿佛农民的真实困境是多余的噪声；愚蠢则在于，这种一刀切的“长久不变”忽略了土地的动态性与农民的多样需求，将活生生的田畴硬塞进僵尸般的合同里，期待它永世不朽。试问，这种懒汉式的顶层设计，谁不是在自欺欺人？它表面维护“权益”，实则强化集体垄断，农民的土地权如镜花水月，随时可被政策风向吞噬。谁能保证这份合同不是对弱势者的单向剥夺？这种不合理性，暴露了制度的核心悖论：名义上的“长久不变”，不过是权力对农民的永久绑定，远非真正的权益保障。
我离开农村已近三十年，自1995年离乡以来，再也没有耕种过那几块名义上的承包地，却写过不少反映农民疾苦的文章。2006年，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入狱，其中《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中央一号文件》就是罪证之一。同一年，中共政府取消了农业税，让广大农民如释重负。政府转向支持农业，不知从何时起，每年银行账户上会到账几十块钱的惠农补贴——这补贴微薄得像施舍，不过也聊胜于无。
回乡时，我耳闻目睹的乡村景象，更让这份延包合同显得格格不入。村里年满三十岁而未婚的男性有四十多个，大多都在城市打工，留守的老人与孩子勉强维系着空荡荡的村落。村里大部分家庭都盖了新房，小汽车基本普及，有的家里甚至有多辆汽车，这些物质改善与农业无关——人均仅0.6亩的土地根本不够养活一个人，大部分耕地处于抛荒状态，被耕种的也基本只是为了自己家庭获取口粮。昔日忙碌的田野如今荒芜，农事已非生计核心，取而代之的是外出务工的汇款与城市的召唤。
乡村的日常消遣与庆典，也映照出这种脱节。大凡红白喜事，以前是请戏班唱戏，现在村村都有秧歌队、腰鼓队助兴，锣鼓喧天，欢声笑语不绝，费用不比戏班少。另外，打麻将、推牌九是日常消遣，村村都有麻将馆。这些热闹的景象，本应源于丰裕的乡土，却源于城市带来的闲暇与资金，土地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记得1994年父亲病逝后，我辍学在老家种田一年，那时人均约有1亩地，我家总承包3亩多。随着这些年的修路和建房，耕地逐年缩水，如今人均仅剩0.6亩。
记得那年双抢结束后，我响应号召率先上缴征粮和购粮，换来一张奖状和一条毛巾——奖状随手扔了，毛巾用了半年。一年辛劳，除农业税、农药、化肥、种子等成本，所剩几乎为零。这次延包，显然是邓小平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僵化延续，无疑是个死胡同。土地承包30年限与城市房屋产权的70年限一样，都是以集体之名垄断私有权。人无恒产必无恒心，农民亦然，只有土地私有化，农民才能自由处置土地，让它不仅能从附属品转为精耕细作的根基，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适的转让和售卖。
至于村组干部与我的联系，仅限于每年年底催缴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我视之为隐形的人头税），或敏感时期例行公事的电话问候：“你在哪里？现在做什么？”这些寒暄空洞而机械，仿佛在确认一个“失踪”的档案。乡村人际关系，本是熟人社会中微妙而复杂的网络，层层嵌入日常互惠与隐性默契，却在权力链条下扭曲为冷冰冰的行政工具。中间有个耐人寻味的插曲：据国保警察透露，他们曾例行向村支书询问我的情况，后者信誓旦旦地称我已“失踪多年，根本找不到人”。他们因工作不到位被批评，而我心领神会，将其视为对我的一种“保护”策略。
这一幕，深刻折射出乡村微观权力的双重性与模糊边界。在基层，村支书并非单纯的权力执行者，而是夹缝中的“中间人”——面对上级警察的问询，他以“失踪”为由推诿责任，一方面是典型的官僚惰性，借机卸下追踪的麻烦，避免卷入潜在的政治漩涡；另一方面，却可解读为对本村人的隐性庇护。在熟人社会中，这种“保护”源于乡土纽带的残余：我虽远走他乡，却仍是“本地人”，村支书深知，过度配合上级可能破坏村内平衡，引发邻里猜忌或家庭隐痛。
更深层看，这反映了权力网络的随意与弹性——上级视农民为可随意调动的数据点，基层则以地方智慧巧妙周旋，制造“失踪”的空白，既规避风险，又维护了乡村的自治空间。当然，这也暴露了整体权力的荒谬：农民在官方眼中，既是可忽悠的“本地人”，又是随时可抹除的“他者”。这种双重定位，让乡村关系如一张隐形的蛛网，权力在其中游走，却总有缝隙供弱者喘息，却也永无彻底解脱。
融入不了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如今，在城市务工的农村人极其尴尬。城镇化过程中，进城购房的很大一批人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如今社会经济萧条，当他失业时，不仅无力偿还房贷，甚至连物业费、水电燃气等费用都无力支付。这种情况下，城市居住艰难，而回乡之路却也已然断去，因为他根本没有自己的土地。一种近乎荒谬的乡愁总能唤起类似加缪在《异乡人》中所描述的异化感：我如默尔索般，面对父亲的离世无动于衷，却在阳光刺眼的荒诞世界中漂流。
农村不再是家园，而是陌生的“异乡”——土地以女儿的名义延包，她们却如默尔索的恋人玛丽，遥远且毫不相关；惠农补贴如海滩的刺眼阳光，灼伤却无意义；村干部的问候如审讯室的冷光，审视着我的“忠诚”。加缪笔下的荒谬在于存在的无谓：默尔索的漠然源于世界的不回应，中国农民的乡愁则源于身份的空洞——三十年漂泊，我既非城市市民，亦非乡村村民，永陷“异乡人”的虚空，集体话语强加的“稳定”如宗教的审判，荒诞地宣判我们为永恒的局外人。
这种土地延包的异化，更让我联想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乔德家族，他们在大萧条的尘暴中被银行和机械化剥夺家园，拖着破旧的卡车西行加州，追逐那虚幻的丰收梦。那些俄克拉荷马农民，曾是土地的儿女，手掌布满泥土的纹路，却在资本的铁犁下化为流亡的幽灵——他们的异化是肉身的，成群结队地涌向未知的谷地，饥饿如葡萄般在喉中爆裂，诉说着土地从母亲转为吞噬者的悲剧。
与之对照，中国农民的异化却是精神的枷锁：我们未曾流亡千里，却被无形的合同链条永缚于故土，那三块碎片化的耕地如乔德家废弃的农舍，名义上属于我们，实则由集体主宰。我们不是西行的难民，而是原地的囚徒，补贴的铜板如加州果园的残渣，勉强糊口却无法滋养灵魂；村干部的微信如银行的驱逐令，温和却不容反抗。
斯坦贝克的葡萄愤怒于失落的丰饶，我们的愤怒则源于这诡异的“长久不变”——土地不再孕育，而是规训，农民从耕作者异化为档案中的影子，在城乡裂隙中，感受那双重疏离：如乔德在公路上喃喃“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亦在异乡低语“这是我们的身份”，却只换来回音的空洞。这种制度制造的荒谬，不仅是个人宿命，更是时代隐喻：农民被塑造成“影子主体”，在集体垄断的葡萄架下，永世劳作，却永无收获的喜悦。
延包制度的顽疾，已将乡村推向深渊：耕地抛荒、人口外流、农村凋零——这些并非偶然，而是因循守旧农业政策的必然恶果。土地改革迫在眉睫，不破不立，任何拖沓的修补都将通向死路一条。它不仅扼杀农民耕种的积极性，还会泯灭农村的最后一线生机，即地荒人绝。唯有推进土地私有化，方能重塑农民的主体性，让他们从集体枷锁中解脱，自由流转、投资或退出土地，实现城乡融合的真正可能。否则，乡村将永陷异化循环，农民的翻身之路，将如乔德的西行，遥遥无期，却注定徒劳。
二、土改历史：从鲜血浇灌的田畴到永恒的枷锁
回顾中国土地改革的历程，这份延包合同的荒谬如一枚锈蚀的铁钉，刺入历史的脉络，抽搐着旧日的伤口。1949年至1952年的土改运动，是中共建政之初的一场剧变。它以雷霆手段打破千年封建土地制度，让约3亿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本意是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变革点燃了农民的热情，推动了革命进程，还为工业化提供了初始资源——那些从地主手中剥离的谷仓与牲畜。
然而，这场“翻身”运动实则是一出浸染鲜血的悲剧，远非官方颂歌所能掩盖。分田过程中，乡村变成炼狱，空气中弥漫着硫磺与泥土的腐臭：地主被从茅舍中拖出，钉上土台，遭受公开凌辱——游街示众的耻辱鞭笞、剃光头发的侮辱，以及棍棒殴打、热水烫身的私刑，将肉身扭曲成雕塑。湖南岳阳县策口乡那张农民焚烧旧地契的照片，本该象征新生，却遮蔽了无数家庭的崩塌：地主富农被烙上“阶级敌人”的印记，子女永世在阴影中生活，财产化为灰烬。
（新华社资料照片：土地改革中湖南岳阳县策口乡农民烧毁了旧地契）
历史记录着“左”倾狂热的后果——中农权益遭无端侵犯；乱打乱杀的冤案四起，甚至株连无辜亲族。斗争会以“诉苦”仪式拉开帷幕，农民被驱使编织“血泪史”，继而群情激愤，地主跪地叩首，若稍露反抗，便坠入深渊：棍棒碎骨、热水焚肤、活埋的黑暗。许多地主在耻辱中选择自戕，或被“意外”打成血泥，弃尸荒野，任野狗啃噬。
官方数字讳莫如深，但学者从尘封档案中掘出真相：土改中约100万至500万人死于暴力或自杀。如温泉屯的顾家三兄弟，本是小地主，却被斗得家破人亡，老大老二殒于镇压反革命，老三逃亡成谜；李家三兄弟则直接血染黄土，凝固在永恒的惊惧中。这种残酷，不仅是肉身的撕裂，更是灵魂的焚烧：邻里关系翻脸成仇；乡村熟人网络崩解为恐怖迷宫，昔日互助的乡音化作咒骂。毛时代“文革”的批斗、游街、株连，便在此间孕育，一脉相传。
这鲜血浇灌的田畴，本该孕育丰收，却在1950年代的合作化浪潮中再度枯萎，最终酿成大跃进的饥荒。1958年“大跃进”巅峰，全国涌现约26,500个人民公社，覆盖99.1%的农户，每社平均吞噬4,756户的血汗，土地、耕畜、农具尽数没入集体。农民的自留地与私有器具蒸发，公共食堂的“平均主义”强制推行，生产与消费皆成集体傀儡，家庭温炽被拆解为冰冷数字，甚至一日三餐的自由亦成奢望。这军事共产主义的狂飙，盲目追逐高指标，助长浮夸风，导致粮食产量虚报，集体提留率飙升，蚕食农民的残羹，最终在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爆发出人类史上最骇人的悲剧。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以档案和访谈揭开极权制度的黑幕：约3600万农民在“公有”名义下，饿殒于黄土高原的沟壑与村舍中，他们的尸体堆积成无形的永恒墓碑——非正常死亡数字相当于唐山地震的150倍，饥饿吞噬了无数孩童的啼哭与老人的叹息，出生率崩跌，乡村化作死寂荒原。这场浩劫，不仅是政策的失控，更是制度的原罪：集体化扼杀农民的生产自主，农村社会血脉崩解，证明若无退出的阶梯，便是国家对亿万生灵的致命枷锁。
改革开放的曙光，于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短暂绽放，粮食产量从3.05亿吨激增至1984年的4.07亿吨，农民收入同期跃升2.69倍，乡村重获一丝生机。然而，二轮延包如眼前这份合同，又将这自由锁回集体的铁笼：1997年中办国办的通知虽延长30年，却强化集体对土地的垄断，农民仍无恒产可依。这些历史的轮回，从鲜血的分田，到饥荒的墓碑，再到短暂的承包与再度延包，昭示土地改革若不迈向私有化，便永陷国家对农民的反复攫取，人地关系的循环如诅咒般缠绕。
这悲剧岂止中国一隅？放眼国际，与印度殖民后土地改革的荆棘、俄罗斯mir村社的崩解如出一辙，集体模式往往重蹈专制的覆辙，而私有化如台湾1950年代的土改，则催生农业现代化与经济腾飞。当下乡村的镜像，更是这循环的回响：土地承包制下，粮食价格低贱，一斤稻谷不及一瓶矿泉水，成本高企，收益微薄，导致全国抛荒土地超1亿亩，农民宁弃“集体财产”外出打工，也不愿在苦海中煎熬。
这种抛荒，非仅经济失衡，更是微观权力的暗流：村干部为应上级“稳定”指标，强推延包，以“集体责任”规训顺从，却视基层血泪如无物；农民在权力的不对等中被迫落笔，却无力挣脱，土地成空壳，权力化作日常规训之网。这与拉美乡村的闲置荒野相似，国际警钟长鸣：无私有激励的土壤，资源将浪费，酿成生态荒芜与社会撕裂。
前段时间，网络上经济学家李小加的演讲，撕开繁荣的帷幕，露出底下的腐朽。他直言，中国经济奇迹建立在对数亿农民长达四十年的掠夺之上：土地被霸占，价值高达50万亿；工资被压榨，环境被玷污，存款被蚕食；大饥荒中数千万条人命的隐秘注脚，更是这“奇迹”的血债。李小加的呼吁——补偿这笔欠债，方是中国未来的曙光——虽振聋发聩，却也照见问题的顽石：农民，这个曾承载职业尊严的词章，如今已标志贫困、落后与被遗弃的宿命。
核心的毒瘤，便是那著名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自1950年代起，国家以统购统销，将农产品价格压低（粮食收购价仅市场价的30%-50%），工业品却高耸（化肥、农机成本翻倍），每年从农民掌心转移数千亿资金，浇筑工业的城池与城市的饕餮。据估算，这一剪刀差累计剥夺农民数十万亿元——他们的粮食源源流入工厂的熔炉，换来高价的铁器，却无一丝剩余回哺田畴，导致农村贫困缠绕不休。改革开放后，虽名义上松绑市场，但隐形的补贴仍偏袒工业，2023年粮食收购价仅为成本的80%，农民每亩纯收益不足500元。这种剥削，冷酷而精密：农民的汗水铸就城市的高楼林立，却换来微薄的回音，土地从生机的摇篮，异化为永不满足的贡赋机器。
更刺骨的，是农民养老金的凄凉：那些为剪刀差“奉献”毕生的老农，如今每月仅得100-200元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勉强够几袋米的温饱，却远逊城市职工的3000元平均水准。他们年轻时交公粮、修水库、响应号召进城打工，付出如江河东逝，却在暮年被遗忘于尘埃：养老金缺口高达数万亿，国家宁补国企的烂账，也不愿偿还农民的“血汗债”。
这冷酷的双标，暴露当政者的伪善——高呼“共同富裕”，却将农民的牺牲封存为“历史贡献”，养老金如施舍的残羹，嘲讽他们的忠诚与幻灭。国际如巴西土地改革的败笔，亦源于此忽略：农民的血汗被工业“消化”为乌有，养老金成空谷回音，导致社会的裂痕蔓延。中国农民的养老金，不仅是数字的鸿沟，更是制度暴力的延续：国家以“发展”的圣名，永续他们的贫困，视亿万老农为可牺牲的“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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