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感恩節與聖誕節剛過，論感恩，我第一個要感恩的是法蘭西共和國，八九那年我遭中共通緝，香港「黃雀行動」救出我時，西方只有法國願意庇護我們，那時老布什的美利堅不肯收留「六四」逃亡者，於是我去了巴黎；恰巧，今晨網見著名的法蘭西360，貼出2017年在巴黎對我的訪談，並附[访谈背景说明]：
『苏晓康是中国八十年代纪实文学的重要作家，曾任中央电视台记者、北京广播学院讲师；八九年“六四”运动后，流亡法国，现居住在美国。
苏晓康的主要著作包括：《河殇》、《自由备忘录》、《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录》、《洪荒启示录》、《乌托邦祭》、《离魂历劫自序》等等。
“中国名人谈法国”对苏晓康的独家专访于2017年9月24日在巴黎第6区著名的“波拿巴特咖啡馆(Café Le Bonaparte)”拍摄完成。
这是2015年12月31日“CAP33 Web TV/航向法国网络视频”项目因故结束后，由“F360 Productions/F360影视传媒制作”专为“法兰西360”网站F360 Web TV视频专栏摄制的第一个视频；视频在内容设计上完全继承了“中国名人谈法国”的精神，呈现风格上略有改变，原先由说中文的法国主持人提问的形式改成了文字框(cartouche)展示问题的格式。
Caroline Gachet-Mauroz(卡罗琳娜·加歇-莫洛)负责摄像，剪辑与后期制作由Iris PAN(潘相戎)女士完成，视频全长19’12。』
我费好大劲，又找出来幾篇三十多年前的旧文，有的還是舊報紙，那发黄的报纸上还留着我们滚烫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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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7按：上午王丹告知从国内传来噩耗，老木刚刚去世，周日火化。三十年前在巴黎，他跟我一道在索邦大学学法语，他去租了一间居室，我们同住。他喜欢一个也在那里读书的台湾女孩。我后来离开巴黎了，未知下文。再后来我在美国车祸了，很多年后才听人说，他在巴黎成了流浪汉。我再也没有见过个头跟我差不多的这个北大中文系七九级年纪最小的天才诗人……我甚至找不到一張跟他的合影，但是，在我寫巴黎不多的這篇文字裡，竟然留下了他的一筆："一路上说话频率最高的老木已是泪流满面"。謹以此文紀念這個可惜的天才。】
刚刚从国内传来噩耗。 老木，北大中文系出身，诗人，八九民运时的广场宣传部副部长，后流亡巴黎。因病重前年返国，刚刚去世，周日火化。 我还清晰记得当年我们在广场上的促膝长谈，以及在巴黎的匆匆一面。 想起和他青春为祭的那场并肩战斗，泪水无法止住。 好兄弟，天堂温暖，你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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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赛纳河畔
九月二十五日那晚游赛纳河，夜色里，法国辉煌的历史在两岸暗暗流动。逰艇上都是中国人，可大伙儿都好像故意不去议论那些著名的殿宇、雕塑，偏偏聚在甲板上齐声高吼"妹妹——你大瞻地往前走哇"。歌声溅落在河水里，仿佛永远不会得到回应似的。我伏在栏干旁，被河上的凉风吹得直哆嗦，很想也跟著吼一聋，却不知为什么吼不出来。但我听得出来，逰艇上这吼声意味著某种深深的压抑。大陆流亡者和海外留学生们在"六四"以后都染上了一种屈原似的亡国苦痛，据说发狂般的宣泄是经常发生的。
几天后，我们几个流亡者无意之中走到蒙马特高地上的圣心教堂里。虽然在北京我也多次走进过缸瓦市教堂，但总是带着欣赏者的心态品味那里面的宁静和圣洁，却从未有过跪下去的冲动。然而，在这里我却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我想祈求些什么，一时竟想不出来。出来圣心教堂才听人说，它乃是梯也尔在镇压了巴黎公社后修筑的，法国人颇为鄙视它。梯也尔便让我们想起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坦克和钢盔，于是我又暗暗有些后悔。
坐在教堂前的山坡上，缘草地上落满了不知道怕人的灰鸽子。我们几个都默默地瞅著这些鸽子不说话。顷刻转身一看，一路上说话频率最高的老木已是泪流满面。
我想，我们不必羡慕法国的历史，因为我们本来拥有比他们更悠久的历史。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嫉护法兰西蓝天下的自由。说实在的，无论是凯旋门还是艾菲尔铁塔，都没有让我特别激动，可是偏偏那些自由自在的灰鸽子，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两旁酒店里悠闲的巴黎人所投射出来的那种散漫而不经意的目光，却让我们这些从一场大屠杀、大逮捕中逃生的中国人受不了。
过去，我曾由羡慕西方人的自由精神而至羡慕西方文化，总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未能涌出这种自由精神而不能原凉它。《河殇》或许正是这种想法的产物，而它的偏颇可能也由此产生。港台和西方的不少学者每每指出这种偏颇，认为当今中国的问题，主要在制度而不在文化。对此，我曾不以为然，觉得他们不过是太偏爱中国文化罢了。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恨自己的落后，总是从文化上找根源，本来曾经认为，这总算找到了病根，慢慢来医治它就是了。这十年的改革开放，大家也总认为只要观念改变了，老百姓都懂得争自己的利益，中国就有希望。大家都在做一种"文化救国"的梦。
绕开制度而去清算文化，自然有它的道理。我想这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们的深谋远虑，倒不如说是他们的谨慎和善良。即使有一九五七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大陆知识分子依然没有对导致这种灾难的政治制度彻底绝望，相反，由于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大家甚至觉得这制度似乎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大家善意地帮助完善这种制度，而决然无意推翻它。这情形，颇像当年的维新党人，协助光绪改良而决不想推翻大清王朝。无论是直接参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智囊团"，从学术领域里论证各种改革难题的精英分子，或是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为改革而呐喊的作家们，哪一个不比常年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做得更谨慎小心呢？
然而菜市口的悲剧却重演了。学潮之初，便认定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绝食发生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哭天抢地的清求，都被视为是"煽动"、"火上浇油"；及至"六四"开枪后，明令"坚决打击"的首要对象，果然正是知识分子。掐指算算，这十年改革以来涌现的较有成就的各学科各专业的杰出人物，有几个不被通缉、逮捕、批判、审查？
知识分子依然被视为這个制度的头号敌人——这是我在"六四"后才恍然悟到的。什么"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等等，原来都不过是些假面具。回过头来看看，自文革结束后大陆搞过的两次政治运动"清除污染"和"反对自由化"，对象都是知识分子。说这次"动乱"找不出"幕后"便拿知识分子出气，这是一种解释。但依我看，自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除了拿知识分子作为"敌人"外，实在也找不到其他任何"敌人"。这便分明是制度问题而非文化问题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除了末世昏君，很少有以仇视和虐待儒家文人而能成功统御天下的王朝。而共产党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反傅统倾向。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极为病态的反智主义文化的话，则我们更需要从导致这种文化的那个制度上去寻找根源。
大陆当局并未因为《河殇》反傅统而饶恕它。相反，他们却认为这部绕开制度而去清算文化的作品"煽动"了这次民运，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把它同色情录影带和色情书刊一道碾碎、焚烧。这恰恰证明他们才不在乎知识分子反傅统呢。这件事本身便提醒人们：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
中国知识分子同这个制度的历史很值得反思。一方面，这个制度早从它在延安的雏型時期，就以王实味祭刀来表明它与知识分子势不两立；另方面，它在四十年前恰恰又是靠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戴才取得政权。这个制度一旦確立以后，便肆无忌惮地对知识分子实施"去势"手术。问题在于，大陆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手术。这样，他们便失去了审视和批判这个制度的能力，除了趋附它，就只有逃避它。"六四"以后， 这种状况应该结束了。
自由的巴黎收留了我们这些流亡者。她那无处不在的自由精神对我们不应只意味著庇护，而应成为一种刺激和鞭策。因为没有自由而残疾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在里舔净流血的伤口，再生为健全的自由人。
二、藍色憔悴
1990年3月最後幾天，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來巴黎開會，空閑中約我去聊聊。那是一個周末，我從郊外趕到著名的拉丁區，忽覺春色悄然站立巴黎街頭，塞納河已不在細雨朦朧之中。在索邦大學附近一家叫「加尼福尼亞」的小旅館里，法國社科院中國中心的華昌明女士和杜先生已在候我。我們一同沿著雄偉的先賢寺右側小道，邊走邊聊，到大街上去尋黑啤酒喝……我們的話題，主要是談當年旅居巴黎的巴金，可惜我一時找不到文字了。
1、巴黎遐思——從中央菜市場說起
自一九九三年春以來，我再也沒有機會回一趟巴黎，不覺十幾年過去了。二○○七年夏天，友人譚雪梅女士邀請我和妻子傅莉去巴黎小住幾日，她的小女兒一家人正好出門度假，我們便下榻在那裡，常常往南漫步穿行巴黎舊區的巷弄，到蓬皮杜中心附近閒逛。那一帶是中央菜市場舊址，令我想起少年時讀過的一本左拉小說，書名極傳神：《饕餮的巴黎》，乃是二十部系列中的第三部 。路易．菲力普的「七月王朝」被視為文學上的「巴爾扎克時代」，而接下來的第二帝國，便是文學上的「左拉時代」。
我這一代大陸人，少年時代悶在閉關鎖國中，卻對法蘭西「第二帝國」和拿破崙那個侄子並不陌生，端賴馬克思那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甭管讀不讀得懂，卻是人人都翻過兩頁的，甚至不少人或為此書汪洋恣意的揶揄筆調，而崇拜了馬克思，也未可知。這回我來巴黎，則發現這「第二帝國」與當下中國的「盛世」，竟有驚人相似之處。
A、巴黎大改造與神州大拆遷
我的遐想，正是被營建中央菜市場的歐斯曼，和他的「巴黎大改造」勾起來的。歷史對這個「拆遷大師」可說毀譽參半，但大規模拆遷影響的首先不是珍貴的文物建築，而是社會結構遭到毀滅性破壞，大批工人、手工業者、小商販被趕到環境惡劣的郊區，市區新建高樓群起，社會矛盾迅速激化，持續十七年的改建，也積累著社會仇恨，直接後果就包括一八七一年著名的巴黎公社起義。社會的失聲必須用歡樂和物質享受去覆蓋，民眾的想像力也要靠公共建築的宏偉、龐大、高聳去分散，那是另一種性質的「煽動」（demagogy），所以路易．波拿巴上台之前在牢獄裡就打好了巴黎大改造的腹稿，歐斯曼不過是他的計劃執行人而已。有了這個參照，我們就不難理解伴隨中國「經濟起飛」的烏煙瘴氣的「神州大拆遷」、遍佈各地的「政績工程」及其貪污，以及從北京的鳥巢、巨蛋（國家大劇院）、大褲衩（央視新樓）直到安徽阜陽一個區政府的「白宮」，都是政治涵義壓倒建築審美的，所以中國人可以很自豪地在北京找到十九世紀中葉巴黎破碎的殘影。
拿破崙三世的大興土木，也是馬克思剖析他的一個特徵：為了「召喚亡靈」，侄子不斷需要打出叔父的靈幡，使死人復生。在此馬克思說了一段十分著名的話：「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這個特徵，恰巧也符合鄧小平一口氣指定的兩代接班人的執政本質：「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還債」——我們只需將「波拿巴家族」一詞換成「毛澤東和鄧小平」，就非常準確了。如果真懂馬克思，我們其實不必苛求鄧小平的傳人（江胡），他們的歷史使命被規定成這樣了，那是他們的宿命（destiny），而如果中國人不思改弦易轍，便也是大夥兒的宿命，外人概莫能助也。你說他們就不能超越點兒？馬克思說了，他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他們頂多多蓋點高樓大廈。
可是馬克思又說波拿巴乃是「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這意思仿佛告訴我們，竊國大盜也是有一定「創造空間」的，即「他比無恥的資產者有一個長處，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進行鬥爭」，所以馬克思罵他是「流氓」、「老奸巨猾的痞子」，但此君到底也是幾度入獄又越獄，機關算盡謀江山，他那皇冠卻不是他叔父「指定」給他的，馬克思要是知道江胡等輩的權力來源，還指不定罵得多難聽呢。
B、小拿破崙遠不如江胡大手筆
其實在「給定」的空間裡，江胡比小拿破崙耍得還要花哨。波拿巴或許因投機而心虛，「想要扮演一切階級的家長似的恩人」，絞盡腦汁收買從金融投機家、實業家、地主、農民直到城市失業者（馬克思管他們叫「流氓無產者」），令第二帝國也「經濟起飛」，巴黎之繁華，在左拉筆下有交響樂般的宏大描摹。中共鄧後之江澤民一屆，則是自六四血泊裡「臨危受命」，面對西方制裁和舉國仇慨，卻能夠在國內高壓肅殺的同時，大開國門以優惠斂入西方投資，再用廉價勞力製成低價商品傾銷西方，這種雙向的收買，哪裡是消費至上的歐美吃得消的？美國經濟界自己估算，中國的廉價產品為美國消費者省下六千億，令中產階級生活維持不墜。這麼大的買單，買出一個什麼「全球化」勞什子且不論，買昏了美國佬的消費欲，大夥兒撒歡兒花錢，寅吃卯糧，到底折騰出個金融海嘯來，再回眸一看，中國成了美國最大的海外債權人，也就是說，它是美國的銀行家。華爾街塌了，遷到北京辦公去了。搞定了西方，收拾國內就是小菜一碟，從老百姓到知識界一概恫嚇、收買，連帶也把靠中國吃飯的西方漢學界一勺燴了。「收買」在這裡只是經濟學名詞，若翻譯成政治學名詞，應該叫「綁架」——先綁架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做肉票，再去綁架整個國際社會，到那個層次，西藏自然是肉票了，連台灣還沒統一進來呢，便預先也做了肉票的。北京卻無須像拿破崙三世當年那般窮兵黷武，二十年裡兩屆中國總理的頭等差事，就是在海外撒銀子，到歐美拿大訂單動輒百億，國際間約定俗成叫著「送大禮」，其實那是「溫柔綁架」也。
由此說來，《霧月十八》裡的刻薄剖析，套到中共頭上都嫌捉襟見肘了，設若馬克思活到今天，對北京的「收買」「綁架」技巧，必定也會有精到之論，但他絕對想不到，市場經濟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居然在二十一世紀初差點兒崩潰，相去被它打敗的列寧主義計劃經濟體系，也不過二十年。馬克思主義是「笑到最後的」，西方輿論猛揍「里根／撒切爾主義」，大唱社會主義／國家干預的贊歌，長歎美國需要北京來「拯救」之感慨，一位鼓吹「後美國世界」降臨的專欄作家，建議奧巴馬登基後的第一要務，乃是選好一位駐華大使。這廂中南海裡據說也是跌破眼鏡，感慨「沒想到西方帝國主義垮得這麼快」，可自己心裡說，我幹的是比美國「牛仔資本主義」還要野蠻的原始資本主義，早把那社會主義扔得一乾二淨啦，要不然我怎麼弄得垮你們？
相似之處還很多。在兩者，都是所謂「現代性」登場的時刻，前面已提到大都市的改造，還有時尚、消費、摩登、休閒等，都是前所未有。拿破崙三世自然也要「大國崛起」，一八五五年和一八六七年分別舉辦了兩次萬國博覽會，令巴黎風光一時；北京則是不惜一切代價辦奧運，「八八八」地吐出百年晦氣 。兩者政治上的反動，又皆露骨而毫不掩飾——波拿巴復辟帝制，江澤民碾碎全部民間社會，胡錦濤則於「紅色聖地」延安西柏坡極為纏綿，又對「紅色孤島」朝鮮古巴傾心不已。
C、北京比巴黎還要醉生夢死
民風習俗的巨變，最是相似。道德倫常江河日下，厚顏無恥暢行於世，這一幕幕法國十九世紀中葉的浮世繪，在左拉的巨構《盧貢．馬加爾家族》中，都有驚世駭俗、近乎瘋狂的刻畫，二十部頭的相繼問世，不斷遭致社會憤怒、評家鞭笞、連載停刊、讀者退單、司法糾紛。其中人們所熟知的就有：《貪欲的角逐》、《小酒店》、《娜娜》、《家常事》、《萌芽》、《土地》，然而這裡的每一部小說，也都是左拉的巨大成功。到此，中法兩個民族的差別出現了：「第二帝國」的荒淫喧囂，可以造就左拉這樣的偉大小說家，而中國醉生夢死的「盛世」卻是精神／文化極蒼白的，整個社會良善剝落、欲望赤裸、人性晦暗，悲喜哀樂充斥人間，卻不能使乾癟的文學藝術有所觸動。
於是，我們不妨在血腥、粗鄙的中國資本原始積累之大背景下，讓左拉的文學想像力再次翩然起舞，猶如盧貢．馬加爾家族的成員們一個個相繼「移民」到中國去（如今也是一種時髦）。盧貢這一支脈皆為社會上層人士，如曾侍奉孔皮埃涅宮廷、任帝國大臣的歐仁（《盧貢大人》），急不可耐要去中南海找大內高手曾慶紅等人切磋討教一番；他的弟弟阿理斯蒂德（薩加爾），那個在《貪欲的角逐》和《金錢》裡肆無忌憚的地產投機商，一百多年前在法國已經賠得精光，此刻嗅到上海城市拆遷、土地批租的腥味，立馬竄來，也對著名的「東八塊」垂涎欲滴，日後他如何跟江澤民之公子別苗頭，細節尚未公開。他們的表侄奧克塔夫（《家常事》、《婦女樂園》），野心勃勃的女福商店老闆，這會兒卻是法國家樂福集團中國總店的負責人，因經營有方，日營業額達一億人民幣，○八年春因西藏問題遭遇中國愛國民眾抵制，處境維艱。
馬加爾這一支脈多為底層勞工，因為有酒精中毒的遺傳基因，即使移民中國也不能鹹魚翻身，如妖女娜娜，先是在湖廣一帶被某省長包養著，不久她捉弄伯爵侯爵的毛病又犯了，竟將那省長一通揭發以至被判了死刑，她乾脆自己經營起這「繁榮娼盛」的生意，專門往港澳、東南亞包括台灣出口「北女」，順便也做一點「統戰工作」；她的同母異父哥哥艾蒂安（《萌芽》），則試圖將他在蒙蘇煤礦的罷工經驗，輸出給中國暗無天日的煤礦業，卻發現當過主人、也專政過其他階級的「中國無產階級」，一盤散沙、膽怯猥瑣，又熱衷內鬥，組織起來還需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他們的母親綺爾維絲（《小酒店》），大約因自己前世的悲慘遭遇，來到中國以後就發現這裡龐大的下崗女工群落，乃是被男性遺棄、再被國家遺棄的「雙重邊緣人」，而她自己後來不僅「武裝」了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也懂了一點「女權主義」，兩者在中國當下都大有用武之地，於是她變成了一個「女革命家」，啓蒙中國姐妹們上訪告狀，追討自己的權利。
馬克思是看到第二帝國崩塌的。他在1869年說：「『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麼拿破崙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倒塌下來』——這句話已經實現了。」果然第二年就發生了色當慘敗。有趣的是，小拿破崙跟馬克思都流亡在倫敦，而我們絕對沒有那種想像力，去遐想他倆曾相約在一家咖啡館裏，坐下來聊一聊。
三、浪漫不再遺傳
紅衛兵運動傳染了全世界，因為全世界的青年都到了青春期的躁動和反叛……不過，共產黨對青春躁動只剩一個“殺”字，殺得西方那些當年的老紅衛兵無地自容。
眼下中文語境裡都在說文革，主要不是因為文革多少周年，而是北京好像又在鬧文革，這至少證明鄧小平『否定』文革是失敗的，共產黨自個兒消滅不了文革。
1、從毛澤東到格瓦拉
巴黎一位友人寄來她的一篇文字給我，是回憶六八年法國“五月風潮”的，那字裡行間的拉丁區街壘、焚毀的車骸，讓我在三十年後讀去，仿佛還有一股青春被燒焦的糊味兒。她如今已近耳順之年，筆下“青春無悔”的不甘依然那樣強烈。不同制度、文化以及東西方在本世紀對峙得那麼水火不融，卻在六八年同時上演了一幕角色相仿的青春躁動大戲，據說大夥兒還都公認導演是當時已被擊斃的切 .格瓦拉，和正在峰顛的毛澤東。
三十年前，我也絕過食、守過被成白上千手持鋼矛大刀的“敵人”圍困的一座孤樓，然後在黑夜裡落荒而逃。那時我只有十六歲，看到一位老師被大卸八塊的屍體後，很多天吃不下飯。跟許多同齡人不同，我很早就沒了“青春無悔”的那種浪漫，因為這青春裡總會泛起那具殘肢的屍臭，一輩子也拂之不去。我不知道我的八六年，同反越戰、吸大麻的美國嬉皮以及巴黎性解放者們的八六年，有何相干？
也許，而今陷在股市崩塌、人欲橫流之中，資本主義幻化成巨大的“虛擬資本”吸盡了東亞奇蹟和尚未揭幕的“太平洋世紀”，我們又有理由去懷念三十年前彌漫的理想主義了。據說冷戰消失之後，俄國和歐美的知識分子都惶惶然於他們稱之為的“人類進入中空期”。“中空”仿佛比毛澤東的“中國六億人，不鬥行嗎”還要可怕。不知道格瓦拉的傳記在美國出了兩、三本之多，同湖南鄉下為“毛大爹”建祠堂，以及美國一群華裔毛信徒聲討“御醫”李志綏，有何關聯？真的是陰魂不散，還是不過懷舊而已？
2、明知故犯地懷舊文革暴力
伯克萊或巴黎的學運，同在毛澤東麾下我們這些“正牌”紅衛兵，理由真的一樣嗎？六八年的銷煙血泊，好像始終包裹著一層含情脈脈的理想主義光環，也從未被中國大陸死於“文革”的成千上萬怨魂抵消掉過多少。暴力可以譴責，理想主義卻永遠純潔無瑕。每一種青春，都可以理直氣壯為她自己辯護，而且好像越是過來人越要辯護。不過，我始終覺得為紅衛兵的辯護是蒼白的。我常猜想，大概不會有多少人在讀史丹福王友琴寫下的北京學生打老師的那些血腥故事時，肯追問自己一句。她一個人每年假期自費回北京去，一家一戶的調查，用微弱的聲音揪住整個民族去懷懷這個“舊”。很多人大概心裡很恨她。
青春總是令人懷舊的，而且樣式很多。比如據說是“紅衛兵”這三個字發明者的張承志，九四年還在『讀書』雜誌上撰文，說他很遺憾當年毛澤東給馬丁 .路德.金發唁電，而沒有發給馬爾孔.Ｘ，“也許是秘書們和專家們的失職，沒有向毛主席介紹馬爾孔.Ｘ其人。毛澤東是一定會喜歡馬爾孔.Ｘ的”，因為毛澤東討厭非暴力主義。紅衛兵張承志後來成了著名作家，再後來又成了回教原教旨主義者，他寫的『心靈史』，“要把黃河以南、漢語知識體系和漢族知識分子傳統拋在一邊”（某書評語），被中國回民奉為“新可蘭經”。他很崇拜馬爾.Ｘ這頭“高貴而危險的黑豹”，說對今日中國青年應該是“一個重大的參考”，雖然他不會不知道馬爾孔.Ｘ後來已經拋棄暴力主義，並且因此而死於暴力。這種明知故犯對“文革”暴力的懷舊，已經不是理想主義，是信仰了，而對於信仰則無論青春老邁都是無話可說。
還有一類懷舊，是辯護造反派的，恰好是張承志的對立面鄭義、楊曉凱。他們說中國大陸以外的人根本不懂“文革”，把造反派和紅衛兵一鍋煮。他們寫了許多文字論證造反派其實都是被紅衛兵的“血統論”打出來的，是一個同共產黨利益集團真正有“階級仇恨”的被壓迫階層，是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號反對共產黨，是中國最早的民主運動者。這個階層的英雄是遇羅克，寫文章駁斥“血統論”的一個中學生，大概就是六八年前後被關進大牢，臨槍斃前被摘掉眼珠，拿去作器官移植。一說到這樣的“青春”，我只覺得血漫過了頭，也漫過了那些什麼浪漫、理想主義、躁動、反叛期等等，用這些字眼已經不配去談遇羅克。
3、中國人青春躁動遺傳基因被閹割
都說紅衛兵運動傳染了全世界，因為全世界的青年都到了青春期的躁動和反叛。於是我想，這大概是可以遺傳的。果然，到八九年在天安門廣場出現了。那是一九六八年才呱呱落地的一代，是中國動亂裡的“嬰兒潮”，他們的父母都武鬥過，都沒讀過什麼書，只知道“批林批孔”，輪到他們可以上大學了，卻是食堂裡伙食不好就可以“造反”的一代，還對遊行、靜坐、絕食無師自通，那時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啟立百思不得其解，說“你們怎麼拿起筷子夾肉，放下筷子就罵娘？”共產黨不懂青春期躁動，雖然他們的“大救星”毛澤東從小就是一個躁動的胚子，“和尚打傘，無發無天”，“在榻上亂天下”，浪漫到老，把中國攪得“周天寒徹”。
共產黨對青春躁動只剩一個“殺”字。這一殺不當緊，殺得巴黎那些當年的老紅衛兵無地自容，也殺得哈佛的費正清改變了一生對中國革命的評價。不過，最要緊的是，鄧小平好像真的閹掉了中國人的青春躁動遺傳基因，從此浪漫不再。刀光劍影之後，九〇年代初隻剩下調侃全中國人的一個王朔 ，和幾首痞裡痞氣的搖滾：“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想一想是相互捉摸；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著正派面帶笑容”……其實這副笑容是捉摸不定的，後來就有一副惡狠狠的“說不”面孔昭然天下。到這時連王朔這個痞子也被“放逐”到美國來，不知道他還找不找得到三十年前美國的雅痞們，交流一下反體制的心得？可以肯定的是，他絕對不會去憑吊馬爾孔.Ｘ。
二十幾歲寫過小說『青春萬歲』的王蒙很欣賞王朔，說這小子的一大貢獻，是“顛覆崇高”，大概他自己當年那股萬歲青春，已經耗盡在放逐新疆的右派生涯中。當過右派的文人，能活出地獄來，大凡都很譏諷理想主義，如今好像只有一個劉賓雁，流亡在外只擔心中國道德亂喪，說大洋那邊中國人都得了“心靈之癌”。三十年前我就看到許多右派分子雖然挨鬥極慘，但自我保護的技術都很高，後來我才忽然知道他們大概看著紅衛兵和天安門這兩代，都很可笑。
三十年裡很多齷齪都是借著“崇高”之名幹下的，“崇高”被濫用得很廉價，青春就更是幼稚可欺；可是顛覆了崇高，是不是只剩下無恥暢行天下，今日的中國人大概也顧不上了。你很難說青春反叛期究竟是被鄧小平閹掉的，還是被王朔“侃”掉的，反正中國大陸前後二十年兩次青春大躁動，好像泄盡了元氣，終於蔫了，也好像中國的“紅衛兵精神”一絕跡，全世界也都乖了。如今只剩下一個當年也曾是紅衛兵的魏京生，蹲了十四年大牢出來還有理想主義，說他此生不打算結婚成家，要跟共產黨死磕到底，在不再浪漫的世界看來，像一個怪物。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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