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样外行混乱的叶利钦第一阶段改革（1991.8—1993.11）
8.19政变失败后，叶利钦如愿以偿，俄罗斯民主派经历了一个欣快时刻，“西方的反应更为欣喜，报纸头栏标题宣告“奴役终结，千年独裁被推翻”（P.133）然而好景不长，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苦难生活接踵而至：
“下一步该做什么？所有的革命都证明，推翻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要比建立一种新秩序来得容易。虽然1991年8月可能标志着共产党统治和几个月后苏联国家的终结，但何种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模式能够或者应该填补空白仍然是未知数，即使国家的边界也在未定之中。”（P.134）
“此时的叶利钦看来是无敌的”，“叶利钦看起来拥有一切自由，只要他愿意，他就能任意设计一种制度。”（P.166）他可以利用机会建立个人独裁，但“也可以采取措施来巩固一个民主政体。他可以废除前苏联的所有制度，采用一部新宪法，使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以及联邦与地区之间的分权法典化，召集新的选举来促进多党制的发展。”“但是，叶利钦却没有采取这两种策略。更确切地说，他对建立一个治理俄罗斯的新政治制度关注甚少。”（P.139）
那么，叶利钦关注什么，他的优先事项是什么呢？巩固俄罗斯的独立以及经济改革。叶利钦新政府模模糊糊的改革顺序是：确定独联体的国家边界以便巩固俄罗斯的独立→经济改革→重建民主政体。他们相信这是可控的。第一步走得比较顺利，到第二步经济改革则不然，蠢棋一步蠢似一步，说是“灾难性的”也不过分。
自从1988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改革以来，经济改革被忽视：
“到了1991年8月，这种无所作为带来的经济代价已经非常巨大”，“要求激进经济改革的公众舆论迅速发展起来”。（P.151）
经过几番犹豫，叶利钦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盖达尔团队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也称为“大爆炸”战略big bang strategy（这被称作所谓“新自由主义”，它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改革主张，与英国传统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即古典自由主义或保守自由主义没有关系，请勿混淆）：
“没有多少人明白盖达尔计划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因为俄罗斯已经有70年没有经历过市场体制了，要指望人们一下子理解供给与需求、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贸易与货币贬值之间的关系是不现实的。另外，大多数人——政府内部和社会人士——都期望立竿见影，叶利钦本人也承诺年底就有经济上的起色。”叶利钦公开宣布，“（经济）改革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将会是艰难的，但这一时期不会太长久，我们讲的是，6到8个月时间。”（P.153）
6到8个月！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昙花一现的“500天计划”还要短得多。盖达尔的美国顾问，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大力鼓吹休克疗法时有一句名言：“你不可能分两步跨过一条沟”，然而他似乎没有想过，如果沟很宽，你要先量一量你的腿够不够长。
休克疗法遭遇惨败，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国企私有化把财富集中到了极少数由旧制度下的党政官僚摇身一变，一夜之间变成新制度下的“企业家”、经济和金融寡头手里，广大人民群众却一贫如洗，终生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改革进展到这个阶段，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利益所在，彻底转变为改革的促进派、新体制的最大获益者。
在各方强大的反对下，叶利钦被迫在1992年底解除了盖达尔的总理职务，以保守派切尔诺梅尔金取而代之。
为什么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成功了，却在俄罗斯遭到惨败？麦克福尔解释说，“在寻求创建一个新的、同民主政体相符的制度环境时，俄罗斯领导人很少能从苏联体制中找到可以利用的相关制度。在拉美、南欧甚至中东欧的民主转型中，被威权主义统治所压制的原有的民主制度只是被再次激活，这是一个比建立新制度要有效得多的过程。然而，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这样的制度可以拿来重新使用。”（P.166）“与已经对中东欧转型作出贡献的那些市场经济提倡者不同，俄罗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在改革启动时只占少数。”（P.179）
在制度学派的概念中，这叫作“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通俗地说，就是旧制度旧思想的强大惯性抵制变革。我不得不再次强调：政治外行们把俄罗斯（以及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与拉美、南欧甚至中东欧的民主转型混为一谈，是要惹出大祸的。
对于经济改革，叶利钦新政府搞砸了，体制外的民主派一边又是什么情形呢？很不幸，在那个时期，俄罗斯的民主派（包括右翼的自由派和左翼的社会民主派）无论在议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是少数。而除了叶利钦之外，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只得到民主派当中的一部分人即右翼的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另一部分民主派——中左的社会民主派则立场摇摆。议会里的多数席位由敌视市场经济的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的红-褐联盟占据，社会上反对“大爆炸”激进经济改革的多数人在副总统鲁茨科伊的领导下与议会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结盟，立场处于民主派与红-褐联盟之间的中间派“公民联盟”虽然支持私有制市场经济，但也反对休克疗法。
总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在俄罗斯是极少数，“当大多数东欧国家已经在讨论应该采用哪种资本主义形态时，俄罗斯却还在争论要不要私有制市场经济”。
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争议就更加混乱。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根本反对自由民主，而改革派内部也四分五裂，一部分人主张威权主义政体，以便推进市场经济；大部分人相反，大力批判叶利钦的威权主义倾向。
在8.19政变失败短暂的沉寂之后，反对苏联解体的意见开始壮大，历次公投的结果表明，反对解散苏联的人接近绝对多数。民主派由于支持苏联解体、赞成休克疗法而迅速失去多数民意支持而走向消亡，而“新的共产党组织、运动和阵线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休克疗法为重新组织和动员共产主义忠诚人士提供了最显著的机会。”（P.189）。
“民主派由于支持苏联解体、赞成休克疗法而迅速失去多数民意支持而走向消亡”，这件事实很值得中国各界改革精英深思！
1992年2月和同年6月，共产党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遭到叶利钦当局暴力镇压，进一步动员起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同情者。1992年11月，宪法法院对共产党活动家重审叶利钦禁共令的申诉作出最终裁决：
“法庭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党和其高级领导层是有罪的，但其普通成员无罪。”“判决点燃了全面复苏统一的俄罗斯共产主义政党的运动。”1993年2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总共65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了全国新注册的近50万名共产党员，使得俄共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政党。几乎所有8.19政变的主犯都参加了会议。（注：虽然宪法法院判决他们有罪，但并没有落实为刑事法庭的违法判决。）”“久加诺夫当选主席巩固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虽然社会民主党人为会议举行做了许多组织工作，但他们还是没有被选入领导层。与东欧国家不同的是，俄共没有向社会民主党演变，反而日益变得民族主义化。……而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实际上是从民主运动中产生的。”（P.190）
叶利钦新政府既激进又外行，民主派四分五裂，俄罗斯共产党不但没有向社会民主主义良性变革，反而与极端民族主义者结盟，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化亦即法西斯化，而这些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势力恰恰是混乱无序的民主化的产物……，同样，形成这种政治—社会力量格局的深层原因很值得中国各界精英认真思考！
我们有可能干得更出色吗？对不起了，我对此毫无信心。绝大多数中国各界精英（尤其是激进精英）既不读书，也不思考；既不学习理论，也不研究个案；对于实现现代化的理论细节和可行性实操方案一无所知，比如：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为什么要现代化？现代化是怎样向全球传播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怎么走的？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怎么走的、未来又应该怎么走？等等，不但一无所知而且充斥着各种歪曲和偏见；哪怕是其中的“最先进”分子，也只是拿着几条民主和自由的笼统原则当作大旗挥舞，通常就是三条：立即推行新闻自由＋多党制＋全民普选，然后，就雄心勃勃地巴望着时机到来，去充当“创造历史”的大英雄。
另一个政治体制方面的重大争议是：究竟采纳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俄罗斯议会多数代表支持议会制，叶利钦及其盟友力挺总统制。于是，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1993年10月4日，发生在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内战结束了。……数百人死于战斗中。”（P.208）“1993年秋，俄罗斯第一共和国走到了尽头。叶利钦的改革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一样，没有能够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方式来建立一个解决政治争端的机制，其结果都是：政治分化、对立，最终是武装冲突。”（P.209）
（四）半成功的叶利钦第二阶段改革（1993—2000）
在1993年10月事件中，虽然叶利钦以暴力压服了议会，但它却标志着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失败，民众不再对民主前景保持乐观：
“当民主政府不再以民主的方式行事，它会失去社会合法性，转而阻碍民主制度的巩固和深化。”（P.227）“俄罗斯和西方的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叶利钦新政权是独裁政权。……这有点言过其实……随着叶利钦及其盟友以暴力击败了敌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现在结束了。……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结束解决了领土争端，那么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终结结束了关于经济制度的争论。……改革议程中最后的重大问题就是政治改革。”（P.229）
1993年8月，一个制宪会议组成，开始按照叶利钦的现实需要并参考西方的制度匆忙草率地起草新宪法：
“这些宪法设计者是在回应一个具体和现时的政治事态。……这种对当前政治环境作出的回应通常是新制度设计的推动力，”“许多制度设计的变化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它们通常是因为眼光短浅的人对他们或多或少所觉察的短期需要的反应。”（P.233）
如果拿美国的制宪作对比，可以看到三点明显的不同：第一，美国有着从英国继承而来的长达数百年的宪政法治传统以及北美13州殖民地州宪的成功实践，而俄罗斯几乎完全空白；第二，美国五十余名制宪先贤都是兼具渊博学识和实践经验的内行老手，俄罗斯的制宪者正相反，他们头脑里塞满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对于现代国家治理既见识浅薄又毫无经验；第三，在美国制宪时期，民粹民主派是极少数，对制宪没有什么影响，俄罗斯的制宪则不然，民粹民主已经大行其道，几乎已经成为民主思想理论的主流；……种种不利，俄罗斯转型后的民主制度被“路径锁死”为非自由的选举民主、而不是自由民主，也就毫不奇怪了。想象一下，我们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类似情况下会表现得更好吗？我以为不言自明。
俄罗斯新宪法在全民公投中勉强过关后，民主选举按期举行而且大体上作弊不算严重，一直延续到普京的独裁统治时期。判定普京独裁统治的证据数不胜数，一个最近的明显例证是，侵略乌克兰的决定连普京在内只有四个人知情。而普京是长期以来获得超过60-70%甚至更高的民意支持的，许多人对此无法理解，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区分好民主和坏民主。
多数民意真心支持独裁统治，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所谓“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不过是一则令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宽慰、却令民主化进程遭殃的神话故事。人民和人民是不一样的，民意和民意不是一回事，多数人民的统治完全可能成为最恐怖、最难纠正的专制。
现代文明国家治理的关键不是“谁统治”，任何人——无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全都不配统治，而是“如何统治”，只有能够切实保障人权的正义良法、经由分权制衡的宪政来统治，国家治理才能真正符合每一个人的长远根本利益，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叶利钦经过反复较量陆续战胜了他的所有对手，这些对手知道自己如果采取对抗行动没有胜算，因而不得不遵守这部宪法制定的规则。另一方面，宪法本身的种种缺陷和漏洞也就此被路径锁死，俄罗斯很不完善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经济、脆弱的法治、软弱无力的政党政治、欠发育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总统独揽大权的“超级总统制”、黑手党横行的半自由半民主，等等麦克福尔所定义的“选举民主”（“选举至上的民主”）、而非自由民主，从此确定下来。
以高标准衡量，俄罗斯的民主转型是失败的，但“制度崩溃和内战都没有发生，这已经是重大成就了。”（P.277），宽厚些评价，俄罗斯的转型也可算是“半成功”。尽管怀念斯大林和苏联时代的人数在增长，但愿意回到苏联旧体制的民意毕竟一直不是主流。
细节容我不赘述了，有兴趣的读者请读原著。
（五）俄罗斯转型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不存在全人类普遍适用的所谓“历史必然规律”，但是，历史进程中是包含一些不那么宏大的规律性因果关系的，所以，他人和别国的历史经验对我们具有参考价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下面结合俄罗斯转型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谈谈我对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若干思考。
1 俄罗斯是我们最好的借鉴
由于中国与俄罗斯相似度最高，所以比起东欧国家和非共产党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俄罗斯的转型对我们更具借鉴意义，不加细分，把中俄、东欧、非共产党国家这三类国家的民主转型一体看待是会误导人的。
俄罗斯的转型虽然没有完全成功，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尤其凸显了俄罗斯转型的失败，但是，俄罗斯毕竟已经成为一个半自由半民主国家，它的转型总体而言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证明了自由民主对于中国不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中俄两国的转型比东欧国家和非共产党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大、更复杂，转型的路途也会更坎坷漫长，期望过高也是不现实的。不改革死路一条，激进革命更是死路一条，我们只能勉为其难，毫不动摇地坚持促进体制内外的温和派、中左派和中右派的联盟，共同推进渐进、有序、可控的全面改革。
中华振兴是当前中华民族的共识，“最大公约数”，反对中华振兴的人是极少数，他们不可能有政治前途。但是，中华振兴只是主观愿望，关键在于中华如何才能振兴？答案是：中华振兴与实现经济、政治、社会、精神文化各领域的全面现代化，与“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从经济改革推进到政治改革和意识形态改革，这三件事是一回事。只有这个“三位一体”的选择是最大公约数，有可能获得最广泛的支持，成为未来转型的主导力量。
2 高度警惕国家分裂的危害
在麦克福尔所概括的“三大转型议程”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这是优越于俄罗斯的方面。中国将要面临的难题，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时避免国家分裂；或者说，需要先解决所谓“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而这又牵涉到两个重大问题：一，否定民族自决权、宪法规定不允许民族分裂独立；二，取消以民族划界的集中居住、改为多民族混居。“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不能再延续，而“同化”是强迫少数民族同化于主体民族，这是反人权、反自由的专制主义，也不可行，最优选择是“融合”，通过自由平等的贸易、交流、混居、通婚，逐渐消弭民族隔阂，当代的美国，历史传统上的中国都是这么做的，都取得了成功。
3 自由优先，民主居次
绝大多数西方人惯于把自由和民主混为一谈，统称为“民主”，但自由和民主并不是一回事；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永恒冲突，由此“民主”就有了好民主-自由民主与坏民主-民粹民主之别。现代自由民主的国家治理，从历史演变角度看，是先自由后民主；从内在逻辑看，是自由为皮、民主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目标，分权制衡的宪政和法治是保障自由得以落实的基本制度，而其它项目如民主选举、公民社会、多党竞争、言论自由、独立媒体等等都是操作细节，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皮与毛一定要区分清楚。
(完）
周舵 202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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