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我们被剥夺了人性”

即便到了 100 岁，莱昂·维因特劳普（Leon Weintraub） 至今仍无法忘记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可怕经历。逃脱集中营后，他一生都在不懈努力，让世人不要忘记纳粹当年的反人类罪行。

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莱昂·维因特劳普2023年在瑞典家中接受采访，会议集中营恐怖经历

（德国之声中文网）莱昂·维因特劳普（Leon Weintraub）还能清楚地记得 1939 年 9 月 9 日德国纳粹士兵进入他的波兰家乡罗兹（ Łódź） 的那天：“他们排着看不到边的长队闯入，身材高大、意气风发的年轻纳粹士兵穿着绿色的制服。直到今天，一想起那钉了铁掌的靴子踩在鹅卵石路面上的声音，还让我感到背脊发凉，”他告诉 DW，“他们散发着如此强大的威权震慑力，好像他们会粉碎挡在路上的任何障碍。”
当时他 13 岁，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接下来将有怎样的恐怖经历。他母亲经营一家小洗衣店，他和四个姐姐以及母亲一起住在罗兹的贫民区。他的父亲在他一岁半时就去世了。这个小家庭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莱昂是一个聪颖的孩子。“读书和看电影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钥匙孔，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他说。多亏了一份奖学金，他得以进入文理中学就读。

被困在犹太人隔离区

然而，他的学业无法继续。1940年2月，他和家人被强制搬迁到犹太人隔离区利兹曼城（Litzmannstadt）——这是德国人给罗兹改的名字。这里挤满了约 16 万犹太人，任何试图逃跑的人都会被枪杀。人们被强迫劳动。莱昂在一个电器车间工作。犹太人委员会的人告诉他，对纳粹有用的人才有更大的生存机会。（编者注：犹太人委员会是由纳粹在占领区设立的强制性组织，旨在管理犹太社区，并在犹太人与德国占领者之间充当中介。）

尽管如此：犹太人隔离区中有许多人死于瘟疫和饥饿。“‘饥饿’这个词在我的词汇库、我的大脑以及我的生命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莱昂·维因特劳普说。今天的人们如果没吃午饭，到了晚上会说自己饿了，但“那不是饥饿，那是有胃口。在五年七个月零三周的时间里，除了一次例外，我一直饱受真正的饥饿之苦。空空的肠胃疼到让我无法入睡，醒来时依然如此。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弄到一点吃的来填饱肚子。”

被转运至奥斯威辛集中营

1944 年夏天，波兰的犹太人隔离区被解散。该地区的行政长官弗里德里希·于贝尔何尔（Friedrich Übelhöhe） 早在 1939 年就曾向纳粹高层发出一份通告，他在信中写道：“建立犹太人隔离区理应只是一项过渡措施。至于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手段清除隔离区和罗兹市内的犹太人，我保留决定权。无论如何，最终目标必须是将这个‘瘟疫肿块’彻底铲除。”

然而，对于隔离区的犹太人，纳粹假惺惺地承诺他们可以去别处继续为“第三帝国”工作。莱昂和许多人一样，被驱逐到了集中营奥斯维辛（Auschwitz-Birkenau）。纳粹士兵谎称那里只是另一个隔离区。“随后货运列车来了，那本是为运输牲畜而非乘客设计的，”他讲述道，“我们被塞了进去，挤得只能站立。车门被锁死，没有食物，没有水。黑夜过去，白昼再临，又是黑夜。”便桶散发的恶臭笼罩了一切。

终于，车门被拉开，有人吼道：“滚出来，滚出来。”莱昂讲述说，当时他还不清楚纳粹把人们带到了哪里。他还冲着母亲喊道：“我们在里面见。”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来到另一个隔离区。他用余光瞥见铁丝网是通电的。在臭名昭著的“分拣站台”进行所谓“筛选”，当时 18 岁的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纳粹军人决定谁可以活下去：“大拇指朝右或者朝左，意味着是当场处死，还是先强制劳动，然后再处决，”莱昂说。他的母亲在同一天就死在了毒气室中。

对于 18 岁的 莱昂来说，先强制劳动。“随后便开始了‘剥夺人性’的程序，”他回忆道。人们被剥去衣服、淋浴、剃毛并消毒。“我们被剥夺了所有的个人意志。他们控制着我们，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执行命令。”

被转运至奥斯威辛集中营

1944 年夏天，波兰的犹太人隔离区被解散。该地区的行政长官弗里德里希·于贝尔何尔（Friedrich Übelhöhe） 早在 1939 年就曾向纳粹高层发出一份通告，他在信中写道：“建立犹太人隔离区理应只是一项过渡措施。至于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手段清除隔离区和罗兹市内的犹太人，我保留决定权。无论如何，最终目标必须是将这个‘瘟疫肿块’彻底铲除。”

然而，对于隔离区的犹太人，纳粹假惺惺地承诺他们可以去别处继续为“第三帝国”工作。莱昂和许多人一样，被驱逐到了集中营奥斯维辛（Auschwitz-Birkenau）。纳粹士兵谎称那里只是另一个隔离区。“随后货运列车来了，那本是为运输牲畜而非乘客设计的，”他讲述道，“我们被塞了进去，挤得只能站立。车门被锁死，没有食物，没有水。黑夜过去，白昼再临，又是黑夜。”便桶散发的恶臭笼罩了一切。

终于，车门被拉开，有人吼道：“滚出来，滚出来。”莱昂讲述说，当时他还不清楚纳粹把人们带到了哪里。他还冲着母亲喊道：“我们在里面见。”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来到另一个隔离区。他用余光瞥见铁丝网是通电的。在臭名昭著的“分拣站台”进行所谓“筛选”，当时 18 岁的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纳粹军人决定谁可以活下去：“大拇指朝右或者朝左，意味着是当场处死，还是先强制劳动，然后再处决，”莱昂说。他的母亲在同一天就死在了毒气室中。

对于 18 岁的 莱昂来说，先强制劳动。“随后便开始了‘剥夺人性’的程序，”他回忆道。人们被剥去衣服、淋浴、剃毛并消毒。“我们被剥夺了所有的个人意志。他们控制着我们，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执行命令。”

2025年莱昂·维因特劳普（Leon Weintraub）重返弗洛森比格，参加纪念集中营解救80年纪念活动。

磨难与逃亡

年轻的莱昂随后经历的站点包括 格罗斯-罗森（Groß-Rosen）、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 和法国东部的纳兹魏勒-斯特卢特霍夫（Natzweiler-Struthof） 集中营。纳粹施加的虐待狂般的暴行影像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中：对路过的囚犯肆意毒打、各种羞辱、处死囚犯。“即使现在，每次我回到弗洛森比格，我的双腿都会颤抖，”他告诉 DW，“我会呆住几秒钟，因为在那儿我仿佛又看到了冬天的自己，站在寒风中。整个人群在点名广场上挪动。那是世界末日般的景象。”

战争结束前不久，莱昂和其他囚犯被塞进一列火车，原计划要连人带车沉入博登湖。但这并没发生：火车头遭到了法国战斗轰炸机的袭击，火车停了下来，莱昂成功逃脱。当他终于面对一名法国士兵时，他知道：他的苦难结束了。那时 19 岁的他体重仅剩 35 公斤，并患有伤寒。他活了下来，却在为失去的家人哀悼——直到偶然得知，他的三个姐姐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幸存了下来。“那一刻，我重新变回了人。那是重回生活之路的开始，” 他说。

获救后的莱昂·维因特劳普学医成了妇产科医生，后来移民瑞典，生活至今。他致力于参与口述历史的活动，防止纳粹罪行被忘却以及可怕历史重演。

继续生活与铭记

莱昂·维因特劳普（Leon Weintraub）决定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主要是因为我曾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疾病和死亡。我想助力新生命的诞生。”1946 年，英国军政府为他在德国哥廷根提供了一个大学名额——偏偏是在德国，这个加害者的国度。作为一名医生，他深知：“纳粹种族意识形态缺乏任何科学依据。不论皮肤颜色如何，所有人的组织结构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1950 年他回到了祖国波兰。1969 年他移居瑞典，因为波兰的反犹主义情绪日益蔓延。他开始致力于反对对历史的遗忘。对他来说，这是对被谋杀的家人和数百万无辜受害者的义务。莱昂·维因特劳普（Leon Weintraub）告诫说，让他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去，无异于第二次夺走这些受害者的生命。

因此，他还将自己以全息投影（Hologramm）的形式永恒化。“才过了几十年，就已经有很多年轻人不再知道集中营是什么了，”他说，“而且可怕的是，今天竟然又有人在呼吁种族屠杀，还有犹太人因为害怕被攻击而不敢戴着犹太小帽走上街头。”

但莱昂·维因特劳普（Leon Weintraub）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深信，理智终将获胜，人类终将意识到，是时候结束互相指责和争斗，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的未来了。”

Matthias Hummelsiep采访并整理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