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2 月 20 日
引言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二日深夜，中大政政系學生關靖豐在社交媒體上宣佈被校方開除。消息傳出，海外中文媒體紛紛報導，Facebook 上留言如潮。但喧囂過後，真正令人窒息的不是這件事本身，而是圍繞這件事的沉默。一個已修畢全部學分、距畢業僅數週的學生，因為替一百六十八名火災死難者請命而丟掉學籍。在香港，沒有一位中大在職的大學教授公開質疑校方的決定，關同學所屬的政政系，系主任、老師和同學沒發一言，沒有任何學術組織表態。海外校友在社交媒體上義憤填膺，但這些憤怒始終停留在手機螢幕上，不曾凝聚為任何集體行動。
事件的經過並不複雜。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埔宏福苑發生五級大火，一百六十八人罹難，是香港數十年來最慘烈的災禍。關靖豐在火災後發起「大埔宏福苑火災關注組」，提出四項訴求：要求妥善安置災民、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監管疏忽、重新審視工程制度。聯署獲逾萬人響應。十一月二十九日，警方國安處以涉嫌煽動將他拘捕。十二月一日獲保釋候查，同日校方即發電郵，要求他出席紀律聆訊。聆訊中，校方始終無法具體指出他違反了哪一條校規，卻認為他的態度「不禮貌、不尊重」，又以「洩密」為由記過。連同先前紀錄，記過累計三次，即時開除。關靖豐回應道：「學歷攞得走，但尊嚴攞唔走。」
這種沉默是意料中事。自二〇二〇年《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社會經歷了五年的系統性噤聲，沉默早已成為常態。然而「意料中事」恰恰是最需要追問的。當不義已經變得「正常」，不義便不再被視為不義，這本身就是一種更深層的敗壞。五百年前，法國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在《自願為奴論》（The Politics of Obedience: The Discourse of Voluntary Servitude, 1552-53）中追問的核心問題，在此刻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重新出現：人們為甚麼甘願服從？在面對不義時，為甚麼絕大多數人選擇沉默，而非反抗？
本文試圖以拉波埃西的理論為線索，解讀關靖豐事件中在港中大人的集體噤聲。我的論點很簡單，也很沉重：沉默不僅是服從，更是共謀。但在展開這個論點之前，我必須先作一個誠實的保留。以五百年前的政治哲學去審斷今天身處險境的學者，可能有不公之處。拉波埃西寫作的年代，暴政的面貌遠比今天簡單，服從與反抗之間的界線也清晰得多。今天在中大校園裏掙扎求存的教職員，活在一種遠為幽晦的煉獄之中：紅線無處不在卻無從辨認，恐懼不來自刀鋒而來自行政程序，而保全學者尊嚴的空間已被壓縮到近乎窒息。對於這些同仁朋友，我怎能沒有同情？然而同情不等於豁免。正因為處境艱難，追問才有意義。
（編按：本文刊出之時，已有中大校友聯署公開信促校方恢復關靖豐學籍，詳見另文）
一、暴君從何獲得力量
拉波埃西在《自願為奴論》中提出了一個顛覆常識的問題。我們習慣將暴政理解為強者對弱者的壓制，以為暴君掌握軍隊和資源，人民便無力抵抗。但拉波埃西指出，這個解釋完全站不住腳。暴君只不過是一個凡人，「他只有兩隻眼睛、兩隻手、一個身體，與你們城邦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毫無分別」。暴君用以監視人民的眼睛、用以打擊人民的雙手，全都是人民自己提供和借出的。
「除了透過你們自己，他怎能對你們有任何權力？」
放到關靖豐事件中看，這段話的意義異常清晰。開除關靖豐的並非某個遠在北京的抽象權力，就是中大教務會學生紀律委員會，就是大學體制內具體的教職員。他們自始至終說不清楚關靖豐到底違反了甚麼，卻仍然做出了最嚴厲的裁決。沒有人拿槍頂着他們的腦袋。他們是自願的。
同理，國安處以「涉嫌煽動」拘捕一個為死難者請命的大學生，執行拘捕的警員、批准拘捕令的長官、配合定性的官方媒體編輯，統統是香港社會的成員。駐港外交公署指控關靖豐「以災亂港」。這四個字的背後，是一整條由具體個人組成的壓迫鏈。拉波埃西五百年前就看透了這一點：暴政的力量從來不在暴君本人，而在無數甘願配合的個體。暴政是一項眾人協作的事業。
二、恐懼如何變成習慣
那麼，為甚麼人們甘願配合？又為甚麼在配合之外，更多的人選擇沉默？
最淺層的原因當然是恐懼。《國安法》的條文極度寬泛，沒有人知道「顛覆」和「煽動」的邊界在哪裏。關靖豐的遭遇就是一面鏡子：為火災死者請命，在任何正常社會都是基本的公民行為，在今天的香港卻可以構成「煽動」。這向每一個人傳遞了一個信息：紅線不在任何可預測的範圍，而在當權者隨時可以劃定的任何地方。在這種條件下，理性的計算結果只有一個：不開口。
拉波埃西早已洞察到這種孤立的機制。他說暴政之下，人們「喪失了行動的自由、言論的自由、幾乎連思想的自由也喪失了；他們在自己的志向中是孤獨的」。「孤獨」二字至為關鍵。恐懼之所以有效，不僅因為懲罰是真實的，更因為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身邊的人在想甚麼。你不知道你的同事是否暗中認同你的想法，抑或會轉頭告發你。在這種彼此猜疑的氛圍中，即使大多數人內心不滿，也不可能形成任何共識或行動。每個人都以為只有自己在反感，於是每個人都噤若寒蟬。
對中大教授來說，公開質疑校方的代價是可以計算的：研究經費、晉升機會、教席本身。在一個已有多名學者因政治原因被解僱或被迫離開的環境裏，這些不是空洞的威脅。恐懼是基於真實經驗的，因此也是「合理」的。我必須承認，這種恐懼所造成的煎熬是外人難以體會的。留在中大的學者，每天都在進行一種無聲的內心搏鬥：說多少算安全？做多少不犯忌？怎樣在體制的夾縫中勉強保持知識人的一點自尊？這是一種煉獄式的生存，不是局外人可以輕易論斷的。然而「合理」不等於「正當」。拉波埃西的問題不在於恐懼是否可以理解，而在於恐懼是否足以解釋一切。
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僅僅是恐懼，那麼當恐懼消退時，反抗就應該出現。但事實並非如此。五年過去，《國安法》帶來的最初驚嚇早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層的東西。那就是習慣。
拉波埃西將習慣稱為「自願為奴的第一個原因」。他的分析極為精闢：
「起初，人們是在強制和暴力下屈服的；但他們的後代卻毫無遺憾地順從，並且心甘情願地做着他們的前輩被迫做的事情。」
這段話彷彿是為今日的中大而寫。二〇二〇年之初，學術自由的每一次被侵蝕都還會引起震驚。課程內容被修改，書籍從圖書館消失，學生組織被解散，校園裏並非沒有反應，但反應僅止於私下的嘆息和搖頭。每一次侵蝕的幅度都恰好在「可以忍受」的範圍之內，於是每一次都不曾引發集體的反彈。久而久之，忍受本身成了習慣。拉波埃西用密特里達梯斯（Mithridates）的傳說作比喻：這位古代國王每日服食微量毒藥，直到身體對毒藥完全免疫。中大的教職員經年累月地吞嚥自由被蠶食的苦液，到最後連苦味都感覺不到了。當關靖豐被開除的消息傳來，許多人的第一反應竟是「又怎樣」，連震怒都談不上。這種冷漠本身就是習慣化的鐵證。
但比習慣更深的，是遺忘。拉波埃西說，「人類如此容易地忘卻自由，以至於只要不讓他們及時警醒，他們便難以重新喚回對自由的記憶。」中大曾經是甚麼模樣？新亞書院的「千斤擔子兩肩挑」，承載的是知識人在亂世中堅守道義的精神。從錢穆、唐君毅到後來的幾代學人，中大的使命建立在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之上：自由開放的思想空間。然而這個前提已經悄悄消亡了。今天入學的新生從未經歷過那種自由，年輕教師早已視自我審查為「專業態度」，而校園裏不成文的第一守則就是「不要惹事」。自由從來沒有被推翻，它只是被遺忘了。人們不再反抗，因為不再記得有甚麼值得捍衛。拉波埃西形容這種人是「在奴役中被養育長大」的人，「將他們出生時的狀態視為完全自然的事情」。
三、沉默的金字塔
拉波埃西對暴政最銳利的剖析，在於他揭示了一種結構性的共謀。暴君不是一個人在統治。他身邊有五、六個親信，這五、六個人各有六百個依附者，六百人又各有六千個走卒。權力以這種金字塔的方式層層下傳，每一層的人都從現有體制中獲取利益，因而都有維護現狀的動機。拉波埃西用了一個殘酷而精確的比喻：
「就像劈木頭需要用木頭做的楔子一樣，暴君用一部分人民來征服另一部分人民。」
在關靖豐事件中，這座金字塔是可以指認的。頂端是發出政治訊號的國安機關；往下是將政治壓力轉譯為行政程序的大學管理層；再下是執行具體開除決定的紀律委員會成員；跟着是以不作為默許這一切發生的全體教授和行政人員；最底層是同樣沉默的學生和校友。金字塔的每一層都有各自的自圓其說。管理層說這是「依程序辦事」，紀律委員稱之為「依校規處理」，教授認為自己無能為力，校友說自己鞭長莫及。但
拉波埃西的理論告訴我們，暴政恰恰是由這無數個自圓其說編織起來的。每個人都只是做（或不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所有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加在一起，就是一個學生在替一百六十八個死者發聲之後，被剝奪六年學業的全部結果。
值得細想的是「利益」在這裏的真正含義。對於那些配合體制的人來說，所謂利益往往談不上甚麼具體的好處，無非一種消極的安全感，無非是保住飯碗、確保不被打擾的日常。拉波埃西觀察到，暴政之下的人民會因為收回「自己財產的一部分」而歡呼感恩。在今天的香港，「還能正常生活」本身已經被許多人當作一種恩賜。人們忘記了，這份「正常」是用放棄權利和尊嚴換來的，同時是被削減之後剩下的殘餘，絕非理所當然的恩惠。
四、知識分子的罪責
拉波埃西對知識分子寄予了特殊的期望，也因此施加了不同的責任。他觀察到暴君深知書籍和教育是最危險的東西，因為它們能「讓人明白自己的本性、憎惡暴政」。但他同時相信，無論暴政多麼嚴酷，總有少數人能夠保持清醒：
「總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天賦，他們感受到軛的重量，無法抑制自己試圖擺脫它的衝動。這些人不僅心靈清明、目光遠大，而且還通過學習與教育進一步磨練了自己的天賦。如果自由已經完全從地球上消失，這些人也會重新發明它。」
這段話常被引用為一種鼓舞人心的宣言，但放到關靖豐事件的語境中重讀，它其實是一份嚴厲的控訴。如果知識分子天生就是自由的守護者，那他們的沉默便已超出普通的怯懦，那是對自身角色的背叛。普通市民不開口，或可歸咎於訊息不足、力量有限。但大學學者和哲學教授呢？那些拉波埃西口中「心靈清明、目光遠大」的人，有甚麼藉口？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發生了甚麼，都明白這意味着甚麼。他們的沉默，因此比任何人的沉默都更沉重。
話雖如此，我寫到這裏不得不停一停。拉波埃西的理論框架有其峻烈之處，而峻烈有時會遮蔽真實的人性處境。仍然留在中大的學者，並非全是懦夫或投機者。他們當中有不少人私下仍在以各種迂迴的方式守護學生、保存學術的一線命脈。他們的沉默，未必都是甘願的服從，有些是咬着牙的忍耐，是在煉獄中計算着怎樣才能多撐一天、多護住一個學生的苦楚。以五百年前一篇激昂的政治檄文去審判這些在刀鋒上行走的同仁，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也不能說完全公平。對於他們不能說、不敢說的處境，我們至少應當懷有一份體諒。
然而體諒歸體諒，拉波埃西的追問仍然成立。知識分子的沉默不止關乎他們自身，還關乎整個社會的道德氣候。拉波埃西相信勇氣可以傳染。一個人站出來，就能鼓舞第二個人。反過來，沉默同樣傳染。當社會公認的「良心」都不開口，普通人便得到了一個強烈的訊號：既然連他們都噤聲了，我又何必自討苦吃？於是沉默層層擴散，從大學到社會，從專業人士到街頭市民，最終形成一種鋪天蓋地的集體默認。
必須直說：在關靖豐事件中保持沉默的中大教授，無論私底下多麼憤慨，在客觀效果上都是這套體制的共謀者。這話說得殘忍，但真正殘忍的是造成這種局面的制度，不是說出這話的人。他們的不作為使得體制可以不受任何挑戰地運作，令到紀律委員會的荒謬裁決可以不受任何質疑地生效。拉波埃西的洞見在這裏展現出冷酷的精準：暴政的維繫從來不需要所有人都積極支持，它只需要所有人都不反對。
五、數碼憤怒的虛空
在港的教職員工受制於恐懼和利益，這一點至少可以理解。但海外的中大校友呢？他們已經不在香港，不受《國安法》的直接管轄，表態的風險微乎其微。他們確實也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不滿，每篇相關報導下面都有大量留言，語氣激烈，措辭嚴厲。然而問題在於：在 Facebook 上寫一句憤怒的留言，然後繼續滑手機，這算不算拉波埃西所說的「撤回合作」？
顯然不算。社交媒體上的憤怒是最方便直接的政治表態：成本為零，效力也為零。它是一種道德表演。按下「憤怒」的表情符號，留下一段痛罵的文字，良心的帳便算清了。然而，真正構成撤回合作的行為，諸如聯名公開信、向國際學術組織正式投訴、組織校友集體拒絕捐款、在國際學術界公開揭露中大的做法，統統沒有出現。
拉波埃西在分析暴政的維繫機制時，特別提到了「麵包與馬戲」的功能。古代暴君用「劇場、競技場、奇觀異景」來麻痺臣民，「這些被燦爛奪目的娛樂和空虛快感迷住了眼睛的人們，學會了奴性。」社交媒體在某種意義上扮演了同樣的角色。它提供了一個發洩不滿的出口，但恰恰因為有了這個出口，不滿便不需要轉化為行動。人們在表達之後便感到滿足，覺得「我已經說了，我已經盡力了」，然後一切照舊。
海外校友或許會辯稱自己鞭長莫及，人在異鄉，對母校的決策無能為力。這種無力感不是虛假的，但它也不是甚麼都不做的理由。事實上，離散社群恰恰擁有在港人士所沒有的東西，就是安全的發聲空間。退出校友網絡、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公開提出此事、聯合流亡學者向相關組織施壓、以實際行動支援關靖豐及其家人，這些都是身在海外才做得到的事。但沒有人做。沉默是一種選擇，在倫敦和多倫多如是，在香港和台灣亦如是。而沉默，無論在哪裏，都構成共謀。
六、自願為奴的當代面貌
拉波埃西的思想中最令人不安的，恰恰在他對「自願」的堅持。恐懼和利益的分析我們都能理解，但「自願」二字卻叫人無處躲藏。
「決心不再受奴役，你們便自由了。我並不要求你們用雙手去推翻暴君，
只要你們不再支持他。」
這句話很容易被誤讀為一種輕率的號召，彷彿只要下定決心就萬事大吉。但拉波埃西的意思遠為深刻。他從未說過自由輕而易舉，他說的是服從歸根結底是一種選擇，即使是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下做出的選擇。紀律委員會的成員本可以做出不同的裁決。教授們本可以至少在安全的範圍內表達關切。校友們本可以將鍵盤上的憤怒轉化為某種實質的行動。他們都沒有。這些「沒有」，每一個都是一次選擇。
拉波埃西更深層的洞見在於，服從本身會腐蝕不服從的能力。他用植物作比：「好的種子如果不被悉心培育，便會退化、凋萎、消亡。」自由意識也是如此。一旦不再被實踐，它就會萎縮。五年的自我審查和習慣性沉默之後，許多香港知識分子已經喪失了公開發聲的心理能力。已經不止於不敢，簡直是不會了。反抗的語言、姿態、想像力，都從他們的心智中消退了。到了某一個臨界點，人已經不再選擇不反抗，他根本想不到還能反抗。拉波埃西說的「在奴役中被養育長大」的人，不只是那些從未見過自由的人，也包括那些曾經自由、卻已遺忘自由滋味的人。
這是最可怕的。恐懼至少意味着人們還記得有些東西值得害怕失去。習慣卻令人們雖不再痛苦，但至少可以被喚醒。遺忘則不同，它是一種徹底的喪失。被遺忘的自由無法被懷念，因而也無法被追求。在這個意義上，二〇二六年中大校園裏的沉默，比二〇二〇年的沉默更加深沉，因為它已經不再需要任何外在的壓力來維持。
七、打破沉默的可能
然而拉波埃西的思想不止於診斷，也蘊含治療的可能。他最革命性的洞見在於：既然暴政的力量來自被統治者的合作，那麼撤回合作便是最根本的抵抗。不需要武裝起義和街頭革命，只需要停止配合。「你們便會看到他像一尊失去根基的巨像，因自身的重量而傾頹崩塌。」
在今日的處境中，這有甚麼意義？最根本的一件事是記憶。拉波埃西深知自由需要被記憶才能被珍視。而極權統治者最害怕的，正是記憶。記錄關靖豐事件，整理中大學術自由被蠶食的歷程，以及每一個因言獲罪者的名字和遭遇。這些看似被動的工作，其實是對強制遺忘最有力的抵抗。
另一件事是打破拉波埃西所說的「孤獨」。恐懼的效力建立在人與人的隔絕之上。一旦人們發現自己不是唯一不滿的人，勇氣就有了萌生的土壤。這不需要甚麼壯烈的舉動。一次私下的坦誠交談，一張措辭謹慎的學術聲明，讓人知道「你不是一個人」的訊號，都可能成為打破沉默的裂縫。
關靖豐本人的行為便是一種勇氣的示範。他在一百六十八人喪生之後，沒有像大多數人那樣沉默，而是做了一件在正常社會理所當然、在今日香港卻格外勇敢的事：公開要求問責。他為此付出了六年學業的代價。但他的行動向所有人證明了一件事，就是選擇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可以選擇沉默，也可以選擇不沉默。拉波埃西說，如果自由從地球上消失了，那些感受到軛之重量的人也會重新發明它。關靖豐不一定讀過拉波埃西，但他的行動正是拉波埃西所描述的：在一個所有人都噤聲的環境裏，以自己的行動重新實踐了一種微小但真實的自由。
結語
回到最初的場景：二〇二六年二月，一個大學生被開除，山城沉默。拉波埃西的理論幫助我們看清了這場沉默的結構。恐懼是表層，習慣是中層，遺忘是深層，而利益的金字塔則將這三者編織在一起，使得壓迫可以自行運轉，不再需要暴君親自動手。
但拉波埃西的理論也迫使我們面對一個不舒服的問題。如果暴政的維繫依賴於被統治者的合作，那麼每一個沉默者都已經是參與者，沒有誰只是旁觀。紀律委員會做出了開除的決定，但使這一決定得以不受挑戰地執行的，是圍繞在它四周的廣泛沉默。這份沉默絕談不上無辜：不開口就是許可，不行動就是共謀。
我知道這樣的判語對許多仍在中大煎熬度日的舊同事而言，讀起來會刺痛。他們或許覺得我站在安全的異鄉指點江山，不曾承受他們每天面對的壓力。這份刺痛我理解，也不迴避。但拉波埃西五百年前的追問之所以至今仍有力量，正因為它不放過任何人，包括提出追問的人自己。每一個認真面對「為甚麼服從」這個問題的人，都在動搖服從的根基。因為一旦意識到自己的沉默並非被動的承受，歸根結底是主動的選擇，便再也無法假裝無辜。
這篇文章緣起於關靖豐事件，我對中文大學的批評如此尖銳，因為我是中大人，幾十年的歲月都交付在那座山城，眼看它淪落至此，悲憤痛心到了極處。但我必須追問一句：中大之外，其他大學就可以置身事外嗎？港大、科大、理大、城大、浸大、嶺大，哪一所院校的教授曾經為關靖豐說過半句話？有學術組織曾經就此事發出過聲明？絕大部分學者教授同樣自願為奴，在沉默中維護着各自那一小片安穩的日常。拉波埃西的批評對準的從來不只是一所大學。中大如此，港大如此，香港每一所院校、整個學術界、以至整個社會，無一倖免。自由探究、獨立思考、為真理作見證，這些大學賴以立身的理念，在今天香港的大學裏已經名存實亡。而大學理念的死亡並非孤立的事件，它是香港公義與法治全面淪亡的一個縮影。當法庭可以將為死者請命定性為煽動，當大學可以因此開除學生而無人異議，我們面對的就不僅是一所大學的墮落，而是一整座城市的道德崩塌。
在一個為死難者請命可以被定性為「煽動」、這位為死難者請命的人可以被大學開除的時代，我們每一個人，無論身在何處，都面臨着拉波埃西設下的那道古老的選擇題：不是「你敢不敢反抗」，而是：「你的沉默，在成全甚麼？」
後記
《自願為奴論》是反暴政哲學經典，影響後來西方政治思想極深。月前我聽陳健民教授在他的「健民書室」談趙越勝先生的《自願的奴役與自由的靈魂》一書，深受感染。之後看了拉波埃西的原典，獲益匪淺。近日關靖豐事件，正可以運用拉波埃西思想去解讀這事。文中沒有涉及近代有關 moral complicity 的論述。
《自願為奴論》網上可以下載，此是小書，不到一百頁。書名為 The Politics of Obedience: The Discourse of Voluntary Servitude, trans. Harry Kurz.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文章来源：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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