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部分反对派与异议群体的流亡者中，一种现象逐渐显现：对中共政权的批判，滑向了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乃至“中国这片土地”的整体否定。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反抗的深化，而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疲惫与异化。
一、批判的错位：当制度之恶被转译为族群之罪
中共政权的罪恶并不需要夸张，它制造灾难、压迫社会、摧毁公共生活。然而，问题在于，当愤怒不再指向权力结构，而转而指向人民与文化整体时，批判便发生了对象的错置。
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土地并非天然的加害者。相反，它们同样长期处于制度暴力的支配之下。
恨制度，意味着政治理性；
恨族群，则意味着道德坍塌。
专制最希望看到的，并不是反抗者的勇敢，而是反抗者在仇恨中失去分寸，最终亲手摧毁自身的正当性。
二、犬儒的诱惑：流亡经验如何走向自我腐化
流亡者的痛苦是真实的。长期压迫带来的创伤，很容易转化为一种绝望的犬儒：既然无法改变制度，便索性否定一切；既然无法拯救社会，便宣告民族不可救药。
于是，“支黑”“恨国”成为某种姿态，刻薄被误认为清醒，厌世被包装成洞见。
但这种语言并不产生自由，它只生产冷酷。
当批判不再通向公共伦理，而通向集体诅咒，反抗便不再是反抗，而是一种精神溃败。
三、文明的底线：拒绝集体仇恨
文明社会之所以成为文明社会，并不在于制度模板的移植，而在于一种底线伦理：承认人的尊严，理解受害者的复杂性，拒绝集体仇恨。
然而，一些流亡者即便身处欧美，仍携带着专制留下的精神阴影：他们用辱骂替代论证，用仇恨替代思想，用绝望替代希望。
这不仅无法构成建设性的批判，反而可能以另一种方式侵蚀公共空间——让反抗变成情绪的污染，而不是道德的召唤。
四、反抗的真正难度：不成为恶的延续
最艰难的反抗，并不是揭露或控诉，而是在遭受暴政之后仍能保留悲悯。
在见识黑暗之后，仍不放弃善；
在被伤害之后，仍拒绝把世界简化为仇恨。
中国的问题，并不是民族本质的缺陷，而是制度性暴力所造成的长期社会创伤。如果连受害者都开始厌弃受害者，那么暴政便获得了最彻底的胜利。
结语：恨可以理解，但不能成为归宿
流亡者的愤怒值得理解，那种撕裂与屈辱并非虚构。但必须指出：
恨可以是起点，却不能成为终点。
恨若不被悲悯节制，终将吞噬人的灵魂。
反抗专制者必须警惕：不要成为专制的回声。否则，无论身处何地，都只是带着精神牢笼迁徙。
真正的自由，并非离开土地，而是不再让恶在心中延续。
祷告：
主啊，我们呼求祢的怜悯。
怜悯那片土地上的人——
那些被谎言蒙蔽的、被恐惧捆绑的、被暴政压迫的灵魂。
他们并非天生卑贱，只是长期被制度之恶摧残，被权力践踏，被黑暗遮蔽。
主啊，也求祢怜悯那些自称抗争者的人。
他们本是受害者，却在仇恨中迷失；
他们本应追求公义，却在辱骂中堕落；
他们逃离了暴政，却未逃离暴政在心中的阴影。
求祢赐下光，使人警醒；
赐下爱，使人不被恨吞噬；
赐下悲悯，使反抗不至于成为新的恶。
愿我们不以诅咒回应苦难，
不以仇恨延续黑暗，
愿公义与仁慈在这破碎之地重新相遇。
奉主之名，阿们。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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