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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經歷 156 日審訊，被裁定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煽動 3 罪成，判囚 20 年，為《國安法》生效以來刑期最重被告，其餘 8 名認罪被告被判監 6 年 3 個月至 10 年不等。法官指，本案串謀精心策劃、早有預謀，屬「罪行重大」，而黎是幕後主腦，須提高量刑。
在香港，判囚 20 年或以上多見於販毒、殺人等重罪。在本案中，法庭基於甚麼因素裁定屬《國安法》下「罪行重大」分級？理據是否充分？勾結罪量刑起點分別定在 18 年及 15 年監禁，是否過高？高齡又是否有效的減刑因素？
《法庭線》訪問了港大法律學院教授楊艾文、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及法律評論員黃啟暘，為讀者解讀判詞重點，剖析高等法院對首宗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的量刑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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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法官裁定本案屬「罪行重大」，理由是否充分？
判詞指，各方均不爭議本案屬「罪行重大」，而兩項串謀勾結罪，均屬精心策劃且早有預謀，案發時香港尚未從 2019 年反修例運動所引發的「社會動盪」中完全復原，《蘋果》亦在該場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判詞指，即使《國安法》生效後，被告請求外國制裁變得較含蓄及隱晦，但僅屬形式上轉變，而非實質改變，事實上確實促成制裁措施。雖然本案串謀非導致這些行動的唯一原因，但「若稱被告的行為並非其中一個促成因素，實屬不切實際」。
黃啟暘：法庭達致「罪行重大」的推論過程，或許有一些遺漏。例如法庭提到，界定本案是否屬於「罪行重大」時，考慮了「馬俊文案」內列出的因素，包括社會氣氛、犯案手法、罪行規模等。法庭依據此指引，認為案發時香港尚未從反修例運動所引發的「社會動盪」中復原。
然而，根據「呂世瑜案」，雖然「馬俊文案」所列因素有助評估罪行嚴重性，但不應被「機械式」應用。上訴庭在「馬俊文案」將 2019 至 2020 年社會運動背景納入考慮，主要是因為該案背景與暴力行為、破壞公共秩序的風險有直接關連，但本案不涉武力元素，法庭似乎將原本與暴力風險直接掛鉤的社會運動背景，套用至純粹非暴力的勾結罪行，「係咪可以咁樣直接適用呢，會有啲疑問」。
另外，法庭當然可以認為被告行動促成制裁措施，「但佢就應該要解釋（推論過程）⋯⋯判詞好似都冇咩著墨，只係話『外國人都會聽佢講，或者好欣賞佢，所以佢講嘅嘢，佢哋一定會聽到啦』。就算唔係一個好明確嘅推論過程，但都唔係咁樣就咁一句，就可以處理得到」。
江樂士：法庭裁定黎智英為主腦並策劃串謀，旨在損害香港、破壞「一國兩制」及削弱中國，假如法庭最後裁定罪行並非「罪行重大」，明顯與證據相違。而黎在《國安法》後仍持續活動，構成加刑因素，顯示「他自恃財富、地位及人脈，自認凌駕於法律之上；但如今他已明白並非如此（he thought, because of his wealth, status and powerful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that he was above the law, but now he knows otherwise）」。
Q：法庭處理量刑分級時，裁定毋須考慮個人角色？
判詞指，上訴庭指出若被告在串謀罪中，角色相對「不重要」，並不構成求情因素。相反，如被告角色主動，則會加重刑責。而在本案，黎智英無疑是主腦，應處以更重刑罰。其餘被告的罪責則難以區分，因他們全是知情參與者，並在串謀中擔當積極、主動且廣泛的角色。
黃啟暘：《國安法》下其他控罪，例如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分級，列明「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積極參加」、「其他參加」，可見被告參與程度是考慮嚴重性的基準之一。但在勾結外國勢力罪，條文只列明「罪行重大」，使法庭認為至少在分級時，只需考慮罪行嚴重性，而不考慮個人參與程度，「以《國安法》嗰個寫法嚟講，係無可厚非」。
Q：判詞指《國安法》前言行，有助評估罪行嚴重性？
判詞強調，《國安法》不具追溯力，被告不應因為《國安法》實施前的行為或政治思想而受懲處。惟這不代表《國安法》生效前發生的事情毫無關連，官指相關行為是犯案背景的一部分，用以評估罪行嚴重程度及各人罪責。
黃啟暘：判詞指《國安法》生效前的行為，是犯案背景一部分，「但實際上佢處理判刑嘅時候，睇唔到佢有喺呢度作任何嘅區分，《國安法》生效之前做嘅行為有幾嚴重，生效之後做嘅行為有幾嚴重，佢冇一個好有系統性嘅分析，佢只係好似印象式（裁定）罪行重大」。
楊艾文：我認為法庭評估罪行嚴重性（gravity of the offences）時，考慮被告於《國安法》前的言行並不恰當，即使相關行為與判定被告的法律責任（liability）相關。上訴庭至今尚未就「勾結罪」訂立量刑指引，辯方或可考慮基於此理由就刑期提出上訴。
江樂士：法庭的做法合適，亦屬普通法體系下的做法，即「類同事實證據規則」（similar fact rule）。根據該規則，被告以往的不當行為，可用以顯示其犯罪傾向，此類證據具有「高度證據價值（strong probative value）」。此原則於普通法國家廣泛應用，亦適用於本案。證據顯示，黎在《國安法》生效前已涉及非法活動，並在生效後持續進行，無可避免影響最終刑期。
Q：勾結罪量刑起點定於 15 年、18 年監禁是否過高？
針對兩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各以 15 年監禁為量刑起點，考慮到黎是「幕後主腦（mastermind）和推動者（driving force）」，將他面對的兩罪量刑起點，提高至 18 年監禁。
黃啟暘：如前述，個人比較關注「罪行重大」的定性是否恰當，若法庭一旦裁定案件屬「罪行重大」，「嗰個刑期由 10 年去到終身監禁，咁你話 15 年呢個刑罰係咪明顯過重呢，（法律上）真係好難去挑戰」。加上《國安法》有最低刑期，即使其他人的參與程度真的很低，或是受指令行事，「但佢都低極都唔會低得過 10 年（監禁）」。
楊艾文：針對黎智英的兩項勾結罪，量刑起點「似乎偏高（appear to be on the high side）」，因法庭採納了較高的量刑起點，並基於黎的「主腦」角色大幅加刑。其餘被告的刑期則看來並非明顯過重。
江樂士：是次判刑及量刑起點合適，「罪行重大」分級亦恰當，考慮到罪行嚴重性、黎毫無悔意，以及法定刑期下限為 10 年監禁。當法庭裁定黎為串謀「主腦及推動者」，在適當調整加刑及求情因素後，黎現時的量刑起點幾乎屬無可避免（inevitable），而且勾結罪最高刑罰為判囚終身，其量刑起點本可更高。
Q：高齡是否減刑因素？
黃啟暘：在普通法判刑原則下，高齡非減刑因素。以毒品案為例，「其實同年紀細唔可以減刑原因一樣，因為毒品集團會搵呢啲年紀偏大或者偏小嘅人，去做佢哋嘅代罪羔羊」。
如判詞所述，案例提到獄中醫療照顧水平，與其他地方所獲得的水平相同，甚至更佳，而黎智英亦沒提出，其疾病「要去用某一種昂貴嘅治療」，所以單純健康狀況非必然屬減刑理由。
至於在獄中老死，如「黃炳基案」提及，「假若申請人因年紀老邁而有可能老死獄中，他可以在有需要時向行政長官提出申請，要求特赦，但被告人年紀老邁，這並非法庭在判刑時遠離有關量刑指引及作出特殊安排的理由。當然法庭可根據個別案件，以被告人年紀大而在判刑時酌量輕微調整。」
上述案例是指，被告會否在獄中老死，並非法庭要考慮的事情，「行政機關、行政長官可以考慮特赦或者減刑，就係用行政權去減刑嗰個機制去處理，就唔係話判刑嘅時候，因為呢件事，原則上就必須要特登判一個比較低嘅刑期，等佢唔會喺獄中老死。」
江樂士：黎因高齡、健康狀況以及單獨囚禁等綜合因素而獲減刑，可說「頗為幸運（quite fortunate）」，因為當罪行性質嚴重時，年齡對判刑的影響甚微，而且政府醫療服務已全面照顧黎的健康狀況，並且是他本人要求單獨囚禁。
量刑的基本原則是刑罰須與罪行相稱；若罪行嚴重，即使是高齡罪犯亦須面對嚴厲懲罰。案例指，有販毒案被告因年屆 78 歲而申請減刑，上訴被駁回。英國亦有相類做法，案例提到判刑時，必須與被告年齡、罪行嚴重性，以及施以適當懲罰的公眾利益之間作出平衡。
HCCC147/2021、HCCC51/2022、HCCC52/2022
文章来源：法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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