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被控煽動顛覆案，今（23 日）踏入審訊第 16 天，鄒幸彤繼續作供。她提及支聯會長期支持《零八憲章》運動，原本擬待劉曉波出獄後慶祝，但 2017 年劉突於獄中病逝，「我哋都離唔切話可以⋯爭取到佢⋯臨死之前可以出一出嚟見到佢屋企人」，鄒憶起時於庭上哽咽落淚。法官陳仲衡關注，《零八憲章》相關主使人在內地被定罪判監，問支聯會是否支援他人作出在內地可能會「招惹刑責」的行為？不考慮內地人的後果？鄒反駁指《零八憲章》主張憲法權利，根本不應有任何刑責，發起人被判刑正反映「法律被政治利用」；又指在專政國家爭取民主一向有風險，「係咪因為咁，就唔去做正確嘅事情呢？」
法官李運騰其後指，顛覆罪中的「非法手段」是指在香港或內地非法，宜留待陳詞處理，又指本案沒有內地法律專家，法庭無法處理「究竟乜嘢嘢喺內地屬於非法」，又指「我哋無從判斷、亦都唔應該判斷，究竟內地個定罪係咪妥當，我哋只能夠當佢係一個妥當嘅定罪嚟處理嘅啫」。
鄒幸彤指 2018 年修憲是「顛覆國家政權」，尤其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但法官指不能爭議憲法的法律地位。（資料相片）
鄒確認蔡耀昌批修憲文章代表支聯會立場
身穿黑色喵坊 T 裇、白色大褸的鄒幸彤今繼續作供。鄒幸彤上周展示 2018 年 4 月第 117 期《港支聯通訊》，法官黎婉姫關注時任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修憲是為民還是為黨？〉一文，提及「有人說，就算不修訂《憲法》第一條，共產黨領導根本已是事實存在；不錯，『一黨專政』的存在是現實，但筆者認為，寫入《憲法》將之更為合法化，則是更不能接受的」，問「共產黨領導」是否等同「一黨專政」，鄒不同意。鄒今確認文章屬支聯會立場，指支聯會設發言人制度，在支聯會刊物或活動以正副主席名義撰文或發言，基本默認為代表支聯會立場。
鄒續引文章提到，2018 年修憲時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是對《八二憲法》的重大顛覆和倒退。鄒表示支聯會當時已認為修憲「本身已經係顛覆緊當時一個憲法嘅制度體制」。法官陳仲衡指，不論支聯會對 2018 年修憲看法如何，「但修咗憲之後就成為咗憲法」；鄒同意，但強調「而家顛覆緊國家政權或國家制度就係共產黨自己，佢哋進行呢次修憲就係又一次顛覆」。陳官再重申，但修憲後「就係睇修咗後嘅憲法去考慮」，鄒說「唔淨止係」，指憲法屬修改、不是整部推倒重來。
法官李運騰總結，即鄒幸彤覺得 2018 年修憲「係唔啱」？鄒指甚至是顛覆憲法制度，但是以表面上「合法」的手段進行；又笑言實際上會否如 47 人案判決般，可指人大沒有盡責審議修憲、因而是違法行為，當然沒有案例處理或具體司法解釋。
鄒幸彤形容 2018 年修憲加入「共產黨領導」字眼是倒退，是試圖將一黨專政現實合法化。（資料相片）
鄒：2018 修憲屬倒退，擬將一黨專政現實合法化
鄒續引該文章提及，《七五憲法》及《七八憲法》均有十分強烈的「文革」及毛澤東時代色彩，但自 70 年代落實改革開放、否決及清除「文革」遺害前提下，修憲成必要之舉，「《八二憲法》汲取了毛澤東時代和『文革』時期的歷史教訓，而局部減弱了共黨專制及個人專權色彩」，當中正式條文不再有涉共產黨領導的規定，亦規定國家領導人的任期限制。
鄒解釋，無論修憲前後，憲法離他們理想中真正的民主憲法都有距離、要修改，但畢竟《八二憲法》加入人權等條文，比起《七八憲法》是向一個「減弱專政」、「結束一黨專政」的方向進行、「向我哋認為啱嘅方向改變緊」；但 2018 年修憲卻是向「反方向」行，因此他們在 2018 年前修憲的建議，在 2018 年後仍適用、甚至更適用。李運騰指，即鄒認為 2018 年修憲是「一個倒退」；鄒同意，重申之前的修憲是「向緊結束一黨專政嘅方向行緊」。法官李運騰指因為沒有專家，難判斷此詮釋是否正確，但鄒的證供是代表支聯會當時立場。
鄒續確認，支聯會立場是一黨專政的存在是現實，而修憲將共產黨領導寫入憲法，是嘗試將一黨專政的現實「合法化」，「但做唔做到，我有質疑啦」。她亦指，中國憲法弔詭之處，是沒有司法實踐可測試現實中的「一黨專政」是否等於「共產黨領導」，因憲法在法庭「不可訴」、實際上是「無牙老虎」，故支聯會長期主張憲法要落實成為「有牙老虎」。她又指，憲法加入「共產黨領導」是否真能合法化一黨專政的現實、又或專政和領導的界線如何劃分，「憲法根本畀唔到任何答案、亦落唔到地」，因此《零八憲章》提倡「設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制度，維護憲法權威」，是支聯會一直支持的方向。
法官質疑支聯會聲稱支援內地民運，是否不顧內地人後果？鄒幸彤舉例紀念六四或被關押，是否因此就不支持天安門母親討回公道？（資料相片）
官質疑支援內地《零八憲章》如推動人惹刑責
法官陳仲衡續指，涉《零八憲章》人士最後被判監，問 2018 年時，支聯會仍想在內地推動《零八憲章》？鄒說：「當然，《零八憲章》嘅運動冇停過，直到而家都冇停過」，但較難在國內推動，多數是在香港推動。陳官續說，支援人在國內推動，「即係支援啲人去做會招惹刑責嘅行為囉？」鄒說「要小心啲講」，指《零八憲章》的聯署人有五位數字，很多人沒坐監，「唔係直接話支持零八憲章就係等於有刑責，我哋唔可以咁樣講」，又強調「就我哋立場睇，成個《零八憲章》主張都係一啲憲法權利，根本都唔應該有任何刑責。」
法官陳仲衡再質疑：「但客觀嘅事實係，一啲同《零八憲章》有關嘅主使人，係因為咁而被判監、被定罪吖嘛，但你哋 18 年仍然想支援人喺國內推動一啲可能會為佢哋招惹刑責嘅行為？」鄒說「我唔會話可能招惹刑責」，並指發起人被判刑，正反映「法律被政治利用」的問題，「我哋話應該做啲咩、唔應該做啲咩，冇辦法考慮政治點樣打壓你」。
陳仲衡再追問，支聯會稱要支援內地民運人士，「你哋唔會考慮內地人嘅後果？」鄒說，「如果佢哋堅持爭取民主，我哋梗係要支持佢哋啦」，而爭取民主在專政國家「不嬲都有風險」，香港和國內都一樣，反問「係咪因為咁就唔去做正確嘅事情呢？」。陳官再追問，「即係你哋對於爭取民主嘅比重，係大於對國內人士影響嘅考慮？」鄒指不可說大於或細於，指主動或選擇權在他們身上，「佢哋做咗啲嘢，我哋就係支援，我哋唔可以代佢哋抉擇。佢哋覺得呢樣嘢有風險、冇風險，承受到幾多，係佢哋自己選擇」，舉例在內地連紀念六四也有被檢控和被關押的風險，「係咪因為咁就唔支持天安門母親為佢哋嘅細路仔討回公道呢？係咪咁樣就係推佢哋違法呢？內地好多唔應該坐監嘅事情都有坐監嘅風險。」
法官黎婉姬指，即鄒也認為，其支持的行為在內地有招惹刑責的風險？鄒說有被捕風險、但不同意有刑事責任，又指認為不可用香港經驗去看內地何謂刑責。黎官指，但支援內地人士推動《零八憲章》，不是應審視內地會否招惹刑責？鄒坦言不涉政治立場，以任何客觀學術標準量度，中國也沒有司法獨立、「不是一個法治上好好嘅國家」，所謂刑責「好多時係政治檢控嘅後果」，故不能直接將香港對刑責的理解應用於內地，又指內地法院尤其審理政治案件，是靠政法委員會決定。黎官改問若不講刑責，相關行為或引致被拘捕或拘留？鄒答：「係，絕對係。」
鄒幸彤庭上引述和解釋多篇文章，反駁控方指控支聯會煽動對共產黨仇恨和非法行為。（資料相片）
向人大聯署籲釋放劉霞 官關注用字煽情
鄒續展示 2015 年以常委名義撰寫的〈西單再起，現代誅九族〉，控方開案陳詞引她文中提及「在中國，一旦涉及任何政治議題，就得有被『誅九族』的準備⋯必須堅持挑戰，改變這個國家的制度，斷絕這種『誅九族』的國家邏輯，才對得起許許多多無辜的犠牲者」，指她必然是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語境下鼓吹傳揚「結束一黨專政」。
鄒指，不能單看控方抽出來的說話來指她煽動非法行為，解釋文章背景是當時籌辦「新春團圓行動」，透過派揮春等籲港人關注國內失去自由的行動者和家人，又收集聯署寄給人大，呼籲停止監視劉霞等。法官李運騰總結，即鄒撰文目的不是控方所指假借民主之名挑起對共產黨仇恨、而是有正當目的，鄒同意，又指文章即使有煽動人，亦只是叫人參加類似的行動聯署，「唔可能話煽動啲唔知咩顛覆到國家政權嘅行為」。
法官陳仲衡問，即與「結束一黨專政」口號無關？鄒說「當然有關」，指他們所做的行動都是在「結束一黨專政」綱領下做，但是做很具體的行為，如擺街站、聯署。法官李運騰指，他們最終收集簽名交予人大，可理解為請願行動，而非嘗試污衊中共，鄒同意。李官關注，以「誅九族」為題「好似比較煽情」，鄒答稱是文學選擇、亦是實際存在問題，指不少人的家人同事均受影響。法官陳仲衡問，行動一方面向人大請願、另一方面就指相關人士被「誅九族」，即人大被指為「誅九族」？鄒說：「咁我諗我哋面對事實⋯真係有啲咁嘅情況發生，我哋都要跟事實說話」。鄒另引同年所撰〈雨傘一周年，勿忘傘捕者〉，呼籲如何支持國內因支持雨傘運動被捕人士。
2017 年，劉曉波因肝癌離開監獄，到沈陽市醫院接受治療，最終病逝。（資料相片）
憶劉曉波病逝哽咽落淚
鄒幸彤續引 2016 年支聯會工作報告，提及推動《零八憲章》和爭取釋放劉曉波，指屬支聯會長期支持、一直持續的工作。她憶述，「其實去到 16、17 年階段，劉曉波先生都坐咗大半刑期，我哋已開始計劃緊佢就嚟出嚟，可以點歡迎或者慶祝，可惜去到 2017 年中突然傳來噩耗話佢已病重，好快走咗，我哋都離唔切話可以⋯爭取到佢⋯⋯」鄒此時語帶哽咽、微微低頭，再吸一吸鼻子、輕嘆一口氣：「臨死之前可以出一出嚟見到佢屋企人。」
法官李運騰見狀，問鄒：「需唔需要休息吓？有冇紙巾？」鄒拿起桌上的紙杯喝水，法庭書記並上前遞上紙巾，鄒拿過紙巾後擦鼻和拭淚，低頭靜默良久，旁聽席亦有人拭淚。鄒續說，劉曉波在羈押下於 2017 年 7 月 13 日逝世，「最後連骨灰都冇得留低啦」，當時支聯會有辦一連串活動回應，如燭光遊行、七日祭、海祭、貼街招尋找劉霞，又聯合 42 個國際團體辦聯署，要求徹查劉的死因、釋放劉霞及因悼念劉曉波而被捕的眾多公民。
鄒說，聯署不久，因海祭劉曉波的人的確陸續獲釋，雖然不能確定中國政府為何做此決定、甚至是否知道該聯署，但也希望傳達訊息：「關注行動唔係冇意義嘅，係真係有機會改變到一啲受難者或受迫害者朋友嘅情況⋯即使劉曉波唔喺度，《零八憲章》嘅運動係未完結，我哋都希望讀者繼續關心因為呢件事受影響嘅所有人。」法官李運騰關注，鄒幸彤是指直至 2018 年，《零八憲章》的運動在內地仍然繼續？鄒指「我理解係」，但認為自己「冇乜資格作為證人喺度講呢件事」，只有資格講支聯會支援行動仍繼續；並確認至被捕前，支聯會仍繼續支持《零八憲章》。
鄒：盼香港了解內地行動者，跨地域爭取民主
鄒幸彤續說寫上述文章，「最主要目的真係唔係話要煽動啲咩行為」，而是想讓香港朋友了解內地行動者的故事，這亦是她一直想在支聯會做的事；加上辦講座、小組活動、派傳單等，「我希望做到嘅係等香港人睇中國嘅時候，唔淨止係睇到嗰啲好宏大嘅國家敘事，而係可以睇到嗰啲實實在在嘅人，尤其嗰班畀政府刻意抹去、為民主自由付出咗好多嘅人。我希望香港人係可以見到，民主自由唔淨止係我哋嘅追求，亦都係無數中國人嘅願望。」
她續說，「我更加希望可以做到，大家可以唔好成日畀當局宣傳嗰種好狹隘嘅民族主義所綁架，可以更多跳出一種講身分、劃敵我嘅思維模式，更多去講返一啲普世價值、共同人性，從而可以跨越地域、身分，去團結返一啲爭取民主嘅力量。」因此當她積極講述相關故事，「明顯就唔係想要煽動咩仇恨，而係想促進返中港兩地朋友嘅理解。甚至乎其實對我哋來講，呢啲根本唔係啲咩負面嘅故仔，我會覺得呢啲先係中國最正面嘅故事，我哋講緊嘅係中國入面最優秀嘅一批人。」此時鄒再微微抿嘴，話音略哽咽。
鄒續引她在 2019 年六四前的講座〈後八九的中國民主運動〉，解釋當時希望較系統地講述支聯會， 30 多年來支持的中國民運，並提及多個例子，如民運人士陳西在八九屠城後的恐怖氛圍下堅持搞罷工抗議，判囚三年，出獄後搞反對黨再被判監十年，其後辦人權論壇、參選人大再判監十年；高志晟、許志永由法律維權走入政治反對運動；謝文飛、王默向香港社運取經、因支持雨傘運動被捕及受酷刑等，指一方面反映中國民運多年來策略和形態的轉變，亦望港人發現其實兩邊均在面對類似掙扎、面對同一制度上的壓迫，從而產生共鳴，成為關注的起點。
鄒總結指，多年來說支援中國民運，「支援緊嘅，就係啱啱講緊呢啲好具體嘅人或事，從來唔係空談一啲好大嘅政治改革，更唔係講吓咩『打倒共產黨』嘅口號嚟自 high。民主運動個實體係人啦，關心人、支持人，同埋喺人同人之間去建立連結，永遠都係結束專政，建設民主嘅第一步。」
鄒幸彤指支聯會多年來支援不同形態的民運，包括但不限於修憲。（資料相片）
稱支聯會支援各種形態民運、包括但不限於修憲
控方於案中的檢控基礎，是支聯會非倡修憲運動、而是煽動人以非法手段結束共產黨領導。鄒續說，從中國民運背景去看，修憲運動「先係最敏感、最冇空間嘅一種政治反對運動」，指 1989 年後很多人嘗試提修憲，但全被打沉、坐監，因此後來才演變成講維權、民生抗爭，但指不論如劉曉波直接提修憲，抑或維權運動，均屬支聯會支援的民主運動一部分。
法官陳仲衡問，案發期間支聯會是否提倡修憲？鄒說是、但不止是，解釋中國民運以什麼形態表現，很視乎當時政治環境，「越高壓嘅環境，越唔可能出現明目張膽嘅修憲建議⋯如果將唔係修憲就話係非法，邏輯係好根本地同中國個政治現實係非常離地」。陳官追問，她稱修憲外推進民運的方法，是否涉改變國家根本制度？鄒說最終理想是民主轉型、非法律意義上的根本制度，又指「參與運動嘅人唔會睇憲法點寫，參與運動嘅人只會話我想要民主⋯支聯會都唔係睇住憲法嚟講目標，我哋目標咪係『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囉。」
鄒續引《港支聯通訊》另一篇文章提及，中國民運出現過組黨、憲章、新公民、維權、基層運動等，均屬支聯會曾支援過；並確認支聯會支持各種形態民運，包括但不限於修憲，至控罪期間仍然如是。
控方開案時依賴鄒幸彤2016 年〈平反六四 停止濫捕 結束專政 力爭民主〉一文，法官陳仲衡關注提及「獨裁者最害怕的是自己的人民；只有中國人民能推翻中國共產黨」。鄒指是假設情況、亦是事實的情況，指中共如要被推翻亦只能如此發生；又指這裡談及獨裁者為何害怕，「因為人民有能力推翻佢」，但「唔係講緊我哋做啲咩」、「冇話其他要煽動人做咩嘅意思入面」；又重申文章是解釋當年六四集會主題。
鄒回應控方引述何俊仁文章，指文中提及的和平抗爭如集會、遊行、示威等，全不屬非法手段。（資料相片）
官指支聯會「非暴力抗爭」或被內地定性為非法
至於控方依賴何俊仁 2017 年，以支聯會主席身分所寫的〈如何結束一黨專政〉，提及據歷史經驗，專制政權結束離不開三途徑，包括領導者自我改革，把權力開放達至民主；暴力革命把專政推翻；及民間社會和平抗爭，迫執政者不斷改革達至民主轉型。就和平抗爭的型態，文章提到包括集會、遊行、示威、上訪、聯署、網上輿論批判，以至維權律師在法律制度內外的抗爭等。
鄒指，支聯會明確拒絕暴力革命，而文中和平抗爭的行為模式，全部都不屬非法手段，「甚至你都可以話包括我哋依一刻喺法庭進行抗辯，都係依度提到法律抗爭嘅一種方式，係用緊我哋證詞、我哋嘅陳詞，去捍衛返結束一黨專政嘅正當性、合法性，為相關行動撐住一個合法嘅空間，但斷唔可以話因為依個係法律抗爭嘅一部分，就話我哋而家唔認罪，係非法手段㗎嘛。」法官陳仲衡指，文章亦提到法律制度外的手段。鄒回應，法制外手段不代表非法，舉例人權律師撰文披露無法見當事人，亦是法制外手法，「因為根本行唔入法律制度。」
法官陳仲衡亦關注，文章提及當年「不斷有人付出自由」，問是否承擔法律後果而失自由。鄒指劉曉波、許志永正因做上述的事失去自由，形容是事實陳述。陳追問，而事前是經內地法律程序判定一些事實、再失去自由？鄒指不一定，舉例劉霞亦失自由多年，「佢有咩法律程序呢？」她又指，內地有很多不經法律程序失去自由的情況，如敏感日子「被旅遊」、天安門母親六四前失聯。
陳仲衡續指，因此就鄒稱的非暴力抗爭，亦包括在內地會被定性為非法的手段。鄒認為，着眼點不是政府如何定性、而是其行為性質，指上訪、集會、遊行、示威，「本質上就唔係啲咩犯罪行為嚟」。她又指，專制下法律經常被「武器化」打壓民間抗爭，「當權者會唔會用法律打壓呢啲和平抗爭，我哋控制唔到，我哋只能控制自己遵守咩原則、用啲咩方式、判斷自己行使憲法原則去做」。
官：非法手段涉香港抑或內地，留待陳詞處理
自被告作供以來，庭上已屢出現，就支聯會鼓吹行為在內地是否違法的爭議。法官李運騰續指，認為就《國安法》22 條顛覆罪條文下的「非法手段」，所指是在香港抑或內地「非法」，要留待陳詞處理，又指因沒有內地法律專家，「我諗我哋都冇辦法處理究竟乜嘢嘢喺內地屬於非法」。他又說，「我諗我哋有個困難呢，就係我吔無從判斷、亦都唔應該判斷，究竟內地個定罪係咪妥當，我哋只能夠當佢係一個妥當嘅定罪嚟處理嘅啫，如果有定罪的話啦當然。」鄒同意留待陳詞處理。
鄒幸彤續指，五大綱領須整體理解，並解釋就平反六四的立場。她呈上 2015 年〈全民團結爭民主！平反六四一起撐〉一文，提及平反六四包括爭取確立歷史真相委員會，調查史實、公開資料、設立紀念館、編寫歷史；及成立恢復正義委員會，要求政府道歉和向加害者追究責任。
法官陳仲衡關注，「恢復」即「本來有」？鄒笑言「天賦我哋係應該有」；法官黎婉姬亦問，不是「恢復返個會，正義委員會」？鄒笑指是「恢復正義」的委員會，並解釋支聯會要求平反六四，是望有公開的、制度內、透明的方法進行調查、問責和賠償，而非純粹要求當權者有更好的定性、更非制度外私了尋仇，而此一目標只能透過法治手段達成。
法官陳仲衡關注，文章是「有咗個結論，先提出要求」，認為「政府係錯，先至要道歉」。鄒笑言「我哋當然認為六四屠城入面政府係錯啦」，又說「我諗有咩係啱、咩係錯嘅事情，基本嘅對錯，正常人都應該有啲判斷囉，對於六四發生咗咩事情。咁政府殺咗好多人係一個基本事實。」法官李運騰指，若然有結論，為何仍要有歷史真相委員會？鄒說「個結論唔淨係死咗人吖嘛，成件事發生咗咩事、死咗啲咩人、死咗幾多人，全部都冇真相。」
李官續說，「或者我哋都唔好用太多時間喺平反六四呢方面」，指這始終非控方立論，控方無指平反六四「啱定唔啱」、亦不要求法庭作此裁斷，「我哋都唔傾向於喺呢方面有任何結論」，但明白鄒稱平反六四是在法治下進行的程序，鄒確認。鄒續說，結束一黨專政是很闊的概念，平反六四要求向專政問責、要求限制權力，正是結束一黨專政下的其中一個目標。李官問，即五大綱領中最高層次是「建設民主中國」，其他綱領是為達此目標的步驟或手段？鄒指不會說是步驟，但屬其內涵一部分。
鄒幸彤庭上重申當然認為「六四屠城」政府有錯，法官指「唔傾向於喺呢方面有任何結論」。（資料相片）
官關注六四集會宣言負面：是否將中共置於敵對？
鄒幸彤最後回應控方指控她在 2016 年六四晚會所撰的宣言，提及：「喺香港，六四同樣係一代人嘅啟蒙，每年嘅六四紀念活動成為咗唔少人參與社會運動嘅初體驗，傳遞住香港人對公義嘅堅持，對真相嘅執着，對強權嘅無畏同埋對人嘅關懷⋯打壓激發起反抗，反抗惹嚟更大嘅打壓，呢個睇起上嚟好似係一個死循環，但係只要反抗嘅記憶不滅，反抗嘅經驗不被遺忘，每一次嘅打壓就係民間力量嘅累積，守護記憶就係守護前人撒下嚟嘅火種，只要火種不滅，終有一日星星之火必將燎原。」
「喺中共對香港圖窮匕現嘅一刻，唔通我哋可以奢望獨善其身咩？呢一刻正正係我哋應該同國內無數嘅反抗者企埋一齊嘅時刻，結束一黨專政唔單單係為咗中國嘅民主，更加係為咗香港嘅自由。對於前線嘅抗爭者，民主路上嘅先行者，我哋唔可以畀佢哋孤單抗爭。」
鄒指，宣言是談及責任和選擇的問題，強調責任並非天生，「唔係話有咩身分就孭咩責任，而係一種基於良知嘅選擇，總有啲事情你唔可以睇到扮睇唔到、總有啲線你踩過咗係原諒唔到自己」，而相信民主、相信公民運動，就是相信每個人的決定和良知，但選擇和責任從來並非「輕飄飄」的事，而是會有代價、亦不一定有好的結果，宣言就是誠實向大家講，「我哋見到中國一代又一代人，企出黎孭起民主責任，然後一次又一次咁被打沉、關押甚至被殺害，既然係咁，點解我哋仲要堅持？個希望喺邊度呢？」。鄒指她的答案，就是每次打壓反抗雖然重重覆覆，「但佢都可以係一種經驗同埋能量嘅累積，就好似六四嘅屠城造就咗一代見證人嘅堅持」。她總結，最重要是「啱嘅事情就要去做」，「我哋做嘅嘢絕對無罪、唔係犯罪行為」。
法官李運騰指，宣言提及「圖窮匕現」，源於荊軻刺秦皇，笑言「我諗你唔係講自己係刺客嘅」，但關注是較負面講法，而鄒亦提及「劊子手」，問是否「將中共置於敵對一方」、是敵人？鄒指專政確實是其反抗對象，但不會用「敵人」字眼，「學劉曉波先生話齋，我們沒有敵人，我哋反抗嘅係個制度」，但同意是有對立的立場。李官再指「你講到好似仇人咁喎」，鄒指看不到講成仇人的意思，又指最主要訊息是與國內抗爭者「企埋一齊」，並非仇視、反而是關心支持某些人。
控方曾引述鄒幸彤在 2016 年六四集會上發言，法官提及「圖窮匕現」、「劊子手」等較負面，是否將中共置於敵對一方？（資料相片）
鄒：是叫大家承擔公民責任、做啱嘅事情
鄒續指，控方稱宣言是煽惑人進行顛覆政權、破壞推翻憲法制度的行為，但她認為宣言「成篇講要大家承擔公民責任、要大家做啱嘅事情，我睇唔出點樣煽惑他人做一啲犯罪行為」，就算叫大家繼續與支聯會「企埋一齊」、繼續燭光集會，亦非煽動非法手段；況且如宣言目的想叫人來燭光集會，聽到宣言的人已身處集會，「唔會所謂煽惑佢嚟。」
她續說，宣言作用與其是煽惑他人，其實是要陳述他們立場：「我哋代表啲咩，點解咁做，等聽到嘅人去判斷我哋代表咩價值、做啲咩、值唔值得支持我哋⋯係根據我哋自己理念原則，向公眾作出嘅一啲承諾」，就如最後所言「我們無法承諾天明，卻能承諾同行，直到六四真相大白，劊子手面對審判的那天，直到一黨專政終結。」法官李運騰問，宣言會否鼓勵大家一直與支聯會同行？鄒指可有此效果，但不會說是主要目的。
案件明天下午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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