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精英分子在寻求“救亡图存”方案的过程中，曾提出了一个“中心势力”的构想。但对这一概念探讨和推广的时间不长；随着列宁式政党的引入，列宁式政党实际上就成为了精英心目中的“中心势力”。因而，这一术语就逐步淡出了政治和社会议题。
最早提出“中心势力”这一词语的是国民党主要创始人宋教仁。由他起草，于1912年8月13日发表的《国民党宣言》开篇言到：“一国之政治，恒观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暗然无色”。其核心要义是，中国欲要强大国家，必须要建立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中心势力”，将民众组织起来，领导他们朝向强大国家这一目标共同奋斗。
继之，中共主要创始人李大钊于1917年4月23日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了《中心势力创造论》的专论文章，对“中心势力”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他开门见山地写道，“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否则，分崩离析，扰攘溃裂，无在不呈兀臬之象，久而久之，且濒于灭亡之运焉”。同时期的若干知识精英和政治领袖对“中心势力”也有若干论述。“中心势力”论遂成为20世纪初社会精英的共识。
近代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陷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其核心命题始终围绕着“救亡图存”与国家重建展开。随着清王朝统治秩序的瓦解，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离散化与原子化状态，这被当时的精英们形象地比喻为“一盘散沙”。面对这种社会组织的涣散，近代知识精英和政治领袖急切地寻求一种能够统摄全局、重塑秩序、动员民众的组织化力量，即所谓的“中心势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初期，苏俄革命的成功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组织模式—列宁式政党。这种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以严密的纪律、高度的集权、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明确的意识形态为特征，完好地契合了近代中国知识精英构想中的“中心势力”。本文旨在探讨近代中国建立“中心势力”的主张与引进列宁式政党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从而说明中国引进列宁式政党，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最终定型为党国制的必然性。
一、“中心势力”论的形成与演变
学界目前对“中心势力”论的研究甚少。在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上，笔者只检索到三篇专门研究“中心势力”的论文。且这三篇论文都没有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心势力”与中国引进列宁式政党的关系之上。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翁有为在《试论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2022）一文中梳理了李大钊“中心势力”思想的萌发、形成和演变。翁文认为李大钊“中心势力”思想以“再造中国”为目的，以复兴中华民族为使命，并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1。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师渠《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与国共的两度合作》（2022）一文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心势力”说与国共的两度合作间的关系上。郑文认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不仅是催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而且影响了其后的两度国共合作”2，但并没有对前者展开论述。
唐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秦善进《从淡化、关注到动员:李大钊“中心势力”说中的农民要素》一文认为，“在前期同情农民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十月革命后）的李大钊开始重点关注农民，‘中心势力’的组成要素转到以工人和农民为代表的庶民群体”3。
“中心势力”论的萌发最早可追溯到梁启超提出的“中等社会”。1902-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系列政论文章，后汇集成《新民说》一书。他在《新民说・论政治能力》中写道：“（救国的）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此举国所同认，无待词费也，国民所以无能力，则由中等社会之无能力，实有以致之”。
梁启超基于近代社会结构变化，将社会阶层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社会指掌握政治权力与巨大资本的权贵、高官和大资本家；中等社会指拥有一定资产、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与中小工商业者；下等社会则指无产、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和贫民。他认为上层社会已腐朽堕落 ,下层社会又愚昧无知 , 而“中等社会”兼具新的知识与道德操守，在培养新民、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起着关键作用，是领导中国由弱变强的“主体”。
梁启超的“中等社会”主体说的观念承接了他早期的“少年中国”说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但有了新的变化，在“中等社会”说中，拯救中国的主体由学生转化为了更成熟的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而关注的重心也从国民性改造转为要形成国民性改造的主体－“中等社会”，由改造谁和如何改造转向谁来改造。
1913年，梁启超发表了《多数政治之试验》，在“中等社会”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坚阶级”的概念。“吾所谓中坚阶级者，非必名门族姓之谓。要之，国中必须有少数优秀名贵之辈，成为无形之一团体，其在社会上，公认为有一种特别资格，而其人又真与国家同休戚者也，以之董率多数国民，夫然后信从者众，而一举手一投足皆足以为轻重……是故理想上最圆满之多数政治，其实际必归宿于少数主政。然缘是而指其所谓多数者为虚伪得乎？曰不得也。主持者少数，而信众者多数，谓之多数，名实副也。”他认为，中国的民众素质低下，又不可能短期内得到提高，就需要由有公德有能力的优秀名贵之辈组成的“中坚阶级”来领导多数素质低下的民众。
承接梁启超的“中等社会”思想，宋教仁首次提出了“中心势力”这一概念。在1912年国民党成立时，他于《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在宋教仁的构想中，政党不是可有可无的普通结社，而是国家进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中心势力”载体。宋教仁认为国家的“中心势力”必须由“大党”才能胜任。他在1913年2月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席位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他主张通过合并同盟会与其他政党，组成一个规模庞大、政纲明确的国民党，以赢得国会多数，控制政府权力。这表明他既想保持议会的多党制，又希望在议会中有一个有巨大支配力的大党，如此才能够控制政府权力。
相比之下，梁启超的“中等社会”或“中坚阶级”说仅停留在社会阶层上。“中等社会”或“中坚阶级”是由社会发展自然形成的，非常宽泛，没有明确的边界。而“中心势力”说则更明确地提出要有意识地建立一个边界清晰的势力，这个势力处于社会的中心，由这个中心来领导和组织国民以形成强大的力量，拯救和强大中国以摆脱列强的干预。
然而，宋教仁的遇刺宣告了以议会大党作为“中心势力”方案的失败。民国初期的议会不能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军阀割据和各自为政仍然让中国停留在“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促使精英们转向寻求更具有强制性的“中心势力”组织形式。而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中共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李大钊早期也萌发了类似于“中等社会”的思想。1914年7月他撰写了《风俗》一文说:“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枢人物以泰斗其群。是曰群枢” 。在“群枢”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形成了“中心势力”思想。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中心势力创造论》，这是中国知识精英对“中心势力”认识的关键跃升。首先，李大钊将国家的兴亡与“中心势力”之有无绑定在一起。“夫中心势力亡乃无异于国亡”；其次， 李大钊认为当时的中国各派势力，无论是北洋军阀，国民中的“温和系统”与“激进系统”都不能成为国家的中心势力。北洋军阀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亦以骤失其中心而呈崩离之象焉”。对此，李大钊以进化论观点指出，“势力之为物，亦各有其生命”，皇权统治这样的旧势力“已臻衰老者，不能使之复反于壮盛也。” 而温和派大多为专门政治的营业者，“恒不惜以国家殉其私欲与野心”，“遂致国民之厌弃”；激进派则“为专门政治的营业者，故其所为，毫不与国民之生活有何等之关系，因而无国民之后援”。“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 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而此分崩之各个势力中, 又皆无其中心人物, 足以统率此散漫无纪之团体。 以致政象日涣, 人心日离, 如孤舟泛于风涛澎湃之重洋”, “斯诚政治上之绝大危机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李大钊认为，“中心势力”不能没有中心人物，不能“散漫无纪”，必须是有中心人物，成员受纪律管束的团体。他进而得出结论说，“吾民对此零落凋谢之三大系统，无庸为之凭吊唏嘘，致其感慨，惟当顺世界文明之潮流，别造一种新势力以代之。此之势力，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的势力，其运命乃能永久”。李大钊所谓新的“中心势力”，即那些受过现代教育，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精英和青年学生。
与李大钊同时期的知识精英也提出过“中心势力”的概念。如报人邵飘萍于 1916 年在评论“中心势力”时说: “凡一国政治运行之稳固, 不可无中心势力, 此言诚是也4”。其后不久, 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在接受邵飘萍采访时说，“凡一国政治之所以能稳固进行者, 必赖有一中心之势力; 否则非如一盘散沙, 即各派互相攻击无已时而已，……然尚有所希望者, 仍以众力养成国家之中心势力, 以巩固国家之基础耳。但兹事体大, 其成至难” 5。而《大公报》总编辑胡政之在对时局的感言中也指出: “吾曹日日所希望者, 国家有中心势力与中心人物……今则举国殆成一盘散沙之势，中心人物既渺不可得, 中心势力亦破坏分裂不可收拾……使中心势力长此破坏, 中心人物长此缺乏, 则国家终于无可救治”6 。
可见，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领袖有一种共识，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心人物的强有力的中心势力以结束中国如“一盘散沙”的状态，从而拯救国家。
二、“中心势力”是皇权势力的替代
从政体的演化角度来看，“中心势力”说是传统皇权势力作为国家的“中心势力”的替代。辛亥革命前，皇族就是国家的“中心势力”，皇帝就是“中心势力”中的“中心人物”。皇族以开国皇帝的后代及姻亲组成利益共同体，是国家最尊贵和凝聚力最强的势力。皇帝则拥有独断专行的权力，继任皇帝只能从前任皇帝的嫡亲中产生。清朝的八旗制度则是在皇族势力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中心势力”。清朝的“中心势力”有更多的层次。旗人是第一层次，皇族则是更中心的层次。从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化逻辑来看，清朝的“旗天下”在“家天下”和“党天下”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7。
近代清王朝屡屡败于列强，使得知识精英认识到皇权统治不能使得国家足够强盛而与列强抗衡。一是皇权统治的权力世袭制，将继承候选人限定在前任皇帝的儿子身上，甚至嫡长子身上；范围太窄，不能保证产生具备足够能力和责任心的继任者。如孙中山所言，“专制时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业，虽然没有能干，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没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权”8。第二，采用郡县制任命官僚进行统治的皇权只能延伸到县一级，所谓“皇权不下乡”，县以下的乡村主要由地方乡绅通过宗法家族来治理。“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 9。比较而言，郡县制的权力更集中，但对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更弱；分封制的权力更分散，但对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更强。皇权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不能下沉到占人口大多数的乡村，在近代面对列强时，就不能凝聚起全国的力量与列强抗衡。
因而，推翻皇权专制建立共和制就成为革命党人的目标。革命党人理解的共和制非常狭隘。按孙中山的说法，“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10。而忽视共和制要以法律来进行统治。也就是说，国家最高领导人要从更大的范围来产生，不能再限于由前任最高权力者的儿子来继承，以保证继承者有足够的能力和责任心。但孙中山并不同意所有人都有资格做“皇帝”。他将人民分为三类，“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11。他认为，只有他这样先知先觉的人，才有资格做“皇帝”。“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去走”12。
然而，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后，革命党人和其它政治派别并没有找到一种势力能够将全国的人力和物力都组织动员起来；只得暂时将西方的政治制度照搬过来。但北洋政府在总统和议会之间的纷争不断，议会内部也缺乏有效的运转；使得北洋政府无法有效的行使权力，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建立不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因而促使精英们寻求另外的“中心势力”，以结束不断的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局面，从而促使国家强大。
这就产生了两种重建“中心势力”的路径和方案。少数保守人士提出恢复帝制，以平息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其中，“筹安会”是典型的代表。以杨度为首的六位保守人士组成的“筹安会”主张恢复帝制，实行君主立宪，拥立袁世凯复辟帝制。1915年3月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以对话形式系统阐述其君主立宪主张，成为筹安会推动帝制的理论基础。《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于中国，共和体制不仅无法救亡，反而加剧了社会分裂。因为人民的程度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他断言“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13。中篇着重分析了政治继承权问题，认为只有君主制，继位君主仍限于前任君主的后嗣中产生，才能避免出现共和制总统继任时的无序纷争甚至内战。下篇则阐述了清末新政是假立宪，清末“君主立宪”的失败不能说是君主立宪的失败。
杨度的“君主立宪”论，仍然将君主及其族裔作为“中心势力”，首先不可行。应该说，他的“君主立宪”制与过去的皇权专制还是有很大不同。他要求君主在法律之下行使权力，而过去皇帝则不在法律之下，是按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最多受点儒家“以民为本”思想的微弱约束。因此，袁世凯在他们的鼓动下恢复帝制和称帝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恢复过去的皇权统治。但他的理论中的君主一定是实君和强君，不可能愿意受宪法的约束。既然人民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谁来约束君主滥用权力呢？靠君主和精英阶层自觉当然不可能。所以，虽然他主张和要求君主要在法律之下行使权力，但实际运作起来，君主肯定不会如此。在实践层面终究会与过去的皇权专制完全一样。
其次，他的君宪理论满足不了产生贤能君主和“中心势力”要具有强有力的社会渗透力的需求。在大多数精英看来，新的“中心势力”应同样具备皇族势力令行禁止的效能，在功能上完全替代皇权的整合社会的作用。除此之外，还要能产生出有足够能力和责任心的领导人，以及具有强有力的社会渗透力，能动员起全体人民，才能结束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因而，杨度的主张及袁世凯恢复帝制受到了精英和大众的普遍反对，袁世凯称帝很快就归于失败。而孙中山及中共早期活动者，则找到了“中心势力”新的组织形式，这就是从苏俄引进的列宁式政党。
三、“中心势力”论为列宁式政党的引进铺平了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于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如是说。与其说是“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如说是“送来了列宁式政党”。而之前被中国精英们所认同的“中心势力”说已为列宁式政党的引进铺平了道路，打下了基础，做好了准备。可以说，列宁式政党是“中心势力”说所期待的完美的“中心势力”，两者实现了无缝对接。中国引进列宁式政党并非是苏俄从外部所强加的，而出自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为目标的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内在需求。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界领袖最初难以接受，后来才转为赞美。一是看到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强有力的领导之下，落后的俄国打败了国内外反对势力；二则俄国对中国频频示好；三则对西方国家在巴黎和会上不支持中国的诉求感到失望。于是，对苏俄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态逐步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和向往。
1918年6月17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决斗》的社论。社论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同年，孙中山致电列宁，表达了对“十月革命”胜利的敬意。
坚信拯救和强大中国必须要具备一个“中心势力”的李大钊，于1918年7月开始称赞俄国十月革命，陆续写下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一系列赞美“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从此成为了马列主义的狂热信奉者，并在稍后成为了中共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位中共最重要的创始人陈独秀开始信奉马列主义则要稍晚一些。1919年4月，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称赞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1921 年 7 月，李大钊在 《新青年》上发表 《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一文，运用“中心势力”理论对俄罗斯革命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俄罗斯的中心只在大俄罗斯一部分，而在大俄罗斯中革命的中心势力又只在大俄罗斯全人口中少数的智识阶级” 14。而由智识阶级构成的中心势力“可分为三大派：一是无政府主义派，此派在三四十年前虚无主义盛行时代是一很大的势力，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前早已不成为革命的重要原素了；一是自由主义派，一是社会主义派” 15；“十一月七日Kerensky（克伦斯基）政府又倒，多数派（Bolsheviki）起而代之以至于今日，俄罗斯的自由主义遂为社会主义所战胜” 16。在文中，他还将列宁等14位革命领导人列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中心人物，介绍了他们的主要业绩。显然，李大钊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俄国革命最终的“中心势力”，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布尔什维克能够领导俄国强大起来打败西方列强。
逐步地，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开始扩散。这得益于当时开展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该杂志是倡导新文化的主要阵地，刊载的文章面向青年，采用白话文批判儒家“孝”和“贞”的价值，宣扬民主与科学，是所谓“新文化”。白话文是启蒙的工具，比文言文通俗易懂，受众更广；更有利新文化思想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促使男女青年从家庭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投身于强大国家的运动和革命之中。个人只有挣脱了家庭和家族的束缚，统一在国家的感召下，才能结束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打下了思想基础。没有新文化运动从思想上将青年学生从家庭的管束中解放出来，树立起为国家强大而奋斗的精神，学生们不可能走上街头抗议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呼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中心势力”说与新文化运动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层面，前者旨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势力，后者旨在召唤众多的追随者。而列宁式政党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强大的动员能力，完美地契合了这两个需求。因而，陈独秀等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转而信奉马列主义一点也不奇怪。随着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杂志编委转而信奉马列主义，《新青年》杂志遂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据统计，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新青年》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文章多达130多篇” 17。
当马列主义在中国有了不少信奉者后，思想的接受和传播进而转化为政治行动。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首个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创立。随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的马列主义信奉者陆续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另有旅法、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援助下，这些小组成员汇聚到上海，于1921年7月23日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这些人成立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诉求是引进列宁式政党严密的组织形态，来充当拯救中国的“中心势力”。而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倡导的公有制则更进一步增强了“中心势力”的支配力，使其能够支配整个国家的财力。而共产党所宣称的人人平等根本就不是它的真实目的，只是用来鼓动人们加入和追随共产党的政治口号。中共现在虽然仍然宣称坚持马列主义，但只是因为它是以马列主义为号召夺得政权的，需要保持其夺权的历史合法性。除了仍然采用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态和统治模式外，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改为宣扬国家主义和中华文化的优越性，暴露出其本质。这反过来说明，中国引进马列主义真正在乎的是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
陈独秀于中共成立前夕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引述罗素的话说，“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性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这类人又须诚实能干，不沾腐败习气，工作不倦，肯容纳西方的长处，而又不象欧美人做机械的奴隶。……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18。然后他断言道，“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 从这可以看出，他主张以列宁式政党作为“中心势力”，来领导民众在中国实现“创兴实业，从新建设”19。
国共合作开始后，陈独秀于1922年6月在《東方杂志》发表文章说：“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 ，直接具体表现到政治上的只是政党。……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20。这充分表明他建立列宁式政党的目的是为了“扶危定乱”，“建设全国统一政府”，“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
李大钊也有类似的表述。他为呼吁成立中国共产党而写下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文中写道，“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21。这句话点出了列宁式政党的特质、手段和目的，“训练”是为了形成纪律严明的团体，“鼓动民众的运动”是手段，推动“社会改革”以拯救中国是目的。其它早期的共产党创始人也有类似的表述，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作为“中心势力”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强国。
国民党接受俄共改造的目的更直接和明确，就是单纯地引入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而并不改用马列主义为指导，仍然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宗旨。1923年1 月孙中山开始与苏俄合作时，明确表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22。不接受马列教义和苏维埃制度是真，不接受共产组织是假。国民党后来接受了苏俄的改组。针对国民党内对接受苏俄改组的非议，孙中山驳斥道，“顾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象，则本党之宣言、政纲具在，覆按可知。本党之民生主义，早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方案著于党纲，自始至终未尝增减”23。
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广州大本营动员国民党员接受苏俄改组时说，“此次改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党造成一中心势力。……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为战，今后应该结合团体而战，为有纪律的奋斗。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24。列宁逝世后，他于1924年1月悼念列宁时说，“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我觉得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25。1924年3月他进一步阐发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夫所贵乎有党者，盖在集合国民力能活动之分子结为团体，在一主义之下为一致之奋斗。故其要义，一在有主义，二在有团结，三在有训练”26。
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以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态建立的“中心势力”，才能担负起带领中国走向强盛的重任。然而，中共成立初期势力弱小，只得暂时放弃作为“中心势力”的初心，拥戴国民党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在共产国际的撮合下，两党进行合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仍保留中共党员的身份。李大钊非常积极推动国共合作，他在1923年5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我个人的见解, 就是首先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 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量以外, 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27。陈独秀起初反对国共合作，但最后接受了现实，也号召拥戴国民党为“中心势力”。1923年6月，由他起草的中共三大宣言中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28。国共合作是双赢，中共依傍国民党来发展，而国民党也借此改组，并获取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对于双方都是权宜之计，决裂是必然的。由于国民党改组成列宁式政党不彻底，最终败于完全按列宁式政党组织形态建立起来的中共。列宁式政党一方面有高度凝聚力，另一方面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国民党改组不彻底，在这两方面都弱于中共，败于共产党在情理之中。
何为列宁式政党呢？按列宁自己的建党原则，有这么几个重点。第一，党是由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组成的先进部队，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松散团体；第二，党的核心应该是由一小部分精干的人组成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第三，在党的外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它们应服从党的监督，接受党的领导，但不可“把这些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第四、在党组织内，必须贯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29。
蒋介石对列宁式政党的内涵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书中或讲话中说道，“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30。“第一就是要使全军信仰唯一的主义 , 第二就是要使全军信仰唯一的最高统帅”31。国民党则从他的言论中提炼出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短语，这是对列宁式政党最为简练的描述。再加上一支军队就完备了。“一个主义”，政党有一个追求的主义。于国民党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于中共是“毛泽东思想”以及后来的“与时俱进”的思想或理论。主义的作用是树立一个高尚的理想，以吸引追随者。既能吸引少数信众，也能为大多数投机者提供掩盖追求权力和私利的漂亮借口或可以让他们自我欺骗；然后靠主义所规定的组织纪律形成一个紧密的政党，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利，绝对服从组织；而政党拥有一位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党员必须拥护领袖的主义和绝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支军队”，有一支由党控制的军队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和维护政权。亦即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
台湾政治学教授叶明德则定义为：“列宁式政党，起源于列宁主义。列宁把工人阶级和一小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一区隔。列宁认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一小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有信仰才有觉悟，觉悟了的知识分子才能发动指导工人阶级投入革命，革命才能成功。基于此，列宁主张把觉悟扎根于党，予以制度化。党是革命的司令部。也因此，列宁式政党一党专制国家，一向就强调以革命为主要手段争取及维持政党，选举则是次要手段、是装饰品。以组织及公职特征上来讲，列宁式一党专制国家采用的是菁英双轨制，举凡中央到地方，各种大大小小公职都设有党的组织，予以指挥、联系及监督。公职人员兼具党员及公职双重身份”32。
列宁式政党是建立在列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则来源于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根据这一思想，列宁认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33。与此相对应，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及民众不具备自发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需要党从外部灌输进去。“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34。
从列宁的先锋队理论来看，列宁式政党非常契合中国精英们提出的“中心势力”论。首先“中心势力”论提出由一群有道德、有知识和有能力的群体组成“中心势力”，与列宁式政党由“先进觉悟阶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组成具有一致性。其次，列宁式政党的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满足了“中心势力”论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团体的需求。其三，列宁式政党具有的绝对的权威中心和“一个领袖”的宗旨，与“中心势力”论寻求“中心人物”相一致。第四、先锋队理论认为工人和民众不具有革命意识，与“中心势力”论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下，需要启蒙和被领导相一致。尽管李大钊和中共讴歌工农大众，但他们只是将工农大众当作革命需要的被动员和被组织的力量。第五、列宁式政党严密的基层组织和高效动员能力为“中心势力”论结束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提供了方案，能实现“中心势力”论的目的。
另外，先锋队理论也暗合儒家的“君子”与“小人”之分。儒家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第十二》）。精英的道德修养如同风，民众的道德修养如同草。风吹在草上面，草必然会顺从地倒伏。孟子则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儒家经典对幼时熟读它们的近代知识精英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两者的暗合在潜意识层面让近代精英很容易接受列宁的先锋队理论。
因而，“十月革命”爆发后，特别是看见苏维埃政权成功地击退国内外反对势力后，期望在中国再造“中心势力”的精英们，就非常顺畅地接受了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态。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则接受了苏俄改组，向列宁式政党转化。但马列主义的传入和苏俄的帮助并非中国出现列宁式政党的必要条件，只是外部条件。只是起到了催化作用，大大加速了“中心势力”发展为列宁式政党的进程。即使没有马列的输入和苏俄的帮助，“中心势力”论所打下的思想基础，也会让中国演化出列宁式政党。
结语
近代中国建立“中心势力”的主张与引进列宁式政党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非常强的因果关联。列宁式政党并非外部所强加的，而是中国精英长期寻求“救亡图存”的方案，在多种政治尝试失败后，基于解决“一盘散沙”这一痼疾做出的必然选择。然而，“救亡图存”其实是夸在其词，本质上是精英们为夺回权力和话语权而制造出的危机感。而中国精英对列宁式政党的接受与推崇，根本上是基于其作为组织工具的高效性，能动员和组织起全国的人力和物力，以排除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本质上，是原有的皇权专制不能应对列强侵入而演化出来的新的专制权力和制度，符合中国政治制度演化的总体趋势：随着从外部获得越来越先进的技术，中央权力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深入与覆盖范围越来越广。
而列宁式政党的建立和胜出，则奠定了现代中国以党治国的政治制度。完成了“家天下”向“党天下”的转变。党组织代替皇权深度嵌入官僚体系，将权力末梢延伸到农村基层；并实现了“君师合一”，党的领袖不仅是最高权力者，还是思想和理论的最高权威，从而建立起极权主义制度。
近现代中国革命进程是以民族和国家为本位，以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强大为目的，个人则是实现民族和国家强大的工具和牺牲品。不是为了争取权利，而是为了争夺权力。无论是“改造国民性”还是“启蒙”都是驱使个人为国家的强大而奉献和牺牲。 “中心势力”论亦是如此。以民族和国家为本位，个人成为国家的工具，组织成员放弃和丧失个人权利，就不可避免地将走向专制。
完稿于2026年2月20日
注释
1翁有为：《试论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124-136页。
2 郑师渠：《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与国共的两度合作》，《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6期53-70页。
3 秦善进：《从淡化、关注到动员:李大钊“中心势力”说中的农民要素》，《济宁学院学报》，2025年6期63-68页。
4 翁有为：《试论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124-136页。
5 同上。
6 同上。
7 陈家梁子：《清朝“旗天下”的承上启下作用》，《议报》网站，2024年11月。
8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第五讲》，1924年4月20日。
9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第一讲》，1924年3月9日。
10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第五讲》，1924年4月20日。
11 同上。
12 同上。
13杨度：《君宪救国论》，1915年3月。
14 李大钊:《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 年 7 月。
15 同上。
16 同上。
17 盛玮：《一百多年前，<新青年>怎样传播马克思主义？》，求是网，2021年2月24日。
18 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新青年》9卷3号，1921 年 7 月。
19 同上。
20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1922年8月。
21 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8]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
22 孙文 越飞：《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
23 孙中山：《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中国国民党周刊》第十期，1924年3月。
24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1923年11月25日。
25孙中山：《政党之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首领一人之演说》，1924年1月25日。
26 孙中山：《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中国国民党周刊》第十期，1924年3月。
27 翁有为：《试论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124-136页。
28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6月。
29 张博树：《党专制逻辑的列宁主义起源》，独立中文笔会，2017年4月。
30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
31 蒋介石：《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的讲话》，1933年7月。
32 叶明德: 《政治学·第八章 政党》，五南出版，2009年5月。
33 列宁：《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1913年9月。
34 列宁：《怎么办？》，1902年8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