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3 月 6 日
（筆者按：我近期三篇談沉默的分析，太注重拉波埃西的「沉默、服從和共媒」的理論，是以偏概全，沒有深思理解沉默更深層的意義。因此這幾篇文章引來不同批評和反對，和令不少人不快和憤怒，皆源自文章反省不足。深感歉意。感謝好友恩慈師妹推薦我看《海的沉默》電影，和她在FB有關這本書和電影的文章。看後感受良多。本文有不少觀念從她的短文而來，特此致謝。讓我可重新反思「沉默」。事實上海徳格和維根斯坦的哲學中，有對沉默的深邃智慧。故有以下的文章。）
一、被佔領者的沉默
1941年，法國正處於德國佔領的黑暗時期。一位筆名Vercors的法國作家寫下了一部薄薄的中篇小說《海的沉默》（Le Silence de la mer），並以地下出版的方式秘密發行。這部作品後來被視為法國抵抗運動文學的開山之作，而它所講述的抵抗方式，既不涉及槍械，也不牽涉暗殺，甚至沒有任何一句憤怒的言辭。小說中的抵抗，僅僅是沉默。
故事非常簡單：一位老人與他十六歲的侄女，被迫接受一名德國軍官入住他們的家。這軍官受過良好的教育，熱愛音樂與文學，對法國文化懷有真摯的敬意。他每晚在壁爐旁進行漫長的獨白，談巴赫、莎士比亞、談他對法德兩國文化融合的美好想像。然而，老人與少女自始至終沒有對他說過一個字。他們繼續日常的生活節奏，編織、閱讀、喝咖啡，彷彿這位軍官根本不存在。小說形容他們的沉默「沉重如鉛」。
Vercors透過這個極度克制的場景，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在強權面前，當武力抵抗不可能、言語抗議將招致災禍的時候，一個人還能做甚麼？他的回答是：你可以拒絕回應。你可以用沉默築起一道牆，讓佔領者知道，他或許佔領了你的房子，但他永遠進入不了你的世界。這種沉默不是消極的屈服，而是一種積極的否定。它拒絕承認佔領者的合法性，拒絕給予他作為「人」被接納的滿足感。正如研究抵抗運動的網站「Wer ist Walter?」所指出的，Vercors賦予沉默三層意涵：它是蔑視的武器，展現被佔領者不可侵犯的尊嚴；它象徵整個國家在壓抑中積蓄力量的靜止狀態；它更是一道精神的圍牆，保護核心文化價值不被侵略者的話語所腐蝕。
這部小說（以及電影）之所以令人難忘，不僅因為它的文學成就，更因為它揭示了一種容易被忽略的抵抗形態。在我們習慣將抵抗想像為激烈行動的思維框架中，沉默往往被等同於服從、懦弱或共謀。但《海的沉默》告訴我們，沉默可以是一種選擇，一種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倫理姿態。本文試圖以這部作品為起點，從哲學的脈絡中，探討沉默作為反抗的多重面向，同時追問：在甚麼條件下，沉默反而淪為對不義的默許？
二、沉默的哲學根基：從維根斯坦到海德格
要理解沉默何以成為一種有力的行為，我們首先需要擺脫一個根深柢固的偏見：言說等於行動，而沉默等於無為。西方哲學傳統長期以來重視logos，即言說與理性的統一。從蘇格拉底的對話到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言說被視為理性主體參與公共生活的基本方式。在這個傳統中，不說話的人似乎自動退出了政治與倫理的舞台。
然而，二十世紀的哲學對此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維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的最後一句話寫道：「對於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這句話常被簡單地理解為一種認識論的界限劃定，但它蘊含着更深的洞見。維根斯坦暗示，世界上存在着語言無法觸及的領域，而這些領域恰恰可能是最重要的。倫理、美學、生命的意義，這些事物不是因為我們無能才說不出來，但因為它們的本質就超越了命題語言的形式。沉默在這裏不是缺陷，而是一種對更深層實在的敬畏與守護。
海德格則從另一個方向說明沉默的意義。在《存在與時間》中，他將「沉默」（Verschwiegenheit）視為「此在」（Dasein）本已存在的重要構成。海德格區分了兩種語言狀態：一種是日常的「閒談」（Gerede），人們不假思索地重複公眾的意見，用語言填滿空間卻不觸及任何實質；另一種則是真正的「言說」（Rede），而真正的言說恰恰以沉默為前提。海德格認為，只有能夠沉默的人才能真正地說話，因為沉默意味着你從「常人」（das Man）的喧囂中抽身出來，回到自身與存在的本已關係之中。
這個區分對於理解政治情境下的沉默極為關鍵。在極權體制中，「閒談」被體制化為一套官方話語系統。人們被要求不斷表態、宣誓忠誠、參與政治儀式性的語言活動。在這種語境下，沉默恰恰是對這套話語系統的否定。你拒絕加入閒談，不容許語言淪為權力的工具，這本身就是一種本已性的恢復。正如《海的沉默》中的老人與少女，他們的沉默不是因為無話可說，而是因為他們深知，在佔領者面前開口說任何一句話，都意味着承認了一種他們拒絕承認的關係。
法國哲學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進一步將沉默與書寫的本質聯繫起來。布朗肖認為，真正的書寫不是為了表達甚麼，而是為了接近那個不可表達的核心。書寫是一種走向沉默的運動，就像黑夜中行走，你越深入，周圍越安靜，但正是在這種安靜中，某些在白天的喧囂中不可能被聽見的聲音開始浮現。在德國佔領下秘密出版一本關於沉默的書，Vercors的行為將沉默與言說、被動與主動之間的辯證關係推到了極致。
三、沙特的拒絕與知識人的倫理
1964年，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拒絕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轟動，至今仍是知識人最著名的拒絕姿態之一。沙特的理由並不複雜：他認為任何作家都不應該讓自己變成一個「機構」，而接受諾貝爾獎就意味着被納入一個他不認同的權威體系。一個作家的政治、社會與文學立場應該完全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的文字，而不是依靠任何外在的榮譽。
沙特的拒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沉默。他拒絕進入那個由獎項、榮銜和典禮所構成的話語空間，拒絕讓自己的名字被收編進體制的敘事之中。這與《海的沉默》中老人與少女的姿態有着結構上的相似：面對一個看似友善、甚至帶有善意的權力結構，你選擇不接受它的邀請，因為接受本身就意味着承認了它的合法性。沙特很清楚，諾貝爾獎並不是一個中性的褒獎，它在冷戰的語境中承載着特定的政治意涵。接受它就意味着被放置在某個政治棋盤上的某個位置，而沙特拒絕被放置。
沙特的存在主義哲學為理解這種拒絕提供了理論框架。在沙特看來，人的存在先於本質，也就是說，人不是被預先定義的，而是通過自己的選擇不斷創造自己。每一次選擇都是自由的行使，同時也是對責任的承擔。拒絕，作為一種選擇，與接受具有同等的分量。甚至可以說，在某些情境下拒絕比接受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它意味着你必須獨自承受拒絕所帶來的後果，而無法躲在體制的庇護之下。
這就涉及到一個更廣泛的問題：知識人在強權面前的倫理責任。班達（Julien Benda）在1927年出版的《知識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中，嚴厲批評了那些將自己的智識才能服務於政治權力的知識分子。班達認為，「書記」（clercs，泛指知識分子）的職責是守護超越性的價值，如正義、真理和理性，而不是為任何世俗權力背書。當知識分子為權力辯護，將自己的思考能力出賣給政治目的時，他們背叛了自己的天職。
班達的論點在今天讀來仍然切中要害。在威權體制下，知識人面臨的最大誘惑往往不是粗暴的威脅，而是精巧的收編。體制不一定要你公開讚美它，它只需要你的沉默或者你的在場：出席一個官方會議、接受一筆政府資助、在一個體制認可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主講新書發表會；這些看似無害的行為都可能成為體制合法化自身的工具。在這種語境下，真正的沉默不是簡單地不說話，而是拒絕參與體制的整套遊戲規則。不去、不接受、不配合，以缺席代替在場，以拒絕代替合作。
四、東歐的啟示：哈維爾與「活在真實中」
1978年，捷克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寫下了影響深遠的文章《無權者的權力》。在這篇文章中，他以一個蔬果店老闆為例，說明極權體制如何運作。這位老闆每天在店門口掛上「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的標語。他未必相信這句話，甚至可能從未認真想過它的含義。他掛上標語只是因為「大家都這樣做」，因為不掛可能惹來麻煩。然而，正是千千萬萬個這樣的小動作，構成了體制賴以運轉的基礎。
哈維爾的洞見在於：極權體制的運作不僅依靠暴力和恐懼，更需要每一個人日常生活中的配合。每一次無意識的順從，和不假思索的表態，都在加固體制的牆壁。反過來說，當那位蔬果店老闆某天決定不再掛上標語的時候，他做的不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動作。他打破了體制運作的基本邏輯，拒絕繼續參與那場集體的虛偽演出。哈維爾稱這種行為為「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
「活在真實中」包含了多種形式，而沉默無疑是其中最為深沉的一種。它不一定意味着你必須站出來大聲疾呼，因為在某些極端情境下，公開的反對可能只會招致毀滅性的報復而不產生任何改變。它首先意味着你停止撒謊，不再參與體制要求你的虛偽表演。你可以不掛標語、不參加集會、不在請願書上簽名、不發表那些違心的文章。你可以用你的沉默來標記一個界限，表明有些事情是你不願意做的。
在一個人人都在說謊的社會中，沉默至少保持了一種誠實。你或許做不到說出真話（因為代價太高），但你至少可以做到不說假話。這看似消極，實際上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因為在一個要求所有人都必須表態的體制中，不表態本身就是一種反叛。體制需要的不是你的真心，而是你的聲音。當你收回你的聲音，你就收回了體制對你的控制。
五、沉默的倫理困境與限度：有權者的沉默即共謀
然而，我們不能將沉默浪漫化。沉默作為反抗的策略有其明確的限度，而忽視這些限度將導致嚴重的倫理問題。最根本的質疑是：沉默是否可能成為共謀的遮羞布？不義發生在你面前，他人正遭受迫害，你的沉默究竟是一種抵抗還是一種逃避？
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監獄的來信〉中說過，他最大的失望不是來自白人至上主義者，而是來自那些「溫和的白人」。這些人口頭上同情黑人的處境，卻始終保持沉默，不採取任何行動。金的批評提醒我們，沉默在某些語境下確實等同於默許。當你有能力說話、有平台發聲，而你選擇沉默，那麼你的沉默就不是反抗，而是對現狀的維護。
這就需要我們仔細區分不同類型的沉默。第一種是有權者的沉默。當一個握有話語權的人面對不義選擇沉默，他的沉默就是一種權力的行使，其效果等同於為不義背書。第二種是無權者的沉默。當一個被剝奪了所有表達管道的人保持沉默，他的沉默可能只是無奈，而非選擇。第三種才是本文主要討論的那種沉默：作為一種審慎的倫理策略，在認清了說與不說的代價之後，有意識地選擇以沉默來標記自己的立場。
2026年2月發生的香港中文大學開除學生關靖豐學籍事件，為這三種沉默的區分提供了一個適應的當代案例。關靖豐是中大政政系學生，在2025年11月大埔宏福苑發生造成一百六十八人死亡的五級大火後，發起聯署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問責政府官員。這些訴求在任何正常社會中都是合理的公民行為，政府後來也確實因應成立了相關的獨立委員會。然而關靖豐卻被警方國安處以涉嫌煽動罪拘捕，獲保釋後迄今未被起訴。中大隨即啟動紀律程序，最終以他涉嫌洩露聆訊保密通知損害校譽、以及在電郵和聆訊過程中態度「不禮貌、不尊重」為由，將已修畢所有學分、正等待確認畢業資格的他開除學籍。
鄂蘭在分析極權主義時指出，極權體制的可怕之處在於它消滅了行動的空間。但鄂蘭同樣強調，在這種環境中，握有權力和地位的人的沉默，與無權者的沉默具有完全不同的倫理重量。中大校長盧煜明作為一所以「博文約禮」為校訓的大學的最高領導人，面對校方以如此牽強的理由開除一名行使公民權利的學生，至今未就事件本身作出任何實質回應，校方僅以「不評論個別個案」一語帶過。這種沉默不是《海的沈默》中那種無權者的尊嚴抵抗，而恰恰是有權者的沉默，是鄂蘭所批判的那種「平庸之惡」的當代變體。中大高層的集體噤聲，使得整個大學體制被工具化為政治權力打壓異議的延伸，而每一個保持沉默的管理者，都在用自己的不作為為這種打壓提供了機構性的合法外衣。
一批中大校友在公開信中提及，創校校長李卓敏曾在一九七七年為抵抗港督的干預而毅然離職，前校長高錕亦曾在一九九三年拒絕懲罰在校園集會上情緒失控的學生代表。這兩位前校長的行為，正是有權者在面對不義時拒絕沉默的典範。他們用自己的地位和聲望來保護學生、捍衞大學自主，而不是躲在程序和規章的後面迴避責任。對照之下，今日中大管理層的沉默，就更顯得是一種道德上的退縮。
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在十六世紀寫下的《自願為奴論》（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提供了理解這種現象的另一個哲學角度。拉波埃西追問：暴政何以得以維持？他的答案是，暴政的根基不在於暴君本身的力量，而在於被統治者的自願服從。每一個配合體制運作的人，無論他的動機是恐懼、利益還是純粹的惰性，都在為暴政的延續貢獻一份力量。拉波埃西指出，要瓦解暴政，不需要起義或革命，只需要人們停止服從。如果所有人同時拒絕合作，暴君就會像一棵被切斷根部的樹一樣枯萎。回看中大事件，紀律委員會中投票開除關靖豐的教授們，明知程序不公卻選擇配合的行政人員，以至收到校友公開信後依然緘默的管理層，他們的行為正是拉波埃西所描述的「自願為奴」。他們或許各有苦衷，但在客觀效果上，集體的沉默與順從使得一個學生因為行使正當公民權利而被剝奪了五年半寒窗苦讀的成果。
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還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觀察：極權體制之所以能夠成功，往往不是因為它說服了人們相信它的意識形態，而是因為它成功地讓人們放棄了判斷的能力。一個大學的紀律委員會在學生尚未被檢控的情況下便啟動懲罰程序，「不禮貌」竟可以成為開除學籍的理由，而大學的最高領導人面對如此明顯的程序不義卻選擇緘默。這些不僅僅是制度的失敗，更是判斷力崩潰的徵兆。沉默，在這個語境中，不是反抗，而是放棄了作為知識人最根本的職責：對不義說不。
六、「被佔領空間」中的沉默生存
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事實上進入了一種「被佔領」的狀態。這裏的佔領不表現為外國軍隊的入駐，而是一種制度性的全面壓迫。曾經的「示威之都」遊行絕跡，民主派政黨解散，獨立媒體關閉或撤離，公民社會的脊樑一根接一根被折斷。白色恐怖在這裏不是修辭，而是日常：學者自我審查課堂內容，圖書館封存敏感館藏，學生因為關心公共事務而被國安拘捕，連在社交媒體上轉發一篇舊文都可能招致不可預見的後果。恐懼不再需要明確的禁令來運作，它已經內化為人們呼吸的空氣。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香港人，面臨的困境與《海的沉默》中的法國人並無本質的區別。
在這種處境下，沉默可以成為一種有尊嚴的生存方式。它意味着你不讓體制收編你，不為權力的合法性添磚加瓦。具體而言：不接受政府的資助與獎賞，因為接受就等於承認授予者的權威；不在權力彰顯的場合露面，因為你的在場會被利用為體制正常運作的證據；不發表迎合當局的言論，哪怕這意味着你將從公共視野中消失。如同沙特拒絕諾貝爾獎的邏輯，這些行為的核心在於同一件事：不讓自己的名字、聲望、智識成就成為體制可以挪用的資源。
這種選擇當然是有代價的。遠離權力中心意味着失去資源、失去影響力、甚至失去被看見的機會。在一個日益強調「能見度」的時代，選擇隱匿等同於選擇邊緣化。但或許正是在這種邊緣的位置上，某些重要的東西得以保存。當那些留在體制內的人不得不不斷妥協、不斷調整自己的立場以適應權力的要求時，退出體制的人至少保持了思想的自主性。他們或許甚麼都做不了，但他們至少沒有參與那場集體的退讓。
中國古代的隱逸傳統為這種選擇提供了一個悠長的文化背景。從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到竹林七賢避世山林，以至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中國知識人歷來有一種以退隱表達抗議的傳統。這種傳統常被批評為消極逃避，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恰恰維護了一種不與權力合作的倫理底線。陶淵明的歸田不只是個人的生活選擇，它同時也是一個政治聲明：有些東西比官位俸祿更重要，而一個人的尊嚴就是他最後的堡壘。
將東方的隱逸傳統與西方的抵抗哲學並置，我們可以看到一條貫穿不同文化的思想線索：在強權面前，保全自身的完整性有時比徒勞的對抗更為重要。這不是懦弱，而是一種深思熟慮的判斷。你無法改變外在的世界，但你至少可以守住內在的自我。你可以選擇不附和、不配合、不參與，以你的缺席和沉默表明你的立場。但這種沉默的前提，正如前一節所論，必須是無權者的沉默。一旦你身處權力的位置，同時你有能力阻止不義而選擇不作為，你的沉默就不再是抵抗，而是共謀。沉默作為反抗策略的正當性，從來都取決於沉默者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
七、結語：沉默中的尊嚴
回到Vercors的《海的沉默》。小說的結尾，那位德國軍官終於認清了「法德文化融合」不過是一個幻夢，他決定要求調往東線戰場，赴一場幾乎必然的死亡。臨走前，他最後一次來到壁爐旁，輕聲說了一句「再見」。這時候，沉默了整部小說的侄女終於開口，也回了一句「adieu」（永別）。就這一句話，經過了漫長沉默的醞釀，承載了千鈞的重量。它不是和解，不是原諒，而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人性的最後承認。那位侄女並非不能說話，她一直有能力說話，而她選擇了不說。當她最後終於開口的那一刻，我們才真正理解了她之前所有沉默的力量。
沉默不是服從，更不是共謀。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它可以是一種最為堅定的反抗形式。它拒絕給予權力以回應，拒絕進入權力所設定的話語框架，不讓自身成為體制運轉的燃料。但沉默的力量恰恰在於它不是永恆的。沉默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隨時可以被打破。每一個保持沉默的人都在等待一個時刻，一個打破沉默將比維持沉默更有力量的時刻。
然而，正如關靖豐事件所揭示的，我們也必須警惕那些假借沉默之名行共謀之實的有權者。當大學校長面對學生遭受不公對待而保持沉默，知識分子為了保全自身利益而對體制的暴行視若無睹，他們的沉默就不再是海的沉默，而是鄂蘭所說的「有組織的孤寂」中最陰暗的一環。沉默作為反抗，只屬於那些除了沉默之外別無選擇的人。對於有能力發聲、有責任發聲的人來說，沉默就是背叛。
生活在強權的控制下是難受的。但遠離權力、自食其力、不求聞達，或許是苟存性命之下僅存的抵抗方式。那些在沉默中保持清醒的人，那些以退隱守護尊嚴的人，他們的沉默如同Vercors筆下那片海，表面平靜無波，深處卻湧動着不可壓制的生命力。正是這種沉默，讓佔領者永遠無法宣稱自己的勝利是完整的。因為在每一個選擇沉默的人心中，都有一個佔領者無法抵達的領地。關靖豐說得好：「學歷攞得走，但尊嚴攞唔走。」這句話，或許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力的沉默宣言。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文章来源：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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