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兆彬｜宏福苑災後維穩邏輯：恐懼聚眾的「原子化」管治

林兆彬

2026 年 4 月 1 日

最近，政府公布了宏福苑受災大廈的「執拾安排」，包括限時三小時、限制人數等。這種近乎押解囚犯或探監式的行政管理，其「災後維穩邏輯」核心只有一個：防止災民聚集。因為聚集即意味着討論，討論即意味着組織，而組織即意味着挑戰政權的穩定性。

要理解今日政府對宏福苑業主大會的拖延與對災民回家的限制，先回到歷史的轉折點。1989年北京爆發民主運動，有一個物理空間上的關鍵因素——「宿舍效應」。當年的大學生之所以能迅速動員，除了本身的政治訴求外，一個極其重要的結構性原因是：大學生集體居住在宿舍內。

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年代，宿舍的走廊、食堂、操場就是天然的公共空間，政治討論在刷牙洗臉、宵夜談心之間無縫滲透。這種高強度的「物理聚集」，讓共識的凝聚與行動的組織變得高效。

對於當權者而言，這是一個慘痛的歷史教訓。要消解社會運動於無形，最根本的方法不是事後的鎮壓，而是事前的「原子化」。將集體切割成個體，將公共空間切碎為私人時間。今日我們看宏福苑的事後處理，處處見到這種對「聚集」的恐懼。

凍結業主權利

宏福苑大火後，土地審裁處於今年1月解散了原有的法團管委會，並委任了華懋旗下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作為經理人。表面上看，這解決了法團內部混亂的問題，但實際上形成了一個真空期。

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只要有5%的業主簽署，管委會主席就必須召開業主大會。現在宏福苑已有超過20%的業主（數百人）聯署要求召開會議，討論善款、保險賠償及大維修基金等切身利益。不過，合安管理作為委任經理人，回應卻是「預計4月中下旬召開簡介會」。

請注意，是「簡介會」而非「業主大會」。簡介會是單向的、諮詢性的，不具備法律約束力；而業主大會是決策性的，是集體意志的體現。政府與委任經理人利用程序空間拖延大會，因為他們害怕數百名業主在同一個禮堂內坐下來，互相對質，互相感染情緒。

只要一天不開大會，業主就只能透過個別投訴、個別查詢與官僚周旋。一旦他們在會場內發現鄰居也面臨同樣的不公，那種「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就會覺醒。在今日的香港，任何形式的「命運共同體」都是政權的眼中釘。

拆解「共同生活空間」

宏福苑共有8座，其中7座受災嚴重，但唯一未被大火全面吞噬的宏志閣，竟然也長期不准居民回家。3月底公布的「執拾安排」明確排除宏志閣，理由是需進行外牆、消防、石油氣、臨時通道等複雜修葺（估計9個月以上），暫時無法安全入住。

其餘7座，當局採用的「梅花間竹」式限時限人數開放，在物理上隔絕了鄰里在走廊、升降機大堂相遇的機會。

試想像一下，如果你可以自由回家，你會在走廊遇到鄰居，大家會停下來抱怨政府進度緩慢，會討論那筆幾億元的維修基金去了哪裏，甚至會約定一起去「維權」。但現在，你只有3小時執拾物資，時間一到就被「請」走，與鄰居的交流被壓縮到零。

這將會是一個災後維穩教科書案例：將災民轉化為單獨面對行政機關的求助者，而非一個擁有集體力量的組織。

宏福苑居民現在面對的不僅是火災造成的財產損失，還有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善款如何分配？保險賠償是否足夠？這些問題，每一個都是火藥點。如果居民能夠自由聚集、討論、組織，宏福苑就會變成另一個「維權陣地」。

政府處理宏福苑大火的事後工作，最高原則不是災民福祉，而是行政便利與政治安全。對於追求「由治及興」的政府而言，一個安靜、順從、排隊領取補助的災民，才是好災民。任何試圖透過聯署、開會來主導命運的行為，都會被解讀為對「管治權」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