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现在北京正在开一个展览会,叫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会。我不知道这个展览里面有没有《零八宪章》。如果有,那很好;如果没有,那我就觉得很遗憾。因为《零八宪章》里并没有改革以外的事情。
它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改革,由许许多多的老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在10年前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改革,并不是改革以外的东西。但这次改革是被压下去了。
逮捕刘晓波,把刘晓波抓到监狱里面去,--就是把《零八宪章》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刘晓波最后是死在监狱里面的,因此实际上呢,这个改革、《零八宪章》也就死了,被判了死刑了。被领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判了死刑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改革,《零八宪章》的提出说明中国人在改革当中有什么要求。而把《零八宪章》主要的起草者抓起来、判刑,这就说明领导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项改革采取了什么态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德国之声:如果说《零八宪章》随着它的起草者之一刘晓波一同死了,被压下去了,那么,它还有怎样的意义呢?
鲍彤:我想至少说明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要求改革的中国人曾经提出过哪一些改革的意见。《零八宪章》里面提出的是要求中国成为一个宪政国家,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利,要求中国有真的选举,要求中国公民的权利都能够得到国家政府的保障、维护,特别是里面还提到要求军队国家化,要求所有的政党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以内活动。像这样的事情,能够在10年以前提出来,又在10年以前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得到1000个人的联署。--其实,在当时情况下,因为中国网络的封锁,知道《零八宪章》的人并不多,但是呢,知识分子知道得比较多,而且都是在中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集中了当时最有名的教授、律师、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他们要求中国能够出现一个法治的国家,宪政的国家,能够出现一个公民社会,但是所有这些要求被看成是颠覆现政权,被看成是犯了刑事罪。
这个就说明了中国改革的一个实际情况。那个展览里面讲,这个40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的40年,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出来,公民是提出什么样的诉求的,而领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个事情是采取了一个什么态度。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发人深省的。
德国之声:《零八宪章》中多处提到公民:公民权利、公民精神、公民运动。1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是进一步觉醒了,还是受到抑制?
鲍彤:我想,10年以前,毕竟还可以提出这么一个事情来,还可以提出一个《零八宪章》来。现在还能够提出《零八宪章》来吗?如果10年以前是能够提出来的,现在是不能提出来的,那么说明这10年中国走的不是一条改革的路,而是一条反改革的路,镇压改革的路。我看这个10年本身,--10年以前能够提得出来,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得到1000人的联署,说明10年以前的气候。今天呢,连提都不提了;而且不提,都没有人作为一个问题来提出来。这就看出今天的状况。把这两件事情一比,我们就知道这10年我们是在改革,还是在反改革,镇压改革。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清楚的。
德国之声:刘晓波在《零八宪章》后被捕入狱,去年病逝。他与他的家人都付出巨大的代价。您认为,从个人角度看,刘晓波为《零八宪章》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吗?
鲍彤:我想,刘晓波他本身这个10年当中在监狱里所受到的遭遇,也就是改革者的遭遇,也就是改革者的命运。而领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个10年里面对刘晓波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对一切改革者所做的事情。
刘晓波去世,这是非常值得惋惜的事情。但是刘晓波去世本身,又可以唤醒更多的人,让大家进一步地思考,什么叫改革;进一步思考,我们现在领导一切的党,是在怎么样对待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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