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10-4
孔子：最近读《吕氏春秋》看到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句话当然是很有道理的。可是，操作起来却很有难度。天下不归打下来的人所有又归谁所有呢?《史记》里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打了胜仗，被诸侯尊为天子。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由打天下开始的。如果打下了天下而又不坐，难道拱手让别人坐?
老子：天下首先是天道之下的天下，其次才是天下人的天下，再其次还是天下所有生物的天下。任何人不得强夺而霸持之。大道至简，最大的道理也是最简单的道理，你不能强夺不属于你的东西。执政者只是天道的受托者，天下并不归执政者所有。天下属于谁，跟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没有必然的关系。强盗抢到了别人的钱财，能因为是强盗凭本事抢来的，钱财就自动属于强盗吗?你要是被抢者，你会认同这个道理吗?如果大家都认同这个道理，那不就是抢者为王的世界吗?这样的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有什么区别?
打天下的行动并不能自动生成坐天下的权利。打天下无关坐天下。打天下者无权坐天下。盟军把许多国家从纳粹的魔爪下解救出来，但是他们无权霸占这个国家的政权。在当今的民主化转型中，这一逻辑也很明显，推动民主转型有功的人还必须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才能决定他们是否能成为新政体下的领导人。
孔子：可是我看到的事例，尤其是在中国，都是打江山者坐江山，而且一坐就是几十年至数百年。独霸天下的人不仅未必像您所说的一定会失败，反而常常很成功，甚至被尊为伟人、明君。
老子：一个人捡到一分钱，如果私匿，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但是如果他抢得天下并想独霸，那后果就严重了。独霸者可能得逞一时，但是他的子孙后代将为此付出付不起的代价。因为天下是神器，不可私亵。你看秦嬴政试图独霸天下，想要万世一系，实际却二世而亡。再看，几乎没有一个末代帝王有好下场，跳海的跳海、上吊的上吊、改造的改造。李自成攻进北京后，明思宗朱由检先杀了自己的女儿，后自缢身亡。他在杀自己的女儿前，沉痛地对女儿说：“你为什么要出生在我的家啊!”有人感叹到：以自己做皇帝的片刻之淫乐去换取日后血肉崩渍的无穷之伤悲，这是愚蠢的人也懂得的道理啊!还有，这里是最新的例子：独裁者萨达姆和卡扎菲也为自己的子孙招来了灭顶之祸。这些人只看到了暴力的作用，总以为暴力是天下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以为谁掌握了最大的暴力，谁就掌握了天下，总梦想能够世世代代独霸天下。然而，窃天下者，无视天道，篡夺神器，这就等于速祸于身。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孔子：您为什么说天下是神器呢?
老子：天下是神圣之器，也是公共之器，是神器与公器。天下作为神器，其神性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一切神性的源头——天道。另一个是构成天下的主体——具有神性的个人。文明社会的基石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人，个体更应是神圣的，因而政府也是不能侵犯的。作为天道的造物，每个人都是神圣的，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小宇宙。每个人都是一个有目的的存在，都带着一个独特的理由来到这个世界上。因此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在人类的历史中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重复的存在。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属于所有人的天下就更加神圣了。对每个人的个性，执政者应该应予尊重，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天下之神器，不可强夺，不可霸持。用暴力夺取天下，终将会失败;用强力把持天下，一定会失去天下。神器不可犯，强犯神器一定会血流成河;霸持天下，一定会天怒人怨。历史上常常有枭雄想用枪杆子夺取天下。独霸者必将失败。小成功导致小失败，大成功反而加速其灭亡的步伐。他们最终将为天下所不容。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就是从夺取天下到丢失天下的循环史。
孔子：天下这个好东西摆在这里，你不抢，别人就会去抢。别人抢了，你就沦为被统治者。这就容易导致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抢白不抢。当然这不是我的想法，我是不会去抢的。谁要是抢到了，我再去感化他、指点他，拿天道、仁政约束他。
老子：等抢到之后再去感化已经为时太晚了。好言相劝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没有一个贪天下的人不是为了满足贪天下的一己之私。天下最大的贪污就是贪天下。如果以强力而有所作为或以暴力统治人民，都将是自取灭亡。用暴力夺天下充其量不过是让历史从终点回到起点，然后开始下一个以暴易暴的轮回。每个抢到天下的统治者都梦想他的天下能否万世一系，他的江山能够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然而，这仅仅是个梦想。否则，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朝代更迭呢?
孔子：秦嬴政的确没有做到万世一系。民主政治下能做到万世一系吗?
老子：我虽然不想把话说死，但是可以肯定，宪政民主是所有政体中最有可能做到万世一系的。民主下，通过选举只更迭个人，不更迭政权。况且，几世这个概念在民主政治下是不存在的。因为天下不是统治者与其选定的接班人之间能私相传授的。天下是一个共有的、开放性的空间。它不仅属于活着的人，而且还属于逝者和来者。当活着的人在管理天下的时候，还要照顾到逝者的遗产和来者的利益。甚至可以说，天下不仅属于人，而且属于天下的一切生物。所以，人类对保护动物与植物的繁衍，防止其灭绝负有责任。
孔子：天下属于所有的人，天下为公，这样的主张，我也很欣赏，但是总觉得难以操作。总不能让每个人像切蛋糕那样切一块天下?也不能每个人都在台上吧?
老子：天下为公，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第二，每个人及其一切都属于天下。第一个包容私，第二个排斥私。真正的天下为公就是共和。共和是依托于天道的超验神圣秩序。天下不是一个物体，不能像金币一样在不同所有者之间随意转让，不能将天下私相相授。一部中国史是定期用暴力强夺天下的历史、用强权维护独占天下的历史。这是完全违反天道。所以，一部中国史，基本上是一部苦难史，是一部充满战争、暴力、强权横行的历史。
所以，无道的政体是私天下，有道的政治是公天下。从无道政体向有道政体的转型就是让天下于天下, 还天下于天下, 藏天下于天下, 从而使天下作为天下人的天下，使天下成为向天下人开放的天下。当天下从僭越者手里回到天下时，当天下藏于天下而非宫廷时，当天下人平等享有天下时，统治与被统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也就基本消失了。在我的话中，我对统治者、执政者、治国者、当政者等词语的用法是有个大致的区分。所以，打天下不如治天下，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让天下安。让天下回归于天下，让天下人自己治理自己，实行无为而治，才是符合天道的治理治理方式。
天道章句之二十九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坠。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想要霸占天下为所欲为，
我看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天下是神圣之器，不可为所欲为
不可独占霸持。
妄为者将以失败告终，
霸持者将以落空告终。
因此，有道的政府
不妄为，所以不会失败;
不霸持，所以不会落空。
天下的人和事，秉性不一
有前行，有后随，
有徐缓，有劲急，
有强壮，有羸弱，
有安适，有危殆。
因此，有道的政府顺其自然，
不好大功、不嗜奢华、不走极端。
原载于 搜狐财经
萧瀚：聂树斌冤案为何难纠正
来源：《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37期
司法不独立，针对普通公民的刑事侦查权不能独立于行政权之外，这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两大毒瘤。不割掉这两个毒瘤，中国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刑事司法。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就无法得到基本保障。在可预见的未来，冤案还将层出不穷，并且难以纠正。
司法不独立，针对普通公民的刑事侦查权不能独立于行政权之外，这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两大毒瘤
2005年，聂树斌死刑冤案因疑似真凶王书金被捕而进入大众视野。时过六年，汗牛充栋的呼吁文字，并未能启动聂案再审程序。河北省高院仿佛沉睡的石头，让聂案再审变成一条看得见却永远走不到的地平线。
死刑在20世纪法学界以及各国立法中，已经越来越成为被淘汰的制度。即使保留死刑的国家，绝大多数也仅限于针对严重暴力犯罪。无论如何，死刑应当被严格限制适用，已是国际共识。
比死刑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杀死自己国民(罪犯也是国民)的制度，它必须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两个基本层面，有对权力的基本制衡。它涉及立法的民意性，拘捕和起诉嫌犯的公权力是否遵循合法程序，司法的中立性、独立性和公正性，司法程序对控辩双方权力/权利保障的公平性等一系列基础性正义问题。
至少有个基本结论是，在缺乏权力制衡的国家，因为前述基础性正义问题未能解决，无论事实上是否存在死刑，死刑都缺乏正义性——因为被“合法”杀死者的基本人权无从得到保障。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司法”的解释是“公平与适当的法律适用”(The fare and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laws)。何谓“公平与适当”?这涉及世界各国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共识，例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二、三款规定：
“二、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
“三、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
公约中相关保护刑事嫌犯的规定，早已成为世界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并且以具体的法律规范确定下来。例如批捕权属于司法权，应由法官签发(紧急情况下的无证逮捕往往是现场逮捕，须立刻补办手续)，被告人被逮捕之后必须迅速带见法官(许多国家规定12小时之内或常理之下的最快速度，拖延数日必然被视为违反程序)，再如由不得自证其罪原则衍生的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被告人被捕后迅速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直到审理宣判后的上诉权等。
在大陆法系国家，侦查阶段一般属于刑事司法程序的一部分，但侦查权由检察官行使，而不可能由隶属于行政的非司法警察部门行使。而且，因为法官具有中立性和超然性，由法官行使批捕权，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只有在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才能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而不是先将人羁押以后再来调查。
在中国现行制度下，法官和法院以及司法本身都没有独立，批捕权虽由检察院和法院共享，但绝大部分批捕令都是检察院签发的。更大的问题是，绝大部分侦查权都由隶属于行政系统的公安部门行使，只有涉及国家公务人员的犯罪才由检察院侦查。与此相配套，“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其中从拘留转为逮捕的审批期限最长可达37天。
此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加入一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但这并不能改变侦查权由行政公安警察行使的基本制度，对其权力的制约和保障嫌犯人权并无根本性助益。
聂树斌案发生在1994年，1995年经河北省高院复核后，聂树斌被处死。当时适用的1979年刑诉法，以及1994年3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中，辩护律师都是要到检察院提起公诉之后，才可能介入案件。1996年修订后的刑诉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改变了原有侦查期间律师无法介入的状况。
由于侦查权由公安警察行使的现状，侦查期间，司法权完全不能介入，因此侦查在中国本质上不是一项司法行为，而是一项行政行为。这导致侦查权几乎完全不受限制——所谓律师的作用，至少在侦查期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刑侦警察不向检察院申请批捕令，检察院也无法介入公安独立调查的刑事案件。
即使不考虑司法独立问题，这一与国际刑事司法通例完全不同的“中国特色”，也基本能解释为什么存在普遍、严重的刑讯逼供现象。而制度上不独立的司法在跋扈的行政权面前，甚至连审查刑讯逼供的勇气都未必有。这不但是聂树斌冤死的制度原因，也是六年来再审程序无法启动的制度原因。
司法不独立，针对普通公民的刑事侦查权不能独立于行政权之外，这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两大毒瘤。不割掉这两个毒瘤，中国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刑事司法。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就无法得到基本保障。在可预见的未来，冤案还将层出不穷，并且难以纠正。
而正在如火如荼热议的刑诉法修订，在这两个方面迄今未见有根本性改进。
笑蜀：普通人的权利，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来源：凤凰网
核心提示：为什么国人缺乏平常心，都那么浮躁，都那么狂热地追逐成功。这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无非因为一点，即恐惧，即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恐惧。而全部恐惧，显然都来自作为普通人生存的艰难。普通人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只有当这绝大多数人都有保障了，都安全了，社会的基础才牢靠。只有上层的安定那不叫安定，归根结底，那不过是流沙上的安定而已，幻象而已。
睡觉前忘了关手机，结果天才蒙蒙亮，就被手机滴滴答答的声音吵醒了，一看，全是垃圾短信：譬如赶紧打钱到某某账号，譬如某房产公司最新笋盘推出，等等。因为熬夜，所以很想睡懒觉，但睡意全被那些垃圾短信搅散，心中那个恼啊。
平白无故被骚扰，被破坏心情，这样的事每天发生。侵犯你不多，就侵犯你一点点，你还没法还击，没法解决，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你一点辙没有，只能选择忍受。而这一切都是无端的，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你没有任何错，唯一的原因，或者说唯一的错，仅仅在于你是一个普通人。
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切身感受。这感受，被最近的一则新闻印证。媒体报道，手机运营商手中都有一份神奇的“红名单”，只要你上了那份“红名单”，垃圾短信将远离你的手机。不过要上这名单，你得是一定级别的领导才行，至少得是省市级。
原来，杜绝垃圾短信并不是技术上做不到，而仅仅因为，你不是领导。这即意味着，你不是省市级以上领导，进不了那个高贵的圈子，那么你每天被侵犯一点点，每天被骚扰被破坏心情，就是活该，就是天经地义，没谁会当回事。
岂止手机短信二元结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这样典型的二元结构。一头是领导，依然至少是省市级以上领导;一头是我等普通人。领导的一切都绝对保障安全，绝对保障充裕，绝对保障物美价廉，交通如交通管制;医疗如耗用公共医疗资源85%的高干病房;教育如主要为领导子女服务的重点学校制度;一日三餐如正在全国遍地开花的特供食品基地。至于普通人，对不起，只好承受看病难，读书难，行路难，乃至一日三餐几乎找不出一种安全食品等种种高昂成本，所有那些高昂成本无一不透支生命，让人心酸，让人疲惫，让人绝望。
在中国做一个领导感觉真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无微不至，比照顾婴儿更周到更精心。出门碰到下雨，都无须自己撑伞，自有撑伞的随员亦步亦趋;甚至六一节去幼儿园看表演，宁可让孩子们在烈日暴晒下献歌献舞，也要保证领导在阴凉处安然正襟危坐。作为比照的是，做一个普通人真苦。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往往是挣扎的一生，这挣扎往往无异于一场噩梦。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人缺乏平常心，都那么浮躁，都那么狂热地追逐成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无非因为一点，即恐惧，即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恐惧。而全部恐惧，显然都来自作为普通人生存的艰难。
我们常常谈到中国的二元结构，但都是城乡二元，东西二元等等，鲜有注意到，普通人与领导的二元结构。一旦不再是普通人，一旦进入省市级以上领导的圈子，恭喜你，你就自由了，解放了，就可以拥有审美人生了。但如果进入不了那个圈子，如果只是普通人，抱歉，你就在茫茫大海中苦苦泅渡，自生自灭吧。这实质上是一种对于普通人的歧视，是以牺牲普通人的权利，普通人的幸福为代价。
这当然不是正常现象。普通人是什么?普通人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只有当这绝大多数人都有保障了，都安全了，社会的基础才牢靠。如果这基础中的每个成员，每天都被侵犯一点点，每天都在惶恐焦虑中度日，那么基础不牢，社会稳定又何从谈起呢?只有上层的安定那不叫安定，归根结底，那不过是流沙上的安定而已，幻象而已，绝不可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
放眼那些真正的长治久安的国度，就不难发现，在那里做一个普通人真幸福。做一个普通人，等于处于私人生活的堡垒之中，没有任何非法的力量胆敢侵扰，可以那么自由，那么安详，那么满足。而愈往上走，要牺牲的私权愈多，而且制约愈多，骚扰愈多，责任愈大，风浪愈大。侵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私权都是大罪，都往往导致身败名裂，但对身处权力高层的人，则报纸上可以每天骂声不断，迎面碰上可以随手扔去一枚臭鸡蛋。从这比较中，可以发现这么一个原理：普通人的权利愈有保障，普通人的生活愈是安定，则社会愈健康。
而这，恐怕才是社会稳定的真正奥秘吧。
丁咚：央视为何只报道国外群体性事件？
最近，美国爆发了近50年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这场日显声势浩大的运动从“占领华尔街”开始，现在发展到“占领高校”。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进行了跟踪报道。最新消息称，全美20多个城市卷入了此次美国式“群体性事件”，纽约参加游行的人数将达到上万人，多达75所高校学生声援“占领华尔街”运动，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当年法国发生骚乱时，新闻联播也是如此热衷于进行报道的；只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点什么事儿，享受优越生活的中国人民就有机会为生活在痛苦之中的被剥削者掬一把泪......
听说新闻联播在进行内部改革，听说改了片头曲，弄得老百姓一阵唏嘘，听说还换了几个人......
但就是没改掉只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的新闻，而不播中国每天成千上万的“群体性事件”的“老毛病”。
中国人民自古极具创造性，今天的庙堂人物将其发扬光大，所以我们才有幸可以欣赏无数经过他们重新创造出来的新词儿。本来“失业”一词在万恶的旧社会就已经风行了，但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失业的，只有“下岗”；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宪法里都明文规定，集会、游行、示威，都是公民自由，但我们这里从来看不到人民这么做，只有无数“群体性事件”每天在上演。可见我们的社会是个好社会，比全世界所有社会都要好，可见我们国家永远只有一小撮坏蛋在闹事，多数人沐浴在幸福的光辉里......
我手头一份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从2004年到2011年，中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数量和参与的人数，增加又不知凡几。
“群体性事件”，无疑是极具创造性的庙堂人物最伟大的创造物之一。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公民合法地享有“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但除了官方或者半官方组织的表达歌功颂德或者一致对外的意思的游行活动之外，从未有任何其他性质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获得批准，由此导致民意缺乏合理的疏导，并演变成以半暴力形式呈现的群体性事件。
当官方抱怨群体性事件绵绵不绝时，他们却没意识到，这些群体性事件不仅是由他们引起的，而且是由他们促成的.....
来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艺术家排名第一 环球时报狂咬艾未未
来源：参与
作者：大风
（参与2011年10月15日讯）继前几天恶言恶语评论陈光诚之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再次恶评艾未未。此前，艾未未被英国《艺术评论》评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入选的共100人，艾未未排第一。
对此，《环球时报》称：“其实艾未未原本在中国艺术界名气一般，但他摆出与中国现实政治对抗的姿态，一下子收获大量眼球。”“英国《艺术评论》是一本艺术设计类期刊，在圈子内有一定知名度。但要“更有名”，跟政治绑在一起来得最快。”
《环球时报》拿着土共的一贯话语体系，还称：“要在西方出名，你就在中国做一个二三流的艺术家，或者在知识界有个二三流的位置，然后你就猛烈抨击中国政治体制，越猛烈越好，当然，最好你有意触犯中国法律而坐几天牢。这样西方舆论发现你的概率极高，说不准哪天你就会中一个“大奖”。这就是西方“样板戏”发给中国人的节目说明单。”
对于《环球时报》恶评与狂咬，著名评论家莫之许表示：“综观《环球时报》历次就异议问题的表现, 显著山寨水准, 小报商业出位考虑的意味甚浓, 当然不排除上头有人允许其作尝试, 但力量配置是乡镇级别的。”
需要提及的是，此前艾未未被中共政权强制失踪83天，《环球时报》曾多次狂咬艾未未，对艾未未极尽污蔑。
下面是《环球时报》的具体内容：
环球时报：英国《艺术评论》也走政治路线了
2011年10月15日 环球时报
艾未未近日被英国《艺术评论》评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入选的共100人，艾未未排第一。该杂志评委坦承，选艾未未不仅是因为他的艺术，还包括他的“政治行为”。对这个很难分辨究竟是“艺术评选”，还是“政治评选”的结果，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美联社等西方主流媒体几乎都迅速做了报道。
英国《艺术评论》是一本艺术设计类期刊，在圈子内有一定知名度。但要“更有名”，跟政治绑在一起来得最快。这几乎是世界性的规律。其实艾未未原本在中国艺术界名气一般，但他摆出与中国现实政治对抗的姿态，一下子收获大量眼球。《艺术评论》把政治和价值观作为这次评选的第一原则，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中国崛起逐渐成为这个世界的头等重大事件，围绕中国的轰动性和争议性会比黄金和石油价格有更稳定的上涨，对一些人和组织来说，它有现实的投资价值。可以预期，未来与中国“对抗”的人和行为种类会不断增加，至少在一部分情况下，这种“对抗”的意识形态性质会降低，或者蜕变成一种表面的东西，而利益的驱动因素将越来越强。
中国国内的“异见人士”近两年受到的西方声援是空前的，西方的各种奖项都在向这些他们并不熟悉的中国人开放。一个中国的“政治反叛者”在西方“被获奖”，这几乎成了“样板戏”。说它是“样板戏”，是因为获奖者的“事迹”，以及颁奖者的颂扬，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的。
一个特殊的利益损补机制似乎在形成：突出的“异见人士”在中国受到法律制裁，个别的坐了牢。但他们在西方名声大振，并获得西方的奖金和其他经济支持。由于从事对抗性政治活动的人身风险比早些年低多了，而各种直接的或潜在的收益却呈上升趋势，“异见人士”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开始对部分知识精英有了一定吸引力。
中国“异见人士”与西方政治需求及舆论市场的需求同时形成契合，最大的推动力还是中国崛起本身。换句话说，中国“异见人士”在西方走红，完全是中国巨大经济及社会成就的副产品。中国的发展既制造了强大的正面因素，也制造了其内部某些对立性因素的成长，这或许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必然经历吧。
必须指出，西方对中国这样的国家采用支持“异见人士”的策略，最初能获得政治效果的性价比非常高。但久而久之，这样的效果会递减。除了这种方法被用得太滥，还因为它的政治倾向性过于明显。近年来，西方颁给中国人的各种“人权奖”，几乎全部给了对抗中国政治体制的人，而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对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权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人，一个在西方获奖的也没有。这使得西方的这类“人权奖”，完全成了“对抗中国政治体制奖”。
要在西方出名，你就在中国做一个二三流的艺术家，或者在知识界有个二三流的位置，然后你就猛烈抨击中国政治体制，越猛烈越好，当然，最好你有意触犯中国法律而坐几天牢。这样西方舆论发现你的概率极高，说不准哪天你就会中一个“大奖”。这就是西方“样板戏”发给中国人的节目说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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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承继“辛亥”梦想，共同为“民主、统一、繁荣”的中国而奋斗！！
——“零八宪章论坛”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正文见“本刊特评二”，欢迎转载）
马英九在纪念“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11日 转载)
今天是中华民国一百年元旦，这是一个值得庆祝和感恩的时刻。
一百年前，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几乎亡国，国父领导革命，推翻满清，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向人民许下富强的承诺。一百年前，中国历史只有朝代的更替，人民不能当家做主。中华民国的建立，向人民许下民主的承诺。
一百年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文盲遍地。中华民国的建立，向人民许下均富与教育的承诺。
这些承诺，正是三民主义的理想；这些承诺，透过世代的努力，一字一句写入我们的宪法，逐步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今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向缔造中华民国的先烈先贤，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当年如果没有与妻诀别的林觉民，没有「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没有热血牺牲的英勇烈士，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
这一百年的足迹，不只是建国的奋斗史，也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血泪史，更是参与重建世界秩序的精彩诗篇。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国民政府北伐统一全国，开始十年建设。八年抗战，我们粉碎日本侵略的野心，废除了百年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台湾因而重回中华民国版图。
二次大战后，中华民国更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不仅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更协助草拟「世界人权宣言」，将儒家精神鎔铸其中。
民国三十五年在南京，由全国各地选出的製宪国大代表，结合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的精髓，制定了亚洲最进步的民主宪法。
民国三十八年内战失利，大陆沦陷，政府迁台，这是中华民国重大的挫败。但是我们没有灰心丧志，反而痛定思痛，改造重生，逐步在台湾实现中山先生的理想。
六十多年来，中华民国在台湾推动「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扶植民营企业、推动十大建设、促进产业升级；我们废除养女制度、建置劳工保险、实施九年国教、开办全民健保、通过国民年金；我们实施地方自治、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平反「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冤桉、推动国会全面改选与总统直选，并实现政权和平轮替。
这些改革无一不是历史的里程碑，让中华民国成为全球开发中国家政经发展的楷模，也彻底破除了民主不适合华人社会的偏见。
如今，中华民国已经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敬。我们的援外团体走遍世界；我们的科技产品行销全球；我们的护照即将在九十六个国家与地区通行无阻；我们的创新能力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我们的年轻人在世界舞台表现亮丽，充满自信。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今天在台湾的每一个人都共同经历了台湾成长转型的岁月，拥有共同的记忆与经验。我们曾为中华棒球队扬威国际，感到兴奋；我们曾因失去联合国代表权，感到愤怒；我们也曾为了在国际场合升起国旗，流下热泪。
是的，就是那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让我们团结！让我们振奋！让我们感动！当年它曾是支持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从小一起看着长大的共同记忆，更是凝聚我们爱国情怀的焦点。
英九身为总统，承担继往开来的重任，秉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理念，始终牢记经国先生推动十大建设时讲过的名言：「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所以，多少任政府无法推动的重大改革，我们都不畏艰难，开始启动，包括行政院组织再造、县市合併升格、制定「农村再生条例」、推动二代健保与实施国民年金。我们也推动两岸和解，使台海从过去的冲突热点，变成今天的和平大道。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未来的十年是国家发展升级的关键时刻，我们要打造台湾的「黄金十年」，为中华民国第二个一百年奠定昌盛的基础。让「黄金十年」成为和平的十年，建设的十年，也是幸福的十年。
英九对未来有四项期许：
一、百年树人：
教育是国力的根基，孩子是未来的希望。为了让青少年有更合理的教育环境，英九在此宣布，台湾教育将迈入新纪元，今年开始启动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分阶段逐步实施，先从高职做起，预定民国一○三年高中职学生全面免学费、大部分免试入学。同时，今年实施五岁幼儿入学免学费，未来视财政情况，逐步将学前教育免学费延伸至四岁到三岁，以减轻父母的负担，但学前教育不纳入学制。
我们深知，少子女化问题将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力，政府决定从婚、生、养、育等四方面着手，多管齐下，以提升生育率。
二、百年生机：
本世纪最大的挑战是全球气候变迁，最大的机会是数位科技革命。我们已有全方位的规画，将重整国土计画与灾防体系，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贯彻节能减碳，要为后代子孙留下好山好水。台湾经济必须转型，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产业，势必淘汰。绿色经济是未来的趋势，也是政府扶植的重点，我们要让中华民国生机永续盎然。
为因应数位时代的挑战，我们将推广数位高画质电视，并全力投入宽频网路的基础建设，使网路的速度更快、品质更好、价格更低，让数位生活成为国民的基本权利。
三、百年公义：
我们要打造一个公义的社会，让这个社会中人人发展机会均等，司法公正廉明，贫富差距缩小，人权受到保障。
我们社会有丰富的爱心与巨大的关怀力量，未来政府要结合志工，致力消除城乡落差、南北落差与数位落差。
我们也要持续推动「全民司改」，在公正、品质与效率三方面全力改善，以切实保障人权，赢得人民对司法的信赖。
台湾老年人口日益增加，已经步入高龄化社会，我们要积极推动长照保险制度，提供充分的照顾人力与设施，以加强对长者的社会及医疗服务。同时，我们也要推广敬老爱老的文化，普及适合安养的建筑与公共设施，让长辈们生活得健康、自在、舒服。
均富是中山先生坚持的理想，我们要增进赋税公平，改善就业与创业环境，强化社会福利制度，让经济成长的果实为全民所共享。
四、百年和平：
台海和平是东亚和平与繁荣的基石，这是两岸共同的责任。过去二年多，我们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基础，恢复与大陆协商。迄今完成双向直航、陆客与陆生来台观光、就学，还签订包括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在内的十五项协议，大幅缓和台海紧张情势，为区域的稳定繁荣作出贡献。
我们认为搁置争议，争取台海长期和平发展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愿望。两岸当局应以和解消弭冲突，以合作取代对抗。现阶段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主张，都会影响两岸关係的和平发展。两岸炎黄子孙应该透过深度交流，增进瞭解，培养互信，逐步消除歧见，在中华文化智慧的指引下，为中华民族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中华民国的第二个一百年，即将在我们的眼前展开。我们要发下宏愿：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台湾没有大陆的文革动乱，六十多年来，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从生活美感到艺术美学，它的传统韵味，让世界惊艳。
台湾更有海洋文化的开放与创新，中华文化在台湾，早已吸收西方当代文明的精华，创造新的艺术表现。从舞蹈、音乐、戏剧、视觉艺术到影视等等都得到世界高度肯定，形成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台湾也是全球实践儒家思想最普遍、最彻底的华人社会。仁义、孝亲、尊师、勤奋、善良、纯朴等儒家倡导的美德，早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台湾也具有扎实的公民社会、多元的社团宗教、自由的媒体舆论、兴旺的志工运动。英九相信，只要发挥文化的创造力，台湾的魅力可以吸引全世界。唯有台湾，最有条件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做华人世界的民主模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的存在，不仅保障台澎金马的安全与尊严，同时也证明中华民族在自由、民主的环境裡，可以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台湾的民主还很年轻，却带动了蓬勃又有活力的政党政治。民主是台湾的力量与骄傲，更是朝野竞争与合作的基础。
我们希望有一天，所有炎黄子孙都能和台湾人民一样，享有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多元生活方式。我们深信，这样的梦想并不遥远，因为这些价值在台湾都已经实现，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台湾经验应可作为中国大陆未来发展的借镜。
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相互提升。我们关心大陆的人权发展，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珍视的核心价值，也是测量与拉近两岸距离的重要指标。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经验告诉我们，创新与研发所带来的附加价值最大，创新与研发愈发达的国家，国力也愈强盛。
台湾的产业发展已经逐渐从代工走向品牌与创新，每年获得专利件数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我们青年人参加国际发明展，屡屡在好手如云的竞争中，拿下世界冠军。我们深信只要加强研发，鼓励创新，培养自製能力，保护智慧财产权，台湾有优越的条件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世界顶级品牌的摇篮。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成为受人尊敬、让人感动的国家。仁政与王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未来我们要以这种「进取而不掠夺」的精神，积极关怀全球议题，参与国际事务。
世界是我们扬帆的蓝海，全球是我们驰骋的中原。中华民国身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愿意承担责任，贡献一己力量，成为和平的缔造者、人道援助的提供者、文化交流的推动者以及新科技与商机的创造者。我们要让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成为受人尊敬、让人感动的国家。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中华民国一百年的历史，像是一场跨世纪的接力，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关切国家的前途，奉献青春与理想，投入国家建设与社会改造，才能开创中华民国的今天。
站在建国一百年的起点，英九想起八十多年前台湾先贤蒋渭水先生讲过的名言：「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我们要相互扶持，彼此勉励，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二千三百万人手中，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要以实力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以行动维护台湾尊严，以智慧打造台湾未来，让我们共同开创下一个百年盛世！
现在，请大家站起来跟我一起高呼：
中华民国万岁！
台湾民主万岁！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９日）
同志们，朋友们：
１００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今天，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封建统治腐朽无能，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在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人们无不痛切感到，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也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孙中山先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现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誓言。在他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有力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尊敬和纪念！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同志们、朋友们！
辛亥革命后，接受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寻救国救民道路。１９２１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用先进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出现焕然一新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的孙中山先生，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形成席卷全国的革命新形势，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共同努力、继续奋斗。经过２０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关于建设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奋斗，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谱写了中国发展的辉煌篇章。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豪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同志们、朋友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我们要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团结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辛亥革命１００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总结近代中国一切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经验教训，深刻总结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总结世界各国实现发展进步的历史启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辛亥革命１００年来的历史表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动员和凝聚全民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创造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也是全体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辛亥革命１００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振兴中华的宏愿，应该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大陆和台湾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当今时代，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标。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增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促进两岸同胞密切交流合作，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提升两岸经济竞争力，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同志们、朋友们！
回首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我们无比自豪。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我们信心百倍。我们呼吁，全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努力作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贡献，在时代进步洪流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中人：我们必须启动自己的辛亥革命
----从毛泽东论“辛亥革命”谈起
1911年10月10日，发生在长江重镇武昌的一个小小的哗变敲响了从1664年开始统治中华大地的满清王朝的丧钟。次年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搬出故宫。人们将这一推翻满清王朝的运动称为“辛亥革命”。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该如何解读和定义这场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事件？
首先，“辛亥革命”的初衷不仅仅是要推翻满清王朝，还要建立一个拥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辛亥革命”从发生到现在已经100年了，但是，孙中山最早提出的“三民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仅仅在台湾有了真实兑现。“三民主义”在中国没有按照预设实现，有外在的因素（日本的入侵和美国在日本投降后的左右摇摆），更有内在的原因（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国共先统一、后分裂、再内战和中国自身的文化劣根性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辛亥革命如果不是一个失败的革命，至少也是一个没有完成的革命。
第二，假设满清王朝能够按照“戊戌变法”的思路推进“政改”，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慈禧太后之前对变法阵营的镇压和满清最终启动立宪后的拖拉把这个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王朝送上了断头台。
第三，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在世界的“革命史”的上下文内去看，它不及英国的“光荣革命”，因为“光荣革命”把皇室变成了政治象征；不及“美国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创建了新型的民主共和制；也不及“法国革命”，因为“法国革命”从根本上推翻了皇权天授的封建根基，把“自由、平等和博爱”及“三权分立”等普世价值引入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甚至不及“十月革命”，因为作为一场最终失败的革命，“十月革命”至少提出了可以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抗衡的理论体系并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势力格局。
不过，毛泽东这个中国首屈一指的“革命家”对辛亥革命的一系列的“盖棺论定”或许能帮助我们认识“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它对中国近一百年历史变迁的意义和它对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的启示。以下是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的一些论述：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认为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联合推动了清朝的结束：“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同年，毛泽东还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
1925年，毛泽东说，“我们的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同年，他还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
1938年，毛泽东对一位英国记者说，“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1939年，毛泽东说，“……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写到，“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没有超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范围。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
1945年，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做出说明时写到，“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同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告诉大会代表, “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1954年，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1956年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提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从1956年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忙得不亦乐乎，一步一步把中国拖到崩溃的边沿。从很大的程度上讲，我们可以说，不仅仅是毛，而且是整个中共都忘记了或许被不允许记住“辛亥革命”的宗旨是在推翻满清王朝之后推行“三民主义”。
我们通过对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也许可以得出一些粗浅的结论：
一、辛亥革命不仅仅是孙中山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革命党、保皇党和中国社会所有不满足于现状的各个阶层的代表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满清王朝并非没有启动政治改革，而是误判的形势，造成了延误，不仅断送了自己，也使中国滑入大混乱和大暴力，大大延误了中华崛起和国泰民安的时间。
三、在中共早期，孙中山是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辛亥革命的使命也中共建党的使命。
四、412政变之后，中共从感情上不能接受辛亥革命；但是抗战期间、抗战刚刚结束之后和国共刚刚开启内战之时，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使命有极为精辟的论述，但是精辟的论述不等于对这一使命的心悦诚服的接受。从现在来看，辛亥革命似乎只是毛和中共试图团结最多的中国人民并获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的一个敲门砖。
五、中共对辛亥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推崇是他们获取支持并最终夺取政权的原因之一，毛泽东甚至也曾认真思考过如何真正实现三民主义（毛泽东字1945年黄炎培的谈话中指出，中共已经找到了避免历史朝代周期的法宝，那就是民主），但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对他绝对服从的中共（所有敢于犯上作乱的都将被打入政治地狱）开始了新的尝试，试图继续革命，把中国变成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但其结果恰恰相反。换句话说，当毛泽东和中共抛弃了辛亥革命的宗旨，中国很快就走上了一条近乎自我毁灭的道路。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之后就没有人敢做和刻意做皇帝了，但是他在生前对国家和党的控制一点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皇帝，他自己肯定也是把自己当做皇帝去思考问题和做出决策的。毛泽东跟孙中山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他并没有他所提到的孙中山的谦逊和虚心。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1905年到1911年，满清政府已经启动了预备立宪，中国并非没有进行自己的“光荣革命”的可能，但是满清政府反对宪政的保守分子的冥顽不化、革命党人的恐怖手段和光绪与慈禧的先后去世断送了中国第一次“和平演变”的机会；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曾接受的议会政治时间不长就告夭折，中国遂进入动乱；从1927年蒋介石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入侵中国，虽然中共转入地下并开始武装斗争，中国还是大踏步进入了奔向“三民主义”的“黄金十年”。1945年到1947年可能是中国和平实现“三民主义”的第二次最好的时机，但是党派之间的尔虞我诈、政客的勃勃野心及意识形态的不同使得国共又开始厮杀，共产党继而统一大陆，国民党偏安一隅。在后来，大陆启动了经济改革，实现了“民生主义”；台湾在经济改革完成之后又启动了政改，实现了“民主主义”，而“民族主义”这个从一开始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十分血腥的东西一直是执政者手中的政治动员工具。
现在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中国必须反思辛亥革命。为了政党永葆青春的合法性，为了社会和政治的和谐，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不与西方国家无始无终的在主权和人权问题上发生争执和冲突，我们必须启动自己的新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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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介
编者按：
现存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其先天性的基因缺陷，更由于后天的畸形培育和畸形发展，使得这个制度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阻挠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陷阱。共产主义官僚贵族集团为了维护自身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不惜以国家强制力量为后盾，干着大量侵犯国民人权、破坏国民幸福和尊严的勾当。官僚贵族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普遍的腐败、严重的两极分化、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向何处去？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国家公民面前的严肃主题！
张祖桦先生作为前中国共青团高官，本来有机会置身共产党高层甚至最高层的官僚序列。但8964大屠杀使他看到了现存政治制度的残忍性和悲剧性，从而果毅退出中共官场，听从良心的呼唤，开始致力于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理论研究和转型实践活动。经过九十年代的理性思考，2001年终于结晶出版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简称《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为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提供了可资选择的路径和方向，从而很好地回答了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本书中，张祖桦先生非常系统的解析了与民主宪政科学有关的系列概念，如“民主”、“法治”、“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宪政”等等。他将“民主”分为“一般民主”、“法治民主”和“宪政民主”三个层次，认为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结合是人类迄今为止在政体方面的最优选择。
张先生指出中国政治转型的根本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体。那么怎样从现实出发完成这种转型呢？张祖桦先生提出了“新三民主张”，即培育公民社会、树立公民意识、积累民主实践。他认为中国之政治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经历“体制改革阶段”、“低度宪政化阶段”和“高度宪政民主阶段”。而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则是一件众人添薪捧柴的事，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及体制内外各种进步力量的合力推动，从而扫除官僚权贵集团对民主宪政事业的阻挠，并最终完成政治改革和民主宪政制度的创新。
毫无疑问，张祖桦先生的政治智慧对于当下中国的维权事业和民主事业是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的。
从本期开始，《零八宪章》月刊将分集连载张祖桦先生的政治学著作《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我们希望也相信读者诸君能从这部著作里寻找到一些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总结，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关于中国、关于中华民族的美好憧憬和光荣梦想！
编者：2011年4月15日
上一期我们编选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的第十章：“积累民主实践”，本期我们编选的是该书的第十一章：争取国际支持， 本章内容基本架构如下：
第十一章 争取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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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宪政民主运动一向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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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民主事业在争取国际支持方面的有利因素
第一，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第二，苏联、东欧、南非、韩国、印尼和台湾的民主化影响
第三，中国人民的斗争，赢得了世界普遍尊重和同情
第四，互联网与地球村使得世界各个组成部分联系愈来愈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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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民主事业在争取国际支持方面的不利因素
第一，世界上仍存在着反对实行宪政民主的势力
第二，从国家利益出发，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难题
第三，苏东剧变所产生的某些消极影响
第四，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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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争取国际支持应该注意的问题
首先，应重视联合国和各相关国际组织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其次，应加强与欧美等宪政民主国家的交流与对话
第三，应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及留学生的作用
以下是本章正文，请阅读——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作者：张祖桦
第十一章 争取国际支持（连载十二）
“高贵的思想，从四面八方来吧！”——印度宪法的制订者正是怀着这种吠陀祈祷者的精神，寻求世界各国宪法的指导。
——[印度]索利.J.索拉布吉
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事业决不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它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开放世界的和平民主潮流息息相关。近代以来之中国，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非中国之中国，也非亚洲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中国之发展、进步与富强，只有在参与世界政治经济大循环的潮流中才能得以实现；自我孤立与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自甘落后和自取灭亡。
从国际关系层面看，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意味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和国际依存的加强，意味着各个国家要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标准与规则（如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的规章）。因此，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全球化、国际化，它是从各种文明和各个国家独自发展的状态向着全球文明和地球村过渡的一个历史时期。全球化意味着伴随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互动与相互依存日益密切，人们的全球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同时，由于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资金、生产、贸易、资源、市场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加强，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全球性经济。因此，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书中写道“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词中指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我国公民争取宪政民主的事业无疑是属于世界和平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其所具有的国际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全球的和平民主力量利益一致、命运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国的宪政民主事业离不开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大力支持；同时，一个实行宪政民主体制的中国，也必将会成为世界和平民主事业的坚强保障力量。反之，则可能构成对世界和平民主事业的威胁。
从近代历史看，我国的宪政民主运动一向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并且从国际社会获取大量精神和物质能量。
例如，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政治改革运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主导变法的维新派所操持的思想武器，就有来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其中尤以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原著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据今人考证，赫氏原著本意是批判进化论，尤其是批判将进化论用来解释人类历史；严复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加工，使之变成了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利器)所起的作用最为强烈和深远，书中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对中国的革新力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由于世事变迁，时移势易，如果继续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今天的现实，是很成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在我国近代历史上所起到的思想解放的作用。戊戌变法的改革内容主要就是学习西方国家，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发展现代工商业等。“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纷纷流亡海外，得到国际友好人士和海外华人的真诚帮助。伟大的民主主义先驱孙中山在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失败后，也曾多次流亡海外，得到了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人巨大而无私地支援。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民和他们的优秀儿女从未停止过追求宪政民主的奋争，许多人为之献出了生命。在这一过程中，未曾间断地受到国际进步社会和海外华人的有力支持与慷慨帮助。我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路还很长，其间还会有许多艰难险阻；尽管它将主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自身努力和内部因素的逐渐演化；但是，国际社会的呼应和支持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它将提供必要的动力和压力、经验和教训、人力资源和物质援助，加快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进程，并使我们尽量少走弯路。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宪政民主事业在争取国际支持方面，既存在不少有利因素，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有利因素如：
第一，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已经构成人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中，自由民主事业在世界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大批国家加入了实行宪政民主政体的行列。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正在成为愈来愈多的人们的信仰。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政体，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与之对抗，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和不明智的，因而也不可能持久。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得人心者得天下”；以此推论，失人心者终必失天下。人心的向背，是政权是否稳固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我想：中国共产党最清楚这一点。清朝政府之所以被推翻，就是因为其太腐败失去了人心；北洋军阀政府之所以垮台，也是因为其暴虐无能失去人心；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之所以土崩瓦解，仍然是因为贪污腐败失去人心。所以，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作“多行不义必自毙”。做了太多不仁不义的事情，必然要失去人心；而失去人心的结果，必然是自取灭亡。历史上这方面的事例数不胜数，执权柄者当深思！席卷全球的实行宪政民主的洪流，给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注入强大的推动力，并且迟早会冲破重重障碍，帮助中国人民到达胜利的彼岸。
第二，苏联、东欧、南非、韩国、印尼和台湾的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政权的解体与政治民主化，昭示着中国大陆的明天。
苏联、东欧国家在二十世纪末发生的巨变，影响至为深远。它宣告了存续半个多世纪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由此，危及人类安全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冷战”随之告终。它明确地告诉世人：实行一党专政和极权式的社会主义是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不利于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须改弦易辙；舍此没有别的出路。改得愈早愈好；否则的话，拖得越久，包袱背得越重，就会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社会转型的代价就越沉重（这正是今天俄罗斯与前苏联各国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同时，苏联、东欧的变化也并未出现有人断言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局面；改革进行得虽然很艰难，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序的和有成效的；关于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看得愈加清楚。台湾的总统大选和政权的和平转移，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建立宪政民主政体更具有切近的参考价值。因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台湾能做到的，大陆也应能做到；台湾民主化的经验正可供大陆学习与参考。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宪政民主变革与和平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对于正在争取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的中国公民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
第三，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宪政民主而进行的英勇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许多国家政府的普遍尊重和同情。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与宪政民主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之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在一本论述中国民主化的书中写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探寻一种政治形式，而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没有这么痛苦和残酷。”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争虽屡遭挫折，但并没有付诸东流。国人所作的牺牲，足以赢得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们的关注和尊重。尤其是1989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威震全球，令全世界的独裁者胆战心惊，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士气，有力地推动了苏联、东欧的政治变革。赤手空拳的王维凌只身拦截全副武装的坦克车的英雄形象，已成为中国公民争取民主视死如归的象征！只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这种“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在争取宪政民主的道路上接力竞走，一定能够得到世界上愈来愈多的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第四，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与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地球村时代的临近，使得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
今天传媒与信息的穿透力极大地削弱了边界的藩篱，人类各个部分之间的互相了解、沟通与共同感已经达到了全新的水平，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一国发生的事情不再是孤立的、与它国无关的事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不会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中国政府之所以要签署国际人权公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因为不能无视外部世界的影响。今日世界通讯和技术信息的飞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大量新鲜的信息；而这些新鲜的信息，同时就是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它会促使人们不满足于现状，向着先进看齐，追求高质量的、自由的、更加符合人性的生活。想禁闭人们的思想，已无法做到；封锁信息，也难以奏效。外部世界的各种改革信息都会鼓舞我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信心和决心。对于统治者来说，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主动地改革和被动地改革两种，不变革是肯定不行的。
不利因素为：
第一，世界上仍存在着反对实行宪政民主的势力。
一些国家仍然是由奉行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政治人物和势力掌握政权。这种势力不仅在本国极力推行专制统治，而且在国际社会极力推销自己的货色，拼命抵制宪政民主潮流。他们为了给自己的专制行为制造理论根据，利用各种场合极力鼓吹“国情特殊论”、“文化特殊论”、“生存权优先论”、“主权高于人权论”等谬论，意在对抗以人权、自由、宪政民主为基本价值的世界文明主流。同时，在本国国内残酷地迫害持有不同政治见解者，压制各种与之不同的力量和声音，箝制要求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舆论，践踏人权与法治。尽管他们提出的理论根据是站不住脚的，其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的；但是由于他们掌握一定的国家权力，控制大量的政治机构、社会资源和舆论工具，拥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而且在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中占据一定的席位和发言权；所以，这种专制势力仍然能够迷惑和影响一部分人，并且对自由民主事业以及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构成很大的障碍。
第二，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应该看到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家利益和自身的难题，都有自己的国际战略和国内政策。
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大为增加。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句话用在国家关系上，也不失为至理明言。各国都有自己的商业利益和经济利益，都希望尽可能地开拓国际市场，以解决本国商品的出路和增加本国公民的就业机会，各国政府为此做出的各种努力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可对别国的帮助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应指望别国政府会象关心本国的事情一样，关心它国的事情，毕竟民主国家的政府首先要对本国的选民负责；自己的事情办不好就只有下台。加之近年来，各国经济和内政方面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如拉美和亚洲的金融危机、经济下滑、失业、恐怖主义抬头与社会治安恶化、环境污染等等）；此外，跨国移民问题对发达国家也造成了较大冲击；致使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美各国在参与国际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本国内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回归本国的“孤立主义”倾向和排外思潮。这些都会影响到实行宪政民主政体的各国政府及其国内的政治势力，对于正处在发展中的国家事态的关注，而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实际支援。一些民主国家出于国家利益方面（如拓展国际市场、增加国内就业机会）的考虑，也可能会对专制国家作某些让步，这是不足为奇的。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要在争取国际支持的工作上采取消极无为的态度，而是要对国际社会可能给予的帮助，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以我为主”的意识。
第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对后进国家（指后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来说，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不能缓行》一文中，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放慢的原因时认为，苏联东欧的剧变来得太突然、太猛烈，震撼世界，更震撼中国，对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载1999年第12期《半月谈》内部版）加之多数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给人以动荡不宁、痛苦不堪的图像；尤其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似乎过于缓慢，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及从前（据世界银行1998年末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50%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在10年前，这一人数大约只有2%）；加之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如黑社会势力的崛起、黑金政治现象、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治安状况恶化）比较严重，给了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以攻击的口实。同时，使象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的领导阶层从中看到了对自身不利的结局，进而变得十分害怕政治改革和宪政民主；还从中吸取了不少消极的经验教训：如只搞经改不搞政改；坚决镇压政治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决不放开言禁和党禁；限制公民社会的发展等。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我国背离自由民主的潮流越走越远，矛盾越积越多（前苏联集团的国家之所以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极其困难的局面，虽然与它们在改革中的失误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为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以前长期在专制政体统治下，积累的矛盾太多，启动社会变革的时间拖得过长）；拖的时间越长，则危险越大，改革起来就越困难。
第四，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
我们在这里不去评论别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回潮（那不是本书的任务），也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只是指出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起，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极为有害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是非不明的思潮和情绪，因为它常常被政治上的阴谋家调动起来盲目排外、转移民众的视线和对抗民主主义的发展。在持极端民族主义观点的人看来，只要是本民族的东西，那怕再不好，也不允许他人反对和批评；否则就是汉奸（或其他什么奸），就是卖国贼，就得打倒、斗臭，甚至于取消其生存权；而国外的东西即使再好，也是有害的，也要加以反对和排斥。这种思潮本质上和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如同科学技术没有国界一样，先进的思想和制度也不应该受国界的限制；谁的好，我们就应虚心学习，为我所用。如果一味排斥外来的东西，就不会有进步、不会有发展。二十多年来实行对外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和世界贸易组织，并切实履行自身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必将给中国带来更大、更全面、更深刻的变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极端民族主义或激进的、偏激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实行宪政民主和实现现代化的大敌。
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怎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应重视联合国和各相关国际组织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通过了许多关于人权、自由、民主方面的文件和公约，如《联合国宣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德黑兰宣言》、《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案》、《维也纳宣言和行政纲领》、《曼谷宣言》等等，上述文件阐明了人权、自由、民主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各国人民享有的权利、各成员国应当承担的义务。这些文件对于我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政府业已签署了其中的大多数文件，如在1997年10月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1月签署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政府现仍以全国人大尚未批准加入这两项国际人权公约为由拒不履行）。但是拖延履行终究不是办法，因为《世界人权宣言》还只是一种各参加国的意向性声明，而联合国人权公约做为国际协定，具有国际法上的法律效力，各签字国负有切实执行的义务并要接受国际监督。《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它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本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它措施。”如果继续拖延履行联合国人权公约，势必会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著名法学家于浩成认为，根据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国公民有权向中共政府提出要求：1．修改工会法，以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关于“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工会有权建立全国性的协会或联合会”、“有权组织或参加国际工会组织”。2．制定罢工自由法，以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人人有权罢工的规定。3．修改或制定有关法律，以符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关于“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自由。”“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任何人进入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4．开放党禁、报禁，尽快制定结社法、新闻出版法以取代违反宪法、限制与扼杀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有关行政性法规。从中共过去的表现来看，关键在于怎样对之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督促，以使之切实履行其所承诺的国际义务。这就需要联合国及其所属的有关机构(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权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法院等)和非政府的国际人权组织给予必要的关注和监督(包括协商和对话)，这方面的工作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事业。近年来，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与推进人权、民主方面的作用明显增强。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已多次介入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如派遣观察团与维和部队监督并帮助大选，而且在派遣时并不一定要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程序首先征得当事国的同意。另外，一些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影响也在日益提升，像社会党国际、大赦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国际红十会、无国界医生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国际奥委会、诺贝尔奖评委会等，它们虽然是非官方机构，却能以独特的方式与渠道在政治领域中释放出相当大的能量，对主权国家的传统地位产生强烈冲击。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对中国的影响势必会得到加强。此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不仅会密切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也有助于中国逐步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与国际经济通行的规则接轨，学会按国际惯例办事，进而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方面的工作可以简称为“以开放促改革”。
其次，应加强与已经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各国特别是欧美诸国的交流与对话。欧美等先行的现代化国家在建立与完善宪政民主体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如制度文明、政治文化、政治哲学、价值观念、现代理论等)，值得我们努力学习、借鉴。俄罗斯等前苏联各国与东欧各国大多经历了从一党专政向宪政民主体制的转型，其实践对我国的政治改革极具参考价值。日本、韩国与我国为东亚近邻，且同属儒家文化圈国家，它们各自的政治发展样式，也有一定可参照之处。土耳其、南非、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在追求政治现代化尤其是民主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为此，应保持一种健全的开放心态，遵循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取其所长，补己之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然，外国的东西未必都好，外国的经验未必都适用于我国；自不必照搬照抄、生搬硬套，只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引以为鉴，为我所用。同时，应增进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认知，争取各国人民和持有相同价值观念的各国政府对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理解与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传播媒体对国人的影响正在日益增大，据估计，仅美国之音、英国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的中文广播，我国大陆听众已达几千万人。此外，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用户的增长也十分快，短短几年时间，已从最初的几千户增加到1000多万户，且仍在呈迅速增长之势。客观的新闻、舆论、信息的声援，对我国的宪政民主运动助益良多。这样，内有宪政民主运动的兴起，外有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必将加快我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进程，从而也会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文明古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不仅在经济上持续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开明进步，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企图扼制中国的发展，既不明智，也不现实。正确的政策取向应该是：积极支持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的事业，帮助中国人民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当然应对违反国际上公认的人权、自由、民主准则的事件提出批评，以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这样做，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别国，都是符合各自利益的（这才是政治上的“双赢”）。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必将奉行和平立国的外交政策，必将会信守国际公约和国际法的准则，必将会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它的政策走向与发展前景将会变得可以预期。我想，全世界所有赞成和平与民主原则的国家和人民都会乐见其成。这方面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交流促改革”。
再次，我国有一种十分巨大的资源是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这就是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侨、华人及留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中国富强和走向民主，希望中国能屹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希望中国享有令人自豪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为此，他们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奉献。他们当中人才济济，社会关系网络四通八达，不少人已经融入所在地的主流社会，其中的一些人还成为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和媒体的重要角色，他们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都不可低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他们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传递信息、培训人才、文化交流、观念更新等各个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的政治改革与宪政民主事业，也需要他们的关心与支持，国内的民主力量一定不可以忽视与他们的联系与交流，并应努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不妨称之为“以海外促改革”。
我们深知:要实现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道路崎岖坎坷。但是，这一进程已然启动，又合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大趋势，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的支持、参与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同情、援助，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的宪政民主大业在新世纪的胜利前景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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