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 第33期（上）

《零八宪章》月刊总第33期（2011年 10月下）

目   录

卷首语（欢迎转载）

围观“东师古”，“解救”陈光诚！！

《零八宪章》论坛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本刊特评一

“零八宪章论坛”：中共领袖当努力捧回第二块“和平奖”牌！

——就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一周年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欢迎转载）

本刊特评二

承继“辛亥”梦想，共同为“民主、统一、繁荣”的中国而奋斗！！

——“零八宪章论坛”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欢迎转载）

本刊首发

秦永敏：我们应该如何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张辉：正义应该是看得见的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刘逸明：“诺贝尔和平奖”何时再花落中国？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綦 彦臣：经济法西斯的社会后果

           ——深度透视中国信贷人权问题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马萧  原放：“自由的声音保证了自由的存在！”

——纪念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诞辰一百周年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楚汉：2011年夏秋季节的姚立法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公告天下

维权网就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一周年的声明

贵州公民第七届人权研讨会公告

美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发人权年度报告

特别关注

维权网：大陆正在掀起“自由陈光诚”的公民行动

记者石玉——我的沂南之旅（有关陈光诚）

探望陈光诚众人仍下落不明 胡佳赞扬网民勇气及良知

探访陈光诚再遭阻挡 网路再掀起声援巨浪

陈光诚是谁？（东方早报遭封杀的文章）

台湾立委再呼吁马英九关注陈光诚

中国网友百人“世界盲人节”探望陈光诚

陈光诚被看守情况及进入东师古村路线

执政党观察

郑浩：温家宝疾呼政改恐难有所为

薄熙来汪洋斗过头 人民日报“打圆场”

十七届六中全会10月15日召开 聚焦文化体制改革

刘逸明：中共高调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意欲何为

选举观察

独立参选人首当选，胜出即遭监控

VOA：中国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继续受到打压

中国北外教授乔木宣布参选区人大代表

曾宁：徐国庆60岁积极参选人大代表

姚立法：广东省顺德区选举委员会主持非法选举罪恶滔天

顺德近千选民联署投诉选举违法

拒绝登记做选民 上海村民被活活打死

人权观察

刘晓波获诺奖周年 妻子刘霞仍无音信

胡佳被国保约谈3小时 3件事是底线

维权网：秦永敏被武汉当局传唤六小时

紧急关注：山东维权人士孙万宝被广东中山古镇徐广故意开车撞伤

公民合法上访被打残，控告三年无果 

一个安徽访民“十一”期间进京上访实记

贵阳访民向市委书记反映诉求被非法关押13天

河南南阳老板上访被控涉黑 称遭刑讯逼供与警犬同笼

深圳访民赵国莉在北京上访遭到86次鼻刺酷刑

谴责中共贵州公安没收孙中山画像的行为

精彩时评

陈维健：与“环球时报”对谈陈光诚事件

易中天：正义是不是一座很远的桥

莫之许：走出公民运动的参与瓶颈

陈伟：学生会——最阴暗的一角

高校学生会之殇：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丁咚：缅甸对中国说“不”凸显民主力量

刘学伟：茉莉花开到美国去了吗？

戴建业：瞧，这世道（六）！

宪章论坛

秦永敏：简说刘晓波、零八宪章及和平转型

于建嵘,单光鼐：群体性事件呈现许多新特征

许良英：中国官场的人权奇观

刘军宁：为什么天下不属于执政者？

萧瀚：聂树斌冤案为何难纠正

笑蜀：普通人的权利，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丁咚：央视为何只报道国外群体性事件？

艺术家排名第一 环球时报狂咬艾未未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承继“辛亥”梦想，共同为“民主、统一、繁荣”的中国而奋斗！！

——“零八宪章论坛”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马英九在纪念“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关中人：我们必须启动自己的辛亥革命

好书推介

张祖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第十一章：争取国际支持》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连载十二）

卷首语

围观“东师古”，“解救”陈光诚！！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0-16

最近，山东临沂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受迫害事件再次引起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从9月中旬开始，包括网友刘沙沙、妙觉、朱文礼、钱进和新华社记者石玉在内的数批前往“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的国家公民全部在该村及其周边地带遭遇临沂地方当局及其雇佣之黑恶势力的野蛮绑架、殴打甚至抢劫。其中刘沙沙等人被绑架殴打后于深更半夜抛弃在荒野水沟旁；苏州网友朱文礼不仅被劫持打伤，并被非法监禁30多个小时；安徽网友钱进在东师古村口被拦截，随身物品也被洗劫一空；而受到类似待遇的新华社记者石玉则在《我的沂南之旅》中详细记录了自己遭遇围攻、殴打及非法拘禁的情况——石玉说：“我的双手被反剪，上衣后襟也被翻到前面，蒙住头。随即被推入一辆车中。在车上，我双腿跪地，上身趴在坐垫上，一只膝盖压着我的脖颈，几只手死劲儿摁在后背上。又有几只手便开始搜、捏我的全身。500多元现金、手机、录音笔、老婆送我戒指和手表均被掳走”、“进入房间后，我被脸朝下压在地上，有一只脚踩着我的头，两只脚踩着我的一条小腿和另一只脚。之后，脚上鞋也被掳去”……种种暴行，令人发指！

其实，临沂地方当局的上述流氓黑社会行径并非近日才发生的丑闻。自从2005年以来，围绕陈光诚维权事件全国各地前往“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及其家庭的国家公民，无论是学者、律师、民主维权人士还是普通网民，几乎毫无例外的被临沂地方“维稳”势力暴力打回。除过暴力殴打绑架外，他们的车辆被砸烂，手机、照相机、金钱财物则被抢劫一空。有的在遭遇非法拘禁、人身侮辱之后还要背上“小偷”的嫌疑。以至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微博上愤怒的表示：“向公安部报警：临沂一带，已成匪区，只要经过那里，就可能遭到殴打抢劫和关押。请速派武警前去剿匪。”

针对临沂地方匪徒般的“维稳势力”所强加给陈光诚先生及其家人的长期压迫，针对临沂地方“维稳”匪徒们对探视人士所造成的系列侵权和伤害，“零八宪章论坛”曾于今年2月14日致信执政党——“希望中共中央立即开始对临沂黑社会般的地方‘割据势力’加以彻底整顿和清洗，还陈光诚先生的基本人权，还临沂人民被官府抢劫的基本权利，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见《零八宪章》论坛：难道要打一场维权时代的“孟良崮战役”？！）。在刘沙沙等人于9月中旬探视陈光诚被绑架殴打后，“零八宪章论坛”再次发文指出“以法治国，当依法治理东师古村！！”，强调“临沂地方当局必须无条件的恢复维权律师陈光诚的人身自由，恢复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保证陈光诚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秩序不被非法侵犯……必须无条件的解除一切围困陈光诚家庭的黑恶势力，无条件的恢复陈光诚与外界的正常交往和联系”。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网友们的探视行为还是媒体及民间人士的呼吁都未能丝毫改变陈光诚及其家庭“与世隔绝”的悲惨处境，临沂地方当局仍然将陈光诚及其家庭围得跟铁桶一般，“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对于所有前往探访的人士依然采取一如既往的暴力相向。在此情况下，我们强烈呼吁朝野上下、体制内外的各界良心人士全面行动起来，“围观东师古，解放陈光诚”，打一场民主维权时代的“孟良崮战役”！

当然，我们所呼吁的这场“孟良崮战役”或者“东师古战役”，并不是号召大家拿起火枪铁器象陈胜、吴广一样揭竿而起。我们所呼吁的这场“东师古战役”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是和平的、非暴力的；

我们的维权应该是和平的维权，我们的抗争应该是非暴力的抗争。

我们不主张以我们的暴力来对抗国家机器的暴力。当然从短期来说，我们这样的“非对称作战”是必然要吃大亏的，但从长期来说，会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引向更为文明和健康的轨道。具体到“解放陈光诚”的“东师古战役”——尽管临沂地方当局及其雇佣的黑恶势力始终迷信暴力并以野蛮暴力加诸探访人士，但所有前往东师古村探访的人士还是要坚持和平的、非暴力的底线——在来自官方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面前，我们放弃“正当防卫”，以“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来应对对方的暴力，说穿了，所有探访人士就是前去“讨打”，一个又一个地让他们打，一批又一批地让他们打，前赴后继地让他们打，直到他们打得“心跳”，直到他们打得“手软”，直到他们放弃暴力、宣布“投降”。这种以非暴力应对暴力的非对称抗争也许很不容易，但民间应该坚守非暴力立场，要在“解放陈光诚”的战役中经受住对方残酷殴打的考验。

其二，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抗争。

2011年5月1日，“零八宪章论坛”在“五一”献词中曾明确提出“向着集体维权、联合维权与政治维权的方向前进”，这实际上就是“立体维权”的表现形式。尽管“个体抗争”还依然在当代中国维权运动中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但各界维权都必须向“立体维权”的方向前进——“解放陈光诚”的“东师古战役”也一样要向“立体维权”的方向前进。

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全国各地志愿者应通过网络联系起来，分期、分批持续接力。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主张单个行动，每次前往“东师古”围观应该不少于3-5人。考虑到暴力挨打因素，我们不主张、不鼓励女性同胞参予“东师古”围观行动，同时应该设法动员更多的志愿者前往“东师古”围观。

②，媒体围观。

我们主张和平的、非暴力围观，主张“打不还口、骂不还手”，但我们主张挨过打、被驱逐的网友们如实记录“围观”征途和“围观”现场的黑暗遭遇，无论是挨打、挨骂、受辱、被抢、被关都尽可能的在第一时间见诸媒体（推特、博客等等），通过媒体的传播，形成强大的舆论谴责力量。

在这里，我们呼吁所有的媒体都勇敢地肩负起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的责任，呼吁所有的媒体人都勇敢地肩负起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在“围观东师古、解放陈光诚”的战役中，我们已经欣慰的发现各种网络媒体——如新浪微博、网易微博等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惊喜的发现体制内媒体人如新华社记者也“擅自以个人名义”前往“围观”。我们向这样的媒体和媒体人表示我们的崇高敬意。我们希望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都参与到“围观东师古”的“战役”中去。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欢迎中宣部去看看山东的“东师古”，看看东师古的陈光诚。

③，法律人的“专业围观”。

“立体围观”不应缺席法律人的围观。

其实，在陈光诚事件中，法律人应该是最早介入的“围观”群体，知名人权律师如滕彪、许志永、黎雄兵、江天勇、李和平、李方平、李苏滨等等都曾前往“东师古”围观并先后被临沂地方当局使用野蛮暴力打回；法学人士如贺卫方、范亚峰、萧瀚等人也都曾运用自己的方式关注过陈光诚事件，但是，陈光诚的悲剧依然没有解决。今天，面对更加严峻的现实，法律人应再次集结起来，抗起法律的武器，以律师团的形式起诉临沂地方政府渎职犯罪，起诉山东省政府乃至于起诉公安部的渎职和不作为。并视情况发起全国性的公民请愿，向全国人大递交“请愿书”。

④“立体围观”还要争取国际道义支援。

中国是世界大国，既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中国政府也早已签署，在此情况下，中国之人权状况应纳入国际视野，争取国际良知力量对陈光诚事件的充分关注。因此，在各界人士接力前往东师古围观的过程中，如果有可能，将尽力邀请国际人士一块同行，就如欧盟驻华官员、美国驻华大使曾围观过倪玉兰、王荔蕻案例一样，在有关“解放陈光诚”的“围观”中，也要尽可能地多争取国际道义力量的“围观”，包括邀请联合国人权高专来华“围观”。

⑤，政治围观。

立体围观的最后仍需要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

执政党和中国政府都喜欢大讲特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喜欢鼓吹中国的人权状况多么良好，但实际情况如何，看看陈光诚的情况就知道了，正所谓窥斑见豹、一叶而知秋，陈光诚事件并不是中国的人权特例，这类事件每天都在大量的发生着。陈光诚事件只是其中一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例子而已。诚如有网友在微博中所言：“中国只有一个村庄，他的名字叫东师古，在那个村子里，囚禁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陈光诚，只要他还在那里，我们就都是东师古村人，这个全中国最有名的村庄，不是传说，也不是奇迹，它是恐怖，它是黑暗。它是有去难回，它是戈壁和荒滩，它就是中国。”这也就是说，对陈光诚事件和“东师古现象”的解剖最后都要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只要当局还在抗拒民主、还在高调“维稳”，“东师古现象”就会是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恶梦。通过这样的制度分析和制度谴责来推动当局政体改革，从而最终实现“围观改变中国”的目的（当然，在目前的“围观”阶段，可以只是就事论事，只谈论陈光诚的“解放”问题，可以不提政治诉求）。

其三，我们的武器。

既然将“围观东师古，解放陈光诚”看作是我们时代的“孟良崮战役”，看作是一场“战争”，那就必须要有进行战争的武器。

我们的武器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法律；

其次，是高于法律的道义和良知。

我们最基本的武器是法律，是与各种基本人权相关联的法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政府不仅加入了两个世界人权公约（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公约，虽然全国人大没批，但作为中央政府的国务院是签署了的），而且在99年还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时，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引入宪法。这也就是说“依法治国”和“保障人权”仍然是执政党为自己、为政府制订的“游戏规则”，尽管它还停留在纸面上，但只要有这样的规定，我们就可以“拿来”作为我们的基本武器。

另外，由执政党主持制订的宪法从33条到51条还系统地罗列了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如：《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不仅《宪法》中关于公民“人身自由”方面有这样的硬性规定，而且在其他实体法中如《刑事诉讼法》、《警察法》、《刑法》中还有更为详细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超过十二个小时”，《警察法》第22条规定，“人民警察不得刑讯逼供，虐待人犯；不得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不得非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不得殴打他人或者唆使他人打人。”《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等等，根据这些法律条文的刚性规定，根据《宪法》第五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规定，民间志愿者和广大网友可以理直气壮地前往“东师古”围观，可以理直气壮地去“东师古村”探亲访友和旅游考查——因为没有任何法律禁止这样做。就陈光诚而言，哪怕他原来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但在已经刑满释放的情况下，也不能再有任何限制他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更不能连他家人的人身自由也加以非法剥夺。假如陈光诚出狱后又有新的所谓的“犯罪”行为需要再次监视居住，也必须出示相关法律手续，而且“监视居住”的时间最长不超过半年——更何况陈光诚本身就是胸怀正义的维权人士！根本不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犯罪问题！

综合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违法犯罪的不是陈光诚，也不是众网友，而是山东临沂地方“割据”集团。从陈光诚及其家庭的遭遇可以发现“东师古村”已经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之外，中国共产党主持制订的相关法律已经在“东师古村”及其周边地区完全失效。毫无疑问，对法律的背叛就是对国家的背叛。中央政府必须追究临沂地方当局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否则，人民有权起来追究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除过上述基本的法律武器外，我们还有一种极为宝贵的高于法律武器的武器，那就是我们的正义感和道德良知感。它犹如我们心灵宇宙中的“绝对命令”——既是我们的“倚天剑”，又是我们的“屠龙刀”。

这种“绝对心灵律令”告诉我们，人人生而平等，都有追求自由、幸福和反抗压迫的权利，无论是陈光诚还是他们的亿万同胞在中华大地上都有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这些权利包括“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旅行自由”不受非法侵犯，走访自由不受非法侵犯等等。陈光诚若干年来所遭遇的黑暗和苦难正是由于陈光诚本人胸怀崇高的人类正义感和道德良知感为其他弱势群体声张正义而招来的。陈光诚今天所受的苦难不仅说明了临沂地方当局对中国法律底线的挑战，也是对人类正义和良知的挑战，因此，当我们“进军东师古，解放陈光诚”的时候，我们不仅捍卫的是陈光诚的基本人权，也是捍卫我们共同具有的人类天良。这份“天良”将我们与动物、与畜牲区别开来，从而见证人性的高贵与光辉。因此，在“围观东师古，解放陈光诚”的战役中，我们将高举“法律”和“良知”的武器来作我们的“倚天剑”、来做我们的“屠龙刀”。我们相信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战役中，我们终将依靠这两种武器而征战得胜。

总之，我们认为“东师古”现象不仅严重威胁到陈光诚的生存和幸福，而且昭示了临沂地方政府正在迈步无法无天、迈步黑社会化的倾向，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长期纵容不管的情况下，人民有权利挺身而出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各界良心人士以“和平、非暴力”的手段；高举法律与良知的刀剑，通过“立体维权的方式“围观东师古，解放陈光诚”，打一场民主维权时代的的“孟良崮战役”，争取人权的胜利，争取良知与正义的胜利！

《零八宪章》论坛

2011年10月16日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本刊特评一

“零八宪章论坛”：中共领袖当努力捧回第二块“和平奖”牌！

——就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一周年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10/blog-post_07.html）

（欢迎转载）

中共中央：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先生，这既是对刘晓波先生长期作为民间批评人士的充分肯定，也是对高扬普世价值大旗、寻求中国和平转型的《零八宪章》及其全体联署人的充分肯定，还是对中国民主事业及其奋斗者的充分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既是刘晓波个人的光荣，也是《零八宪章》及其全体联署人的光荣，当然也是所有为中国民主理想作出奋斗和牺牲的人们的光荣！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瞬间“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先生已经整整一周年了。但是我们发现获此殊荣的刘晓波先生还在“贵党”为他打造的监狱中关押着——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对刘晓波先生及其家人的羞辱和伤害，不仅是对中国人权事业和法治事业的羞辱和伤害，不仅是对普世价值和人类正义的羞辱和伤害，而且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羞辱和伤害！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曾几何时高扬“民主”大旗。在中共党史教科书里官方一直将1921年—1949年的奋斗时期称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中还再三倡议要走“民主和团结的路线”， 承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承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949年，在中共主持制订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也明确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不仅如此，在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和修改的最新宪法里（82宪法）依然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这样的“最高”规定。毫无疑问，这些规定和承诺是完全符合“解放人民”、“保障人权”的国家理想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承诺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尊重和认可。

但非常不幸的是从中共建政开始，这些承诺和规定——哪怕已经被写进国家最高大法中——也已完全蜕变为一种形式主义的符号，仅仅具有装饰、点缀与“忽悠”的意义。原因在哪里？反复检讨，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得政权后的共产党执行了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由于共产党的“一党独大”，由于拒绝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执行民主法则，拒绝自由法则、人权保障法则以及法治宪政原则在国家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结果不仅导致毛泽东时代的系列悲剧，而且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也产生了一系列十分严重与危险的后果。诚如《零八宪章》在“前言”部分所言“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不仅如此，《零八宪章》还明确指出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所带来的现实恶果，那就是“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一些学者干脆将这种“灾难性的失控趋势”概括为“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面对如此困局和危局，执政党似乎毫不在乎。早在2008年底，中共总书记就表态说什么“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循着这样的调门，最近两年，中共当权派中的某些头面人物又一再声称“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顽固抵制政治体制改革，顽固拒绝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日趋险恶的中国危局。更有甚者，面对日趋严重的官民冲突和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执政党中央及各级官僚集团还一味地信奉国家暴力，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荒谬理论指导下，极尽军、警、特力量和社会痞子力量来掠夺民间财富并镇压一切的社会不满和抗议，完全致民间疾苦、公平正义于不顾。在“维稳大棒”的挥舞中，不仅将杨佳们逼成“刀客”、将唐福珍们逼进火坑，将钱云会们逼进车轮、将钱明奇们逼成“董存瑞”，将大量访民关进“黑监狱”和“精神病院”，将大量维权人士和民主人士送进监狱和劳教所，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将高举“无敌”大旗、草拟《零八宪章》并被国际社会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先生关押在钢铁牢房中……如此倒行逆施，如此罔顾正义，在今日地球现存之大国政权中可谓绝无仅有！这难道不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侮辱？！这难道不是对号称“伟光正”和“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侮辱？！

当然，客观地说，执政党作为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政治集团，其内部也不是没有清醒力量和健康力量，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执政集团拒绝改革的巨大危险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宝了。早在2007年春，温家宝先生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普世价值”的问题，他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近两年，尽管受到各种打压排挤，温家宝仍然在多个场合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如2010年8月在考察深圳时他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在今年九月中旬的达沃斯论坛会议上，温家宝再次发出“政改”呼声，强调要“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执政党内部还是有健康力量和清醒力量的存在。但问题在于，在执政党最高层，支持温家宝的改革力量太少，维护既得利益、以当官发财为目的的保守派官僚太多，以至于杜鹃啼血般的温家宝被体制内外的不少人士讥讽为“作秀表演”，并授予“中国影帝”的冠冕，这究竟是温家宝个人的悲哀，还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集团的悲哀？！

在此现实情况下，我们认为执政党该清醒了，中共中央该清醒了，尤其是作为执政党总书记的胡锦涛先生该清醒了——从胡锦涛先生个人的人生轨迹考察，基本上走的是做官——做大官——做最大官的官场路径。但我们提醒“胡总”的是，做了一辈子官，千万不要“官迷心窍”，要敢于破解“官局”并从“官局”中走出来。要善于从一个“做大官”的人转变为一个“做大事”的人。对于时下的中国来说，最大的“大事”就是启动政改，有效推进中国民主进程。温家宝先生曾十分感慨的说自己在位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愿意“在我在任的最后几年，我将为这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我们认为对于“胡总”来说，在位的时间也同样“不多了”，如果不再抓住这最后的机遇，如果不深刻洞察民间疾苦并意识到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无视充满愤怒与火药味的底层中国，如果仍然沉湎于GDP总量与外汇存量的“喜悦”中，则“胡总”及中共留给历史和未来的必将是爆炸性的社会灾难。正因此，我们认为，胡锦涛先生应该回归到曾经不错的“胡温品牌”并迅速提升“胡温”品牌的黄金含量，应该携手温家宝等健康力量推动共产党启动政体改革，结束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完成民主宪政的和平转型，创造中共改革史上乃至于中共执政史上的最后神话！

至于到底怎么进行政治改革，我们认为这并不需要顾问多少“教授”与“博士”，也不需要咨询什么“智囊团”，只要参考促成刘晓波先生荣获2010年度“和平奖”的《零八宪章》就可以了。毫无疑问，《零八宪章》是一群心怀忧患、对当代中国社会充满认知、对中华民族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草拟的具有改革纲领性质的“社会公约”。截至目前为止近13000名联署人基本涵盖了自“民主墙”时代到“新维权”时代方方面面的代表性人物。无论是《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六项“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还是其所公示的“十九条”政策主张，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寻求改革的各个阶层的共同心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零八宪章阵线”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涵盖范围最为广泛、力量最为强大且又最为温和理性的改革力量。在此情况下，我们郑重建议“胡温”中央因势利导、顺水推舟，迅速启动中共十三大就已经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在“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旗帜下，团结朝野一切进步力量，开辟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民主时代的新纪元！我们认为 “胡温”中央也许因为政改壮举，将会在挪威的奥斯陆为中华民族捧回又一块金光闪闪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牌——就象曾经的德克勒克或者戈尔巴乔夫那样！

真有此万丈雄心， “胡温”中央当果断迈出第一步——在此刘晓波获取“和平奖”一周年之际，打开关押刘晓波先生的牢门，打开关押高智晟、刘贤斌、陈光诚、王荔蕻等人的各色牢门，以共和国的五彩鲜花迎接他们出“狱”，并在人民大会堂共诵《零八宪章》、共启社会协商对话的序幕、共商改革大计，以此显示推动改革、解决问题的诚意。唯如此，“再次到了最危险时候”的“中华民族”才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而执政党也会因为引领中国人民转向民主的未来而凤凰涅槃、拥有长存不衰的美好明天！

《零八宪章》论坛

2011年10月7日

（欢迎转载）

本刊特评二

承继“辛亥”梦想，共同为“民主、统一、繁荣”的中国而奋斗！！

——“零八宪章论坛”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10/blog-post_09.html）

                 （欢迎转载）

今天是2011年10月10日。

100年前的今天，由一部分中国青年组成的革命军人在华中重镇——武昌发动了光荣的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经过各派军政力量的短期角力，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南京民国政府的成立并迅速促成满清帝国的垮台，宣告了世界历史上最长久的帝国官僚体制的结束，宣告了以“天子”家族和帝王家族为核心的专制主义“家天下”局面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三民主义南京政府的成立，“亚洲第一共和国”的诞生，也向世界表明，中华儿女与世界其他所有的民族一样，在反抗压迫、寻求解放、寻求普世价值方面没有毫无二致的不同。100年前的中国青年、100年前的民主革命者已经以自己光荣的奋斗和牺牲拉开了现代中国民主文明演进的序幕。也因此，今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情向100年前的武昌革命青年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

向100年前的中国革命青年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

向领导辛亥革命、高扬三民主义大旗的孙中山先生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

也向以孙中山先生为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

但是，我们也非常遗憾的发现，由于专制主义历史的源远流长，由于多种政治力量的挚肘，尤其是由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和壮大，使得辛亥革命并未能在中华大地结出丰盛甜美的果实。1949年，“红色”力量彻底颠覆了南京政权，大陆被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所覆盖，而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为指导的“中华民国”仅仅在台湾及相关岛屿才有一些实质性意义！

但这并不是辛亥革命的过错，也不是“三民主义”指导思想的失误——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的前进史程上有其不可磨灭的永久性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仍然闪耀着光彩夺目的真理性光辉。今天，结合我们时代所面临的严峻现实，结合海峡两岸人民所面临的政治状况与社会状况，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领受辛亥革命的遗训和遗产。

第一，从“民族主义”角度讲。

本来，随着1945年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华民族”有了一个比较美好的“大一统”局面，但随着共产党所谓“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南京民国政府漂移台湾，“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中华民族又被台湾海峡分割成两个长期互相“敌视”的单元，这既不符合孙中山先生有关“民族主义”的遗训，也严重损害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的相关利益，从两岸人民的实际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统一”应该是海峡两岸人民所面临的共同使命，也是“民族主义”遗产的应有内涵。

今天，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我们应警惕两种错误倾向，其一是部分台湾民众完全抛弃孙先生的“民族主义”遗训，寻求“台独”或所谓“台湾共和国”的建立，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未来是以“单一制”还是“联邦制”的形式解决，台湾都只可能是“中华共和国”或“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统一”是两岸人民所共同面临也必须共同解决的历史命题。

需要反对的另一种倾向是部分大陆民众所拥抱的“民族自大主义”或“民族狂热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完全类似于一种盲目排外的“义和团主义”——敌视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睥睨天下，唯我独尊，妄图以极端民族主义谋求一个“国家至上”的“古拉格”大陆，这是一种需要特别注意的危险倾向。

我们主张的“民族主义”具有两方面的内涵：在内政问题上，台海两岸不能长期分裂，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完全的统一，同时各少数民族也应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实现民主自治。诚如《零八宪章》在“基本主张”第18条所宣布的那样：“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在外交问题上，我们还必须持有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当然以普世价值为前提）。我们清醒的意识到，既就是民主转型后，国家之间还是会有利益分歧和矛盾冲突的——正如美国和欧盟有矛盾冲突，而欧盟内部各国也有矛盾冲突一样。中国大陆民主转型后，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周边国家同样还有矛盾冲突，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有清晰鲜明的民族国家立场，我们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捍卫我们的正当利益和合法合理诉求。

其二，从“民权主义”角度讲。

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就就是颠覆了千年帝国皇权专制主义传统，创建的不是君临天下的“姓氏王朝”，而是“民主天下”的“中华民国”——高扬民权主义大旗，试图以五权宪法的形式将国家政权和各级官僚纳入民主宪政轨道，这应该是辛亥革命最优秀的精神结晶。我们认为“民权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遗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宝贵财产。但是这份遗产在二十世纪遭到各种力量的败坏，尤其是遭遇大陆共产主义运动的毁灭性打击，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程上的巨大悲剧。但是，我们也欣慰的看到今天的台湾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的努力已成功地完成了民权主义转型，不仅“总统”由完全的民主选举产生，而且政党轮替，分权制衡都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2300万台湾同胞在“民权主义”的建设上已经为十四亿大陆人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台湾成功的民权建设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光荣硕果，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它说明了华人不仅需要民主，而且也有能力将民主实践操作得中规中矩、有井有条。

作为华人社会的“民主实验”示范区，台湾成功的民主实验，向中国大陆昭示了“民主政治”的理想性和可能性。虽然大陆政权一再抹黑欧美民主制度，一再镇压大陆人民的“民权主义”诉求，甚至动用机枪、坦克制造出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但是，广大民众对民主、民权的诉求却代相传承、一浪高过一浪——从七十年代末的“民主墙”运动到八十年代的街头化民主，从九十年代的“组党”实验再到本世纪风起云涌、方兴未艾的各界维权运动，均向北京红色政权昭示了“民权主义”不可遏制的真理。尤其是在2008年12月，由303位各界人士签署的《零八宪章》，公开高扬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大旗，经过短短两三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共识性和团结性的“民主统一战线”，其巨大影响力和动员力使得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甚至将2010年度的“和平奖”颁发给了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以《零八宪章》为共识的大陆民主宪政运动已经顺利地接过了辛亥革命所扬起的“民权主义”大旗。我们有理由相信，循着《零八宪章》所指引的方向，大陆一定会在未来的十年走向民主宪政的轨道，从而使得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种子不仅在台湾开花结果，而且也要在广袤大陆花开锦簇，果累枝头，并为台海两岸的完美统一奠定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

第三，从“民生主义”的角度讲。

无论是历史上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其最终指向都是比较广义的“民生”问题，中国历代之“王朝更替”，其根本原因也大致因为“水深火热”的民生问题而起。

100年前的辛亥革命也一样。

在满清帝国腐朽专制统治下，不仅对外难御列强之环伺，对内也难保国民幸福平安之生计，甚至是到了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之境地。也因此，孙中山先生领导之辛亥革命不仅高扬民族大旗、民权主义大旗，而且也同样高扬民生主义大旗，并具体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纲领。当然，由于历史的顿挫，不仅辛亥革命未能解决民生主义问题，而且直到现在，“民生主义”仍然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大陆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时代”就不用提了，人民不仅勒紧了裤腰带，而且前后竟然饿死数千万人，累累白骨、罄竹难书。毛死后，邓开始改革，力图通过自我疗伤来医治民生问题。应该说，在改革初期，这种改革是有效果的，但由于执政集团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民权主义改革，结果导致大陆的经济民生改革演变为一场官僚权贵集团瓜分国家社会财富的盛宴。不仅如此，贪得无厌的官贵集团还利用国家暴力和政府暴力发起血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结果导致严重的社会失公和两极分化。在国企改革和“圈地运动”中失去工作、土地和房屋的进京访民络绎于途，因官贵豪强剥压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基尼系数”直线攀升，“富者腰缠万贯、田连阡陌，穷者一贫如洗、几无立锥之地”之景观是当代中国民生状态的真实写照。底层民众中的许多人因捍卫财产和合法权益而被官贵逼上自焚、爆炸之绝路——“仇官、仇富”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民间心理共振。可叹的是执政当局为维护既得利益能够一世而万世的传承下去，竟然高扬“维稳”大旗，以反法治的各种国家强制力量将上访、愤怒、抗议之人民赶进黑监狱、劳教所甚至精神病院。可以说中国社会因为这种“以官为本”的瓜分掠夺式改革所引起的民生矛盾已使这个国家堆满了民愤的干柴，正如某些学者所言，执政集团正在“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其可预料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非常残酷的。

如何化解国家“火药桶”或“定时炸弹”因“不定时”爆炸所带来的致命风险并公平合理的解决中国社会的民生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或者说中国大陆“民生主义”的解决有赖于“民权主义”的彻底解决。在这方面，“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当代表现同样为大陆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因为民权问题解决了，所以台湾的民生问题、台湾社会的“和谐”程度、台湾人民的幸福指数都远在大陆之上。我们相信，如果北京政权已经充分意识到民生问题的严重性并团结朝野进步力量开启政改，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则大陆的民生建设也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赶超台湾并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相信炎黄子孙是有这个潜力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民生建设问题上，中国社会各界之士已经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案。《零八宪章》也在2008年12月公开提出了有关“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主张。除此之外，在2010年9月15日，“宪章人”还以“零八宪章论坛”的名义公开发布了《我们的十二大民生主张》——我们认为，在民主宪政的前提下，这些有关“民生”问题的政策主张足以提供解决大陆民生问题的广阔路径，足以引导大陆民生通向幸福美好的未来（当然，我们再次重申，大陆民生问题的终极解决完全有赖于民主改革和法治宪政的有效实现！）

总之，我们认为，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中国革命。尽管这场革命“尚未成功”，但它宣告了中国帝制时代的彻底死亡。而中华民国的壮丽诞生赋予了中国人民关于民主、人权和幸福尊严的渴望和幻想，它所高扬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大旗直到今天对于海峡两岸的中华民族依然具有借鉴和指导的意义。也因此，值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再次向100年前的武昌革命青年表示我们的敬意和缅怀！再次向100年前的中国革命青年表示我们的敬意和缅怀！再次向“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表示我们永远的敬意和缅怀！

最后，我们重申，辛亥革命的理想并未成功，孙中山先生的国家宏图也尚未实现，无论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还是民生主义在今天的中华大地还依然是一个辉煌的梦想。对于中国大陆的亿万同胞来说，民权主义改革、民生主义建设的任务尤为严峻艰巨。在此情况下，我们强烈的呼唤我们时代的中国青年应如百年前的中国青年一样——来关心我们的国家、来医治我们的国家、来变革我们的国家，积极参与以《零八宪章》为共识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积极推动民主、自由、法治、宪政之公民社会的到来！

与此同时，我们也强烈的呼吁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以及台海两岸的各色政治力量，应该胸怀“大中华”格局——勇敢接过辛亥革命的光荣遗产，接过中华民国和三民主义的光荣遗产，通过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台海两岸的和平协商来共同为一个“民主、统一、繁荣”的中国而奋斗！从而成就“辛亥革命”以来国人奋斗已经百余年的光荣梦想，创造中华民族骄傲于人类的繁荣、灿烂与辉煌！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0-10

（欢迎转载）

本刊首发

编者按：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9月20日，本刊面向海内外广大读者、面向全社会发出了征文公告（公告附后）.非常高兴的是《公告》发出后，已经得到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并有部分人士开始陆续向本刊投稿，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我们希望更多的社会人士来关注《零八宪章》月刊，欢迎您的投稿并希望得到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相信，因为您的垂注和参与，不仅我们的月刊会越办越好，而且，中国民主维权事业也将增添新的力量和希望！

来稿来信请寄：beijingbeijingbless@gmail.com

您的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将奉上薄酬以资生活补贴。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10-16

本期我们选编了五篇文章以飨读者，请阅读——

秦永敏：我们应该如何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以建立民主共和制为目标的辛亥革命。

可悲的是，共和百年，民主何在！

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民主化的今天，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连满清王朝末年的“新政”——省级以下的民主自治——的目标也没有实现，以此观之，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大陆带来了什么？

当今之世，却发生国民党在台湾大事庆祝，共产党在大陆高调纪念，民主志士也在世界各地大张旗鼓的开展活动的奇怪场面，这一切究竟所为者何？

孙中山遗嘱有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所谓“革命”究竟是什么？革命的目标怎么样才能达到？

显然，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那就是辛亥革命致力的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也就是说，其目标是双重的，第一是建立民主的政体，第二是建立共和的国体，而且民主在前，共和在后。

事实呢？从台湾来说，当然二者都达到了，但是，台湾人认同中国的有多少，日后会发生什么国体变化，恐怕还难以预料。

从大陆来说，共和百年，民主安有？举国上下，谁人投过一张决定国家命运的选票？当局尚欲征服台湾，如果台湾被中共征服，台湾民主还能存在吗？

国民党在台湾大事庆祝辛亥革命，已经被台湾民间广泛指责为是为下一届总统选举造势，也因为它是辛亥革命的受益集团，宣扬辛亥革命就是宣扬他自己的历史业绩，虽然辛亥革命的成果其实并不仅仅是它这一党一派带来的，而是维新派、立宪派、北洋势力、地方势力和它的合力造成的。而国民党虽号称中国国民党，现在却只敢在小小的台湾谨小慎微的行事，大陆人要求公开加入它都因为既畏惧共产党，又怕失去了在台湾的既得利益而不敢接受，他哪还能算什么中国政党？当然这是指当前。从前和以后暂且存而不论。

共产党在大陆高调纪念，则更加是对辛亥革命的嘲讽。它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法统继承者，也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攫取一切政治资源以便令其苟延残喘。在中共统治下，共和虽存，君党至上，共和制其实名存实亡，毛泽东统治下全国人民每天都必须向他“早请示晚汇报”，邓小平也一言立法一言废法，今日中国更每一个中国大小头目都在法律之上，举国上下又谁知民主为何物！所以，中共纪念辛亥革命，实在是黄鼠狼祭拜公鸡，卑劣无耻莫此为甚！

散布于世界的中国民主志士大张旗鼓的开展活动，是和中国国内的民主志士不能纪念辛亥革命相表里的。人所共知，今日中国大陆在如何打压民主志士！就在今天，中国民主党人刘贤斌正在因为传播民主理念开展民主活动坐牢，倡导普世价值的《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也在大狱之中，就连依中共之法参加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的姚立法，也一直在被当局非法软禁。真正该纪念辛亥革命的人是这些正在用生命和鲜血为中国实现真正的共和和民主的人！或者说，正在中国大陆以生命和献血与专制势力殊死搏斗的人，才是真正在纪念辛亥革命的人！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孙中山的那句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

革命只是手段，绝对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今天，无论中共怎么践踏法律，在中国是绝对无人可以称帝了，共和已经不是问题。

所以，核心问题还是民主。

说到革命，我们不应忘记中国从1911年一直革到了1978年，因此，任何如中共当年那样把革命当做目的、当做价值的做法，都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共今日的作为。目的确定的情况下，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达到目的的手段越高明，越简单，代价就越小。再者，革命只能清除旧势力，要达到建立民主制度的目的，还是得靠建设，须知，民主只能靠民主的办法建立。

结论很清楚，辛亥革命的目的至今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民主，而民主只能靠民主的方法来建立。

显然，国民党要真心纪念辛亥革命，就应该立足台湾，胸怀大陆，以实现全中国的民主为目标，全面接纳大陆人加入中华民国的诉求，推出在大陆实现民主的纲领政策，并全力以赴。

中共如果要真心纪念辛亥革命，唯一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回到民国元年的宪法（当然这里只是讲精神），拿出全民普选的路线图来，和海内外一切政治势力公开谈判，共商国是，共定国策，这是才是它应该做的事情，也是达到辛亥革命目的的最简单办法。

那么中共始终拒绝还政于民怎么办？

那么，新的辛亥革命将不可避免，中国只能在再一次战乱流血之后，重新以民主的方法建立民主制度。

那么，海内外的民主志士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原则只能是尽最大的努力在现有条件下以民主的方法建立民主制度。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善良愿望。

如果中共一定要把中国推向新的辛亥革命，那我们也只有在那之后再以民主的方法建立民主制度。

                                                                                                   

2011-10-10 10:50与武汉红钢城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张辉：正义应该是看得见的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正义的观念多是所谓“分配的正义”、“均衡的正义”以及“矫正的正义”，强调“给予每个人以其所应得的对待”或者“对同等情况予以同等对待”，即使人们所应得的权益得到平等的维护，应得的义务得到平等的履行，应得的责任得到合理的分配。这些观念基本上属于“实质正义”或“实体正义”的范畴。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重视的是各种活动结果的正当性，而不是活动过程的正当性。只要能够达到正义的彼岸，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换言之，只要某种涉及人们权益之分配或者义务之承担的活动最终的结果符合人们所承认的正当性、合理性标准，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不论人们在形成这种结果时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但是，这种局面从20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从关注人类自身的前途和命运出发，开始研究过程或程序本身的正当性问题，以至于，程序本位主义盛行一时。比如，在美国学者罗尔斯看来，如何设计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从而对基本权利和义务作出合理的分配，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合法期望进行合理的调节，这是正义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按照纯粹的程序正义观念来设计社会系统，以便它的结果必然是正义的。

程序正义视为“看得见的正义”，其实是英美人的一种法律传统。这源于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所谓的“看得见的正义”，主要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自从人类开始注重程序正义以来，关于程序正义的争论就没有中断过，但是从程序正义到达实质正义这样一种主张，已经深入人心了。例如，有人刚刚购置了一部电脑，需要了解并熟悉它的操作程序；有人要举行一场婚礼，需要事先确定各项喜庆“程序”；有人要去打高尔夫球，也要遵守一系列复杂的运动“程序”……显然，制定并遵守这些带有技术性的“程序”，可以确保机器操作得更加顺利，使事情进行得更加有条不紊，也只有这样的方式达到的目标才是正义的的目标。

脱胎于800年前英国《大宪章》的程序正义原则，是历经英美、欧陆等大量民主国家司法实践不断增益的成果。“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之母”，已成为全球司法界的共识。程序正义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细节。实质正义当然是重要的，它是正义的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却并不容易，必须有一套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程序正义。只有保证法律实施的每一个步骤之公平正义，最后的结果才有可能是公平正义的。实质正义不应依靠、也不可能依靠非正义的程序来获得。

英美法中有关程序正义的观念乃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只有将法律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视为与实质正义同等重要的事情，才能有更多的实质正义。强调法律实施过程要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从而在原来的所谓实体正义或实质正义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程序正义，这也是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重视程序正义的理念提醒人们在重视裁判结果公正的同时，还要确保法律实施过程的公正性。尤其是在“重实体，轻程序”乃至“程序虚无主义”观念极为盛行的中国，引进和推广程序正义的观念，强调法律程序的独立内在价值和意义，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然，单凭程序正义也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实质正义，但是，正义的程序可以最大化地减少人为的错误。个体作恶被枉纵，较之于制度作恶冤枉无辜，前者为轻，故“两害相权取其轻”。美国辛普森案审判中，辛氏杀人嫌疑极重，却因警察刑侦程序违法无法获得有效证据，最后法院只能宣判辛氏无罪。主审法官伊藤曾悲怆泣下，却只能服从法律。这体现了司法正义至高无上的原则。

人类的生活过程不能离开行为规则，行为规则主要是指各种法律，程序的本质就是法律的实施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法律就不能成为法律。皇帝的金口玉言也许能做一些善事，但这些金口玉言如果败坏了法律，那么善事就会成为个别现象，恶行将会成为普遍现象，所以说，不能相信明君，也不能相信“永远正确”的政党，要相信规则。既然连明君和“永远正确”的政党都不能相信，那其他人所谓的方式方法也就更不可靠，任何方式方法如果要想可靠一些，就必须通过公意使它成为法律。个别人、个别政党的方式方法和政策命令如果没有成为法律，却要强制实行，那就是私法，即便你披上执政党的外衣也属于黑社会的范畴。比如一个人作奸犯科，本该入狱五年，你就把它打入私牢，关上五年，这表面上也实现了程序正义，但这对不对呢？显然不对，因为这个行为破坏了规则，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流氓行径，就是这个道理。有些人说毛泽东实现了实质正义，其实根本没有，因为规则不是修正了，而是破坏了，最终全国人民遭罪了。

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在文明状态下，人有了理性，有了规则，因此，文明社会实行法治，而野蛮社会实行人治。"所谓法治，就是指政府和人民都服从、遵守法律，而被政府和人民所服从、遵守的法律则必须是善良和正义的（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实行法治，就意味着平等与公正，就意味着民主制度的成熟，相反，如果实行人治，无论解释得如何冠冕堂皇，也无论你把社会管理得多么“井井有条”，那都是专制和独裁。法治，就是一个笼子，法律程序正是编制笼子的竹条，有了这个笼子，不仅全体公民要循规蹈矩，而且统治者也要循规蹈矩。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刘逸明：诺贝尔和平奖何时再花落中国？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2000年，中国流亡作家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人称此事让中国文学打破了百年孤独。其实，在我看来，高行健获奖跟中国实在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他的获奖作品不是在中国完成，而他在获奖时也不是中国国籍。高行健获奖不是中国的荣耀，而恰恰是中国的耻辱。

然而，时隔10年之后，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终于获得了诺贝尔奖，不是文学奖，而是和平奖，他便是坚持自由写作和反对中共的专制独裁统治几十年如一日的异议作家刘晓波。刘晓波获奖令世界为之震惊，这种震惊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刘晓波没有资格获奖，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评奖委员会会有如此大的勇气把该奖授予刘晓波。

2010年10月7日，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刘晓波，在此前，刘晓波就被视为获奖的大热人选，有英国的博彩网站在结果揭晓之前两天便提前宣布刘晓波必定获奖，而中国各大网络媒体也在宣布结果前几个小时将诺贝尔奖专题撤销。种种迹象显示，刘晓波获奖已成定局。果不其然，刘晓波最终从不计其数的被提名者中胜出。

在国际舆论以及中国民间舆论看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可谓当之无愧，然而，对于中共当局而言，刘晓波获奖却是他们极不愿意看到的。刘晓波获奖后，中共当局对此怒火中烧，屡次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抗议，另外，中共官方的喉舌媒体也在此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刘晓波进行污蔑。

然而，事实不容扭曲，公道自在人心，虽然中共当局极尽抹黑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奖之能事，但是，在中国民间，很大一部分人依然对刘晓波怀有崇高的敬意，认为刘晓波获奖当之无愧，是对中国民间反对力量的极大鼓舞，也是对《零八宪章》与中国反对运动的肯定。

为了报复反对派，中共当局在刘晓波获奖之后，加大了对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的打击力度，众多的反对派人士被判刑，其中，刘贤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十年。刘贤斌同为《零八宪章》签署者，在刘晓波获奖之后，广大《零八宪章》签署者所受到的压力和迫害比一般的反对派人士更为严重。

刘晓波在《零八宪章》尚未问世的时候便身陷囹圄，在得知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之后，很多人便信息十足地认为一旦刘晓波获奖，中共当局必然将他释放。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天真，在当时，我就预料到绝不会因为刘晓波获奖而释放他，因为在他被抓以前，影响力巨大的高智晟律师和维权人士胡佳都没有因为国际舆论的压力大而中途获释。

胡温对反对派的厌恶跟江泽民对反对派的厌恶如出一辙，但是，在处理反对派人士的时候，动机却完全不同。江泽民抓捕反对派人士，往往是希望把反对派人士当做跟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胡温抓捕反对派人士则是为了达到报复以及向西方国家示威的目的。在江泽民时代，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不算太景气，所以，在“入世”等问题上有求于西方国家，于是，江泽民便不得不在乎西方政要对抓捕反对派人士的反对意见。胡温则不同，在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和北京已经举办过奥运会的情况下，他们对西方国家已经日益强硬，从高智晟、胡佳到刘晓波，虽然西方政要多次要求胡温释放，但这些反对者的命运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显然也无法促使中共当局痛改前非，从之后的事实看，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进一步恶化，政治制度在进一步陷入保守。虽然温家宝三番五次地高谈阔论政治改革，但事实上却没有一点启动政治改革的迹象，从胡锦涛“绝不走改旗易帜邪路”和吴邦国的“五不搞”誓言来看，中国在胡温时代绝不可能在政治制度上有根本性的转变。

从国籍上讲，刘晓波是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奖和平奖的中国人，第一个是达赖喇嘛，因为达赖喇嘛获奖的时候在印度流亡，所以，刘晓波获奖较达赖喇嘛获奖更具有政治和历史意义。南非的图图大主教和曼德拉先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说明，在推动一个国家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获奖的可能性极大，去年刘晓波获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等到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之后，还会有人获奖，不是反对派人士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中共高层人士。

《零八宪章》已经发布了接近三年时间，迄今为止，签署该文件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000人之多。虽然众多的签署者锒铛入狱，或者是被严密监控，但是，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外社会各界人士都在该文件的精神指引下，尽己所能地通过各种方式开展理性的公民运动。这几年，公民力量正急剧增长，相信随着时光的推移，民主中国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会只是梦想。

2011年10月11日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綦 彦臣：经济法西斯的社会后果

           ——深度透视中国信贷人权问题

          

引言：特定经济结构之存在

涉及到“法西斯”一词，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它的政治特质，比如极端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狂热的军国主义⑴，甚至它的历史起源，很少注意到它繁荣经济的特质。比如，作为国家现代化治理模式，它致力于经济，特别突出为工业增长⑵，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最新的世界历史研究成果表明：上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经济方面的革命性政策是以国家集权为特征的，具体到经济行为上有“大搞公共工程”、“增加粮食生产”、“开垦沼泽”、“发展水电” ⑶。这些特征很容易在中国经济中找到明显的对称，即中国存在经济法西斯问题。

但是，由于上指的政治特质与历史渊源两大因素，人们很难中性化看待“法西斯”经济结构。然而，在如今我们都认同的美国制度结构中，经济法西斯的因素仍然模糊地存在，其历史则可清晰可考。

一、美国经济法西斯的社会后果

美国的经济法西斯不同于意大利的如此之明显，而且具有第二特征，换言之，是非国家垄断的性质淡化了其较之后来意大利状况的清晰程度。还好，在美国，一直存在着反经济法西斯的力量，其为民粹主义⑷。或言，正是美国至于今日持久不衰的民粹主义，反映出了民众对经济法西斯的忧虑。

作为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最大规模建设，美国的成功模式无疑是中国今天经济法西斯最好的国际样本与历史样本，尽管中国的统治⑸一直深陷于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与反对普世价值的矛盾之中。正是由于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复制，以及两国根本制度的差异，才使中国经济法西斯出现了身兼意大利与美国两种特征的可怕趋势。当然，这里面有个时序问题，即美国的经济法西斯之非典型状况是比较后来的意大利情况而印证的。

历史学家在研究美国垄断型经济的社会后果时，尽管没有使用“法西斯”这个术语，但是，他们还是做了相应的国际比较：“与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一样，这里也有数不清的腐化、欺诈和投机取巧，以及对财富不正当的或者说贪得无厌的巧取豪夺。”⑹在历史场景方面，美国价值批评体系给出相应记录。比如1883年，著名的政治讽刺杂志《精灵》刊发一副漫画⑺：画面上，身披铠甲骑着火车样式披甲战马的垄断者，手持常常的利矛，对这一个骑瘦小无铠甲马匹的劳工，且劳工的武器是手柄很短的锤子。

这幅画的本意是表明弱势的劳工背后有强大的民众支持，即平民党（也译为“人民党”）的民粹力量对国家政治的压力。但是，比较于帕尔默的上述所言，画面的解释就更具有了“现代意义”——威武骑士的盾牌上写着“腐败立法”，长矛上则写着“媒体资助”，火车托起的披甲战马身上则写着“垄断”（全大写）——比前两者更醒目。

二、中国经济法西斯的核心在金融

中国今日现状，垄断以及由此产生的腐败，是经济法西斯的明显特征，并且国家垄断是最重要标志，而民间形成的分利机制不是如上指漫画那样的抗争。恰恰相反，后者是利用腐败途径而实现最大可能的归化。就历史与国家双重原因讲：法西斯作为右翼集权主义与列宁左翼集权主义在经济社会方面，有着较为一致的结果，中国显然受左翼集权主义的影响更深刻，只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兼容性，才使列宁主义淡化而“墨索里尼主义”色彩逐渐加重。

分析中国特色，现在或叫北京共识或叫中国模式，最主要的尚不是政治制度与普世价值体系的高度差异，而是要从经济法西斯入手。中国的经济法西斯核心部位在于金融垄断。目前，民营企业经营者弃厂跑路或弃业自杀表面是高利贷所致，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金融垄断的结果。在最微观细节上，民营企业之所以敢接受价格（利率）超乎理性的高利贷，就是因为他们相信银行信贷最后会帮助他们顶抵短期的非理性融资。

银行是国家垄断的经济核心，尽管有一些所谓的小规模民营金融兴起。由于垄断也即法西斯经济性质，腐败、欺诈等不道德现象在银行业盛行。比方说，对企业不守约（更多的“约”是非文字的而是口头表达），致使企业遭银行侮辱⑻；再比方说，银行在拥有优先控制权的情况下，大规模挪用客户资金⑼。此外，银行的欺诈虽然核心化，但是，这不能全部表明经济社会的其他领域的欺诈危害后果比较低。比方说，慈善方面的欺诈也是经济法西斯的重要反应：

第一，作为社团，慈善机构成立的核准权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是政治垄断的一种表现；第二，寻租作为社会正常现象，其支出是慈善机构的隐形成本，必然分摊于社会；第三，慈善运行有很强的金融特征。

三、信贷是一种相当重要的人权

在中国，发展权被看作是不同如普世价值之人权观念的一个特质。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信贷的垄断性首先破坏的人们的发展权。它很特定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是社会就业的重要提供者，而中小企业受制于“国进民退”，难以得到信贷供给，因此，也就主动降低了向社会提供的就业规模；其二，民营企业的崩塌如上指跑路与自杀现象，就业者往往要遭遇拖欠工资被甩掉的危险。(下面还有更细的回顾性分析。)

综合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广义地说：在中国，“国进民退”最大限度地复制了意大利墨索里尼时期的经济法西斯。当然，除了意识形态分歧即价值判断迥异外，我还是希望学者们来最中性化地看待经济法西斯，尤其注重它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是如何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扩散的。

在较为中观的层面（微观抽象后得不到更好地宏观资料之故），我曾经对金融专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现在，为了在“经济法西斯”论题下来重新审视，不妨回头看一下2008年的总结：

A.中国金融专制即逆自由化的本质，由两个数量指标来表现⑽：（一）国际金融自由化经验表明，外国银行占国内银行总资产的比例在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之间，较宜於与国际市场衔接，而中国该方面的比例尚不到百分之三；（二）国内中小企业的资金饥渴率应该低於百分之五十，中国则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同属新兴经济体系的印度则相对宽松得多，尚未达到百分之六十。

 B. 中国的金融专制在行为方面有三个明显的特徵⑾：一是，剥夺农村金融自由发展的机会，大量农村资金被作为政府金融的信用合作机构吸纳，转到城市工商业；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投放倾向上注重大型企业与重点项目，忽略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作坊、小门店无从获得贷款支持；三是，政策性信贷的救济功能衰竭，近十年来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贷款出现零增长态势。

结语：经济法西斯反道德

 目前，有不少学者和机构把高利贷的蔓延视为全面经济危机的信号。在这方面，我不想做出如此超前的预测。但是，我还是坚持我在2007做出的判断即研究结果——中国的金融危机首先是道德危机⑿。为了避免大幅回引彼时文章，我们可以结合本文中所引帕尔默文献与“卢美美事件”之类的现实信息进行对比。

如果把经济法西斯当中欺骗盛行放在学术层面上解析，其实，它也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换言之，经济法西斯主义将会逻辑地导致国家恐怖主义。当然，国家恐怖主义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先于经济法西斯的。在发展中国家，也即现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国家恐怖主义很可能借助于经济法西斯而强化——这，才是最危险的社会后果。

此非危言耸听，因为：第一，历史经验证明，经济法西斯并没有给意大利带来发展的机会，“现存的社会结构——在意大利意味着贫富两极分化——也依然没有改变” ⒀；第二，国家恐怖主义与经济法西斯有着高度反道德一致性，“国家恐怖主义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许多事务弄得相当复杂，其中充满着秘密、欺诈和伪善” ⒁，因此，“国家恐怖主义比非国家恐怖主义在道德上更恶劣” ⒂。

——————

注释部分：

[1].此三种定性，可参见《布莱克威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译本，邓正来主编）P237-240（在P238），<法西斯>词条；邓编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2].同上引文献，具体表述（P238）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革命性，这表现于它渴望摆脱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价值观及其实践的束缚，致力于现代化及工业增长，以及加强青年的作用。”

[3].参见R.R.帕尔默等著《现代世界史》（孙福生等译，两卷本，统一页码）下卷P690；孙译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4].有研究美国民粹主义历史的学者（林红）注意到了这一点，该方面的研究指出：被称为“镀金时代”的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美国“垄断资本通过银行、铁路、机器制造等行业控制国家政局，导致了社会矛盾的 激化”（林红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P690；林著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5].关于“统治“这个概念之特定的处理，参加拙文，“无政府主义全球复兴——中国民主化外部因素战略学解析（6，下）”，刊于《民主中国》网站，2011年10月6日。或见，我的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之《彦臣学术，资源共享》系列，以作更全面的了解。该系列是对上述首发学术文章的回载，意在与国内学者讨论，以改善本土学术匮乏之状。

[6].同[3]，上卷P463.

[7].参见艾伦•布林克利著《美国史（1492—1997）》（中译本，邵旭东译）P560；邵译版本：海南出版社，2009。

[8].参见《网易新闻》2011年10月7日，“珠三角部分银行被指出续贷假批文诱企业还贷”，原载《中国经营报（北京）》。

 [9].参见《网易新闻》2011年9月30日，“2000万资金不翼而飞，银行借高额贴息提供担保资金”，原载《中国证券报（广州）》。

[10].&[11].参见香港《动向》杂志2008年8月号，拙文，“金融专制妨害民生——大陆高利贷现象透析”。

[12].同题文章，请见《独立中文笔会》网站2007年10月9日，源文献在《民主中国》网站。

[13]同[3]，下P690。

[14]. 参见依高•普里莫拉兹著《恐怖主义研究——在哲学上的争议》（中译本，周展等译）P167；周译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5]同[14]，P165。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自由的声音保证了自由的存在！”

——纪念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诞辰一百周年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作者：马萧  原放

原放：今年是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诞辰一百年，这位出生于立陶宛谢泰伊涅，成长于维尔纽斯，最后在美国取得成功的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世人留下了巨大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米沃什的好友、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赞美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2001年12月，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文章，称赞米沃什是“一位就在我们身边但令我们捉摸不透的巨人。”而在198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瑞典学院拉尔斯—吉伦特斯教授如此评价米沃什的成就——具有“强烈的情感，还加上严格的训练和确切无误的洞察力，使他的作品与众不同。”

马萧：我认为，米沃什不仅是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而存在，同时，作为东欧地区反对共产主义统治的精神领袖之一，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自由战士”，称他为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也是毫不为过的。

遗憾的是，中国知识界和翻译界对这位美籍波兰诗人的重视程度似乎远远不够，根据我有限的了解，对于米沃什的诗歌和文集翻译成中文的作品，目前在国内其实还很少，1989年出版了米沃什的《拆散的笔记簿》，这是绿原翻译的一本诗集，这本诗集翻译的不错，2000年出版过一本《米沃什诗集》，是由张曙光翻译出版的，另外，还有由北塔和西川翻译出版的《米沃什词典》，而米沃什的其他重要作品，国内目前似乎还没有专门的中文译本，比如，《被禁锢的头脑》（政论集）、《权力的攫取》（政论集）、《另一个欧罗巴》（法语译本的自传）、《故土：对自我限定的探求》、《个人的职责》（论文集）、《波兰文学史》、《冬日的钟声》（诗集）、《不求上进的知识份子》（1999年文集），等等。

对我个人而言，我只能从极为有限的资料中解读这位波兰诗人，去感受他那日益离我们远去的背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原放：在我看来，米沃什的一生中都充斥着某种悖谬的成份在内，这种悖谬贯穿在他一生的成长经历和写作当中。比如，米沃什早年曾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也正因为这种“左翼”的政治倾向，他得以在共产党波兰的政府部门任职。然而，正是在他的职位上，米沃什抛弃他的“左派”倾向，投奔西方，转而成为一位反极权主义统治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位向“社会主义”波兰吐唾沫的“右派份子”。

有意思的是，当米沃什在西方（美国）生活了30多年，于20世纪90年代重新回到“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波兰生活，并于2004年8月在波兰的克拉科夫逝世以后，他的葬礼却受到一小部分极右翼天主教保守人士的攻击，悖谬的是，他们指责米沃什是一位“共产主义同情者”。

米沃什坦承自己是西方文化的追随者，然而，他对波兰的热爱和波兰精神生活的联系却始终没有中断过。一方面，他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反对者，与此同时，这又并不表示他喜欢美国的体制。在这一点上，米沃什与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索尔仁尼琴反对美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带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色彩，而米沃什则是相反的，他始终抱有一种“小地方主义”的谦卑心理。对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体制，米沃什有自己独立而又清醒的政治判断，他写道：“为什么我们就应该喜欢建立在恐怖之上的社会呢，无论这种恐怖是出于贫穷还是出于秘密警察？”

米沃什精通多门语言，但终其一生，他都只用波兰语进行写作。作为一名翻译家，他翻译过大量的法文、英文作品，但他却从来没有翻译过俄文作品，虽然，米沃什同样精通斯拉夫语，并且，他有一位非常好的的俄国朋友——约瑟夫—布罗茨基。

马萧：这种悖谬同样地体现在米沃什本人对于他自身民族的身份认同之中。米沃什于1911年6月出生于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成长于维尔纽斯（今天立陶宛的首都），是一位立陶宛裔的波兰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更接近于一位立陶宛人，而非波兰人的身份。但米沃什从来不承认自己的立陶宛人身份，始终认同自己是一位波兰人，这或许和他母亲从小对他的教育有关。在1980年12月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米沃什再一次强调了他的波兰籍身份，他写道：“我是一位波兰诗人，而不是一位立陶宛诗人。”

原放：我认为，米沃什给中国知识界的启示，不仅仅是他的诗歌成就，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作为共产党波兰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代表着来自“另一个欧洲”的批判思想资源——在一个政治高压的生存环境中，来自人类心灵的自我拷问和理性的反抗声音，以及他的曲折的人生故事。在我看来，对于中国的知识份子而言，这或许是一笔更重要、更为迫切的财富，这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米沃什之存在的原因。

理解米沃什，我想应该了解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他的思考和写作经验很大程度上都是从他在波兰生活的底部建立起来的。对于这个由共产党进行统治的波兰，在米沃什眼里，它是一个伪造和涂抹历史的大工厂。“在这样一间屋子里，人们一致保持共谋的沉默，说一句真话就像一声枪响。”米沃什如此描述在谎言到处弥漫的环境中沉闷、抑郁的空气。

米沃什认为，任何行使权力的人也能够控制语言，不仅利用检查制度来加以禁止，而且还可以改变文字的意义。在他看来，撒谎是极权主义的本质，从这一点上看，极权主义的新闻出版甚至比它的经济体制更加糟糕。因此，“真实！”米沃什写道，“这个词虽然经常被滥用但永远值得尊重。”

正是在与华沙的共产党政权决裂、踏上流亡之路以后，米沃什才真正开始共产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写作。

　

马萧：1951年，米沃什从波兰驻巴黎大使馆文化参赞上出走，从此，开始他在法国为期十年的流亡生涯。我想，流亡法国的十年，应该是米沃什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他被困在巴黎，既没有钱，也没有工作，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

而国际政治的大气候方面，20世纪50、60年代，法国正是西方“左翼”社会运动的大本营，以萨特、波伏瓦为代表的“左翼”知识份子对苏联和苏联社会的真相极力掩盖和美化，全巴黎的知识份子都相信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取得胜利和斯大林的领导天才。显然，在法国“左翼”知识份子眼中，米沃什与社会主义公开决裂，转而投向西方资本主义的怀抱，这种行为是十分愚蠢的，是逆历史潮流而行，无异于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杀行为。（在他们眼中，西部欧洲仍然是一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毫无疑问，这样的舆论环境给米沃什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一方面，他痛骂“左派”是一群“乌合之众”，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自我解嘲，在他的一段回忆录中，他记录了当时的心情：“像我这样的孤独者的声音只能属于自毁长城的那种，任何脑筋正常的人都不会如此行事。”

显然，法国并不是米沃什理想中的栖息之处，甚至连西部欧洲也不是一个理想归宿，苏联的宣传触角那时已经延伸到这个地方，因此，他将目光投向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然而，波兰政府的工作人员却极力阻止米沃什进入美国，并且卓有成效地影响到美国外交官员的态度。因此，米沃什在法国一呆就是十年，直到1960年他的赴美签证才被批下来，他得以受邀赴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讲学。许多年以后，米沃什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里根接见时还仍然对这段晦涩的人生经历耿耿于怀。

原放：当时，美国知识界与法国知识份子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在美国的主流知识界，“共产主义”意味着压迫与奴役，它始终是某种邪恶势力的代名词。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来到美国之后，米沃什很快就融入了美国知识界的上流社会。而萨特与波伏瓦也曾在同一时期访问过美国，但是，他们并没有给美国知识界留下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

米沃什毫不掩饰自己对西方文化的仰慕之情，他说，如果我是一位匈牙利诗人，或者捷克诗人，或者塞尔维亚诗人，或者克罗地亚诗人，那么我凭借的资源多多少少会差不多，因为，我们这些国家的现代主义主要是模仿西方。

但另一方面，这种对西方文化的仰慕，却并没有妨碍米沃什运用波兰语进行写作，相反，他拒绝在自己身上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去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他说：“我害怕丢掉自己的身份，因为当我们变换语言时，我们肯定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马萧：米沃什对自己有着深刻而又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定位，他认为，置身于西方，他有责任向人们讲述共产主义，说出他们不知道和不想知道的东西。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让自己政治化，“如果我变成了一个政治作家，我就会使自己的可能性变窄、变枯竭。”米沃什写道。

对于米沃什而言，“社会主义”对他深深地吸引力来自于他由此想到数百万被蹂躏的生命这一事实，而“党”这个词汇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它不能带给任何人以安全感，意味着不能让人坚定放心的走在土地上。他深知自己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从事写作，把一切噩梦化作自己的写作资源，并与噩梦本身保持距离。实际上，由于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多数百万人”和“少数百万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米沃什非常重视作品选的作用，他认为，在一个量化繁殖的时代，作品选至少可以保证个人的声音不致被集体噪音所吞没。在米沃什看来，同样的一个人，在将自身看作统计表上的一个数据与以个人独一无二的思想来考虑命运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对于米沃什来说，他永远会选择以后者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他坚信人性在某个隐秘的层面彼此都是相通的，鉴于此，米沃什始终反对个人价值受到无人性、匿名的权力的精神控制。在这一基础上，米沃什发展出自身看待政治的眼光，他写道：“未来的关键与其说在于各国客观的地理位置，不如说在于个人主观的心理定位，在于保卫自己良知的完整和唤醒自身对世界的责任感的能力。”这一观念也成为20世纪70、80年代中、东欧不同政见文化的政治主张之一，在哈维尔、米奇尼克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米沃什飘浮的身影。

原放：在中、东欧的小小地域版图之上，笼罩着一个巨大的阴影——苏联。毫无疑问，米沃什反对这种来自外部世界对波兰的压迫，他不是那种能够忍受莫斯科支配自己国家的人。米沃什想到这种变化肯定会发生，但是，他不认为在他的有生之年能看到这种改变。

马萧：另外地，米沃什对于苏联的认识是基于理性、客观、深刻的洞察力的基础之上，它对苏联的体制有着深刻而又细致的描述，在这一层面或许只有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他写道：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警察队伍曾耗费天文数字的资金把自己发展成天大的组织，它控制着千千万万的告密者，把一个劳改营网建立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上。他继续写道：苏联在宣传和间谍活动上也是不惜血本，以确保外国人不会了解其绝对统治的持久性。而它在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胜利和它对划分欧洲的参与，显示出其内部的效率，并且使刚被征服的国家和人民接受它如同接受一种命运。这就是那个自称为“USSR”，其他地方管它叫“苏联”的国家。

当然，在米沃什的有生之年，他亲眼看到了这一巨大的权力怪兽的轰然垮台，这出乎很多老练的西方政治观察家的意料之外，其中也包括米沃什本人。

原放：米沃什将人的精神因素考虑在苏联垮台的原因之中：在那里，个人权利和尊严等同于一些异己的概念，自由被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而公正意味着我的邻人过得和我一样差，如果别人过得好，那就意味着不公正。与此相关的是科学进步与根深蒂固的习惯之间形成的反差。他写道：“苏联的火箭已经飞抵金星，而在我居住的村子里的人们还在用手刨土豆。这不应该被视作一种滑稽的对比，这是一道裂缝，它将深化为一座深渊。此事的关键不在于刨土豆的方式，而在于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大多数人的思维水平并不高于这动手刨土豆的水平。”这是米沃什在回忆一位苏联作家时总结下来的文字。

显然，在米沃什眼中，苏联的垮台并不是它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缘故，不是来自于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至少，被极权主义极度压抑的人的精神结构出现裂缝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领域是任何人在事先都无法准确预料到的。

马萧：是的，米沃什的分析和思考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这个最早由苏联和布尔什维克们首创，在中国得以延续、并侥幸存活下来的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在我们这里，现在已经完全异化成为一个冷漠的、匿名的、非道德化的官僚主义世界，它仅仅隶属于那些掌权的、官僚的共产主义者，受到某种不成文的同志式协定的保护，人们已经完全融入并自动适应了这个体制的自我运转，那就是：谁要是公开发表和试图公开发表针对它的批评，质疑它的存在意义（更不用说否定它），那就是不现实的，他将受到来自政治上的责难，意味着他将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受到隔离，这比任何一种形式的法律制裁更为严厉、更加糟糕。久而久之，人们在日常生活只学会了、或者说仅仅被允许讲述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以肯定的基调传颂在中国发生的那种众所周知的体制化语言。这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审查式的思想禁锢，它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头脑中，完全是卡夫卡式的，我们无法确切地预知，这把横陈于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枷锁最终将会在何时产生裂缝、并被砸碎。

原放：我想还是回到米沃什和他的波兰上来，如何看待这个由外部世界强加在波兰头上的共产主义制度？米沃什选择了内心的流放，他写道：“我们不能简单的漠视不幸，以为只要否认它的存在，就可以安慰自己。由于我们无法摆脱它，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选择一种跟它相处的策略。”，他继续着他的思考，“记忆便是我们的力量，它使我们避免一种象长春藤一样在树上或墙上找不到支撑时便自身缠绕在一起的语言。”在他之后的下一代知识份子那里，找到了与之和平相处的策略，米奇尼克选择了“新的演进”，而在哈维尔那里，就是“在真实中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米沃什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本人已经身处西方的自由世界，这也正是波兰国内的一些作家批评和质疑米沃什的原因所在。但无论如何，当波兰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以后，米沃什重返波兰生活，他受到波兰国内如英雄凯旋般的欢迎，波兰人民以这种方式给了米沃什和他的写作一个公道的回应。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米沃什仍然在坚持他的写作与创作，当他90岁高龄的时候，他还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到了这个年纪，我仍然在寻找一种方式、一种语言来形容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米沃什是幸运的。

马萧：我想触及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转向一位生活在中国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流亡知识份子：刘宾雁。在1989年的政治事件中因为支持“学潮”，他被迫政治流亡，从此，他成为共产党眼里的一个麻烦制造者，一根哽咽在喉头难以消化的鱼刺，而在流亡海外的知识份子心目中，他被誉为“中国的良心”。

显然，刘宾雁的遭遇没有米沃什那么幸运，他没有能够像米沃什那样重返他的家乡生活，没有能够在他的国家自由的写作和创作，安度晚年，由于信息的封锁，甚至在中国国内已经没有几个人还知道这个名字。在米沃什去世一年之后，这位来自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带着无尽的惆怅和遗憾离开人世，客死美国，在海内外知识份子的抗议浪潮的压力下，当局被迫允许他的骨灰于2010年底悄悄地带回中国的土地，入土、安葬。在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政权、哪一个制度像共产主义一样恐惧和警惕知识份子的存在，理由很简单，在一个由极权主义全面统治的黑暗时代，只有知识份子还可能残留一些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最起码地，知识份子可能会承担起用自己的眼睛见证他们所处时代的黑暗与荒诞的责任，这是一种最软弱的反抗方式，却是人类还有资格作为人类继续存在下去的最后一丝希望。

2011年6月下旬，我与一些朋友曾经去为刘宾雁扫墓，同行的人们当中还有一对从纽约回国的夫妇，他的墓地被安置在北京市门头沟一个偏僻的山坳上，这是一个和米沃什的家乡维尔诺（维尔纽斯，波兰语译）一样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小地方。我们在他的墓碑周围种植了几株红色玫瑰，他的碑碣上没有刻录任何文字，我想，这应该是由于秘密警察极力阻挠的缘故，至死——他都没有逃脱出共产党言论审查制度的魔掌。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墓地的一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竟然知道这块碑碣上应该刻录的文字：“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这个世界并没有将这位充满悲剧意义的知识份子彻底遗忘，记忆与良知的种子将他的故事默默地收集在社会意识流的某个角落里，我想，等到春暖花开的那天，这颗毫不起眼的种子会重新生根发芽的，这是一个希望与遗忘并存、英雄与懦夫同在的世界。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楚汉：2011年夏秋季节的姚立法

前人民代表姚立法仍然每天被非执法人员限制人身自由，无论周末双休还是十一长假，每天一早就被六个非执法人员从家中带走，种种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作法令人发指。

姚立法，男，1958年1月生，湖北潜江人，大专文化，中学一级教师。从1987年开始，以普通公民身份，自荐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职务，经历十三年的四届选举，于1998年11月获1706票，由非正式候选人而当选为潜江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成为八九六四屠杀后最早一批自荐竞选成功的人大代表。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天夜里十一点钟，姚立法回到家中后叙述了他近来的遭遇。

姚立法说，自从9月6日以来，晚上在家过夜时，始终处于国宝和大量“维稳”人员的严密监控之下以防他“逃走”。每天早上7:30分，他就职的潜江实验小学便派车来将他强行劫走。然后多半是把他控制在学校里，就在副校长汪潜的五楼办公室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有时带到社会上的宾馆里去，如皇冠大酒店。

每天早上带出家门时，都不准他带手机，在非法软禁中当然也不准打电话，还不准写文章，总之是切断要立法和社会的一切精神联系，目的则是使他无法参与今年的选举活动。

目前，区县级选举方面的情况是，潜江本地的选举已经结束，但全国的选举还在进行，全国各地参加选举的朋友都需要他这个先行者的帮助。此外，当地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也在进行，许多准备“冲关”的村民也需要找他咨询。

姚立法早在1987年就参加了选举，并且于1998年取得了成功，当时官方传媒还对此做了大量报道，甚至允许他出访美国。然而，今年以来，中国的法治大倒退中，五年一次的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也未能幸免，当局居然不再允许公民自发参选，在全国范围内指导选举的姚立法更首当其冲的受到特别关照，远在选举开始前一两个月的6月20日下午2点，姚立法就被潜江实验小学绑架后软禁到湖北各地，无法与外界联系。

7月4日凌晨，姚立法冒着生命危险跳楼逃脱非法软禁后，学校、警方一直四处搜查姚立法的下落，并对其妻子冯玲实施了贴身跟踪，家中也新安装了数个摄像头，其亲友都受到警方的调查骚扰。.7月13日清早6点，潜江实验小学副校长汪潜带着该校两个老师唐荣威、翁扬龙来到姚立法家，公然将姚立法的全部选举资料抢走，姚夫人冯玲不顾其威胁，拉住汪潜要求其写清单，一直拉到楼下，汪潜一再凶狠打人，把冯玲按到校车上，就这样冯玲也没放手，这时邻居们纷纷来指责汪潜的流氓强盗行径，要求其有事找姚立法，指责其针对冯玲的做法太混蛋，就这样，汪潜在众人的谴责声中离去。

8月6日早晨，选举专家姚立法在北京的一位友人家中被7、8名便衣抓走，姚立法先生熟悉这些来自潜江市公安局的国保人员，他们的态度还不算坏，带走姚立法的理由，则是姚立法的妻子冯玲女士为丈夫失踪报了警。但是，仅仅因为家人由于他失踪报了警，就对姚立法先生采取强制带离并且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家和两岁女儿为伴的姚立法的妻子冯玲女士非常不安，一直焦急的等待丈夫的下落，但直到8月7日晚六点半，还是没有得到丈夫的任何消息。

8月8日上午十点钟，选举专家姚立法的妻子冯玲前往辖区派出所打听姚立法的下落，接待者说他们一无所知。冯玲女士据理力争道，我7月11日向你们报案，姚立法在6月20日被潜江实验小学副校长汪潜等人带走后，按他们的说法7月4日凌晨姚立法冒着生命危险跳楼逃脱非法软禁，现在北京朋友证明，潜江国宝以我报案的名义把他带走了，你们既然是把他作为失踪人口带回，怎么会不知道呢？派出所接待人员说，报案后案件上交到潜江市国宝了，不再归他们管，叫她去找国宝。与此同时，派出所也说，你就是去市国宝也没用，那里刷卡才能进去。说白了，就是根本不会给冯玲一个答复。

8月22日是当地的市长接待上访日，上午十点，冯玲再次前往潜江市信访局上访，先后见到了两个市长，一个姓龚，一个姓代（女，叫代敏），两人都不做任何正面回答，随后龚市长推说，这事应该由政法委负责，就叫来一个姓熊的让其处理，熊某人将冯玲带去后，也辩说他们不知道，甚至说“公安局和学校都在找姚立法”！冯玲说，北京的朋友看着潜江国宝把姚立法带走的，龚居然说“那只是听说，不可信，你要相信你就去找你的朋友”！又推说，你既然报了警，就应该去找派出所，不行我带你去吧，你报警的那个警员的警号是多少？这当然是故意制造难题，冯玲说谁会记那些？龚某立刻说没有警号那我就无法查了。冯玲又说那你可以在网上查嘛！他不查，就这样把冯玲骗到大门口后转身回去了。十一点钟被打发出来的冯玲说，现在潜江当局已经全部不承认姚立法在他们手上了，说根本没有把他从北京接回来那回事。面对这种情况，冯玲唯一的办法是再去找学校要人，因为人是他们带走的，9月1号开学，8月24号报到，她准备8月24号去学校要人。

这些日子姚立法究竟怎么了？

事实是，8月7日被抓回潜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姚立法被关押在潜江和监利交界的西大院农场，后来又转往江汉油田，看守他的人多达22个，其中包括姚立法所在的潜江实验小学的副校长汪潜等隶属于教育局的一般人，其他的还有刑警、特警、国宝各方面的强力部门人物。这些人如临大敌严密封锁，把姚立法和外界完全隔绝不说，而且采取了多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包括克扣饮食，不准洗浴，不让换衣，不准看书，不准看电视，甚至不准说话！从8月7日到8月30日，每餐只给平时饭量的三分之一，其中19到30号每天只给两餐饭，数量还只那么一点点！从8月7号到18号不给毛巾，不让换衣服，也不准开空调，使他身上变得发臭，甚至连他随身带的全国人大出的有关选举的权威书籍（陈喜思著）也收走了不准看！

9月2日凌晨，姚立法因饱受迫害而突发急症腹部剧痛卧地打滚，国宝这才把他送往江汉油田五七医院就诊，经过多方诊断，医生认定是随时可能死人的急性胰腺炎，然而，到当天下午，在某方面授意下，医生又说是无关紧要的胆囊炎，看病过程中，居然禁止使用真名，不准他和任何人交流，并且为防范他打通关系而不断的改换住处，先是在外科病房，然后转往烧伤科，后来又转到内科，最后干脆腾出一个单间，直到9月4号夜九点，才因为害怕病情恶化要负责任而把他送了回家，对他的病情则不做任何交代。

回到位于2楼的家里，马上对本来就戒备森严的他家周围到处增哨加岗，其中潜江实验小学汪潜等人负责守在楼梯口，楼外出口处的监控器一带则有国宝守候，绝对不允许姚立法走出家门。

8月31日，也就是姚立法回家的前4天，德国电视一台的四名记者前来姚立法家采访，潜江当局动用了几百名警力封锁道路，把姚立法妻子的手机也停了，把其家中的座机也断了。然而，百密一疏，四名德国记者却出人意料的通过一楼的商铺直接从大街上上楼来到姚立法家，惊慌失措的警察居然大批涌进姚家对德国记者加以威胁，然而，面对他们人义正词严的质问，终究理亏没敢动手，出去时，闻讯赶来的潜江市宣传部和公安局负责人对他们进行了盘问并检查了证件，面对人家的依法采访终于无话可说。自然，潜江当局的这些做法反而给自己添加了大量不光彩的素材，因为德国记者们不仅拍下了被他们砸坏的姚立法家的玻璃、和冲他家设立的遍布街坊的监控器，也把上百警察围着姚家乱转和冲进姚家找事的镜头都拍了下来，并于次日向全世界做了披露——在中国，一个公民依法参加选举，竟要遭受这么些迫害，岂不是太离奇了？其新闻价值又岂不太大了！

在姚立法逃出控制的那些日子里，他的二十多家亲戚受到当局的抄家、监控、警告，不仅如此，据《楚天都市报》报道，7月20日前后武汉曾出动万名警察搞大搜查，原因是查到了姚立法在武汉的消息，故政府下令要不惜代价抓住这个“竟敢带头竞选并鼓动全国依法参选”的“危险人物”！

潜江当局之所以在9月4号把姚立法放回家，是因为如果他果真患了急性胰腺炎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姚立法又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与此同时，他尚正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样，权衡利弊，才将他暂时送了回家。

其实姚立法不仅患着内科疾病，还因为跳楼逃出非法监禁使腰椎发生压缩性骨折，目前腰已经弯曲，由于错过了救治时间，预后情况不良，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尽管受尽苦难，姚立法还是初衷不改，潜江的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他通过朋友宣布一定会报名参加，也会尽其所能帮助全国的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以便继续书写自己的传奇故事。

然而，仅仅隔了两天，当局见他的内科病情有所缓和，就又开始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从9月6日开始，由教育局找人，学校出面，国宝在后面尾随，每天把他弄到学校或者外地去，周末和十一长假仍然如此，直到今天。不过，先前每天动用教育系统30余人，国宝十余人，近来则因为有了成功经验，再加上姚立法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看管他的人已经减为六人。

目前，负责每天对姚立法非法采取强制措施的六个人可以列在光荣榜上：

一  潜江实验小学副校长，该校体育教师  汪潜

二  潜江实验小学体育教师              唐荣威

三  潜江实验小学临时工                翁杨龙

四  潜江实验小学承包早点的            杨军

五  龙湾镇沱口小学体育教师            柴松

六  积玉口镇中学体育教师              昌磊

当然，他们这些人只是为利而来，图个清松的养家糊口，还可以作为“人上人”享受一下管人的乐趣和挥霍公帑的豪爽，更主要的人物还在他们的背后。

他们的背后首先国宝，国宝的上头是政法委，政法委中具体的负责人是副书记兼“社会调控办公室”主任熊万唐，此人全盘负责，国宝大队出面人是尹本炎，教育局出面的是纪委书记伍孝江，公安局出面人是副局长柯超美，出面的人甚至还有财政局的，这人负责拨款！每次在潜江市政法委开协调会，就由熊万唐主持，这些人参加，经他们一商量，财政局长就大笔一挥，几十万现金到账。

由此，由此可知，姚立法已经成了潜江市“维稳产业”的重要一环，几十号人靠他吃饭，不少人靠他升官发财！

由于实在难以承当如此“维稳”重任，姚立法身体越来越差。更重要的是，7月4号为逃出魔掌不惜代价的从楼上往下跳时严重摔伤，又因逃亡而贻误治疗，目前姚立法已经落下终生残疾，病情会怎么发展尚无法逆料。具体地说，是支撑人体的脊梁骨出了大问题，腰椎第一椎压缩性骨折达三分之二，第三椎和第四椎也压缩性骨折，这种情况使他随时可能瘫痪，此外，他的右手桡骨外侧顶端也有骨折。

当局不择手段的非法拘禁姚立法，无非是要把他和今年的选举隔绝起来，这种情况，看来至少要持续到今年的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完毕之后。

一个前人民代表要参加和指导选举，就遭受到如此可怕的非法折磨，这使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决不允许区县级人民代表自由选举吗？

中国的依法治国，就是任“政法委”指挥体育教师、临时工、早点承包人为所欲为吗？

                                                           2011.10.11

（文章题目为编者所加，《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8153.html）

在当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零八宪章》的诞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自2008年12月9日首批303人联署公布《零八宪章》以来，虽然文本起草人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受到残酷打压，虽然执政当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消解《零八宪章》的传播和影响，但渴望真理与自由的人们仍然不惧高压，仍然一批又一批的站出来宣布自己对《零八宪章》的认可和支持，仍然一批又一批的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著名政治学者李凡先生在谈到当代中国民权运动时公开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近期追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应该说《零八宪章》所得到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所有这些活动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08宪章运动’。” 著名民主人士秦永敏也谈到：“《零八宪章》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统一战线，它以89民运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凝聚了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站在民主人权第一线的志士仁人，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雏形。它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先声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并且还有将前述多种资源整合到一起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今日中国最有前途的一股政治力量。”应该说，李凡和秦永敏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截止2011年6月第二十六批联署人名单的公布，公开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海内外人士将近13000人，这其中既有著名学者，也有普通农民工，既有民主维权人士，也有体制内精英……毫无疑问，这是《零八宪章》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阶段性胜利，也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对于权贵集团“反对派”的阶段性胜利！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2009年6月我们郑重推出《零八宪章》月刊。两年多时间以来，在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的鞭策下，围绕民主维权事业，我们共编辑发行了31期电子文本，编辑转载各类文章两千多篇。与此同时，我刊还分别就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人权个案发表了大量评论和声明，并就一些难点问题的处理向有关当局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有效的推动了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本刊自创刊以来所存在的某些不足，其中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由于“经济”方面的瓶颈制约，使得本刊能够吸纳的“原创文章”并不多，从而影响了本刊的发展，也让很多对本刊抱有深厚期许的师友感到遗憾。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筹措到部分经费，虽然数量有限，但我们愿意将这点有限的资源用于推进公民维权事业，用在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事业的宣传推广上。

因为这样的背景，《零八宪章》月刊现在面向全社会发出征文公告：

欢迎您就政治改革、中国社会转型、公民维权运动、民主宪政理论思考、群体性事件、公民参政运动（竞选人大代表、争取结社权、进行政治表达等）、检讨执政党、检讨执政府以及权贵集团的腐朽黑暗等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欢迎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争鸣，恳望各方贤明不吝赐稿！对您的支持与参与，我们先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来稿注意事项：

第一，来稿请一律使用真实姓名，发表时署真名或笔名请注明。

第二，来稿字数不得低于1500字。

第三，来稿作者如果愿意，可以将本人小传寄来，使我们在编辑时能够将作者的情况告知读者。个人小传请少于300字。

来稿请寄：beijingbeijingbless@gmail.com

您的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将奉上薄酬以资生活补贴。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9-20

公告天下

维权网就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一周年的声明

一年前的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著名异议作家、《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先生。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对刘晓波长期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坚持独立写作，致力于推进中国和平民主转型、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参与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的最具公信力的肯定与褒奖。《零八宪章》被称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和民主纲领，迄今为止已有近13000名中国各界公民参加联署。所以，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对长期以来高扬普世价值旗帜，不屈不挠，争取自由民主，捍卫人权的中国公民群体的肯定与褒奖。这既是刘晓波先生的荣耀，也是中华民族的荣光。

然而，令人愤慨的是：时隔一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先生仍然被关押在辽宁省的锦州监狱。就连他的妻子刘霞女士也仿佛人间蒸发，杳无音讯。据美联社报道，诺贝尔委员会秘书长伦德斯塔（Geir Lundestad）表示，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上，刘霞作为获奖者妻子的遭遇史无前例，也令人遗憾，诺贝尔委员会也对刘晓波的境遇感到担忧，因为自从去年底以来，该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刘晓波的新消息。中国是现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将以争取自由与和平为志业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当作“罪犯”关押在监狱中的国家。这对于一个自我标榜“爱好和平”、“尊重和保障人权”、“正以令人瞩目的方式崛起的大国”实在是极大的讽刺！

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组在今年年初曾分别就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的案件出具意见书，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停止软禁刘霞。关于刘晓波、刘霞案件的意见书分别为15/2011号和16/2011号。意见书介绍了刘晓波及刘霞的个人情况及目前遭遇后，认为中国政府对刘晓波和刘霞人身自由的剥夺属于任意羁押，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停止对刘霞的软禁，并对他们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和人权理事会的理事，应恪守《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落实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的合理意见。

当此刘晓波博士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周年之际，维权网特提出以下呼吁：

一、立即释放刘晓波，恢复其人身自由和各项公民权利；

二、立即恢复刘霞的人身自由和通讯自由，确保她的人身安全和与家人亲友团聚的权利；

三、立即停止打压《零八宪章》联署人和民主维权人士，无条件释放王荔蕻、倪玉兰、梁海怡、朱虞夫、谭作人、郭泉、杨天水、刘贤斌、陈卫、丁矛、左晓环、吴乐宝等人；

四、废除 《刑法》105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废止以言治罪，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表达自由、出版自由、信息传播自由和舆论监督权。

维权网

2011年10月5日

贵州公民第七届人权研讨会公告

（第一号）主题：选票里面生公义

 今年下半年，全国各地人代会开始进行5年一届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选票里面生公义”，现代社会已经公允选票的普世价值，“选票里面出政权”、“选票里面出善治”，选票是现代国家文明与否的标志，野蛮的专制国家拒绝选票。所以，《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规定：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08宪章》我们的基本理念中有：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

贵州公民为推动选票的普世价值，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颁布63年，《08宪章》公布3周年，即，“世界人权日”的来临，决定开展本届人权专题活动。特此，发布公告。

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决定，走选票之路，通过人大代表的直选培育千百万个驯化权力的人权捍卫者（驯兽师），把手握大权者关进宪政民主的笼子，在本次换届选举活动中，积极履行自己的选民责任，通过选票遴选出坚守公义，有良知，秉公办事的人大代表。本届参选活动，我们有四名人权捍卫者自愿参与，他（她）们是：陈西、李任科、吴玉琴、徐国庆。

陈西，曾用名，陈友才，男，汉族，籍贯：广西玉林。家庭地址：贵阳市云岩区香狮路。电话号码：86-0851-4776400，手机，13885117478；

E-mail:cx2233@gmail.com,  Skype:chenxi8964;

李任科，男，祖籍，浙江绍兴。现居住：贵阳市云岩区黔灵西路 53号2 单元12 号。电话：86-0851-8629230 ，手机，13037881410；

EMAIL 信箱： lrk0606@yahoo.com.cn

吴玉琴，女，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现居住：贵阳市云岩区市西路。手机：15519019764

邮箱：qwert19112003@yahoo.com.cn，

  

徐国庆，男，汉族，现家庭住址：贵阳市花溪区干修所，电话号码：宅86-0851-3860125，手机13984086628

选票里面生公义，因为，选票里面有民心有民意有民情。你选择了选票你就选择了尊重他人的主体性，你就选择了个体的尊严；

选票里面生公义，选票拒绝压制，拒绝强权政治。你选择了选票你就是选择了自由，选择了保障人权的宪政民主制度；

选票里面生公义，选票催产真相催化正气催促良币驱逐劣币。你选择了选票你就是选择了子孙万代的平安幸福。

为此

贵州人权研讨会积极欢迎各界人士通过选票竞选改变中国一党极权的暴力政治！

用驯兽师手中的选票去驯化强权者手中的枪杆子！

贵州公民第七届国际人权研讨会

参选人：

陈 西 电话：86-0851-5966077 手机：13885117478

李任科 电话：86-0851-8564250 手机：13037881410

吴玉琴 电话：15519019764

徐国庆 电话：86-0851-3860125 手机：13984086628

邮箱: gueizhouwengan@gmail.com，

2011年10月5日

该公告将转呈：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贵州省人大、省政府、省中共委员会、省公安厅、贵阳市人大、市政府、市中共委员会、市公安局、等机构，并同时在互联网上发布。

发贴者 维权网

美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发人权年度报告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日前发表的人权年度报告说，过去一年，中国政府不断强化监控社会，在侵犯人权方面更加无所顾忌，报告呼吁美国在跟中国进行经贸往来的同时，不应该忽略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中国的人权问题。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星期三发布2011年中国人权与法治年度报告，内容包括中国在宗教自由、商业法治、人口计划、劳工权益、知识产权、因特网自由、以及少数族裔等问题的发展。

报告说，尽管今天的中国社会和30年前或者10年前相比有了巨大变化，中国人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享有各种经济自由，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技术得到更多的信息。但经济和技术上的进步并没有导致中国在人权和法制方面有相应的改善。

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在人权和法治方面，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他们违背他们曾经承诺要遵守的有关国际人权准则和法律的诺言，加强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报告说：“和中国官方的宣传相反，中国过去一年的人权和法治没有改善，某些领域还有恶化的趋势。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中国官员为了压制异议人士，肆意践踏有关法律。例如，2011年2月，中国的警方采取不同寻常的手段让一些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被失踪”，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镇压行动。中国政府无视法制的行为延伸到国际领域，中国政府对国内企业的补助和工业政策违反了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所应该遵守的承诺。”

美国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在侵犯人权方面的一个特点确实是无法无天。

“比如说最近有大量的人去看望陈光诚。陈光诚从监狱出来之后就完全被控制、隔绝。不许他离开他的住宅，也不许与外界接触。这充分表现出无法无天。再比如说艾未未，还有在艾未未之前几十个独立知识份子突然‘被失踪’，然后又说不出任何原因抓起来，又说不出任何原因就让他们在社会上消失了。不给任何理由和原因。没有任何法律手续。”

2011年的年度报告说，中国政府继续监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并禁止一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前去探视他就是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采取强硬逮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报告还指出，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新政策在学校中加强了汉语的教学，而忽视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少数民族的宗教权利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报告还指出，中国官员加强了对互联网的过滤和控制，甚至限制媒体对重大天灾人祸事件的报道。

年度报告也注意到中国人权方面也有一些给人以希望的进展，这主要出现在草根阶层，其中民众更多地利用公众舆论来追求社会公正。例如，网民对政府官员处理高铁追尾事件提出质疑，还有在北京的地下教会不顾官员的禁令，在室外举行礼拜活动等等。

报告中还提出了改善中国人权和法治情况的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呼吁美国国会和政府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监禁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并呼吁在对待已经立案审讯的40多个异议人士时，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程序，公正审判。

报告呼吁美国州级司法部门和中国各省司法机关展开交流，推动中国在警察执法、取证、囚犯的权益等方面进行改革。

美国国会于2000年10月成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专门研究和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每年向国会和总统就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提交年度报告和建议。委员会成员包括九名参议员、九名众议员和五名总统任命的资深行政官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特别关注

编者按

2011年9月中旬，刘沙沙等人前往山东临沂东师古村探望著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遭到30多个暴徒的殴打、抢劫和绑架后。许多网友发起了世人注目的“自由光诚运动”，尽管这些网友依然遭到临沂“维稳势力”的暴力打压和驱逐，但网友们毫不屈服，继续前往“东师古村”探望，由此，一场捍卫人权、维护正义的抗争再次在“孟良崮战役”之地拉开序幕……

在此，我们对所有前往“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的网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对所有在“东师古村”遭遇“维稳势力”侮辱和伤害的网友们表示深切的慰问！对绑架、殴打、洗劫网友们的临沂暴徒表示强烈的谴责！

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保持对陈光诚先生的密切关注，继续保持对中共临沂地方“割据势力”的密切关注！

维权网：大陆正在掀起“自由陈光诚”的公民行动

（维权网信息员张兵综合报道）适逢2011年10月10日辛亥百年，大陆网络上又形成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声援陈光诚浪潮。在新浪微博上有不计其数的网友呐喊着陈光诚的名字，痛斥着当局践踏陈光诚一家基本人权的无耻而野蛮的行径。在“墙外”的推特上亦有网友通过私信相互沟通联系相约赴村。很多著名学者、作家、大学教授、媒体策划人、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商界精英、网络名人、演艺界明星等社会名流、精英纷纷不断发出呐喊和舆论支援，其中有不少人表示将身体力行前往东师古村探访陈光诚。由于海量的转发，陈光诚的名字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大陆的网络封锁，“自由陈光诚运动”的公民行动正在形成。

网络微博上随处可见以陈光诚的各种头像作为自己标志的微博。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昨天将自己微博换上了陈光诚的头像，并且呼吁：“光诚何罪之有？当局如此蛮横！呼吁全网关注，直到恢复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愤怒地表示：“这个国家不要脸了吗？公然囚禁一个自由公民，公然有组织地殴打，抢劫，关押所有探望他的人。如果这些人有罪，请起诉他们，如果没罪，给他们行走的自由！”“向公安部报警：临沂一带，已成匪区，只要经过那里，就可能遭到殴打抢劫和关押。请速派武警前去剿匪，否则，严重影响中国国家形象。”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玉闪对张鸣教授的提议予以赞同，他表示：“凡路过临沂被匪盗打劫过的公民，皆应向公安部、全国人大以各种自己方便的形式报警并围脖备案。其他知情网友亦可同时报警，要求中央政府剿匪救人。”

著名作家章诒和要求各级人大代表对陈光诚的人权现状予以关注，她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大代表以及临沂市人大代表，你们当中能站出几个来，能成立一个“陈光诚调查组”吗？你们若无能力，那就退而求其次，能组团看看陈光诚吗？这是你们的起码责任吧！！！”

而广东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影视界名人宋祖德更是在微博中向温家宝总理发出呼吁，这一微博被广泛转发，他说：“恳求温总理救救盲人律师陈光诚！盲人律师陈光诚，为当地村民维权，举报当地政府丑行，疑似遭当地政府打击报复，被判刑四年零三月，出狱后仍被当地政府安排人马软禁，怕他去省、去京上诉，每天看守者多达几十人，其手机被非法屏蔽，贫病不堪，而当地耗巨资“维稳”，对一个盲人，怎能如此心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导沈阳教授说：“临沂暴力黑洞像一枚天下英雄召集令，驱使着既有行动力又有正义感的网友如飞蛾扑火般的去探访陈光诚，让一个盲人感受到网络的一点点光明也许是网友能做到的所有，本来我们这个社会没有英雄，但是时代苦难造就了英雄。解救陈光诚已经成为网络群体大共识，有司应该尽快回到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

正在探访陈光诚的作家卢海涛发了简短的总结：“试着写了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晚上应该能到家，到时再详细向大家汇报吧。总结应该说，1陈光诚是健康的，而且衣食无忧。2虽戒备森严手法粗暴，但应该算是当地政府行为。3陈光诚极度想逃出村庄，曾试图挖地道，被发现后所有地面给浇灌了钢筋水泥。4看管们没有本村村民，当地村民对他有好感。”

知名作家慕容雪村在微博中气愤地说：“临沂位于沂蒙山区，是所谓的革命老区，这样的地方往往也是官府耍流氓最厉害的地方。这事在微博上传播了这么久，却一直没人过问，令人忍不住要问，山东省委省政府在干什么？北京在干什么？他们是否真的甘心做流氓的靠山？或者说，他们甘心当流氓？”

原《商务周刊》主编高昱说：“发生在山东临沂的丑恶，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已经将当局本已稀缺的信誉与合法性越来越快速地卷入深渊。从一个沂蒙山盲人律师在小小村镇的计生维权，发展到光天化日之下对各地探望公民的非法囚禁、殴打、抢劫，被绑架的何止几个公民。”

作家土家野夫在微博上大声疾呼：“【要有光，要有诚】要有光，上帝或许会应；要有诚，却指向每个人自己。.....他看不见，但内心明亮，在漆黑夜里为人领路； 他听得见，是光天化日，我们就不能让四野无声。为他呐喊，就是为自己呐喊；争他自由，就是争自己的自由。”

据本网信息员今天（2011-10-11）不完全统计，在微博上以发言和转发来表达对陈光诚命运关注的各界名人还有：清华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郭于华、宪政学者刘军宁、著名地产商任志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著名维权人士吴淦（屠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著名记者王克勤、时评作家杜导斌、演员孙海英、历史作家十年砍柴、资深媒体人笑蜀、维权人士刘沙沙、律师浦志强、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姚中秋、维权律师郝劲松、财新传媒调查记者刘建锋、新快报国内调查记者刘虎、共识网编辑部主任王科力、财经作家苏小和、《时代周报》记者何光伟、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王天定、独立策划人、央视黄金栏目《一线》专访嘉宾胡晨晨、中山市长滨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军、维翰咨询首席顾问、清华大学城市与公共管理课程客座教师殷冬明、广州日报集团旗下《共鸣》杂志编委彭晓芸、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浙江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徐彦、江西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魏仁平、广东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微基金发起人兼执行主席梁树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思璟、凤凰周刊记者杨桐、等等。。。。。

这些社会精英微博上的粉丝一般都上万，很多是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名博，他们对陈光诚的关注显示出社会主流在人权领域的责任意识，这势必将对陈光诚命运的转折产生积极的影响。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场“自由陈光诚”的公民行动正在中国大陆上展开，成百上千的网友正在准备着新的行动。

记者石玉——我的沂南之旅（有关陈光诚）

来源：作者微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490ae30100uzai.html

我的沂南之旅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国庆节期间，老婆一直随团在外演出。今天中午，赋闲的父母过来帮我收拾房间。锅里煮熟的绿豆放了好几天，竟生虫了，被父亲发现后，劈头盖脸大骂一顿，如30年前一样的腔调，我当然也如30年前一样洗耳恭听。

    家庭生活是多么简单和安适啊！它浸润着人类原生的永恒之爱。我也相信，由无数家庭组成的整个社会，爱是其唯一追求。我同时也认为，社会之爱的外在形式，即是法律。法律是天条，是爱的工具。

    一位令人尊敬的律师朋友引述法学大德的名言：为了自由，我们甘愿做法律的奴隶。我引申一下：当我们真的成为法律奴隶之时，我们就真的成了自己的主人。恪守法律，遵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是为天赋自由。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部中国法律规定205国道临沂市沂南县段禁止通行，也没有任何一级政府发布警告，称该地区为危险区域，进入者后果自负。所以，10月5日下午5时在205国道沂南县某路口，我乘坐的出租车被两名交警示意停下之前，我的感觉一直是安适的。

    交警称要进行交通安全检查，女司机的证件被扣下后，出租车被引入路边的一个院子。车刚一停稳，几十名着便装的人冲入院内。

    观察他们的神情，均是朴实地道的老百姓，全然没有犯贱坐科者流的戾气。可能因我的反应较为镇定，绝少恐惧或愤怒的表情；或因我的外表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并没有首先攻击我。

    有几人上去拉女司机，女司机被吓得大哭。我上来劝解，称“她是司机，我连车钱还没给她”，旋掏出200元递给她。站在女司机旁边的交警也向几人使了眼色，女司机方被放过。原来攻击女司机的一个中年男子的脸上，甚至还掠过一丝羞涩。我心中窃喜：或者我没事了？

    这思虑没过3秒钟，一个中年人从10多米外冲向我，神色严厉，像是个领头的。我身旁的人也来帮忙了。我的双手被反剪，上衣后襟也被翻到前面，蒙住头。随即被推入一辆车中。

    在车上，我双腿跪地，上身趴在坐垫上，一只膝盖压着我的脖颈，几只手死劲儿摁在后背上。又有几只手便开始搜、捏我的全身。500多元现金、手机、录音笔、老婆送我戒指和手表均被掳走。满车喘粗气的声音。没几分钟，车便开了。从此，我开始黑暗的沂南之旅。

    不久，车下路，进入一个院内。我被架出汽车拖进一个房间。路上，后背、脑袋被锤了几拳头。我像是哀求地说道：“大家都是老百姓，何苦这样呢？”话没说完，又挨了两拳。

    进入房间后，我被脸朝下压在地上，有一只脚踩着我的头，两只脚踩着我的一条小腿和另一只脚。之后，脚上鞋也被掳去。

    平生第一次被人强行控制，巨大的恐惧感袭来了。好莱坞的战争和犯罪电影中的恐怖场景浮现出来。我不担心皮肉伤，甚至轻伤、骨折之类的也不担心。我担心重伤！永久丧失身体功能的那种伤害，那是要命的！我可能被注射某种慢性致残药剂？可能有人照我裆部猛踢几脚，成为前杨佳？

    我便试图反抗，以便了解外部环境，并试探上述可能性。我努力挣脱头上裹着的上衣。成功了！但只看了外面一眼，旋有几个巴掌打到脑袋上，头又被塞进上衣里。之后，可能看押我的人觉得不解气，便照我的屁股上猛踢几脚（到现在右臀还隐隐作痛）。

    这让我多少有些安心：踢打的都不是要害。趴在地上不多时，我被架起来，推到墙根，屁股蹲坐地上。后背能靠在墙上，这样好多了。但是时间一长，脖子便酸疼起来——头一直裹在翻过来的上衣里。第一次抬头缓解，一个巴掌打过来，第二次慢慢地抬头，还是被发现：一只脚踩在头顶，压弯了脖颈。

    没人敢说话，打人的人更像一个沉默的机器。时间像在梦中穿行的火车，不知道是快还是慢。有人过来问话，操一口临沂方言的普通话，问的都是一些个人基本信息，旋又离去。

    又过了不知多久。我相信这时天开始黑了，因为已有了很深的凉意。我被架起来，梦游般的深一脚浅一脚摸出房间，下台阶，又上台阶，进入另一个房间后蹲坐在地上。

    听声音，这房间应该有4个以上的看守。不久，有人上来问话，应该还是那个操临沂普通话的人，这次问得较为详细。问完后，我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抗议，他没有辩解，哼了一声便离去了。

    这个房间舒适多了。取得看守同意后，头可以抬起来活动，可以不时变换坐姿支撑身体，但每次身体发生动作，看守便会打开手电监视，因为房间漆黑一片。

    又过了不知多久，我的体力已经无法支撑蹲坐的姿势。我慢慢靠着墙躺下来。地上像是铺着些旧报纸，屁股和腿压在上面，好多了。我上身仅穿了一件黑色绒衣，绒衣前翻裹住头以后，上身便赤裸着，从入夜开始便冻得哆嗦。

    看守同意我将绒衣抹下来，穿好，但旋又给我套上袋子，头部和肩膀均被裹在这袋子里。北方的农村，农民种地用的化肥袋。化肥用完，袋子舍不得扔，就用来装粮食。这样时间久了，袋子里有尿素的臭味加上粮食霉味。这种味道，我是熟悉的。

    不久，外面传来咣当的关门声，一丝恐惧袭来，是那种很重的大铁门。看守蹲在地上开始吃饭，我听得到他们叭咂嘴的声音。人的潜力如此之大：我5日一整天仅吃了一棒玉米，可这时我一点饥饿的感觉都没有。

    吃完饭不知多久，一人推门进来：“把人弄起来”。我又被架起来，摸索着进入一个亮灯的房间。这次待遇还好，我被径直带到一把椅子前坐下。仍有4人以上的看守，透过化肥袋上一些小小的缝隙，我看到一名穿着绿色军大衣的看守、一把长沙发。有看守拉动椅子的声音，他们准备睡觉，不久有人鼾声大作。但始终有一人睁开眼睛盯着我。

    房间的门是从外面锁上的，这大概是个里间，人要出去，需要敲门，由外面的人开门。而且房间的灯一直亮着，便于监视。老百姓的智慧是无穷的，你根本跑不了。

    我可能被关多久呢？关几天，饿几天，然后再以扰乱社会治安之类的由头拘留半个月？我笃定最多也只能如此了。但不时又有些隐忧：我可能被判个几年。这社会冤狱还少吗？我不担心父母，我担心我老婆因此离我而去。亲情最可靠，其他的感情呢，都需要命运考验啊！

    不得不感谢我的身体：全身冻得发抖的情况下，竟还能睡着。左屁股支撑身体，疼到麻木的时候，便会自然醒，然后再换成右屁股支撑。这样循环往复，也不清楚夜里醒了多少次。鸡鸣很早，但天竟亮得很慢。等大批鸡鸣的时候，天便隐隐亮了，看守陆续起床。

    天已大亮时候，看守在房间吃早饭。有人在袋子底下递过来一瓶矿泉水和一个馒头，馒头还有点温热。在袋子里吃东西，我感到耻辱。

    这时，我胆子也大了些。我问：你们这样非法拘禁还要多久？我要见你们领导。看守吼一声：别说话，等着！

    吃完馒头，我又睡着了。梦中因这袋子而愤怒。我相信长时间禁止说话、眼睛只能看到头套，人的意志会分裂的。

    还在睡着的时候，又被架起来。离开了房间，上车，行不久，看守摘掉了化肥袋。我定睛一看，是派出所。现在分析，当时的时间是6日的中午。我多少放心了一些：终于离开了黑屋子。我被不明身份的人在不明地点带上头套拘禁了近个20小时。

    讯问我的公安人员告诉我：我因涉嫌盗窃被当地村民被扭送到此。但他们问我的内容是：我为什么来这里，完全与盗窃无关。除了衣服和皮带，我身上带的所有东西都被抢去，何谈我盗窃村民呢？公安人员没有作出解释。

    3—4个小时后，我被送回原籍。这场经历，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个吓得大哭的女司机，她的性格里透着普通山东人的好客和爽直。上车前，我给她了一个不高的包车价格，她一点儿都不计较；上车后，热情的向我赞美临沂的立交桥和道路，告诉我书圣王羲之故居的地址，向我谈论孔夫子圣迹所在之处。可是这善良的女人，竟在自己的家乡，光天化日之下被吓得大哭。

    我知道，临沂——山东的主要精华，中国为数不多的人文繁盛之地。我知道沂水之滨孔子的慨叹，我知道五胡乱华中原沦陷之时，琅琊王氏如何传承了中华的文脉。我更知道沂蒙山区人善良和朴实，我有多名临沂的大学同学和同事、同行，我们彼此相爱，心心相印，视同手足。

    我还知道这里有一个残疾人，在他有生之年，尽可能做善事，帮助了很多受伤害的人。我此去，仅是向他表达一个普通人对一个好人的点滴敬意。这是人类之伦理，也是我所尊重和恪守的中国法律所未禁止的。

探望陈光诚众人仍下落不明 胡佳赞扬网民勇气及良知

 

作者: 乔龙

 

重阳节探望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多位网民被抓后，至今下落不明。有关当局也未作出任何说明。有网民星期四告诉本台，凌晨在徐州被带走的妙觉法师，被遣送广东河源。社会活动家胡佳赞扬网民的勇气和良知。

星期三前往临沂市沂南县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的刘沙沙、刘勇等九位网民，绝大部分于当天下午与外界失去联系。引起网民们高度关注，纷纷转发及交流相关消息。星期四凌晨，维权人士妙觉突然与外界失去联系。当天下午，记者从“九零后”网民“奴隶二代”处获悉，妙觉于凌晨被公安带到南京后，计划当天遣送广东原籍：“今天的情况就是妙觉现在在南京，估计没什么事。其他人暂时还没有消息，9个人，估计那8个是被抓了，还有一个叫朱文礼但是联系不上，不知道他消息”。

网民王雪臻对记者描述：“今天凌晨大概一点左右妙觉，当时‘无题’和她正通着话。‘无题’说对方要求她开门，她不开，然后对方说如果不开门就踹，最后她开门了。开门了一直说要带妙觉走，妙觉不走，说东西还在这里我要等我的朋友回来，然后他们强行把妙觉身上的电话，正在和‘无题’通的电话关掉了，带着妙觉走了。四个临沂的国保还有四个广州的国保护送她到南京，然后现在坐飞机回广东河源”。

有网民说，广东国保对妙觉称，他们只是接到命令，执行公务。妙觉作为探望行动的后援人员，为网民保管贵重物品，也是九位网友中，最后一个被警察从徐州一家快捷宾馆带走。

王雪臻说，网民们是在前一天下午于临沂车站被抓。

记者：另外几个人都没消息吗？

回答：没有消息，我们得到的情况是他们在临沂市汽车站全部被抓了。

记者：是昨天下午几点？

回答：四点多一点，因为他们三点半好像刚到临沂。司机知道也不想多说什么，他只跟我说他是开车的，只开车不想多说什么。我说你不想多说的原因是不是迫于临沂市政府的压力，或者临沂市警方的压力？他说不是。我说那你最后一眼看到他们的时候是否安全？他说他下我车的时候是安全的。

记者也向当天被包车的出租车司机查询，但对方称，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社会活动家胡佳对网民因声援陈光诚被抓表示关注，他下午对本台确认，妙觉正在飞广州途中：“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然后发了短信。她说她是由户口所在地的广东河源紫金老家的国保把她带走的。她连夜到南京，然后下午4点飞机到广州”。

一个月来，网民先后发起至少三次探望陈光诚的行动，胡佳表示，从这些志愿者身上看到他们的勇气：“我们过去从2006年光诚被他们用莫须有的罪名羁押以后，我们就一直在不断的解救光诚，以及后来在服刑中。现在到他已经服刑回来又被关在黑监狱里。从我个人来讲的话，从光诚这件事情上不仅仅看到光诚的良知，也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些志愿者，就是您说的网友们，他们的勇气和良知”。

多年来从事多项社会活动的胡佳，2008年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同年，他获得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以表彰他在人权领域的贡献。他说，出狱后看到：“许多人，尤其是在我出来了以后，我发现现在光诚的许多（志愿者）像珍珠、像沙沙、像妙觉师傅还有好多网友，都是我以前在从事光诚营救工作中那个时代没有的，那么现在这些人她们是作为骨干和主要的组织者，而且那么多人一拨一拨人被打，有些人付出了血的代价，可是还是有人去。这种意志让我感觉到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说明执政党所用高压恐吓的这种手段不能够完全达到效果，无论是在一个盲人身上还是在许许多多人权捍卫者去做呼吁，以及做探访的那些志愿者们”。

来源：民主中国

探访陈光诚再遭阻挡 网路再掀起声援巨浪

（维权网信息员张兵综合报道）昨天（2011年10月5日星期四）下午维权人士刘沙沙等探访陈光诚的志愿小组一行突然失踪后，大陆网路上关注与声援陈光诚的声音骤起，而新浪微博上更是上演发帖与删帖的大竞赛。虽然删帖疯狂，但是奈何不了网民人数众多，因此声援陈光诚的帖子仍是随处可见。

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现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名誉副主席，身患重病的沙叶新先生的这个帖子被几千次转发：“德国雨桐来电说正在师姑村探望光诚的刘沙沙等人被控。我说全球无一国像中国把盲人律师以扰乱交通罪刑四年多，无一国像中国刑满还监控，无一国像中国禁探视，无一国像中国殴访者。我真想骂人，他妈的这社会怎么这样黑！我多年愤怒突然爆发，泣不成声。我们总是祈祷好人一生平安，为什么好人总是不平安！”

而作家章诒和的这个早在七月份发的微博更是被四处转发：“我要大喊：山东临沂陈光诚！山东临沂陈光诚！！山东临沂陈光诚！！”

学者于建嵘在微博上表示：“有部门通过多种关系给我喊话说：陈的事有国际背景，很复杂，叫我不要参与。我的态度很简单：他一个盲人，你们这样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不仅严重违法，而且不人道！”“那么多人都在说那位山东盲人维权者，我转发一下却连人家的原帖都被删了。难道我现在又成了新浪重点保护对象？！”

著名记者王克勤发出【敬请大家关注山东临沂的陈光诚，以及去探望他的那些朋友的安危】的微薄：“【你为这社会做了什么】囚禁四年多至今全家被软禁，我敬仰的农民盲人陈光诚说：很多很多人都有这想法，都在讲社会如何不好多么黑暗，都在说着同样话。可你有没想过，你为社会做了什么？哪怕只说一句公道话，干一件公道事；哪怕把社会不好的地方，改变一点点，尽一点点力也好。人人这样，社会肯定能改变 。”

民间学者杨恒在微博上表示：“陈光诚眼前是一片黑暗，我们面前又何曾有光明？没有付出和抗争，我们这个民族会永远生活在这黑暗之中！为陈光诚祈祷！向刘莎莎们致敬！去不了的同胞，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动一下鼠标，完成一次相隔千里的祝福和支持！”“每天都转，直到陈光诚获得自由！见陈光诚微薄就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点点努力汇聚成鼠标的海洋。这必会震撼这个黑暗的世道 。”

上面的微博虽然遭到删帖，但是由于转发的太多，在网路上仍是随处可见。

至今天2011年10月6日星期四下午，刘沙沙一行仍无消息，只有妙觉法师来电报了平安。她说：“昨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徐州警方和我户口所在地广东河源紫金国保来接我回家。共两男一女。他们说只是奉命来接人，和我个人没有什么恩怨，大家合作就好。现已到南京。感恩大家关注。”

对于陈光诚的现状及刘沙沙等维权人士的安危我们将予以高度关注，并会追踪报道。

发贴者 维权网 时间： 上午12:01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BlogThis!共享给 Twitter共享给 Facebook

陈光诚是谁？（东方早报遭封杀的文章）

来源：东方早报    2011-10-13

作者：牛克

10月12日，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应将陈光诚事件意识形态化》。据说山东临沂有一个叫陈光诚的盲人，在连他是否被“软禁”等基本事实都不清楚的情况下，环球时报这篇文章提出两个观点，一是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应提供足够信息，二是祭出春秋笔法，称计划生育是“复杂大环境”的一部分，陈“不顾一切追求那个‘理想状态’时，对当地社会秩序形成法律法规无法接受的干扰”，从而带来陈的“人生曲折”。文章结论是，对陈光诚事件要“去意识形态化”。

文章写得云里雾里，陈光诚何许人也？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之前国内媒体并没有对陈光诚现状做过报道，环球时报该文是关于此事件的唯一声音。这种“环球时报独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好些事，往往其他媒体没有任何报道，只有环球时报一家每每以评论文章的形式提到该事，文章里判断多于陈述，定性多于说理，居高临下多于平易近人，而眼下，全国新闻战线正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中央领导早有指示，媒体要“防止居高临下，自说自话”。

陈光诚到底是谁呢？2003、2004年多家媒体曾经报道，2003年陈光诚持盲人证在北京乘地铁，未享受免费待遇，因而状告北京地铁，最终为“全国残疾人讨了个说法”。

之后，媒体上就不再见到陈光诚的踪迹，一位和他熟识的资深调查记者称：2006年8月，山东沂南县（属临沂市）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2009年，这位记者想看望他的家人，但刚下公路就遭到守候在路口的男子逼问“你们是来干啥的？”，之后有摩托一路尾随，在陈家巷口，该记者被四五个男子围攻，之后围攻演变为围殴。

今年10月5日，新华社旗下某媒体的一位记者去探望已经出狱的陈光诚，在路上被临沂有关部门羁押和殴打，在被限制人身自由三四个小时之后，他才被送回原籍。

以上这些未必就是真相的全部，要求临沂当地政府公开有关信息，无疑是媒体应有的态度；但在全部真相公开之前，这篇从抽象概念演绎抽象概念的议论文章着实令人费解。

比如文中所谓陈的“人生曲折”，是说他遭依法惩处，还是公安机关的“法外施刑”，践踏其正当权利？若真有所谓“软禁”，法律依据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中国法律里从来没有“软禁”两字，“监视居住”也应由警方而不是其他公职人员严格依刑事诉讼法执行。

此外，环球时报该文一方面间接承认，当地处理陈光诚达不到“严格的法律及人权标准”，一方面却又认定陈光诚已经造成“法律法规无法接受的干扰”。难道一套法律体系有两种适用标准？此说置国家法律的严肃性于何地？该文反复强调所谓的基层“小环境”，难道不知道，国家的法律不该为地方“小环境”而弯曲？

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媒体只需要客观、全面地告诉公众“陈光诚是谁”就可以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作者系媒体人士）

台湾立委再呼吁马英九关注陈光诚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作者:吴雨

    

    本周五，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堇、关注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和正在台湾参加"双十庆典"的旅美民主人士杨建利，联合召开记者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在第七次江陈会上，向中国代表提出陈光诚问题。

   

    10月14日，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堇、关注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和和正在台湾参加"双十庆典"的旅美民主人士杨建利，共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要求台湾国民党执政政府在19日开始的江陈会上，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解决陈光诚的问题，同时他们再呼吁台湾总统马英九就此事表态。2009年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曾致信马英九，其后杨宪宏、田秋堇等将此信转至马英九办公室，但马英九迄今未就此公开表态。

   

    在活动中，三位主办人佩戴墨镜，以表达对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敬意，此举也和中国网名"蟹农场"发起的"墨镜.肖像"声援陈光诚活动相得益彰。

   

    自10月5日以来，刘沙沙等中国网友发起"十一长假探光诚"活动后，到目前已经有三十余位网友到山东临沂探访被监禁的陈光诚，几乎所有探访者都遭遇暴力对待。昨日前往探访的11位网友目前与外界失去联系。

   

    与此同时，网络上掀起声援陈光诚的热潮，继知识界秦晖、茅于轼、张鸣、沙叶新、章诒和等发声后，昨日，曾在电视剧《红楼梦》中饰演贾宝玉的中国演员和导演欧阳奋强表示不再沉默，呼吁大家关注陈光诚。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12日也罕见对此事作出评论，但指此事为地方责任；13日，上海《东方早报》发表署名牛克的文章，题为《陈光诚是谁？》

   

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因为揭露当地政府在计划生育中强迫堕胎等侵犯人权的行径，于2006年被以"故意破坏财产和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四年零三个月，2010年9月9日刑满释放后，当地政府雇佣三十多名看守对他和其全家进行严密监控。

   

    "要有光、要有诚"

   

    德国之声电话采访了田秋堇，她向德国之声介绍了本次活动的初衷："我们之前也为陈光诚开过记者会、也帮陈光诚的夫人把信转到马英九的手上，马英九对此还未有公开的表示，他曾在'双十活动'上有个公开的演讲，要记得国父孙中山先生建国的初衷，也就是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国家。他建议大陆向这个目标迈进，缩小两岸的差距，但是我觉得陈光诚律师是个指标，他按中国法律坐满刑期，出狱后竟然被大陆公安和我们不知道身份的人软禁在家中，孩子也不能入学，我们今天举办的记者会叫'要有光、要有诚'台湾声援陈光诚行动，我们欢迎陈光诚全家到台湾'自由行'，以证明两岸交流是在和平、自由、民主的状况之下进行的。"

   

    田秋堇还介绍在此次活动上，杨建利详细向在场记者介绍了他所了解的陈光诚及陈光诚维权的经历，很多记者表示希望尽快了解陈光诚的健康和安全情况。

   

    田秋堇认为中国领导人不断告诉世界中国在和平崛起，但最好证明中国和平崛起的方式应该是："让陈光诚、艾未未、刘晓波等来台湾'自由行'"

   

    "通过陈光诚一事可以表明国民党对待人权的态度"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执行总干事潘嘉伟，对于台湾声援陈光诚的活动 ，他表示："很高兴台湾那边有朋友关注陈光诚的事情，马英九总统需要让台湾人民知道，国民党政府对待人权是怎样的态度，对果对陈光诚这位知名的人权人士被打压都没有兴趣关注的话，我们想知道马英九怎么样他的民众解释他是关注人权的。"

   

    潘嘉伟也表示非常赞赏中国网友采取的行动："中国网友在声援陈光诚一事上越来越有创意，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尽量避免和当局有直接冲突，但是也吸引不同的媒体，包括国内和国际媒体关注陈光诚的情况，这是非常成功的作法。我们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再透过象《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把陈光诚一事说成只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这么几年来，对陈光诚不断的打压升级，中央政府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事情？中国政府不要再继续瞒骗公众。"

   

    潘嘉伟本人也参与了中国网友"蟹农场"发起的"墨镜.肖像"活动，透过Facebook等社交网络，已经影响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也参与了声援陈光诚的行动。

   

本文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网友百人“世界盲人节”探望陈光诚

（参与2011年10月15日讯）今天是滴28届“世界盲人节”，中国网友继续前往临沂探望著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据微博报道，今天有一名网友“天行侠士”进入东古师村，还有一名网友“秀才江湖”前往临沂。除此之外，另外有两个探访团也将在近日到达临沂。最厉害的是，还有一个50多人的大型探访团到达临沂。

对此，有网友表示：“目前除了公开的、高调的两个大团，还有其他人陆续往临沂集结，预计总人数接近或超过100人。山东你能hold吗？临沂你能hold住吗？东师古你能hold住吗？”

“天行侠士”发出信息说：“我于今天九时抵达中国“探险第一村”临沂硬骨村。我10左右刚进村就被一畜生跟随追击至村外一桥上，我无处可躲，被攻击，我忍无可忍，被迫还击，把这畜生踢下了桥，可能摔死了，死了没死，我没有杀这畜生 不是我sha的 我不是古意的。真的闯祸了。”

“秀才江湖”说：“受“公民屠夫”所托，我前往山东临沂，拜会临沂公安局。我会彬彬有礼地来，希望得到警方礼尚往来！到了之后我再发微博！我听说临沂是片神奇的土地，有一群自由的“匪徒”，可以自由地关人、打人、搜身、抢东西，我已经心驰神往！”

此外，今天还有“卢中强”、“慕容雪村”、“王小山”、“我哥卡扎非 张恩超”与一名女网友由青岛启程，准备前往临沂。而此前号召组团前往临沂的“胡晨晨”，也发出消息称：“今天下午会到达济南，希望一切平安，我们21人，一个也不能少。”

网友“爱晒太阳的番茄”说：“马上到临沂了！大巴车里50多人都是看一个人的！”

此外，网友、专栏作家李华芳还在新浪微博发起了“带墨镜或黑布，拍一张照，表达你 #要有光，要有诚 的感受“活动，得到上千网友支持，网友纷纷上传自己戴墨镜的照片声援山东临沂盲人律师陈光诚。

网友“安乐生”说：“今天是第28个“国际盲人日”。 在微博上，最出名的中国人也是个盲人，他叫陈光诚。他不但自己出名，也让自己的家乡山东临沂暴得大名，成了中国的“索多玛”。或许，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罪域。”

对于网民们前赴后继的探望陈光诚的运动，著名评论人士莫之许说：“超法律手段是维稳体制最重要的基石之一，解救了陈光诚也就摧毁了一大半维稳体制，没有那么容易的，但前赴后继的前往东尸骨村，也确实显示出维稳体制与这个时代是多么的脱节，散发出僵尸的气息。民意已经苏醒，其演化速度只会加速，维稳体制与之相抗，必然行之不远，这是当下中国可乐观的趋势。”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陈光诚被看守情况及进入东师古村路线

 

作者: 佚名

  

维权网信息员冒着生命危险经过多方堪察，现将山东临沂东师古村地形与看守陈光诚的情况告知如下：

东师古村位于孟良崮山脚下，西北至西南两面是山，北面和东面被一条河环抱着，进出村子共有4条狭窄的小道。

1、村子东面也是进村最宽最主要的一条约3米宽的水泥道直通205国道，长度近1000米。中间有一个小桥，过桥进村后前行右拐北边第一家，门口有个窝棚，周围常年驻守7-8人，那就是陈光诚的家。

此条道另外还有2个监控点，第一个在205国道口，24小时约20人分两班常年驻守，仔细盘查进村的每一辆车和每一个人，路口有两间房子是看守们的值班室，旁边停着2辆车，一旦发现情况用来追击目标，承载打手.第二个在小桥边，常年7-8人，分两班。

2、从东师古往东南沿205国道约600米，前面邻村"崖子村"有一条和东师古村口相似的约3米宽的水泥道，进村后约500米，过一小桥前行100米，右拐是进东师古村的第二条通道。

此条道的监控点在过桥后前方约100米处，隐藏在几个貌似柴草垛内，近20人分2班常年驻守在此，从对面过来的人只要一过小桥就进入监控者视线，北面是通往东师古的小道，小道左边一排平房是烟农的烤烟厂，右边有3只恶狗是用来协助看守们工作的。

3、村子西南京沪高速公路一涵洞处，是进村的第三条道，此路狭窄崎岖，只适合徒步行进，村口处有6-7人把守，进村后(西南角)有一电子监控眼。

4、在村子西北角有一通往邻村西师古的小桥，过桥后左拐进村.此处监控点在西师古桥头和过桥后左拐处，有近20人把守。

加之村内陈光诚家房前屋后2处监控点，到目前为止已知的有6个监控点，村内安装6个电子监控摄像头，陈光诚东西邻居的房顶各装有1个屏蔽仪。

监控陈光诚的近百人，都是从外村招聘来的地痞流氓组成，分2个大组，12个小组，相互之间用对讲机联络，每组工作24小时，每人每天工资100元，包吃，食堂设在双候镇，2名送餐人员每天按时将饭菜送到各个监控点，据当地村民讲伙食很丰盛。当地收入很低(据说村支书陈光山一年的工资3000多元)，所以做看守在当地是一项美差，没有关系是进不来的.他们几乎都是总头领高兴见的亲朋和狐友。

高兴见邻村小埠人，因过去多次成功打退各路探访人士，而深受赏识，被任命为看守总头领，据有人事，财务支配权，是当地一霸。近年因看守陈光诚成为"暴发户"，买了车，盖了楼。

来源：民主中国

执政党观察

郑浩：温家宝疾呼政改恐难有所为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时，再次提出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这是自去年以来温家宝在公开场合第九次呼吁政改，也是在今年4月底温家宝访问马来西亚期间、6月底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政改言论后的一次最详尽、最直接了当谈及政改问题。温的言论不仅再次触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神经，同时也让舆论关注到，中国究竟如何调整社会与经济平衡发展而非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

这次温家宝谈政改，从五个方面强调了政府今后推进政治、经济和司法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工作的重点方向。其中有些早已耳熟能详，有的则鲜为人知。特别是他对党与法、权力与制度的关系论述，更是令人耳目一新。温家宝指出：“一个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任务是邓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提出来的，我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

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纪念年。在如此敏感时间提出党与法、权力与制度的关系，充分说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已深感中国当前不断涌现出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间的矛盾、冲突，无法仅靠党的权威、党的指令和党的意志得到完满解决，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政治体制的绝对保守、司法体制的相对落后，党政军腐败问题日趋严重，以及公民维权意识迅速提升，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对党的执政地位提出新的挑战。尤为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调整的严重失衡，让社会相当数量的社群的基本利益难以确保，社会分化、阶层对立加之社会缺乏必要的申诉和伸张渠道，导致被长期压抑的民众不满情绪正逐渐转向对执政党、政府和对社会制度的愤怒。这些涉及国家能否保持稳定、执政党能否持续执政的问题，已经不是天方夜谭。此外，去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倒台，今年以来北非、中东局势的大动荡、大变革，也从正面向中共警示其面临的挑战已近在咫尺、迫在眉睫。很明显，中共党内以温家宝为首的少数“改革派”，无论出自何种目的，已经意识到如果不尽快推动政治和司法体制改革，中国不仅经济发展难以健康、稳定地持续下去，恐怕中国式的政治与经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扭曲甚至向背的发展，早晚将引发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以温家宝的学识和从政经历来看，他当然深知“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的道理。中共并不期望这天的到来，但求通过内部的权力调整和有限度的行政与司法分离以巩固执政地位，避免体制全面崩溃。

但是，温家宝及“少数派”在推动政改方面的尝试无论过多么不遗余力，似乎很难奏效。其主要原因是：

首先，温家宝不断强调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等改革的重要性，透露出当前在中国推动政治、司法体制改革的难度与阻力，仍然很大，大得以至于根本无法实施。温在今年“两会”结束后召开的中外记者会上也坦承：“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环境，要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显然，中共要进行改革，但却受制于党本身、党内不同派系、不同意志的较量难以在涉及各自利益的问题上妥协、让步，党的改革何来有之？政治改革又从何谈起？很明显，在“保持稳定”与“政治改革”选项中，党更需要前者。

当然，温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中国无法承受剧烈的社会动荡，更不能在超出法律制约或以牺牲法律秩序为代价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温不可能用社会动荡的代价换取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温的内心矛盾也无法从“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的原则下得以释怀。他眼下能做的，只剩下疾呼。问题是，邓小平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后不久，也于1980年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但三十年过后，中国的现状是经济改革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政治改革却步履艰难。这绝非是温家宝一人心存不悦、有感而发，而是中国社会整体发展已经到了重要时刻所提出的时代要求，温不过是说出了改革的迫切性，却无法推行。从积极层面思考，温的做法至少还能让党内外主张改革的人看到一线希望，至少让社会能感受到执政党多少存在着危机感，也因此总要做些有益的事情。

其次，温家宝提出的“改变以党代政”的思路，无法超越中国当前的宪政体制。中国宪法中对中共历史地位、执政地位有不容改变的论述。就是说，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党、政、法实为一体，既难以有行政上的界定，更不可能有法律上的规范。因此，在“党领导一切”的中国，要根本改变“以党代政”，或许就需要从更深层次思考更深层次的变革。前面已经说过，社会问题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尽管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发展的本身，而是在体制层面。那些存在于政治与司法体制内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根本无法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还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利益分配不公、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公平正义难以伸张时，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温家宝所说的“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点出了当前中国发展的结症所在，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已经出现失衡、脱节，而后者矛盾突出将阻碍前者，中国也就不可能健康、全面、持续和稳步地发展。所有这些涉及宪法变革、制度变革的问题，绝不是仅靠党内少数人可以完成的。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下，也看不出是可以完成的。

最后，推行政治和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明年中国党、政、军将全面换届，因此对温家宝来说，在其任期内试图推行改革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了。

 (本文刊登在9月29日香港《信报》。略有修改）

薄熙来汪洋斗过头 人民日报“打圆场”

【大纪元2011年10月12日讯】在汪洋的“做蛋糕”与薄熙来的“分蛋糕”之争成为媒体焦点之际，中共党报《人民日报》10月11日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文章《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出来“打圆场”，称：“应当也能够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统一起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现在太子党的领军人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有浓厚的团派色彩。外媒经常报导两人在理念上针锋相对，争斗激烈，目的都是为了明年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

重庆和广东的“蛋糕”争斗

同被外界认为十八大常委候选人的汪洋与薄熙来，在今年夏天掀起了“蛋糕”之争。7月3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会见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时说，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是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

8天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参加中共广东省委一次讨论时提到“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

仅仅一月余后，薄熙来8月17日“修订”了他的蛋糕论，称分好“蛋糕”并不妨碍做大“蛋糕”，并不矛盾。薄熙来还称提出分好“蛋糕”，“不是大锅饭、不讲市场规律……”

广东暗讽重庆“运动风”

据港媒称，薄熙来管辖的重庆市在10月9日宣布，由于美资超市沃尔玛（Walmart）销售“假冒绿色猪肉”（有机猪肉），决定将Walmart在重庆的10间分店全数关闭，再重罚269万元人民币，并刑事拘留7家分店中国籍负责人。大陆传媒早前也以《一场“食品打黑”风暴正在重庆掀起》来报导当地的打击毒食品行动。

话音未落，广东传媒10月10日一篇题为《汪洋：不能用运动式方式解决民生问题》的报导，再度在大陆互联网引发汪洋暗讽薄熙来的议论。

红歌入京失败 广东背后再讽

由重庆十多个单位组成的“千人红歌团”6月11日晚到北京演出。薄熙来专程到北京观看演出，但中南海领导人全部缺席，中央官员只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捧场。在6月10日，所有中南海官员中，只有贾庆林专程“接见了”演职人员代表。

同样在6月底，汪洋则在广东表示：“对于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增强忧患意识比歌颂辉煌更重要”。

之后，薄熙来回击指：“有些人唱靡靡之音，搞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无人过问。我们唱几首红歌，就有人说三道四”；“共产党不唱红歌唱什么？”

汪洋作秀中暗指薄熙来

重庆市民方洪（网名方竹笋）今年4月21日在腾讯微博上发表文章，讽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的博文写到，“勃起来窝了一坨屎，叫王立军吃，王立军把这坨屎端给检察院吃，检察院端给法院吃，法院端给李庄律师吃，李庄说，这坨屎太臭了，谁窝的，谁自己吃。”

方洪在发文的第二天就被当地公安部门网监科要求将文章拿下，最后被送去劳教。

而汪洋则在广东和网民互动作秀中声称：“有很多人在网上骂我，也有很多人挺我，我都看到了。群众骂政府是可以接受的，政府和领导应该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为什么领导能骂娘，群众不能骂娘？”

外媒： 汪洋vs.薄熙来 传媒未误读

香港《明报》10月11日刊发题为《汪洋vs.薄熙来 传媒未误读》的评论文章认为，从近月来两人的隔空喊话，明显有互相针对之意；姑且勿论两人是否为上位针锋相对，观念上南辕北辙应无疑义。

十七届六中全会10月15日召开 聚焦文化体制改革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微博)10月15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日起至18日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将审议有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件。分析指出，这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中共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

　　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文化体制改革

　　9月26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研究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相关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会议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高层为文化体制改革“吹风鼓劲”

　　近期，中共高层不断为文化体制改革“吹风鼓劲”。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讲话时强调，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9月初，胡锦涛在北京观看了讲述一位公路管理员爱岗敬业故事的话剧《郭明义(微博)》，勉励文艺工作者创作更多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则在近期先后赴吉林、北京等地考察文化传媒发展等事宜。在日前举行的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直指“见利忘义、诚信缺失等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李长春说，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新的任务要求。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近日亦频频发表长篇论述，呼吁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加快文化体制改革。

专家指出，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关注，高层在文化理论创新与实践方面，正逐渐走向成熟，相关的能力建设正在稳步提升。

　　寻求破解文化问题的政治路径

　　从十二大到十四大的历次党代会召开的十五年间，中央反复重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重要内容，将文化建设视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

　　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十五大明确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时期，中央已对文化与综合国力的关系、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对独立关系，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

　　十六大确立了小康社会的文化发展目标。十六大报告阐明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十六大以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部署启动、全面展开、深化攻坚。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央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十七大报告、“十二五”规划中都以专门章节对文化领域的发展和改革作出重大决策和全面部署，不断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局面正在逐步形成。

　　专家指出，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是要寻求一条解决文化问题的政治路径，融合多元文明，实现“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同时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发扬传统精神，凝聚文化共识。

　　据分析，提交此次会议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稿，料将在精神导向、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等多个层面作出重要安排，注重培育主流文化，重振国民精神，部署“文化兴国”战略。(完)

刘逸明：中共高调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意欲何为

10月9日，中共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九常用委悉数亮相，甚至数度被传传出死讯的江泽民也出现在会场。自由撰稿人刘逸明认为，官方叶公好龙式的纪念，并不体现中共当局承继辛亥革命民主革命精神，中共依然拒绝政治改革。

10月9日上午10时，中共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出席了大会。其中江泽民的亮相倍加引人注目。中央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也在第一时间向其他媒体和公众传递了有关大会的消息。

只许官方纪念的纪念是叶公好龙

从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悉数到场以及江泽民、李鹏等前任政治局常委亦到场的情况看，此次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的规格相当高，显示中共高层对辛亥革命的重视。另外，各大门户网站也将此次大会的有关报道置于要闻头条位置，这也显示出辛亥革命的重要性。在微博等网络互动环节，辛亥革命也成为了网民的热议话题。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壮举，也是令海内外的史学家称道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让统治中国达267年之久的满清王朝宣告覆灭，并且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帝制和开启了一个民主新时代。不管是国共两党还是海内外学者，都无法否认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然而，中共虽然跟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一样，对辛亥革命赞赏有加，并在100周年之际高规格纪念，但纪念的动机却截然不同，中共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完全偏离了辛亥革命的核心价值。在中共看来，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因为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进步，而是结束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为中共日后的崛起扫清了道路。中共敢于否认国民党和蒋介石，但绝不敢否定辛亥革命和孙中山。

在以往，中共纪念辛亥革命是为了证明自己延续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精神，是正统，而现在则不仅仅限于这一点，他们更期望通过纪念辛亥革命来博得海峡对岸台湾民众以及台湾政治高层的好感，以便早日一统天下。按说，纪念辛亥革命应该是普天同庆、官民互动，但是，中共官方在自己高调纪念辛亥革命的同时，却竭力阻止民间人士开展纪念活动，一大批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在此前即被警方控制，因为官方畏惧这些人假纪念辛亥革命之名行反共之实。中共纪念辛亥革命正如叶公好龙，既爱又怕。

中共革命与辛亥革命精神背道而驰

主持此次纪念大会的是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贾庆林宣布大会开幕之后，与会人员齐唱国歌，随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表了讲话。胡锦涛的讲话没有政府工作报告那么冗长，从官方媒体发布的他的讲话稿看，讲话全文才3600多字。和其它时候的讲话相似的是，此次讲话也是官话、套话连篇。

胡锦涛开宗明义，称中共之所以"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这样的话没有人会认为不正确，但是非常空洞和抽象，并未触及到辛亥革命的精神内核。

胡锦涛在讲话中给予了辛亥革命和孙中山以高度评价，但又称"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果不其然，不管是褒扬还是否定，胡锦涛最终要论证的观点就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胡锦涛大言不惭地说："辛亥革命后，接受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寻救国救民道路。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用先进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出现焕然一新的面貌。"

从当前中国各大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来看，今天的中国似乎真的比民国时期的中国富有，但是，中共的革命从性质和意义上却绝不能跟辛亥革命同日而语。辛亥革命是民主革命，而中共的革命则是自私自利的夺取政权的革命。古人讲"逆取顺守"，逆取的政权若能顺守，依然可以得到民众认可，但中共在逆取之后却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和人权灾难使得天怒人怨，虽然中共在革命之初一度得到民众的强烈拥护，但在今天却已经极为不得民心。

和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在文化、环境、人权以及国力排名上，显然倒退了很多。从制度和领导人的品质上讲，中共当局实在是没有资格纪念辛亥革命，但事实上他们却在高调纪念，这是一件极为讽刺的事情。不知道中共高层在出席纪念大会上振振有词的同时，内心是否还存在一丝羞愧。

胡锦涛讲话充满统战意味

在中国民间和海外舆论的大声疾呼下，中共高层一直在拒绝政治改革。辛亥革命作为民主革命，很多人在看到中共当局将以高规格纪念时，都不禁心花怒放，对胡锦涛等高层人士是否会借此机会高谈政治改革充满期待。不过，从胡锦涛几年前"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誓言就能料定，胡锦涛绝不会以此为契机启动政治改革，即使在讲话中谈到政治改革，也绝非常人所以为的名副其实在政治改革，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所谓"政治改革"。

事实上，胡锦涛的讲话中连政治改革提都未提，在高度肯定了辛亥革命和孙中山以及当年的革命志士后，就是对中共的自吹自擂，然后话锋一转，谈到了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在此次大会召开之前，很多人便预料到这是胡锦涛必谈的话题。

胡锦涛在讲话中引述孙中山的话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他还称："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只知道孙中山有关统一的言论，却全然忘记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当中，胡锦涛最为推崇的大概只有民族主义，此次讲话中，他依然在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将爱国主义认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唯一前提。这种思维显然已经落后于当今的世界主流思想，一个不尊重民权的国度，绝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

从历史经验看，在制度先进的情况下，国家越大越有竞争力，但在制度落后的情况下，国家越大民众的苦难便越是深重。胡锦涛也好，一般的中国大陆民众也好，期待两岸统一本无可厚非，但是，统一必须建立在两岸制度接轨的前提之下，只有在中国大陆启动政治改革和实现民主转型之后，两岸才能谈统一，也才有统一的可能。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整整100周年，在经过了民国时期昙花一现的宪政民主时代之后，中国复又步入了专制的漩涡，等到中共君临天下，统治的专制程度和蒋介石治下的民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专制的阴霾依然在中国的天空挥之不去，无数的良心人士因为追求民主、自由而身陷囹圄，贪官污吏俯拾皆是、自然环境极度恶化、社会道德异常败坏……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不管是中国官方还是民间，不应该有自豪感，而是应该为今天的中国而羞愧和忏悔。

来源：博讯

选举观察

编者按：今年和明年适逢中国基层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年，很多地方的换届选举已经陆续展开。围绕独立候选人的参选问题，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在采取非法手段对独立候选人进行打压，“零八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与此同时，许多公民不畏官方的各种打压，依然决然的站出来参加竞选，为争取自己法定的政治权利进行勇敢的斗争，“零八宪章论坛”也特别向这些敢于进行政治维权的独立候选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并预祝竞选成功！

独立参选人首当选，胜出即遭监控

日期：10/6/2011来源：明报作者：明报

广东佛山市农民维权人士郭伙佳当选区镇人大代表，成为全国首个成功当选的独立参选人，但他当选后遭到严密监控，住家附近装有信号干扰器，令手机无法接通。他曾经代表三山村失地农民状告地方政府。而佛山市另一独立参选人李碧云则被指“破坏选举”，遭公安刑事拘留。

广东佛山9月28日投票选新一届区镇人大选举，南海三山村的60岁村民郭伙佳以4827票的压倒性票数，当选佛山市南海区人大代表，该区有选民8136人，而他的对手、官方提名候选人仅得2000多票。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获胜后郭伙佳表示心情兴奋，预期国庆后会正式上任，届时他会积极为市民争取合法权益，但他在当晚即被当地公安软禁在家。

郭伙佳被软禁电波干扰手机

报道称，郭伙佳房屋周围被当局安置电波干扰器，令手机讯号遭彻底封锁，也接不到手机短信（SMS），前往探望者也受到阻吓。报道引述郭伙佳说，他暂时平安，晚上由9点到11点左右有人看守，这几天会先低调一下，暂停活动，“暂时平安过渡就算是胜利，暂时也不想搞这么多的动作，在还没有收到（人大代表）证之前，我都不想搞什么。”

郭伙佳8月曾经状告广东省国土厅、南海国土局，指他承包的土地被南海区政府强行征去，征地前未与他及其他村民商量，亦未获得逾半以上村民同意，案件虽然至今未审结，却令他在当地民望颇高，一名67岁的选民周姨说，40多年“第一次感觉在选自己的代表”，“都说选举黑，因为是假选举，所以从来不投票，这次我就看看，那么多人想选他，最后能不能把他给选出来！”

另一参选人“破坏选举”被拘

而佛山另外一名独立参选人李碧云，则因不满预选程序，在9月20日打烂投票箱，并用剪刀刺伤一名负责人，被警方以其涉嫌“破坏选举”为由拘捕。

据李碧云的代表律师李志勇表示，民众应该有权知道李碧云举起剪刀的原因。李碧云是因为不满当地政府不按选举法程序投票，找来几名居民代表先行选出候选人，才砸了投票箱，争执中刺伤了选举负责人。现时李碧云因身体原因，羁押在广州武警医院。

有分析者认为，李碧云先前曾经拉横额“竞选”，并在微博上呼吁支持，因此较受当局注意，最终在投票时“动手”而被捕。郭伙佳虽然曾经状告政府，但因事件并无涉及政治敏感议题，也无过激对抗行为，亦能收集到足够的选民推荐，符合程序，于9月21日被列入正式候选人名单，终于胜出。

原题目：独立参选人首见当选人大佛山维权农民胜出即遭监控

VOA：中国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继续受到打压

 

作者: 陆杨

 

在中国，民间独立人大代表候选、参选人持续受到打压，还有独立候选、参选人聘用的律师遭到更为暴力的对待。

*政府作梗，江西新余独立参选人落败*

几个月前，江西新余的独立参选人刘萍曾在接受过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她有信心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但是，几个月过去了，新余的几位民间候选人，都没有被选上，“全军尽墨”。

刘萍星期六(10月1日)对美国之音说，江西新余对独立候选人的打压非常利害，可以说是居全国之首。

她说：“我觉得江西新余对独立参选人的打压非常利害，可以说是具全国之首。它第一个在全国开始打压，非法剔除初步候选人；然后又是非法拘禁、传唤，现在又是被失踪。”

刘萍等三名独立参选人在今年5月举行的投票期间，被当地政府非法拘禁。他们三人在那次选举中全部落败。

*江西新余独立参选人举报选举舞弊被失踪*

江西新余另外一名独立参选人李思华为此举报说，他所在的选区在今年5月举行的人大代表投票过程中存在违规做法。他列举的违规程序有，投票日没有设立投票站，没有向选民公布投票日期和地点，不允许选民参与选票监管和计票，以及当选人的票数存在明显造假嫌疑等。

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李思华请来杭州律师王成，到新余帮助调查选举舞弊问题。王成9月29日到新余后却遭到粗暴对待。他的当事人至今下落不明。

*代理律师在新余被暴打*

现在已经回到杭州的王成律师星期六下午对美国之音说，9月29日上午，李思华被他所在街道办事处巡防队的人员强行带走“聊天”，当时，王律师在场。因此，王律师的这次新余办案之行，没有任何结果。

王成说，9月29日晚上，他入住新余金鼎宾馆。当晚10点左右，有人拼命敲门。接着有身穿警察制服和防暴警察制服、头戴钢盔的众多人，冲进他的房间。

王成说：“在宾馆里我被打基本上是零点的事情了。后来就是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然后到医院检查了一下，然后回去做笔录。然后我睡了一阵，到(9月)30日的早上8点多我醒过来，到下午5、6点钟的时候离开派出所的。”

王成律师说，他挨打的部位主要在头部、左边的胳膊、前胸和后背。他说，已经做了检查，没有发现有内伤。

*新余试图以武力吓阻律师*

王成律师说，当地执法人员粗暴对待他，主要是想阻止他继续代理李思华控告当地政府在基层选举过程中造假的委托。他说：“他们的这种打是有目的的。他并不是想把你打伤打残，打死，而只是要恐吓你，达到让人害怕的目的。让我害怕，或者是让更大范围的律师都害怕，然后就没有人敢代理这类案子。”

王成质疑，如果律师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他代理的案子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理吗？

*刘萍：事实证明选举违法*

刘萍说，从这次独立候选人请来的律师到新余办案的经历看出，如果今年5月当地的人大代表选举是阳光的、公正的，就应该经得起调查。反之，这只能证明选举是违法的、无效的。

*北京多位独立参选人被限制自由*

另一方面，北京多位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的行动自由近日受到限制。维权网说，北京独立参选之一的韩颖准备9月30日在居住地海淀区巴沟进行参选宣传。但是，从29日晚开始，北京的其他独立参选人大都被限制行动自由，无法前往参加韩颖的参选宣传活动。博讯网说，韩颖本人在9月30日早上发了几条信息之后，便与外界失去联系。

维权网的另一条消息说，北京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之一的吴立红9月29日失踪，次日她的亲友得知吴立红被行政拘留15天。

中国北外教授乔木宣布参选区人大代表

今年是中国各地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乔木最近高调宣布，将作为独立参选人参加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乔木表示，他的参 选目标主要集中在普通民生而不是政治制度方面。今年，在中国各地，大部分宣布参选人大代表选举的非官方指定的独立候选人都受到当局打压。有海外评论人士认 为，中国大陆的人大的代表选举在程序公正及民主性方面比1980年代有明显的倒退。宣布参选北京地方人大代表的乔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新闻传播和政治学教授。

香港《明报》10月6号报道说，乔木教授这次参加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目标主要集中在当地居民的生活问题上，而不会太多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乔木表示，“选举就是不靠枪杆子、不靠好爸爸，6岁可以上学，还管午饭。”

乔教授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虽然对目前中国的政治现状也有不满，但区人大代表在政治上的作用不大，因此，他的竞选会集中在社区居民生活的改善上。

“基层人大除了做一些民生和社区发展的事情，目前为止恐怕做不了别的吧。特别是涉及到体制政改，因为它毕竟是个非常基层的。区县以下的，而且选民直选嘛，所以我想对普通民众来说可能更关注自己生活的改善、社区的发展、环境的改善。”

尽管如此，乔木仍然感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力。学校动员教师阻止大学生为乔木教授助选，也曾发生不明身份人士偷拍助选团联络名单的事。乔木教授表示，他做好了两手准备，无论官方是否支持他，他都会继续参选行动。

“你 列在选票上的话这是一条最好的办法。这样我后面的造势也不需要太多了。如果说这个没有成功，因为这里面有好多变数。那我希望是另选他人。根据选出来的，除 了选提名的这两个人以外，选民也可以选任何其他人，这样你只要有足够多的票数也是可以当选的。当然这个后边需要做的工作可能就很多很多。”

乔教授表示，不少北外的大学生自发组织了助选团，为他进行选举的宣传和联络工作。虽然许多学校的学生辅导员按照当局的要求向学生施压，但仍有不少教师私下表示支持他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

中国大陆今年各地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期间，出现了超过一百五十名非官方指定的“独立参选人”宣布参选。中国政府对此趋势十分紧张，许多独立参选人受到打压，有人的公司被查账，有人被抓被打，也有人失踪。

研究中国选举问题多年的乔木教授表示，在中国大陆，作为独立参选人应该做到有理有节，对选举的技术问题也应该重视。参选者应该多接触本地区的居民，而不是只注重在网络上进行宣传。

“选 举其实是非常技术的活儿，最终都是选民一票一票地去投，而且这个选民就是在你的选区，他并不是在网上。网上是一个不特定的当中。所以我的第一条就是您的选 举工作一定要做得扎实。就是针对你这个特定的选区的选民；第二个，我们可以把选举控制在比较技术、比较单一的一个层面上。比如说好多人是借选举来维权。我 专门做一些个人权利的维护，但是这不是选举能够解决的，选举本来就在中国有些敏感的。这样两个事放在一起就会很麻烦。”

来源：RFA

曾宁：徐国庆60岁积极参选人大代表

今天，是徐国庆先生60大寿的日子，我们在这里向徐国庆先生致以亲切、诚挚的祝福！祝徐国庆先生身体健康，幸福长寿！

徐国庆先生是贵阳地区重要的民主党人、人权活动人士之一。从青年时代起，徐国庆先生就有了自由、人权、民主和博爱的思想。在1989年的“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中，徐国庆先生当时以贵阳地区个体、民营企业家的身份积极组织参与到“贵阳各企业界临时声援爱国民主运动联谊会”的活动，给当时的运动以道义，经济上的支持。

1995年，徐国庆先生被以涉嫌“反革命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抓捕，关押一段时间释放。同案有陈西、卢勇祥、廖双元、黄燕明、曾宁等10多人，时值《国家安全法》新颁布，司法实践中仍然延用反革命罪审判，陈西、卢勇祥、廖双元、黄燕明、曾宁分别被判刑10、5、5、4、2年。据当时法院开庭的内部工作人员讲，这是新成立的省市国家安全机关办理的第一个大案，判决书中对众人的指控是组织、领导、参与“中国民主党”。

从2005年贵州民间举办首届人权研讨会开始，徐国庆先生即以老资格人权活动人士的角色参与投身于人权研讨会与人权实践的公民力量运动中。

徐国庆先生原本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或企业家。如同89年的“六四”事件最终成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众多转折点之一，徐国庆先生的个人命运也改变于89年的“六四”爱国民主运动的发生，徐国庆先生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轨迹更加强了要在自己的祖国——中国实现自由、人权、宪政民主、博爱的目标不断的努力。

“六四”之后的中国，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社会正气遭到打压，整个社会趋向物质崇拜、金权交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猫论”成了让有权势者们先富起来的国策。眼睛里碜不得沙子，路见不平要大声吼的徐国庆先生实在见不得这些“猫”们的大鱼大肉，上串下跳、偷奸耍滑、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行贿受贿等猫辈们喜欢的事。于是，徐国庆先生选择了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活着并不难，难的是做一个象样的人”。——做人要有做人的尊严。

“这个世界幸运的是有了美国，否则，这个世界早就乱套了”。——有自己的思想，不人云亦云，是非分明。

“一个慈禧老太就能把几亿人的中国统治得服服帖帖，历代统治者都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这种情况怎么了得，难道还要让这种不正常的国家状态继续下去。”——深深的爱国忧民之心。

“我这个人最不怕的就是不讲道理，最怕的就是讲道理。”——有理性，有爱有恨，悲天悯人。

“美国民间可以有千百万条枪支，社会没有天下大乱。中国社会如果有千百万条枪支存留在民间，恐怕天下早就掀了几个底朝天”。——看到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一再制造的是仇恨，而没有制造爱的功能。中国需要有“爱”的文化的教育。

喜欢思考问题，有什么话就要大声说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感受，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自己脚下的土地，要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这就是徐国庆。

虽然徐国庆先生在生理上已经年满60，但却有一颗40岁年青人的心。我们已经获知，徐国庆先生在他这个年龄段决定参与新一届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我们在这里祝贺徐国庆成为公民力量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再次祝徐国庆先生健康长寿，与平安同行，全家幸福！

贵州人权研讨会：曾宁

姚立法：广东省顺德区选举委员会主持非法选举罪恶滔天

姚立法（湖北省潜江市前人大代表）

顺德区选举委员会为回应“部分网民因不明真相”，对“顺德区公安机关对涉嫌破坏选举的犯罪嫌疑人李碧云实施刑事拘留”“表示不满”，“呼吁声讨当地警方‘迫害独立参选人’”，以及证明顺德区检察院于9月27日“以涉嫌破坏选举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碧云”(见附件一)合法，于9月30日深夜23:53分，在顺德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官方（新浪）微博上，发表的《关于容桂容里选区预选有关问题的回应》一文（以下简称《回应》，见附件二），恰恰证明了顺德区选举委员会主持的、于9月20日下午在容里居委会由49位居民代表预选顺德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正式候选人的活动是非法的。

一、容里选区决定预选非法

《回应》一文说“容里选区应选区人大代表1名，共提名推荐了1名代表候选人，超过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经选区选民小组协商、讨论仍无法就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形成一致意见。因此，容里选区根据选举法第三十一条以及《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预选以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第一．根据《选举法》第三十一条和《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由预选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不是一个必经程序,只有在“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讨论协商，选民意见仍无法集中，最后名单仍不好确定”的前提下，才能启动预选。

据调查，在容桂街道容里社区居民委员会于9月13日非法公布（应依法由顺德区选举委员会公布）容里选区李碧云等五位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后,至9月20日期间，容里选区并没有组织“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初步代表候选人。既不存在“仍无法就确定代表候选人形成一致意见”的前提和事实，而启动预选就是非法的。

第二．根据《实施细则》第十三条（关于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的规定， “容里选区根据选举法第三十一条以及《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预选以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是非法的。因为《实施细则》第十三条没有授权选区有权力决定启动预选程序。

二、由49位居民代表预选确定正式人大代表候选人非法

《回应》一文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县乡人大选举工作操作程序与方法》一书中指出：‘预选只是以投票的方式来表决产生符合规定的正式代表候选人人数，并不是正规化选举。所以，预选不必像正式选举一样要求必须有过半数的选民参加。只要预选结果能够反映出较多数选民基本取向即可。’…….区选举委员会认为，村（居）民代表是由村（居）民推选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由村（居）民代表参加预选既能反映出村（居）选民的基本取向，又符合预选的目的和简化程序的精神，合乎立法原意。”

顺德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应该把该书的主编或编撰者是谁说明白，同时把该书出版的时间说清楚。

于今年4月份第一次印刷、6月份上市的、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主编、由陈斯喜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干部陈希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伯均、办公厅联络局干部李克兵等人撰稿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流程》（以下简称《选举流程》）一书中写到，“预选按选区进行，由选区全体选民参加。预选应采用秘密划票。预选的划票与监督投票，票箱管理，监票员、计票员的产生及其职责，与正式选举相同。选区全体选民的三分之一参加投票，预选有效；选区全体选民不足三分之一参加投票，预选无效，可另行组织预选。”

容里选区登记选民7000多人，9月20日下午在容里居委会参加预选正式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居民代表只有49人。顺德区选举委员会认为由49位居民代表预选区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合乎立法原意”，依据是“预选不必像正式选举一样要求必须有过半数的选民参加”和“经省、市人大同意，我区可通过村(居)民代表参加预选的方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顺德区选举委员会的上述认为是很荒唐的，其主持的预选更是公然违法的。

其1、由居民代表预选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非法。

其2、由49人预选确定一个有7000多位选民的选区的区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很显然违背《选举法》第三十一条“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的规定。

三、容里选区的预选选票是非法选票

《选举流程》一书写到，“预选选票由选区统一印制。”

《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选票由选举委员会印制。

而9月20日下午，49位居民代表得到的预选选票的右下方盖的是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里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章子。

很显然，由居委会印制的预选顺德区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的选票，是一张非法选票。

四、容里选区预选采用非等额方式投票非法

《回应》一文说，“容里选区9月20日预选结果，5名候选人得票分别为梁敏英40票、温华峰37票、李碧云5票、陈朝芳4票、罗森贤0票。”

9月20日下午，在容里居委会参加预选的居民代表实际只有49人。另11人因抗议预选非法退出了会场。李碧云等人的得票总数为86票。说明49人每人所投赞成票加弃权票和废票大于1。

预选选票下方的说明中，明确规定，“本选区代表初步候选人5名，应选2名。”

《选举流程》一书写到，“预选采用等额划票的方式进行，每一张选票所选的代表候选人应同应选代表名额相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每一选民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名额，不得超过本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1997年11月5日对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询问“代表候选人提名总数超过差额比例高限，大会进行预选，每位代表圈划的最多人数是应选人数还是正式候选人数”的答复是，“预选时，代表在选票上划圈的人数，是应选人数，还是正式候选人数，法律没有规定。建议预选时代表在选票上划圈的人数为应选人数。”

顺德区选举委员会分配给容里选区的应选名额为一名。

综上，容里选区预选采用非等额方式投票非法。

五、结语

据调查，刚刚结束的顺德区人大代表选举，不仅仅只9月20日下午李碧云等人要阻止的那场预选是非法的，而且此前顺德区选举委员会在对全区377名应选代表名额的分配、组织选民讨论、协商初步候选人、以及在此后的办理委托投票手续和保障选民进入秘密写票处填写选票等方面都不是依法主持的。还有，顺德区除容里选区外所有选区的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都是非法进行的。因为，顺德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在《回应》一文中不打自招地说，“经省、市人大同意，我区可通过村（居）民代表参加预选的方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见附件一

（http://www.foshan.gov.cn/zwgk/zwdt/wqzw/sdq/201109/t20110929_2996731.html）

检察院对“新浪微博”关注的涉嫌破坏选举案作出回应

2011年9月20日，顺德区公安机关对涉嫌破坏选举的犯罪嫌疑人李碧云实施刑事拘留后，“新浪微博”上转发了该信息，部分网民因不明真相而表示不满，呼吁声讨当地警方“迫害独立参选人”。9月27日，我院以涉嫌破坏选举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碧云。为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及网民了解案件真相，现将本案有关情况公布如下：经本院审查，在即将举行的顺德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容桂街道容里居委有代表名额1名，居委会推选出候选人2名。同时，李碧云（女，43岁，顺德容桂人，2009年因犯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等3名居民以“独立参选人”名义要求参加选举。经报区选举办公室，批复由60名居民代表从上述5人中推选产生2名候选人，但李碧云等人不同意。9月20日15时30分许，容里居民代表在容里康乐中心举行预选时，李碧云与陈某芳（另案处理）在现场大声吵闹，陈将投票箱打烂，被劝离会场。工作人员修好被损坏的投票箱后，李碧云上前抢投票箱并致投票箱再次损坏，又在会场内大吵大闹，致使选举无法正常进行。当工作人员对李碧云的行为进行制止时，李碧云又推打工作人员，并从随身携带的手袋内取出一把剪刀刺向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某恒，将罗某恒的背部刺伤（经鉴定，构成轻微伤）。约16时25分许，民警在选举现场将犯罪嫌疑人李碧云抓获。     

9月27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我院审查批准逮捕。根据上述事实，我院认为，犯罪嫌疑人李碧云用暴力手段扰乱选举秩序，破坏选举设施，并致一工作人员轻微伤，导致选举无法正常进行，情节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六条关于“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其行为已涉嫌破坏选举罪。由于李碧云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而且其在案发后，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没有正确认识，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存在继续或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同时，其本身没有影响羁押的重大疾病，符合逮捕条件，据此，我院于当日依法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见附件二、（http://weibo.com/shunderenda）

顺德人大【关于容桂容里选区预选有关问题的回应】

一、启动预选合法。

容里选区应选区人大代表１名，共提名推荐了５名代表候选人，超过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经选区选民小组协商、讨论仍无法就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形成一致意见。因此，容里选区根据选举法第三十一条以及《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预选以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二、预选程序符合法律精神。

关于预选的程序，选举法和省实施细则均无规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著的选举法解读中指出：“预选不同于正式选举，在程序设计、参加人数方面，要有所简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县乡人大选举工作操作程序与方法》一书中指出：“预选只是以投票的方式来表决产生符合规定的正式代表候选人人数，并不是正规化选举。所以，预选不必像正式选举一样要求必须有过半数的选民参加。只要预选结果能够反映出较多数选民基本取向即可”“如果是选民代表或选民小组长参加预选的，则召开预选大会进行预选，预选中，不使用流动票箱，亦不施行委托投票”。区选举委员会认为，村（居）民代表是由村（居）民推选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由村（居）民代表参加预选既能反映出村（居）选民的基本取向，又符合预选的目的和简化程序的精神，合乎立法原意。经省、市人大同意，我区可通过村(居)民代表参加预选的方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三、预选并非剥夺选举权利。

预选的效力是按照法定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而非剥夺任何选民的选举权利。任何选民即使未被确定为正式代表候选人，在正式选举时仍然亨有选举权和被选权，仍然可以通过“另选他人”的方式当选代表。容里选区在选票印制以及正式选举时对此均有说明。即使李碧云被刑事拘留之后，其选举权利也并未被剥夺，依然可以通过委托投票的方式行使选举权，可以被选为人大代表。

四、选举结果。

容里选区9月20日预选结果，5名候选人得票分别为梁敏英40票、温华峰37票、李碧云5票、陈朝芳4票、罗森贤0票。28日正式选举，共有5人得票，分别为梁敏英4939票、温华峰988票、李碧云387票、罗森贤10票、陈朝芳4票。李碧云得票未达法定当选票数。投票结果表明：1、李碧云的选举权利并未被剥夺；2、正式选举投票结果与预选结果基本一致。

发贴者 维权网

顺德近千选民联署投诉选举违法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文宇晴

广东省佛山市9百多位选民，上周六联名举报区人大代表选举违法，要求重选。另外，上海大火灾民亦决定透过法律行动挑战政府，要求公开善款的去向。

佛山市顺德区容里选区独立候选人李碧云，早前被当局以“涉嫌破坏选举罪”正式逮捕，目前仍被扣留在广州武警总医院。李碧云的其中一位代表律师王全平对本台表示，周一到过医院探望李碧云，对方精神很差，一直在咳嗽，相信是由于曾上访被殴打，当时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引发后遗症。

王律师又说，容里村900多位选民，上周六联名向顺德区选举委员会提交举报信，举报容里选区选举违法，要求宣布选举无效。李碧云获知选民要求重选的消息后，也展开了笑容。他说︰“她的内伤可能一直都未医治好，见到她时，她咳嗽得很厉害，精神状况不是那么好，显得很疲倦。我跟她说过外面的一些情况，我说有9百名联名控告选举违法，她听后有点笑容。”

至于另一位代表律师李志勇也称，在他代理的案件中，还是首次有这样大规模的选民举报选举违法事件。尽管与李碧云本身的案件性质不一样，但两者也是同样由选举引起的。目前律师已向当局提出李碧云取保后审的要求，希望出于人道考虑，为防止李碧云身体在被羁押的环境下突然恶化起来。他说︰“我不太清楚以前有没有，反正我是第一次接触这类选举案件。这样的选举案件在中国是很少很少的。这事怎么说呢，它们是两件事，但也有一定的连系。现在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取保后审，因为李碧云的身体不好。”

记者向顺德区选举委员会查询选民举报一事时，接线的男职员否认收过有关的举报信。期间，该男职员曾中断与记者的对话，向另一位职员汇报后，再回答记者的提问。 他说︰“你等等……（暂时搁下电话）有一个香港记者问容里的事，可能有人把资料发到香港的媒体，那现在我们如何处理？”他再接听电话后说：“暂时未听到你所反映的情况，我要立即问问信访组，究竟我们有没有接过有关的举报。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根据法律法规去处理。”

记者随后也致电该男职员给予信访组的电话号码，但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

另外，去年11月造成58人死亡、70多人受伤的上海教师公寓致命大火，21户灾民代表周日正式起诉上海市政府。

一名代表王先生表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接过他们起诉书，预计在7至15个工作日后会给予是否受理的答覆。他说，火灾后，各界踊跃捐款，但这笔款项一直没有正式拨到灾民手上，直至灾民再三抗议，也顾用律师向政府申请公开这笔钱的相关资讯后，上月当局才向灾民拨发约400万的节日慰问金。不过与灾民了解的4千多万款项还相差很大，因此一直要求要完全公开善款的数目以及来源，可是当局却无法做到，依旧含糊交代，无法释除他们的疑问。因此灾民唯有控告市政府，希望透过诉讼把讯息透明化。他表示︰“袁律师申请信息公开之后，他们就在媒体上公开了一个我们所谓的大帐，就是总共收到多少钱、总共发了多少钱，完了。我们当然不同意，我们要求详细的明细帐目，但一直没有回应。”

王先生又说，大火灾民稍后还有一系列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等的诉讼陆续提出。

拒绝登记做选民 上海村民被活活打死

一位要求隐姓的目击村民告诉大纪元记者：“那些选举的人来按我们的门铃，他们要我们签名，不签就打我们。当时来了五、六个人，后来有十几个人，都是外地人。我们拒绝签名，然后发生争吵，把杭红旗的姐姐杭月香推倒在地，他（杭红旗）就跑过去劝架，那四个人把他摁在地上，就打他，拳打脚踢，把他活活打死，太可怜了。”

【大纪元2011年10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报导）因拒绝登记做选民，10月12日晚上，上海嘉定区江桥三村村民杭红旗被居委会雇佣的人活活打死。愤怒的民众合力抓到凶手后，当晚被数百名警察抢走，还抓走多名死者家属。

这位女士直呼：“太惨了、太惨了。”她说：“杭红旗的头部、眼睛的部份被打得瘪下去了，有很多内伤，他们拳打脚踢。我们给他拉救的时候，他站起来走了几步路，脸像猪肝一样的红，就倒下来死掉了。”

据悉，上海市区县、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将在今年11月中旬举行。近日，江桥三村为了选举内定人大代表，派出不明身份的人挨家挨户强行让居民签名，遭到民众的拒绝。

死者杭红旗住在上海嘉定区靖远路650弄江桥三村六街坊，12日下午6点20分，他遭到一群打手暴力殴打致死。

一位要求隐姓的目击村民告诉大纪元记者：“那些选举的人来按我们的门铃，他们要我们签名，不签就打我们。当时来了五、六个人，后来有十几个人，都是外地人。我们拒绝签名，然后发生争吵，把杭红旗的姐姐杭月香推倒在地，他（杭红旗）就跑过去劝架，那四个人把他摁在地上，就打他，拳打脚踢，把他活活打死，太可怜了。”

这位女士直呼：“太惨了、太惨了。”她说：“杭红旗的头部、眼睛的部份被打得瘪下去了，有很多内伤，他们拳打脚踢。我们给他拉救的时候，他站起来走了几步路，脸像猪肝一样的红，就倒下来死掉了。”

当时现场民众抓了四个打人凶手，但当晚被警察抢走。这位女士表示，到了夜里，几百个警察把他们抢走了，有好几个都逃走了。死者家属不让警察带走凶手，警察就把四个家属抓起来，现在死者的舅妈还没有放出来。

记者致电上海嘉定区江桥派出所询问此事，一位接电话的警察表示，他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要记者问宣传部门。

杭红旗送到普陀区中心医院时人已死亡。当时，很多村民和家属聚集在医院门口，情绪非常激动。家人要求领回死者尸体，遭到数百警察阻拦未成功。

这位女士表示，其实送医时人都死了，还说什么抢救，都在说谎，群众要把尸体抢回来，他们特警出来不让抢。

13日，死者家属在大门外设了灵堂，很多村民送来了花圈悼念。获悉此事的上海访民，也到现场为死者献香。

关注此事的上海访民谈兰英表示，他们村非常团结，花圈整个马路上都放满了，他们的灵堂设在门口，警察说影响交通，把花圈也抢走。他们给家属施压，如果灵堂不弄到家里面，就不放人。最后没办法，把灵堂弄到家里。

事发后，该村装设了很多摄像头监控民众。这位女士表示，现在老百姓都不敢出声了，马路上、家门口装了很多监控器，不准村民说话，谁说抓谁。“这侵犯我们人权，一点自由都没有。”

对于上海发生这种悲剧，谈兰英表示，她对这种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和气愤，搞选举硬要人家签名，不同意这些内定的人大代表，不但打了他这一家，还打了五、六家居民，伤势有轻有重。那天马路上有四、五百个警察，他们不抓凶手，却抓走家属。

这位女士表示，很多人都不签，他们逼着老百姓签，签不签，这是公民的自由。那些人还说：“我们是拿人家的钱，要把这个事办好。”

人权观察

刘晓波获诺奖周年 妻子刘霞仍无音信

 

作者: 海彦

在中国知名异议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周年临近之际，外界仍没有被软禁的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多少信息。有维权人士和组织呼吁外界继续关注刘霞，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恢复刘霞的人身自由，并尽快释放刘晓波。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中国推动宪政改革的《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获得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两天后，刘霞被当局允许前往辽宁省锦州监狱，告诉刘晓波获奖之事。随后，刘霞除在初期少数几次与外界联系外，被当局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处于实际上的被软禁状态。据报道，刘霞有几次在节日期间与父母在受监控状态下会面。

刘晓波在广州的弟弟刘晓暄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证实，他和家人目前与刘霞仍无法联系，也没有有关刘霞的消息。

记者：“刘霞您最近跟她有没有什么联系呀？有没有什么最新情况呀？”

刘晓暄：“没有，没有。”

记者：“您跟她没有直接电话联系吧？”

刘晓暄：“没有，没有。”

记者：“那您跟她父母有联系吗？”

刘晓暄：“也没有。”  

不过，刘晓暄透露，他和家人在9月被允许到监狱探望刘晓波时，刘晓波告诉他们，刘霞曾在今年7月被允许探望刘晓波。这是刘霞今年得以探监的唯一一次。另外，刘晓暄还说，在9月18日他父亲过世头七的祭日，刘晓波被允许回家祭奠了父亲。

记者联系住在北京的刘霞的父母，老人显然不愿谈论有关刘霞的情况。

记者：“刘霞最近有没有什么联系呀，见到她没有？”

刘霞母亲：“噢，噢，都挺好，都挺好。有联系，嗯。都挺好的。不打搅了，我们都7老80了，好吗？”

一直关注刘晓波和刘霞状况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表示，在刘晓波获得诺奖一周年之际，她们仍十分担心刘霞的处境。

她说：“没有她的消息，任何消息都没有。我们都很担心，很担忧她的处境，但是我们觉得，我自己觉得，不知道她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我希望她能够早日获得自由，但是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

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周年之际，海外人权组织维权网星期三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恢复其人身自由和各项公民权利；立即恢复刘霞的人身自由和通讯自由，确保她的人身安全和与家人亲友团聚的权利。

 来源：民主中国

胡佳被国保约谈3小时 3件事是底线

     今天国保的官员和我谈了三个小时，说三件事是对我的底线。

     第一，肯定阻止我再去看望刘霞；

     第二，肯定阻止我前往山东看望陈光诚；

     第三，警告我剥权期不能再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

     最后还做了治安询问笔录。对违反剥夺政治权利的处罚就行政拘留。

     对此三点我皆不认同，持保留意见。

来源：胡佳微博

维权网：秦永敏被武汉当局传唤六小时

10月8日上午十点，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局国宝负责人张某和新沟桥派出所管段户籍周光建来到秦永敏家中，将秦永敏带到新沟桥派出所，由刑警王辉进行了询问。

刑警王辉提出的理由是秦永敏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二款，依照该条例作为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得接受记者采访，不得在网上发文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秦永敏说：本人不承认这种侵犯人权的恶法——恶法非法，本人的作为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我从1970年来就如此行事，张了嘴巴一要吃饭二要说话，为此已经坐了22年牢，不行的话再坐22年，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王辉照例是大吼大叫大骂，威胁恐吓没完没了，其言语之污秽无法复述。

下午，国宝负责人张某对秦永敏说，你最近接受的记者采访太多了，今后要克制点，尤其是敏感时期和敏感事件发生的时候，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要弄得又去坐牢。

秦永敏说：我这辈子从来都极为克制，始终主张良性互动和平转型，所作所为无非行使本人权，至于人家怎么看，当局怎么做，那是没办法的事。

下午四点四十，秦永敏被允许离开派出所。

紧急关注：山东维权人士孙万宝被广东中山古镇徐广故意开车撞伤

（维权网信息员张勇、高明报道）今天（2011年10月5日上午9点30分）山东维权人士孙万宝(电话：18653130255)在广东中山古镇帮其当事人调查所代理的案子时，被对方当事人中山市百家照明有限责任公司老板徐广开白色宝马车（粤JX939）故意碰撞，刚孙万宝打电话来说膝盖骨已被撞碎。

据了解，徐广是古镇中山市百家照明有限责任公司老板，因徐广诉被告王海州“专利侵权纠纷”一案，孙万宝作为被告王海州的代理人，去当地调查取证。调查过程中发现徐广存在大量的偷税漏税事实，昨天孙万宝去税务局举报了该公司，被徐广得知。今天徐广对孙万宝实施报复。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发稿时正在为孙万宝做笔录，孙万宝现在住在古镇医院里。

据孙万宝说，昨天举报后，今天孙万宝在朋友陪同下去车站买票，发现徐广车停在附近，一直盯着他，旁边还有一辆车，徐广还一直在打电话，孙感觉不对，随与朋友打算离开，这时徐广见其要走，开车向其撞来。

百家照明有限公司是古镇的个大企业，资金雄厚关系老道，因此，在当地受到某些人的保护，气焰非常嚣张。孙昨天举报他偷税，他马上就能获悉并敢于实施如此明显的报复行为，可见其能量。

孙万宝：山东省蓬莱市农村人，1975年出生，山东知名通讯维权人士。在2003年8月，被稀里糊涂地扣掉80多元的短信费用后，便开始用法律武器向有欺诈行为的“SP”短信叫板。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他和二百多家“SP”较过劲儿，成功索取了数万元的赔偿。之后，他经常代理一些维权案件，经常与政府叫板，因此，各地地方政府对之恨之入骨，孙也经常被打，被迫害，但他一直坚持维护正义，发誓与邪恶叫板到底。

徐广办公室电话0760-22367988

公民合法上访被打残，控告三年无果 

（维权网信息员赵荣报道）10月5日，本网信息员接到辽宁鞍山钢铁集团被买断工龄职工的投诉，揭露企业强行买断工龄，截访人殴打上访民众的事件。　

辽宁省鞍山钢铁集团的部分职工被非法强行“买断工龄”。2001年，孙克（鞍钢房产，工伤职工）、董富强（鞍钢房产，爱人下岗）、陈辉（鞍钢实业，在单位受到惊吓患得精神病）、陈杰（鞍钢实业，买断前离异带小孩的女职工）等人开始逐级上访。2003年鞍钢出台了新的买断返回文件，这些被非法买断工龄的职工本可以按照规定重返工作岗位，但在原单位领导各种推诿、敷衍、阻扰下，他们却无法重新工作，工作权就这样被硬生生的剥夺了。

公民合法维权上访，遭驻京办截访人员的暴力摧残

2008年1月29日晚18点30分左右，辽宁省鞍山市驻京办的领导邹旭东（驻京办付主任）、王启刚（立山法院）等数十人，在北京市民政接济中心（马家楼派出所院内），对上京维权上访人员进行殴打。

邹旭东把孙克从大客车上骗下来，王启刚等10余人二话不说就开始对孙克进行拳打脚踢，造成孙克肋骨骨折、头部受伤、身体多处受伤。陈辉因要上前阻止，被韩旭（警察）在车上一顿毒打。

经《北京盛法医学司法鉴定所》鉴定，孙克为轻伤，陈辉为轻微伤（精神病加重后经市精神病院和市残联联合鉴定为精神二级残）。

孙克说：我们29人去北京上访，被送到马家楼派出所，派出所就有责任保护上访人员的人身安全。而鞍山截访人员殴打访民的事就发生在马家楼派出所内，就发生在警察的眼皮之下，警察竟然置之不理，难道我们上访就欠打？上访是国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力，难道鞍山市已经独立于中国之外？

律师：鞍山市政府驻京办人员对孙克、陈辉殴打造成了严重的人身伤害，依据《刑法》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对行凶者应该依法惩治。

孙克：快三年了，我们多次往返北京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要求立案。马家楼派出所答复已经立案了，却不给《立案通知书》。我们索要《立案通知书》时，办案干警竟然说：“给你们了”。 天啦！！我们哪见到什么《立案通知书》啊？这纯粹是把我们老百姓当猴耍啊！

孙 克 电话：0412——8101734

陈 杰 电话：13214129127

一个安徽访民“十一”期间进京上访实记

（维权网信息员赵小明报道）2011年10月1日，北京市五星旗到处飘舞，表面一片繁荣昌盛。然而，对很多人来说，这些东西与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就是常年驻京上访的访民。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公民梁毅静的父亲因为与县政府的账务纠纷，十年来告状被劳教4次，黑监狱无数次，学习班无数次，全家被拘留20多次，至今依然无果。最近其父被灵璧公检法联合炮制冤案，以欲加之罪判刑两年。而在其父身患重病却不给保外就医的情况下，梁毅静与爷爷、丈夫和女儿祖孙四代，最小的4个月，最老的83岁，于9月28号从家出发进京上访。

因为被拦截怕了，梁毅静与家人不敢直接坐车，只得中午十分偷偷的打辆车到徐州。之前多次在徐州火车站进站口被当地政府的人拦截下来，所以不敢从徐州站坐火车，而是坐汽车到了枣庄，买了1462次列车当天晚上到北京的车票。

9月29日上午梁毅静到达北京，出站已经10点多了。因为信访局以前是上午11点就停止发登记表，所以梁毅静准备先找地方休息。

9月29号下午两点来到国家信访局，梁毅静看到门前没了以前成群结队的截访者，而信访局对面的马路边人头攒动。问一个上访的阿姨出什么事了，阿姨说那些人有一夜没睡，凌晨一两点就起床排队登记，结果没排上，得知信访局周四下午不上班，大家很气愤在抗议，保守估计抗议的人群有上千人。

在国家信访局前梁毅静遇到两个东北人，因为拆迁上访，一男一女。第一次进京，国家信访局没得到答复，女的说想跟随那些抗议信访局不上班的人一起去久敬庄，男的却害怕退缩了，说只想回家。女的告诉梁毅静，之前那些抗议的人群中，有个女人唱国际歌就被几个穿制服的人打了，打的很惨，结果顺着地上拖上车拉走了。所以男人很害怕，怕被打。

得知信访局不上班，梁毅静与家人准备找地方住下来。梁毅静没有靠近那些抗议的上访者，因为怕无功而返，她知道被拉往久敬庄后就会直接被地方驻京办接送遣返。因为这次进京是反映其父亲被冤入狱，身患重病不准保外就医的事情，有“使命”所以更加要谨慎。

住是一个问题，以前梁毅静住过四路通的地下旅馆，但是听说几天前有游客都被当作上访者给打了，所以不敢去那个地方。梁毅静住过南站棚户区人家的黑旅馆，去年是10块、20块钱每人，一个屋子塞满了人，并且不用身份证登记。但是梁毅静也怕那些地方被“围剿”，并且环境太差，怕自己女儿受不了。最后通过朋友找了家宾馆先住了下来。

9月30号一大早梁毅静与家人从驻地打车到国家信访局，并且跟司机师傅说好直接开进信访局院子里。因为以前信访局门前都有地方驻京办看守着。但到了信访局门口发现大门被警戒线封死，上访者都是从旁边的铁栏杆里排队进入，栏杆焊差不多1.2--1.5米宽，队伍排了两百米左右长，可以想象有多少人。

梁毅静好不容易进到院子里，被再次震惊了。里面还有两条队，一条是进人大信访接待处的，人稍微少点，另一条进国家信访局的，从一进院门一直排到国家信访局接待处的小院门口，大概两百米左右，仍旧是排在一米多宽的栏杆里。

托了抱着孩子优先的待遇，梁毅静没有排队被保安放了进来，抱着女儿直接往里走。人大接待处排队的一个上访者和保安吵了起来，保安很嚣张想要动手，这边所有上访的一起吼叫、起哄表示抗议，保安迅速转身离开。刚走几步身后又传来起哄声，这里的保安和访民之间的争吵、冲突平均几分钟都会上演一次。

领完表要想进国家信访局那座小楼，访民是不准带包的，要先存包。存包处的几个保安问梁毅静孩子多大，说前不久有个带8个月大孩子上访的，这个孩子4个月，也算是最小的上访者了。

国家信访局院里、院外那么多排队的，但是在交表处却并没有多少人，是在严格控制着进来人的数量。六个交表窗口，每个窗口前排五个人左右，那边填表的二、三十人，总共五六十人，若是排队的话估计一星期都登记不上，梁毅静心想。10月3日，梁毅静与家人被带回原籍。

梁毅静电话：15555911500

来源：维权网

贵阳访民向市委书记反映诉求被非法关押13天

（维权网信息员齐迹报道）因贵阳市协办“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到处写着“三创一办”的标语，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带着下级官员在城市街头视察“市容市貌”，一路上公安、城管遍布。碰巧，被访民黎新民遇见。

9月6日10点在小十字原新华电影院人行道上。黎新民见状迎上去向市委书记反映诉求。

黎：“李书记，我是本市箭道街97年被原市委、市政府用暴力、瞒骗、欺哄的拆迁户，名叫黎新民，被拆两套产权房，2000年以来我与箭道街的450拆迁户一直在本省各级有关部门上访反映情况，11年来一直未得到任何解决。今天能见到书记，请书记给我做主解决我个人的拆迁问题好吗？（我对书记讲我已经买好了明天去北京上访的车票，如书记给我解决我个人的拆迁问题就不用上北京了）”。

李军：“你的情况我不了解，你在哪上班？家在哪里”？

黎：“我97年、98年两次被拆迁后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现在住东山，无工作，靠低保金生活”。

李：“你申请廉租房了吗”？

黎：“我2002年申请了，详情（递上2010年4月的报告给李军）”。

李：“你原住哪个区”？

黎：“南明区”。

李：“那你到南明区去反映你的拆迁问题吧，你去那里叫他们给你解决”。

黎：“拆迁我们的责任人是市委、市政府，你为何叫我到南明区解决，你的这种说法不对，那就只好到北京去上访”。

李：“你们到北京上访回来，还得要找我们解决”。

黎：“你们没有诚意解决我的任何个人问题，我提醒你一下，九运会前你们在报上发布公告，所有市级机关领导都下到市‘群众工作中心’接访上访群众，第一天接访群众的领导就是你李军书记，第一个被接访的上访人，就是我们箭道街的残疾人张贵华，他跪在你的面前，求你给他解决他本人的拆迁遗留问题，你当时当着记者、‘群众工作中心’、在场的所有人及在场的上访群众说：‘他的问题做特殊处理’。一星期后张贵华到群工中心，拿解决结果时，只得到一张写有他本人姓名及上访号，没有任何内容的空纸。还有去年（2010年4月27日）我到市委传达室请他们把我们箭道街拆迁的资料报告转给你，5月26日又再次请市委传达室把资料报告转给你，但至今未得到你的任何回音，还有2010年5月24日我把箭道街的拆迁情况资料报到中央巡视组。事后，我两次打电话问过中央巡视组，他们已按程序把报告转到你们那里，请你们按事实求是的原则给予我们解决，还有贵州民族报记者采访我们时，做了实事求是的采访调查后才见报，见报后记者对我讲，李军书记看报后很重视我们箭道街的拆迁问题，并派市委宣传部长到记者那里了解情况，可是如今已过去许久，我们的诉求仍没有得到任何解决，今天我一开始向你反映情况，你对我答复第一句话是：‘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李书记难道你真的是地道的放空炮的市委书记吗”？

李对以上提示无答，便对手下发令：“你打电话给南明区叫他去那里解决”。

不料，当晚8点，区政法委等人就抓黎新民到海天园非法软禁13天，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为了抗议非法关押，黎新民绝食三天，直到9月19日才被放出来。而与黎新民同时被关押的还有十多名访民。

黎新民被放出来后，被租房地黔灵派出所俞明亮警察和西瓜村委会主任魏玉明赶搬家。并称如果三天不搬，房东要被罚款。

贵阳的很多访民都说，贵阳是贪官的天堂，我们访民的地狱。经多年的拆迁抢夺再建设后，贫富差距拉大，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城市。但，无数的访民仍然坚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们被掠夺的财产终有一天会回到手中。

黎新民电话：13985132823   

发贴者 维权网

河南南阳老板上访被控涉黑 称遭刑讯逼供与警犬同笼

来源：南方网 作者：刘虎

事发河南南阳市，多名刑辩律师对此案均表示不仅要辩护，还要控诉追责

与狼共舞

有两种极富警犬基地“特色”的方法，一种是把人关到特制的笼子里，露出头部，让警犬来舔脸，命名为“鬼洗脸”；另一种，是把人戴上数十公斤的脚镣手铐后，和狗关在一起，这被称为“与狼共舞”。

——据杨金德等10多名被告人当庭陈述

■新快报记者 刘虎 文/图（发自河南南阳）

最近几天，一段题为“杨金德讲述刑讯逼供”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位已瘫痪不起近1年的罪犯躺在看守所，讲述自己被警方刑讯逼供致残的经过，引起网民和法律界人士的热议。杨金德是河南南阳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老板，同时是一起“冲击法院”涉黑案主犯，一审被以6项罪名判入狱20年。

新快报记者调查发现，不但杨金德因所在公司“抗议法院违法执行”获重刑的情节在当地饱受争议；其接受的刑讯逼供手段之离奇，更是让众多法律界人士感慨“大开眼界”。10月8日晚，我国著名刑事辩护律师陈有西、周泽、富敏荣、杨金柱等谈及杨金德案，均表示：这种陷害惨案执业多年闻所未闻，手段令人发指。对于这种案子，不仅要辩护，还要控诉，要追责。

被捕：赴京上访后“涉黑”

阳奥奔汽车销售公司是一家经营国产品牌汽车的民企，有员工百余，老板杨金德是昔日供销社的下岗职工。当地公安、司法等政府机构经常在这家公司采购车辆。

今年7月5日，杨金德及其员工共23人站到南阳市唐河县法院的被告席上，被控涉嫌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妨害作证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6项罪名。

7月30日，法院一审判决杨金德6项罪名成立，判刑21年6个月，合并执行20年，并处罚金40万元；22名员工也被判有罪。

据当地媒体报道，针对公诉机关指控，32位来自北京和郑州的律师逐条辩驳，均作了无罪辩护，但无一被法院采纳。

杨金德等被“涉黑”立案，缘于去年9月27日，其公司存款8.6万元被南阳市卧龙区法院划走。员工先去银行抗议，继而去往法院。

当晚，杨金德带着员工连夜进京上访。在被一位副区长带人劝回后，南阳市警方将杨金德等抓捕。

逼供：体罚后与狼狗同笼

根据10多名被告人的当庭陈述，他们被捕后，被送进了南阳警犬基地。

据这些被告人称，其遭受的刑讯逼供包括：殴打、罚跪、灌辣椒水、针扎、坐火箭（把啤酒瓶塞进肛门双脚需腾空）等，惨不忍睹。

另有两种极富警犬基地“特色”的方法，一种是把人关到特制的笼子里，露出头部，让警犬来舔脸，命名为“鬼洗脸”；另一种，是把人戴上脚镣手铐后，和狗关在一起，这被称为“与狼共舞”。

“我怕被狗吃了，还没人来给我收尸！”杨金德说，这样的折磨和摧残，让他们大小便失禁，生不如死。

他们称，在警犬基地被折磨够了，逼出了警方想要的口供，才被送到看守所。

对于这些被告人的指证，公诉人仅提供了南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第一大队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称该队“在办理杨金德等人涉黑专案过程中，办案民警在抓捕、审讯等侦查过程中严格依法办案，没有引供、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的情况。”

对于辩护方所要求的审讯同步录音、视频等证据，公诉人没有出示。

新快报记者日前前往南阳，实地探访了这个警犬基地。其位于白河东岸盆窑一片杨树林里，大门上还挂有“南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的铭牌。

知情者引领记者前往一幢三层建筑物查看。一楼走廊全部上有铁栏杆，所有房间均被厚厚的窗帘遮住，看不见里面情形。知情者称，审讯就在里面进行，特制的笼子就在其中。

伸冤：写报告给领导无果

“杨金德案即便一审认定的所有事实都是真实，甚至罪升一级，将在法院讨说法的行为认定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那么他也不是黑社会。”本月8日晚，杨金德的二审辩护律师朱明勇在其微博上写道。朱明勇告诉新快报记者，一审时，杨金德是被抬着上法庭的，“因为受到酷刑和自身疾病未获医治造成，他已瘫痪近一年”。

杨金德天天写书面报告给当地领导，要求及时对症治疗并做伤害鉴定，但约见驻所检察官等均无果。

妹妹杨金芬认为，这是卧龙区法院与当地公安人员为了舞弊自己对被执行人进行违法抓捕的行为，发展成一起刑事案件。

卧龙区法院院长乔国对此表示，执行手续完全合法，称“追刑责与法院毫无关系”。而该案一审审判长、唐河县法院牛海利法官拒绝就此案发表看法。目前本案还在二审中。

深圳访民赵国莉在北京上访遭到86次鼻刺酷刑

（维权网信息员召逸云）10月9日，深圳维权人士前往深圳布吉罗岗医院看望上访维权遭到酷刑而住院治疗的赵国莉。

据赵国莉控诉：2011年6月18日晚，她在北京公交458车上被北京西城公安分局抓走，尔后被送到天桥派出所作上访情况笔录。第二天她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之罪名刑事拘留，关进西城区看守所。被关看守所期间，她遭到惨无人道的86次鼻刺酷刑，遭到看守人员对她难以启齿的侮辱。

被送回深圳后，赵国莉现在深圳市布吉罗岗医院住院，前往探望的维权人士在医院看到赵国莉鼻子左侧有明显的毁容伤痕。

赵还说，她由于不服深圳市国有企业天俊实业有限公司对她的侵权而自2004年开始上访的，2006年因上访被劳教一年，而且在上访期间她多次被深圳市截访人员性侮辱。

赵国莉电话：15217763382

谴责中共贵州公安没收孙中山画像的行为

贵州人权捍卫者10月10日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制作的孙中山画像被没收，相关资料在展示活动中被抢走。为捍卫辛亥革命先驱者的尊严，11、12日人权捍卫者先后到派出所和贵阳市委讨个说法。

11日，派出所的警官推说是执行市级领导的任务，推人权捍卫者去找市级机关；12日下午，人权捍卫者准备好一封给市委书记的“诉求”，要求见市委书记，却是市委的陶秘书长接了“诉求”，然后，陶兴国秘书长要市群众工作中心的张军主任和科员李学瑜接受处理。谁知，这是官僚机构推诿的方法。从下午4时起，到晚上8点半，人权捍卫者维权的事遭到了中共官员的阻碍。10多名人权捍卫者反被各辖区派出所强行带回。

从此次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共政府对辛亥革命纪念的盛会是虚假的，中共对促进民族文明和进步的先驱们没有敬意。

贵州人权捍卫者强烈抗议中共公安收缴孙中山先生画像和“辛亥革命”资料的反中华民族行为！

强烈抗议中共公安视宣传“辛亥革命”为犯忌的事！

精彩时评

陈维健：与“环球时报”对谈陈光诚事件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14日 首发

     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四年，刑满期释放后，与其家属一直处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监视居住之中，到了学龄的孩子也不予报名上学。当局如此迫害一个盲人与他的家庭，超越了良心所能忍受的底线，良心人士展开了慰问探视陈光诚的活动，但均遭地方当局以黑社会的方式阻挠，许多前往探视的人士不但受到威吓，还遭受殴打。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愤怒，更多的人士前赴后继地涌向山东临沂沂南县东师古村，发起了“光诚自由”的行动。“光诚自由”行动迅速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正义与罪恶，光明与黑暗交量的运动，许多著名人士与作家也都加入了这个行例。此时，意想不到的是，“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开腔发表评论，打破了官方媒体对维权人士报导评论的禁区。

     “环球时报”“不应将陈光诚事件意识形态化”的文章，是以评论员单仁平署名的。其主要观点是：“如果以严格的现代标准看中国农村的小环境，批评并追究它，在舆论上很容易获得成功，但它同样很容易与基层的现实脱节，在那个小环境中制造出麻烦与冲突。在这里国家大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渗入因素很小，发挥作用的更多是当地群众的文化面貌、基层官员的处事水平等”。这样的说法乍一听起来似乎有一些道理，因为毕竟农村还是一个比较闭塞的地区。但是如果我们将北京的政治状况与山东师古村相比，就会得出“环球时报”不但在为小地方政府对异见人士，黑社会化的政治控制辩护，也试图撇清地方政府作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实际上小地方对维权人士采取黑社会的方式来自大地方。我们仅从不久前,北京对大名鼎鼎的艺术家艾未未所采取失踪、绑架、审讯、恐吓就可以看到师古小地方对陈光诚及其家属所采取的行为，与首善之地的北京所采取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艾未未释放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北京是一个罪恶的城市”。而北京作为一个罪恶的城市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最有切身体会的，那些以政府行为建立的象“安元鼎”这样关押访民的黑监狱都处在北京皇城根下。我们再从全国看，近几年来所发生的人权灾难，野蛮对待访民，维权人士的行为密集发生地，是在上海、杭州、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包括代表中国最先进的“高铁”在出了问题后，铁道部用的是令人发指的野蛮手段来解决问题。相信“环球时报”为了说明大地方的文明，是有意对此视而不见。“师古”这个小地方的政府，之所以敢于对陈光诚与其家属采取这样的行为，正是仿效了北京这样大地方，与国家大政治及意识形态渗入的结果。而且能够作出判断的是，“师古”对陈光诚的行为并非地方行为，而是受到大地方的直接指示。因为“师古”这个小地方的政府来说，象陈光诚这样一个已经誉满全球，与总理温家宝一起登上“时代周刊”全球百名排行榜的人士，如何处理决非“师古”这个小地方政府所能决定的。更何况“师古”这个小地方陈光诚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根本无需监控他的家庭，也没有必要阻拦慰问探视他的人士。陈光诚事件所引发对整个社会与政权的冲击，是中央政府考虑与担当的问题，而不是地方村官所要考虑担当的。其所需的行政力量与开支与“师古”这个小地方也极不相称。“师古”仅仅为了监控陈光诚一家就派出了多达24个人员。“环球时报”还声称“现在陈光诚事件被夸大成了中国人权的一面镜子，看来需要有更有经验的部门帮助解开这个疙瘩”。但事实是陈光诚事件到了这个地步，正是因为东师古村在“有经验的部门”的帮助指导下形成的。这个“有经验的部门”这些年来，不是人权问题的解决部门，而恰恰是许多人权问题制造部门，这是有目共睹的。 (博讯 boxun.com)

     “环球时报”还说：“当陈光诚和支持他的人不顾一切追求那个“理想状态”时， 对当地社会秩序形成法律法规无法接受的干扰，也是有可能的。”在这里“环球时报”好象是把事情颠倒了：不但把社会秩序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颠倒了，也把陈光诚和他的支持者维护法律的行为颠倒为冲击法律的行为。陈光诚这些年所作所为，正是以法律来维护底层百姓的权利，而所依准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现在人们相继去探视陈光诚一家，也是因为“师古”剥夺了陈光诚一家自由生活的权力，而探视陈光诚，则是公民最基本的探亲访友的权利。法律所规定享有的权利，是不分大地方小地方的，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域，换句话说，只要是共产党管辖区都必须遵守的。现在“环球时报”在法律上要分出大地方与小地方的区别来，说句重一点的话，难道要分裂国家不成？如果说陈光诚和他的支持者有你们所说的“理想状态”，那么这个理想状态就是任何人，任何地方都要遵守国家法律。而遵守法律是官民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共同承担的义务，并非是“理想状态”。如果说对当地社会秩序形成法律法规无法接受的干扰的话，那么最大的干扰是来自党的意志，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弊端。

     “环球时报“这篇千字文，许多用字造句都是语义不详，又想为地方政府庇护，又想为中央政府说话，又想扮演一个公道者的角色，确实要做到三者，即使煞费苦心也是非常地困难，在此也不想过多地责难，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环球时报”能够把陈光诚事件，放到法律与人权的问题上来评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最后建议“环球时报”与探视陈光诚的人士一起，组织一个专案组，调查陈光诚事件，想来只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不难找到如你们所说的，“使各种议论找到与事实一致的方向”。 [博讯首发

易中天：正义是不是一座很远的桥

   加拿大籍华人亚伯拉罕•牛是反恐部队的一员，在阿富汗历尽艰辛地寻找本•拉登。有一天，部队终于发现了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但，就在炸弹落下的一刻，亚伯拉罕•牛看见的却是拾柴禾的孩子。那么，他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音乐剧《时光当铺》给我们留下的悬念。《时光当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曹禅的作品，而曹禅则跟亚伯拉罕•牛一样，也是加拿大籍华人。曹禅的处理，是让炸弹暂时停在半空，然后让亚伯拉罕•牛进入了“时光当铺”。在“时光当铺”里，亚伯拉罕儿时的玩具“乐高”变成了真人，向他“痛说革命家史”；妈妈苏梅则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倾诉着母亲的思念：给你包饺子，就是想让你囫囵个儿去，囫囵个儿回。

盼着亚伯拉罕•牛回家的，还有他的妹妹西亚和恋人哈利菲克斯。然而，另一个母亲哈斯提，那个阿拉伯女人，却不能不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亚伯拉罕。因为只有亚伯拉罕，或许还能给她孩子一条生路。只不过，要救下这些孩子的命，亚伯拉罕必须牺牲自己。

于是，亚伯拉罕有了两个选择。一是迅速撤离现场，这样就可以回家团圆，因为他的服役期只剩下五天；二是扑到孩子身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那炸弹，这样就可以拯救无辜的生命。走，还是不走？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难题。

结果，是亚伯拉罕牺牲了自己，拯救了别人，而问题却没有了结。

 为什么没有了结？因为正义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比方说，苏梅的，西亚的，哈利菲克斯的，还有亚伯拉罕父亲约翰的正义，就落空了。梅说得很对：我是你的母亲！从你生下来的那个夜晚，从你为了这个该死的沙漠而离开的那个夜晚，我夜夜都会醒来。我们把你养大成人，保护你，难道就是为了这个（让你去送死）？

当然不是。但亚伯拉罕没有办法，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孩子“无罪而就死地”。这是孟子所说的、全人类共同都有的“恻隐之心”。那个阿拉伯母亲哈斯提也没有错。正如乐高所说：她把她的孩子交给你，这是她最后的希望。那是她的孩子们啊！她本不想这么做的，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只好对哈斯提说：我很抱歉！

 也只好对自己的母亲说：他们还是孩子，妈妈！

苏梅却回答：我知道他们是孩子。我也有三个孩子，有谁替我这个母亲想过？我们每天倒计时等你回家，没有季节，没有月份，没有周几，只有离儿子活着回来还有几天。

是的，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就是最高的正义。

 亚伯拉罕又只好说：正义向来是一座很远的桥。

苏梅则说：但是儿子，这次你走得太远了。

远吗？未必。至少，他是“逼上梁山”。亚伯拉罕的父母，是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他们历尽艰辛，受尽凌辱，好不容易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并且有了凯、亚伯拉罕和西亚三个孩子。但是，他们的大儿子凯，却在“9•11”事件中遇难。在“时光当铺”，乐高告诉亚伯拉罕，小时候，总有坏男孩守在学校门口打他们哥俩。每次，都是凯让亚伯拉罕快跑，自己替弟弟挨打。亚伯拉罕则总是跑到医务室要来冰袋，在教室门口等哥哥。

这样一种兄弟情谊，其价值是不亚于生命的。因此，为了凯，也为了千万个他们这样的兄弟姐妹不再生活在恐怖之中，亚伯拉罕必须走向战场。这时，他义无反顾。

 同样，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情感，亚伯拉罕必须扑到那阿拉伯孩子身上，完全顾不上“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敌人孩子的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因为亚伯拉罕清楚地看见，炸弹落下的那一刻，那个大一点的男孩正准备扑向弟弟，跟他哥哥凯一模一样。这时，亚伯拉罕如果见死不救，那么，他跟那个该死的混蛋本•拉登，又有什么两样？

这一点，就连苏梅也能理解。实际上，从一开始，她就已经想到，如果亚伯拉罕从现场跑开，“该不该拯救孩子”这个问题，会折磨他整个下半辈子。因此，尽管她清楚，谁都不会记住他儿子的牺牲（中国不会，加拿大不会，美国也不会，阿富汗更不会）；也尽管她告诉亚伯拉罕：“在这场战争中，你不欠任何人的”；但最后，她还是跟那个阿拉伯母亲哈斯提一起，“托孤”于亚伯拉罕，并同声唱道──

 看啊，恩典时代

我的帐篷里有平安

我的帐篷里有平安

此时此刻，我们对“正义”二字，恐怕该能有一点新的认识了。在这里，显然有着两种不同“正义”。一种，是亚伯拉罕和他母亲梅的。其结果，是维护了真正的正义，并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了洗涤，人性得到了升华。为此，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正义，虽然那也是真正的正义。另一种，则是本•拉登和他的恐怖主义，以及某些“脑残愤青”的。其结果，则是让千千万万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永不归来。其中，就包括我们中华民族的骨肉同胞，比如凯。至少，没有他们所谓的“正义”，凯就不会死。亚伯拉罕和那个阿拉伯母亲哈斯提，也不会。

实际上，无论本•拉登和“脑残愤青”们自以为是的“正义”，有多少所谓“正当理由”（比如“反对美帝国主义”），一旦采取了反人类的手段，那就注定只能是邪恶。不要以为“动机纯正”就一定“行为高尚”，人类的共同价值才是最高原则。更何况，本•拉登和“脑残愤青”们的动机是否纯正，本身就很可疑。

因此，不能用一种“正义”去反对另一种“正义”，更不能用所谓“正义”的名义去滥杀无辜！不想清楚这一点，正义就永远会是一座很远的桥！

 这，就是《时光当铺》给我的启示。

刊载于2011年7月27日《新京报》C02版，责任编辑孟隋

莫之许：走出公民运动的参与瓶颈

   

中国刚性维稳体制源自62年来专政体制的一致性，也有中期和近期的原因，22年前的学生民主运动和随后的苏东巨变，使得执政者对于一切政治参与抱持高度警惕，2004年发生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颜色革命和中国国内日益增加的群体性事件，进一步提升了这一警惕性，执政者遂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政实力，注入到依旧保留但又逐渐失去活力的社会控制体制当中，试图重新全面掌控社会并压制一切政治参与的扩大。

    另一方面，市场化所带来的利益分化促成了社会多元化，新兴的社会力量不可避免地开始形成利益诉求和日渐明晰的政治诉求，并尝试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展开表达，以网络和市场化媒体为依托的意见表达、以具体诉求为主的维权运动、以公益活动为主要载体的NGO组织，以及独立参选等参与实践，正在合一为一场追求权利的公民运动。

    公民运动以权利为目标，却不能不以参与扩大为手段，于是，公民运动的发展就与维稳体制形成了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公民社会是陷阱”的论断中得到印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民运动的现状与未来，就是在维稳体制的全面控制下寻求突破。具体而言，就是从公民个体的努力，走向广泛的联合和相互支持。

    在传统的专政体制下，国家或者政府垄断了近乎所有的资源，市场化之后，政府依旧垄断着所有的强制资源，大半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并运用资源优势掌控社会，但是，市场化毕竟让社会拥有了一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网络的兴起，更赋予了民间社会难得的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通过BBS、博客空间和即时通讯软件的交流、传播，民间社会获得了更多的相互认同和人际关系，这种认同和关系不仅体现在《零八宪章》这样的意见表达之中，也势必会体现在具体的参与行动当中。

    自2010年上半年的饭否开始，到2010年75事件之后饭否关闭，推特（twitter）和随后推出的国内微博尤其是新浪微博，取代了原来的博客空间和即时通讯软件，成为了公民运动最活跃的策源和推动平台。以推特为例，从2010年底刘晓波庭审，到2011年初谷歌献花，再到赵连海庭审，416福州三网友庭审，74推友节，关注倪玉兰、庆祝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推特一次又一次地成功策动了各种抗争行动，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国政治抗争行动的第一平台。

    相比而言，身处国内环境的新浪微博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如果说推特更多是活跃分子的聚集平台，从一开始就直指行动，新浪微博却经历了从网络围观到实体行动的演变过程，且至今仍在演变之中，从宜黄自焚、上海火灾献花到钱运会事件，新浪微博也从名流们的秀场，逐渐演化为参与行动的策源地，无论是在钱运会事件调查中，还是在最近的王荔蕻庭审现场，都可以同时看到来自推特和国内微博的行动者。今年开始的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行动，国内微博更是成为了主要的平台，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梁树新获得了超过法定要求的推荐人，吉四六（徐春柳）成功举行了多次与选民见面会。

    毋庸讳言的是，公民运动虽进展到行动阶段，却仍处在人自为战守望相助的萌芽阶段，在维稳体制的高压下仍显得弱小，所谓广泛的联合趋势并未清晰地展现。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大批积极行动者（他们自称自己为“草泥马”）以各种方式失去行动自由，今年2月19日之后，因为所谓的茉莉花革命，大批积极行动者或被逮捕或被失踪或被软禁，公民行动陷入了难以为继的低潮。这表明，当下维稳体制的强固仍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个体公民而言，公开的积极参与仍面临打压的风险，公民参与的扩大也依旧面临难以克服的瓶颈。

    从短期来看，刚性维稳体制还将强势运行，并继续限制更多公民加入到参与行动中来，但是，刚性维稳体制并不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而只能是拖延问题。在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缺乏参与的民间或者说强国家和弱社会的态势下，权力运行的恶果总会以维稳体制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出来，并将越来越多的公民卷入到行动参与之中，增城事件、723动车事故、大连PX示威莫不如此。

    此外，维稳体制对积极行动者的打压，因为其超法制和随意的行为特征而失去正当性，暴露出与法制社会的矛盾，更严重脱节于国内民情，这在相当程度上上削弱了打压的威慑力，从反方向鼓舞了新的积极行动者的涌现，近日王荔蕻庭审有相当多的新积极行动者到场，就已经显示了这一点。 更为重要的是，推特这样不受管制的信息和言论平台，也在为新的积极行动者提供认同、资源乃至荣誉等激励，从而为参与的持续扩大奠定基础，即使是受到管制的国内微博，凭借庞大的人气和海量的信息，也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类似激励，此消彼涨，公民参与的扩大从长期来看是一个难以遏制的趋势，维稳体制也必然遭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执政者应该体认到这样一个趋势的存在，为日益高涨的参与冲动找到制度上的出口。而对于有着参与欲望的广大公民而言，适时、适度的参与，从守望相助开始，走向广泛的公民联合，是我们共同塑造未来中国的必经之路。

　来源：北京之春

陈伟：学生会——最阴暗的一角

陈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l  团委、学生会，堪称中国人民大学敞亮校园中最阴暗的一角

l  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我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

l  团委、学生会干部承担反映学生动态、监控学生舆论和行为的任务

l  学生干部还是大学中的特权阶层

l  毫不夸张地说，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垢纳污之地。

l  学生会成员的道德与人格让人无法容忍他们成为人大学生的代表

新学期开始了。当新生步入大学校园，开始大学生活的时候，学校的团委、学生会便会向您发出邀请，加入其中。这样的邀请往往由热心的师兄师姐发出，此时，您该作何选择呢？加入一个组织，必须先了解这个组织。我衷心地奉劝诸位朝气蓬勃的大学新生，要远离这样的组织，至少在目前的学生会体制下应当如此。

　　高校的学生会本来应是大学生的自治组织，但在我国后全能主义的大学体制中，它基本上一个学生“被治”的组织。这种情况，即使具有自由传统的北大亦不能例外，而在人民大学其程度尤甚。一位学生曾经仔细查阅，发现许多高校学生会的章程里均出现了“自治”二字，但人大的学生会章程里则没有。人大的学生会，完全接受各级团委的领导(或曰指导)，学生会除了偶尔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口号外，其所为与宗旨完全脱钩。事实上，人大的学生会不过是团委执行政策、学校控制学生的工具。

　　团委、学生会，堪称中国人民大学敞亮校园中最阴暗的一角。笔者在人大从教五六年，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加乌烟瘴气。一线教师在课堂上苦口婆心地激励学生上进，要求学生珍惜大学时光，努力求知，试图引导学生培养独立人格、自由精神，而党团学生会组织的存在，则以其不容忽视的体制力量，削弱甚至抵消了教师教育工作的努力，它诱人堕落，逼人为娼，可谓毁人不倦。有的学生对学生工作本无兴趣，但考虑到未来保研加分，只好加入学生会组织。我还亲眼目睹过自己班里一位大一尚比较单纯的、有理想的学生，在当过学生会主席后，堕落成为一个失去基本道德水准、以无知无耻为荣、满口官话的学生官。甚至一些在学生会里面工作过、对其情况有深刻了解的学生，也直接称学生会为“垃圾”。

　　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我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学生会的许多做法，是我国体制内最糟糕做法的复制。学生会干部的产生，不是通过公开、透明、公正的民主程序，而是通过内部酝酿、交易、集中、内定等方式产生。比如，在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性别、所属院系、与领导关系，对于他能否成为校学生会主席、常委、部长来说十分关键。至于你的同学支持率、竞选演说、工作能力、个人素质，则不怎么重要。法学院、经院，因其是大院，常委必定这些学院的，据说是为了以后拉人填场时，这些大院系能够贡献较多的听众，也考虑这些院系财力比较雄厚。而女常委必定貌美、气质佳，因为有许多活动和场合需要美女来主持。假民主、假自治，不代表广大学生，而是代表上级领导，代表权力部门对学生进行组织、监控、管理，目前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所具有的种种恶劣做法，在大学里面首先得到了演练。如何看领导的眼神行事，如何陪领导喝酒，给领导挡酒，如何说官话、套话、假话，如何溜须拍马、阿谀谄媚，如何经营自己的权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大学生从中过早地学会了中国官场的做派。团委、学生会让大学生侏儒化、官僚化、庸俗化，不遗余力。

　　人大校学生会的工作，重要的一块是组织大型活动，这些活动往往是那些团委学生会领导闲着没事想出来的，目的是让学校不安宁。例行的活动有：12·9大合唱、健美操大赛、服饰文化节、宿舍风采大赛、辩论赛。12·9大合唱，主要面向大一新生，唱红歌，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十分折腾学生，因为排练12·9大合唱往往要牺牲学生午休时间。如果是自愿性质的活动，无可厚非，但在人民大学，参加12·9大合唱是一种政治任务，要签到点名，无故缺席会受到党团老师的点名批评，被判定为对集体活动参与不积极，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云云，这很能吓唬刚刚从高三上来的大一新生。或许他们也清楚，如果不采取这一套，大概没有多少人会跟他们玩这个无聊的唱红游戏。中国人民大学，数年来一直唱红，搞12·9，年年如此，也不换换花样，团委学生会领导江郎才尽，创意全无，于此可见一斑。

　　在所谓的敏感时期，承担反映学生动态、监控学生舆论和行为的任务，也是由团委、学生会干部来完成。人大有一种干部叫心理委员，负责监控本班同学有无精神病。一次我的学生因为修改开题报告，在宿舍熬了两个夜，便被同宿舍同学汇报给系主任，说她有精神病征兆。系主任亲自打电话过问此事。

　　对学生会来说，按照团委的要求，拉人填场，更是其重要任务。被拉去填场，是大学生经常遇到的事情。某些无聊的讲座、报告，需要听众，于是各院分指标，下去拉人，以营造热烈气氛。这种弄虚作假的任务，对学生会来说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完成得好坏，对于判断一个学生干部的工作能力，十分重要。

　　而领导人来视察，则是学生会干部近距离和领导人接触交流，普通学生则没有机会。他们显然比其他同学更能懂得见了领导要讲什么话。如此领导视察，又怎么能体察民情？或许领导自己也明白，来高校视察不过是作秀。大家都是演员，我是主演，你是配角，演得像就可以。前不久北京市团委书记来人大宿舍视察，结果去的就是人大学生会主席的宿舍。这个事情并不新鲜。记得在北大读书时，江泽民主席去图书馆视察，看望同学，结果照片出来，大家就明白了，主席周围都是学生会干部。

　　不仅如此，学生干部还是大学中的特权阶层。有些信息，不对一般学生公开。有些全校性的奖项，由团委设立、组织评选，最后获奖的就是学生干部，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发奖，而将来保研时可以加分。有些机会，专属于那些团委学生干部，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他们曾经为学校、学院做过贡献，似乎这是对他们的工作的回报，但其实，他们不过是为学校和学院的领导当过差、做过奴才而已。例如，支教保研的机会是不对所有学生开放的，它是学生干部的特权。在学生会(及其他团委下属学生组织)做到常委(团委机关报的编委)等级别职位后，这个同学就拥有了优先享受支教保研的机会。支教保研政策是许多热衷学生工作同学的追求目标，本科毕业后前往西部地区(一般也不是特别落后的地区，例如重庆等地)，支教一年，即获得保研资格。有限的支教名额，都被校级学生组织瓜分。

　　此外，学生会的学生组织成员，往往还优先享受参与各项活动及交流的机会，这些活动的人员遴选不透明，常由主管老师确定，但有关经费显然应属全体学生。比如人大新闻学院，每年开展与台湾学生的新闻营活动，前往台湾交流(旅游性质)的成员，都是学生会成员。由团系统组织的各项出国访问、交流等活动也都局限于“体制内”。前段时间，一位新闻学院的学生朋友在深圳大运会担当志愿者，须知除志愿活动还有许多参观活动，一些同学询问他如何参加，其实，根本没什么遴选机制，只是之前他任职的团委机关报分配到的名额而已。而这些举不胜举的类似团学活动，都会戴上“层层选拔”的帽子。

　　学生会的工作，在各学院往往是与保研联系在一起的。各学院的保研加分制度，人为制造不公，阻碍了那些没有参加学生会工作人保研的道路，占有了国家培养研究生的资源。国关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系一位同学，便因没有学生工作加分，虽然学分绩靠前，最后还是被学生干部挤下去，无缘保研。而某一届保研学生五六人中，校学生会主席、院学生会主席或副主席，都名列其中。普通学生如果不是成绩十分过硬，稍不留神，就会被挤下去。而这些学生会干部出身的人，对学术没有真正的兴趣，与读博士的政府官员无异，基本没有培养潜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垢纳污之地。学生会组织的内部成员，他们本身的道德与人格也颇值得怀疑，这让人无法容忍他们在公众场合成为人大学生的代表。进入团学系统工作，加入学生会是第一步，通过团学系统便捷地进入政坛，已经成为中国常见模式。如今，各种官场习气弥散于学生会组织，学生会高层成员会为博得领导欢心采取各种手段，低级学生干部同样也会用谄媚姿态迎合高级学生干部。学生会高一级干部对下属的领导，往往不仅仅是工作关系，而是全面的支配关系。一位人大的学生会主席，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要求他的部下给他的手机充值，给他的饭局付钱，等等。每年换届阶段，竞争对手之间的暗中倾轧更是严重，其手段卑劣，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另外，学生组织的公款吃喝(有些公款直接来源于团委经费，有些则利用拉来的赞助等，但是即便是拉来的赞助也是代表全校学生的名义私自享用)盛行也是不争的事实。学生会干部，官腔连篇，言不由衷，无出其外，败坏了人大学生的形象。

　　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国中之国”。教师、学生、学术是大学的中心。而中国的大学，实际上被党团及其附属性的学生会搞得精神全无、灵魂缺失。大学的党团、学生会组织，搞大量无意义、甚至有害无益的活动，不仅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更恶化了大学的学术氛围，扼杀了大学生追求真理、进步的精神。面对这样的团委、学生会，任何一个有追求、注重名节、对自己负责的大学生，都不应与之为伍。浪费美好的青春，得到的是堕落、世故、少年老成、不学无术。而这些学生会干部未来一旦步入政坛，则会祸国殃民，他们不会成为“社会栋梁、国民表率”，只会成为社会上寄生腐朽的蛀虫，成了压迫人民、鱼肉百姓的帮凶，其堕落无耻的底子，在大学时代即已打好。

　　面对不好的体制，我们常常感到无奈。但对个人而言，还有自由意志。……写此博文，没有为人大抹黑之意。揭露其问题，促其反省自新，是为了让人大学子有一个好的求学环境，如此，人大方能成为能够胜任新时代使命、有理念、有能力的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的摇篮，而不是社会寄生虫、政府腐败分子、人民公敌的训练营。而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国的高校。教育要转型，大学要改革，学生会要重新定位。青年是祖国的未来。鉴于中国官员许多都是团委、学生干部出身，这项改革便具有了更为很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这些面目丑恶的团委、学生会干部，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的领导人。

来源: 作者博客

高校学生会之殇：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来源：红网

不仅在高校的学生会等组织中，甚至也包括在政府职能部门及各行各业，若在自己岗位上勤勤恳恳付出的人最终得到不应有的重视，反而是那些趋炎附势、“跑官要官”之辈捷足先登，那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因此，与其说是高校学生会之殇，还不如说是高等教育和整个社会之痛，正是这种得不到有效遏制的不良风气的蔓延，埋下了更多恶性循环的种子。

高等教育转型时期的阵痛又一次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据《羊城晚报》10月4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近日在《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的文章中称，“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污纳垢之地。”在他看来，“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学生会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体制内最糟糕做法的复制。”此话一出，引发网友广泛热议。

事实上，对于国内高校学生会之乱象，多数师生心知肚明甚至颇有微词，但因有所顾虑，多不愿搬上台面加以评议。陈伟副教授此番以“自曝家丑”的惊人方式“炮轰”自己所在学校的团委和学生会，其实只是公众对高校现状不满的一个小小缩影，背后更多隐喻的是普罗大众对国内高校僵硬的管理体制、世俗化的教育方式的质疑与焦虑。

大学校园，被誉为“象牙之塔”，然而越来越多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化、权力化魅影附着其上，高校体制的健康良性运转显得愈加沉重而步履维艰。校风日下的恶果是，原本相对单纯的学生会等团学组织亦遭受侵蚀，成为一些人利益博弈、权力倾轧的工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透过这些是是非非，人们更希望看到高等教育移风易俗，还原“传道、授业、解惑”的本真。

笔者也当过几年学生干部，仅从个人的经历和见闻来看，学生会以及其他学生组织确实存在不少乱象。一方面，入会动机各不相同，有些人的确本着锻炼自己、服务他人的原则，但满口敬业奉献、满腹个人私利的也不在少数人；另一方面，人员构成鱼龙混杂，有德才兼备、任劳任怨之人，但也不乏不学无术、溜须拍马之流。

最关键的是，在更高职位的竞选或评优评先中，勤劳能干而老实本分者往往无辜出局，而能力差却长袖善舞者则经常囊中取物。久而久之，公平的游戏规则被破坏，越来越多德才兼备的学生要么自动远离，要么同样变得圆滑世故、甚至不择手段，而蝇营狗苟之辈则逐渐在这些组织中大行其道，“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随之凸显。

众所周知，在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说的是，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劣币”进入流通领域后，人们则倾向于将那些足值的“良币”收藏起来，而使用“劣币”进行交易。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劣币”反而越来越多。

同此道理，不仅在高校的学生会等组织中，甚至也包括在政府职能部门及各行各业，若在自己岗位上勤勤恳恳付出的人最终得到不应有的重视，反而是那些趋炎附势、“跑官要官”之辈捷足先登，那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因此，与其说是高校学生会之殇，还不如说是高等教育和整个社会之痛，正是这种得不到有效遏制的不良风气的蔓延，埋下了更多恶性循环的种子。

[作者：周欢]

丁咚：缅甸对中国说“不”凸显民主力量

    据媒体报道，9月30日，缅甸联邦议会宣布吴登盛总统在其任期内搁置中缅两国密松电站合作项目。吴登盛称：“缅甸政府是民选政府，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人民的意愿，我们有义务把重点放在解决人民的担忧和顾虑。”

　　吴登盛称，中缅密松电站项目可能会“破坏密松的自然景观，破坏当地人民的生计，破坏民间资本栽培的橡胶种植园和庄稼，气候变化造成的大坝坍塌也会损害电站附近和下游的居民的生计”。并表示，缅甸政府将与中国政府协商，以避免损伤中缅两国的双边关系和友谊。

　　密松水电站启动于2006年，当年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缅甸第一电力部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与缅甸政府和企业成立了合资公司。2009年，中缅两国政府还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发缅甸水电资源的框架协议》，表示支持中电投集团开发包括密松电站在内的伊江上游水电项目。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对中缅两国密松电站合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有关事宜，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中国政府一贯支持中国企业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同其他国家企业开展合作，并要求中国企业严格按照所在国法律法规履行责任和义务，敦促有关国家政府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和正当权益。密松电站是中缅两国的合资项目，经过了双方的科学论证和严格审查。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有关事宜，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

　　中电投党委书记、总经理陆启洲10月2日在通过新华社对外发表声明时特别强调了缅甸现总统吴登盛今年2月视察密松水电站时还明确表示要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陆启洲认为，中缅两国已经同意进行的项目“现在突然提出搁置，让人不得其解。”他随后在声明中对缅甸方面的指责进行了辩解，称“项目经过充分的科学研究和论证，将对缅甸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显著贡献”;“项目重视环境问题，严格完成了流域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相关方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妥善做好移民安置。”

　　似乎为了论证陆启洲的上述表态，同一天，新华网特别报道了中石油向缅甸捐赠130多万美元，用于在中缅油气管道沿线的4个省邦建设8所学校，而这只是中石油与缅方达成的总数为600万的公益合作协议的一部分。

　　中电投的公开声明是对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的进一步具体化，其基调是一致的。但两者都回避了缅甸此次叫停密松水电站建设项目的核心原因，即缅方之所以取消这个项目，是因为人民对它抱有“担忧和顾虑”。

　　而缅甸总统吴登盛在议会作证时明确指出，“缅甸政府是民选政府，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人民的意愿。”

　　陆启洲声明中强调今年2月吴登盛视察密松水电站建设项目，并表示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但他没有说明的是，其时吴登盛是以前军政府总理的身份前往视察的。仅仅一月之后，吴登盛宣誓就任缅甸20多年来的首任民选总统，开启了缅甸政治进程的新篇章。

　　这就是民主带来的显著变化，也是缅甸开启新的民主进程、重新举行民主选举后，新政府对人民的意愿作出的正面回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作为民选总统，根据本国需要和人民的意愿，取消与外国的经济合作建设项目，似乎无可厚非——当然是要在充分论证这个项目确如其所说，将带来相关严重后果的情况下。而从其讲话言之凿凿看，人民的“担忧和顾虑”并非空穴来风。

　　但在中国，无论是官方表态还是舆论都似乎在有意识将它“阴谋化”、“政治化”，过度分析它的美国背景，并意欲采取政治施压的手段，迫使缅甸继续该项目。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无意为缅甸进行辩护，但我认为，中国方面在就此事作出反应时要顾及基本的事实，做到就事论事，恰如其分，而不应上纲上线，更不宜误导公众。实际上，缅甸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时也强调不希望此举伤害“中缅关系和友谊”，表示要与中国政府进行友好协商。

　　作为一个庞然大物的邻居，无论愿意与否，缅甸都必须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这是它的命运。历届缅甸政府无论它心里是何种想法，在公开立场上它都会将对华友好作为基本国策。因此，缅甸政府根本无意在密松水电站建设问题上与中国过不去，这一点前军政府如此，现民选政府也概莫能外，尤其是现政府是从军政府脱胎换骨而来，对中缅关系传统不可能作出背叛。

　　换个角度说，缅甸民选政府即使有意改善和长期以来与其保持敌对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甚至试图与印度建立更亲密友好关系，无论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还是作为一个希望在外交上获得尊严和地位的国家来说，也都是无可指摘的。任何国家都会这么做，何况是在领土和人口上都属中等国家的缅甸。

　　唯一可称得上政治因素的是，吴登盛总统回应民间呼唤、叫停中缅合作项目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现民选政府与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关系在近一年来取得了重要改善，双方同意以合作的姿态对待国家的民主和发展问题。而正是反对党代表人民发出声音，才使执政党和政府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惜开罪中国，取消经济合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的诉求、民主的力量还必须要有合适的载体进行呈现和表达，政党就发挥了其不可取代的作用。昂山素季代表的反对党在敦促政府下决心关注民生、民意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将心比心，以己度人，是处理对外关系的首要因素。有些人故意将一国政府的正常决定与其外交问题挂钩，而对实质性原因轻描淡写，乃至有意忽略，不但是牵强的，而且是不公平的，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害的。

　　因此，中国方面试图以政治手段解决经贸关系，特别是某些媒体和观察家叫嚣对缅甸采取报复措施，的属短见之举。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国政府以何种名分对缅甸展开报复?这样只会显得中国器量狭小、以大欺小罢了，最终将损害中国的外交形象和国家利益。

　　相反，中国可以向缅甸学习的地方很多，比如它在搞经济时十分关注对生态环境、气候变化、民族实业的影响，特别是它对民意的尊重。众所周知，此前的缅甸是一个军政府国家，军人长期干政，既独裁，又封闭，然而它顺利地实现了国家的民主过渡，并未因推动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制度导致社会不稳。吴登盛总统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敢于叫停与中国的合作项目，正显示了民主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也表明缅甸政府真心想让国家走上民主的道路，促进社会和谐。

　　一个长期处于被制裁状态、社会高度封闭、经济十分落后、政治独裁专制的国家尚且能够彻底进行政治改革，自信地走向民主，那么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又有什么困难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开放，与国际社会高度接轨，也改革了无数次，却总以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质素”不高为理由，修修补补，隔靴搔痒，总也改不到关键之处、实质之处，乃至时常把“绝不”挂在嘴上，以少数人之私，亵渎民意，真应该到缅甸取取经，学学人家的好经验、好做法。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刘学伟：茉莉花开到美国去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给茉莉花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

　　大家都知道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国花，同时是中东阿拉伯国家今年以来爆发的民主革命的象征。

　　那么茉莉花就是民主革命的象征。用到美国就不那么可能适合。因为美国是一个标准的成熟民主国家，在当下的那里实在不太可能发生什么真正深入到制度层面的重大政治变革。

　　大家也知道，在今年初以来的中东发生的革命都有长达数月的大规模的政治性街头运动，群众自发集会。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现在还在演进途中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真有点像中东的茉莉花了。

　　接着再说运动的具体形式，那又是各有特色。比如在中东各国，都有打砸抢伴随发生。在美国还没有听说类似的情形。那美国的茉莉花开得就显然更文明高档了。中东各国的官民互动都有暴力发生，哪个国家都死了人，有些国家死的人还不少，甚至发生了真正的内战。那美国当然还没有死人。但警察抓人据说已经超过700，那也真是有相当的“强力维稳”的魄力了。美国的这个运动现在已经进入第三周，似乎方兴未艾，并开始向其它美国城市甚至欧洲蔓延。

　　有人还把美国的茉莉花拿来给中国比，说中国的特色是防患于未然，根本一朵也不让你开出来。自然也就不会有那些群众自由集会的乱象，看起来似乎就中国最干净了。

　　我的比较当然不会止步于如此肤浅的层面。现在开始深入一点。

　　美国的茉莉花运动当然并没有要求更多的民主，要求的就是均贫富。主要的攻击对象是华尔街的大亨，中心意思是要求美国的金融势力对金融危机以来的蔓延全世界的灾难负起责任，要求他们停止高额分红，多交税款之类。

　　我们看到，美国也有阶级斗争。但上层的势力得到很好的保护。底层甚至中层的民众，要想真的对政局产生影响，除非要到19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或反越战运动那样的规模。或者是明年大选时，把共和党的议席砍下一大片去，然后国会真的通过什么法律，对金融界的倒行逆施做出更严厉的制度限制，否则不会对美国的保守势力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的茉莉花直到如今，那还不过是“前村深雪里，凌寒数枝开”而已。接下去，会慢慢凋零还是开出漫山遍野，现在还不好逆料。不过我实事求是地估量，是前者的几率恐怕明显大于后者。可能还会有几个小高潮，但真正闹大的机会似乎并不多。

　　再深入一点说，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并不像有些人说的，仅仅是磨皮蹭痒，无关大局，几年就可以过去。民众的利益也真是伤筋动骨的，美国的整体国势，也明显受损，盛极而衰的大势似乎已经确定。但这种伤害还远远没有到真正的制度层面。美国的上上下下，因此对制度的根基，比如民主，做出深刻检讨的，还实在不是主流。直到今天，这个制度真的还很稳固，并没有向任何方向倾覆的现实可能性。它现有的民主程度，民主方式，既不可能大大增加(比如直接的抽签民主，电子民主)，也不可能大大减少(比如议员改为间接选举)。50年前，美国的群众游行集会动则是数十万人的规模。就那样，美国的制度也没有受到真正的冲击。从越南撤军，废除种族隔离，美国就又活了回来。

　　现在我把话说到底。我认为，美国眼下的茉莉花是开不到哪里去的，因为这个制度现在还有相当的回旋余地，尤其是它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还远未真正丧失。再过20年，如果美国失去了世界唯一超强的地位，如果美元不再是世界第一货币，如果美国的大兵已经被迫从南韩日本撤出……那个时候，再有茉莉花开起来，前景可就不像今天这么乐观，而很可能就真会出现制度危机了。

　　现在我们把话题拉回中国。就是中国的茉莉花没有开起来，并不是一件值得沾沾自喜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制度变革始终没有完成，政府的合法性始终没有得到人民的足够确认。一旦有茉莉花开起来，就不会像美国那样，只停留于民生层面，而会很容易地上升到制度高度。当局的应对稍有失当，就可能导致全面的动乱。始终依靠强力维稳，实在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有人说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政绩，与民主无关。我的意思是咱们综合综合，取长补短。政绩当然要要，但来自哪怕是间接的，党内选举的程序合法性，也应当吸取。民主制度不受质疑的合法性难道不值得羡慕吗?可以一步一步地试着来嘛。总要开步走，才可能走出路来。

　　我这里来打一个创新的比方：中国的制度，好像一口大缸，放在一个高高的木架上，始终都存在着翻倒的严重风险。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大缸从木架上取下来放到地上。或者堆一个大大的土山，把木架全部埋掉，这样大缸也就不可能摔下来了。

　　自由派诸君的主张，有些类似于把大缸取下来放地上。缸大而沉，把它从木架上取下来的动作，风险真的很大，搞不好木架可能塌，大缸可能砸。而我的主张(加权民主)则有点类似壅土，是一个折中，缸的位置还是高，土堆也与大地不平。但至少，木架塌掉的风险小得多，缸被摔破的风险也小得多。综合利益应当更大。

　　中国还有一个长处，就是国势正处于上升通道。经济发展还有巨大余地。制度的变革，可以得到经济发展的支撑。而西方美国，则明显处于盛极而衰的境况。任何变革，都受限于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而且瞻望前景，难逃负面。(不是我说的，看高盛的报告。)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瞧，这世道（六）！

作者：戴建业

　  在中央电视和《人民日报》上，你看到的全是丰收的捷报和成功的喜讯，在网络博客和微博上，你看到的多是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评。捷报固然可喜，讽刺同样值得肯定，我们不仅从捷报中见识了国家的“富强”，也能从讽刺中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博客和微博上虽然有很多文章常被“和谐”，但写博客和发微博的人毕竟很少强迫去“接受改造”，更没有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大不了请去“喝茶”，大不了提出“警告”，最多也不过是有人盯梢。平心而论，我们社会比三十年前更为开放，也比三十年前更为开明。

　　网友们谴责贪腐的态度相同，而谴责的视角则完全相反。

　　少数网友批评时政，却讴歌“文化大革命”，谴责时下的执政当局，却深深怀念“过去”。这使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非常困惑。我的中小学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的，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今天的青年朋友，“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文化大灾难”。假如说我们今天的现状还只是让人摇头，那么三十多前的状况肯定要让人跳楼。

　　当然，大多数网友谴责贪腐不是依恋过去而着眼未来，不是要通过“红卫兵串联”把贪官赶尽杀绝，而是希望建立民主宪政让贪官无由产生，是希望言论更为自由，是希望社会更为宽容，是希望自己少“被代表”，是希望大家活得更有尊严。

　　《瞧，这世道(六)!》是国庆节期间，逛微博时对博友们微博的评论，是别人在“瞧世道”，而我在“瞧别人”——

　　(一)、这个世道，由于没有画家，谁都敢在画板上信笔涂鸦;由于没有诗人，谁都热衷于胡诌“诗歌”; 由于没有雅士，谁都敢于附庸风雅;由于满地都是贪官，谁都削尖脑袋去“考”公务员。

　　@书生报国2012: 奇迹,脊梁画家横空出世的。

　　@倪萍：发广告了啊：本人首次画展10月9日下午3点在深圳美术馆开幕。其实这几天已经开始预展了，看的人居然很多且相当震惊，原因很简单：期望值低呀!有一朋友特逗：“听说你把收藏的一百多幅画拿出来展览啦?”哈，都没想过展的是老倪自己的画!在深圳的网友去看吧，至少会有一个收获，“其实我也可以画”!

　　(二)、我国政府最为体贴、大度、慈悲，为了不让人民伤心、痛苦、失望，它从来将丑闻、恶讯秘而不宣，宁可独自承受全民族的苦难;我国政府最为无私、坦荡、豁达，为了让人民健康、幸福、快乐，只要有一点喜事马上就要传遍全球，没有喜事也要捏造喜事让人民手舞足蹈，它总是源源不断地向大众传递丰收的捷报。

　　@人大张鸣：到底饿死多少，其实当局知道。

　　@袁伟时 ：冯克教授的新书披露饿死4500万人的消息，我是在中国政府容许随意阅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上看到的。2008年以来，他到内地各档案馆查阅已经公开的档案，分析研究，得出这么一个成果。

　　(三)、正由于能集中那么多劣根性，才能荣升“总编”;正由于敢于当众胡说八道，人们才称他“胡编”;正由于“遭到一致性的抨击”还敢见报，才表明忠心耿耿勇往直前;正由于从不“闭门思过”，才能在主子那里领到赏钱。

　　@陈业文新大都: 很好理解，党媒的总编，很无耻。

　　@北京兵人 ： @胡锡进 作为一家大众媒体的总编，每天在微博上发表的言论，大多遭到一致性的抨击。他本人不思悔改，第二天评论文章照常上报。对这样的人我百思不得其解，不晓得他的大脑构造是否紊乱。倘若他是做历史研究的书生，尚可理解什么叫独立观点。如果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媒体，他早该闭门思过了。

　　(四)、天生一双手就是要你鼓掌，天生一张嘴就是要你喊爽，天生一双腿就是要你下跪，天生一条命就是要你拥护党!——奴才，还不谢恩!

　　@吴冬律师: 专制者都渴望臣民们都没有自己的脑子。

　　@www503con ： 分享图片【为什么鼓掌?】刘少奇当国家主席一片掌声，刘少奇成内奸工贼一片掌声，文革开始一片掌声，改革开放一片掌声。林彪成接班人一片掌声，林彪摔死一片掌声。高铁提速一片掌声，高铁减速一片掌声;陈良宇主政上海一片掌声，陈良宇锒铛入狱一片掌声;民意就是啥事都鼓掌。

　　(五)、乔布斯这位科技世界的天才，如果生在中国一定就是庸人世界的笨蛋，他的人生格言如果真在中国实行，不是他的事业完蛋就是他本人完蛋——如果你不生活在“别人”世界里，你就会被“别人”挤出世界;如果你不被教条所束缚，你就将成为这个世界的异端;如果不按“别人”的想法来生活，你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如果不让“别人”的观点淹没自己的声音，你整个人就可能“别人”淹没甚至淹死;如果你胆敢听从直觉的召唤，你就可能被某些部门请去“喝茶”或“座谈”;如果要誓死捍卫自己的良心，你就必然要丢掉自己的性命。

　　@时尚经典语录 ：乔布斯格言：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求胜若饥、执着若愚。“你的时间很有限，因此不要轻易浪费它。不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不要被教条束缚，不要按照别人的想法来生活，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淹没了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得是，要有勇气听从你的直觉和内心的召唤。”

　　(六)、俗话说“一份钱一份货”，如此锦绣河山自然要卖个辣价，如此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自然要付高费，如果古老的寺庙自然要交高门票，如此优质石油要出优质价格，如此笔直的马路自然要交买路钱。这叫一国两制——大陆是大陆，台湾是台湾，请便!

　　@李刚8341私家历史: 习惯就好了，经常看看新闻联播，洗洗更健康;经常过过收费站，宰宰更坚强。@吴冬律师 :台湾是不产石油的，台湾油价竟然比大陆还便宜，大家能感受公有制的优点了吧。

　　@老茧1967 ： 【一个台湾同胞在大陆自驾旅游两天有感】感觉进行一场被抢劫之旅，加个油，花600元，比台湾贵20%，被抢120元，高速过路费：100元比台湾贵20%被抢20元，一级公路过路费72元，台湾一级公路不要钱被抢72元，寺庙，自然风景门票720元(4个人)，台湾这些不要钱，被抢720元，共被抢劫912元，报告完毕!

　　(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只有闹事而没有游行，只有下跪而没有抗争，只有上访而没有上诉，只有歌颂而没有批评，只有下岗而没有失业，只有捷报而没有恶讯，只有“轻度追尾”而没有“重大事故”，只有“和谐”而没有矛盾，只有统一思想而没有激烈争论，只有二奶而没有爱情……

　　@赵世龙1967 ： 郑州别有用心的人走上街头挺美国抗议人群占领华尔街。有人说资本主义已走上穷途末路，社会主义不但能救中国，还要救世界。但他显然认知有错误，中国自所谓改革开放起，就实实在在走向了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别灯下黑视而不见，先拯救自个吧。不过提醒下，有力量不会准你拯救自个的。

　　(八)、除了那些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腐化堕落者之外，中国学者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种：一种是眉目传情，一种是暗送秋波，一种是半推半就，一种是投怀送抱，最贱的一种是送上门来主子还不要。

　　@何三畏: 五不搞理论家出世。比不帮国还厚黑。

　　@第一哲学 ： 【李泽厚：一人一票导致民粹主义】搞传统文化研究而出了名的人，大都成了疯子傻逼。李泽厚说：我和自由派有理论上的不同，比如我不同意“天赋人权”等，也有实践上的不同，比如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不赞成目前在中国搞一人一票的总统普选、多党、议会制，这样会天下大乱。我仍然赞成摸着石头过河。

　　(九)、要想成为“人民的艺术家”，就得专门去挖苦讽刺人民;要想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要学会如何出卖自己的灵魂;要想自己能够“德艺又馨”，就要懂得如何吹牛拍马吮痈舐痔让主子高兴。

　　@刘根勤: 可怜的是在贵国，官员从来不把他们当同行。而是在茶余饭后酒酣时指着他鼻子：小样，给爷来一段。这话葛优说的。

　　@刘建国blog ： 照心 漫画大师华君武生前曾批评过姜昆：“你的相声讽刺过售票员、服务员和护士，可她们的地位比你低得多。你应该拿出勇气，用艺术的手段去讽刺鞭挞比你更有权势的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郭德纲等为数不多的几个，还被封杀了】

　　(十)、要是没有美国人使坏，我们怎么会有汶川地震?要是没有美国人使坏，我们猪肉中怎么会有瘦肉精?要是没有美国人使坏，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贪官外逃?要是没有美国人使坏，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向西方偷渡?要是没有美国人使坏，我们怎么可能股票直跌房价直升?要是没有美国人使坏，我们怎么会患腹泻和癌症?……

　　@何三畏：人民日报：1、“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曾通过‘小额资金’支持了反对修建密松电站的民间组织”;2、缅甸舆论“受西方媒体影响很大，它们极少传递有关中国投资的正面信息”;3、缅甸民众“对中国投资方履行社会责任、对当地社会的贡献等了解不够”。总归是西方太坏了，缅甸人民不明真相。http://t.cn/akN5RF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宪章论坛

秦永敏：简说刘晓波、零八宪章及和平转型

——与仲维光先生商榷

作为一个反对极权主义、主张和平转型的人，仲维光先生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态度的确是“耽误自己的时间，无谓地兜圈子、浪费青春，甚至自欺欺人，重复西西弗斯的悲剧。”问题是你认识到自己的荒唐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你不去和中共的一党专政正面交锋，反而要打击今日中国反对一党专制的旗手和中军，这不是南辕北辙、言行相反吗？

《零八宪章》不很理想，但它全面复述了普世价值，足以在未来的民主进程中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面旗帜

——《和平宪章》起草人  秦永敏

　

　　听说仲维光是一个致力民主事业的学者，在研究极权主义方面颇有建树，看其文章，也赞成和平转型。以此观之，我们应该是同道，他和刘晓波也应该是同道。偶然见到仲维光《就革命还是和平宪政问题争论致友人》一文，因其所论与我毕生致力的和平转型高度相关，故在网上略略搜索了一下，发现仲先生学术来头颇为不凡，曾经是“国师”许良英的高足，随后又因“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与其分道扬镳，大概在2006年，仲先生又和刘晓波发生了剧烈冲突。当然那都是他的私事，和本题无关。于我来说，重要的是仲先生反对《零八宪章》，并且尖刻的指责为《零八宪章》判处重刑仍然系狱的刘晓波为中共的“抬轿人”，这就使我大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意思了。刘晓波、零八宪章和和平转型当然都可以反对，问题是怎么反对，有哪些理由，目的是什么？从中共来说岂止反对，还可以抓人封文，还可以暴力阻止和平转型。应该说明，独立个人反对是人权，团体反对也是其权利，中共抓人封文暴力阻止则是专政，所以，绝不可以把仲维光的态度和中共的做法相提并论。不过据我观察仲先生也同意在中国实现宪政，包括和平的实现宪政，这就叫人难以理解了。因为他不是在阻止中国实现宪政，当然也不是在为当局效劳，以此观之，那么他是在横向开炮——在同一营垒中内讧。因为他把刘晓波这个被判处重刑的反对派领袖当中共的“抬轿”人，这就使情况复杂化了，所以实在值得一说。

下面，就来针对仲维光的一些奇怪看法谈谈我的意见。

一、刘晓波的好与不好

　　首先说说我和刘晓波的关系。于我而言世上没有偶像，刘晓波更只是一个后继者，在民主运动上我干什么都比他至少早十几年：我1970年打成反革命卷入政治，他1989年才投入其中，我1993年搞《和平宪章》，他2008年搞《零八宪章》，我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2008年才提名。当然，他获得了我没获得，但他获奖也并不是他个人的事，诺奖可遇不可求，总有一个中国人在这几十年里会得到，他不过是正好被成熟的果实砸到头上了而已。

　　我和刘晓波从未谋面，但可视为间接交往的事还有几件。一是1993年搞《和平宪章》时刘念春给了我他的地址，我在北京城奔走游说中掏出地图一看有几个四道口，一则时间紧迫压力巨大随时会被捕，二则此时他声名不彰希望不大，就放弃了对他的拜访游说。二是1997年我从事中国人权观察打听到其电话，为他因和王希哲发双十声明劳教三年而给刘霞打电话进行慰问，和当时还余音袅袅细如游丝的刘霞谈了几分钟。三是2010年1月29日出狱一个礼拜后就给胡锦涛发出公开性要求其允许刘晓波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否则步德国法西斯和前苏联后尘“与死人同病不可胜救”。

　　此外，几个月后才听武汉异议人士高纯练说，刘霞宣布的诺贝尔颁奖仪式特邀嘉宾中我列名其中。

　　以上的题外话也许多余，因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刘晓波其人的好与不好。

　　这个问题当然言人人殊。

　　用仲先生的话说叫“刘晓波这些人绝对不比上代共产党们好”。

　　我不知道他这种拐弯抹角的说法该怎么对付，只清楚这绝对是个贬义，“上代共产党们”暴力夺取政权，不仅长期自相残杀，更导致几千万中国人死亡。刘晓波似乎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欠下血债，其最为人所知的事不过是《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而已，此外还写了一些其他文章，如果说他果真不比“上代共产党们好”，那一定是毛泽东指责梁漱溟的逻辑“蒋介石是拿刀子杀人，你是拿笔杀人”。因为上代共产党人恰如毛泽东指责蒋介石，而刘晓波始终不过是个现代秀才。

　　这使我想起关于胡适的一个逸闻：中共派人引诱他回国时说对他的批判不是针对他这个人，只是针对他的思想，胡适回答“除了思想我还能剩下什么？”

　　同样道理，从世界看，从历史痕迹看，刘晓波除了《零八宪章》还能剩下什么？以此观之，刘晓波是在用《零八宪章》杀人了，或者说《零八宪章》不比“上代共产党们”的马列信仰好了。当然，后面有仲先生更直白的说法，他确实认为《零八宪章》不好。

　　现在的问题是，仲先生在那句话之后还有“他们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产物的不同表现”，这里的“他们”把崔卫平也点名包括了进去，而且从字面看还包括了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这就叫人有点惶惶不安了，因为据我所知，中国国内几乎所有民运人士都签了名，以此观之中国民运人士都不好了。不过我本人到可以幸免，因为我当时在牢里没有签（如果在社会上恐怕就麻烦了）。应该指出他这句话是不通顺的：“（刘晓波这些人绝对不比上代共产党们好。）他们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产物的不同表现”。但意思好歹还明白，刘晓波、崔卫平以及《零八宪章》其他签署人都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产物的不同表现”，也就是说，《零八宪章》还是表现了典型的极权主义思想，这些人则是典型的极权主义者——若果如此，不知中国还有谁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民主志士？

　　可见这里其实并非说刘晓波好不好，而是《零八宪章》好不好，中国国内民运人士好不好。

　　对此，我可以说正中下怀。

　　我也不认为刘晓波、崔卫平和国内民运人士包括我本人就怎么好，尽管个人修为、品行确有差异，但在政治上看这并不重要，制度不好，好人当权也会变坏，制度好坏人当权也难使坏。

　　进一步说，仅仅是出国，也就使大部分本来看似行高德劭的民运人士声名扫地，说明离开了在国内不屈不挠的反对专制高压，一经进入安全的名利场，我们的贪婪本性都暴露出来了。

　　所以我从不把希望寄托于哪个人，也不寄托于哪个党，坚定地认为只有宪政民主制才能解决问题。

　　但是，刘晓波不仅没有出国，而且逆向而行，在几十万上百万人借机逃离中国大陆之时，只有刘晓波反而从国外回来不走了，不仅如此，他还三番数次为民运坐牢，当仲先生指责他时他也还在牢里，这样，要说刘晓波不好恐怕为时还早，得等他捞一把跑了，或者在身处高位胡作非为时再加指责。

恕我直言，人家为民主事业正在受难，此时你仲先生如此评议，恐怕得防世人的落井下石之讥、为极权张目之议啊——虽说你正是极权主义的研究专家。

二、零八宪章是从专制宪法过渡到民主宪法的一道桥梁

　　仲维光说：“为此，谈操作层面的问题，和平地实行宪政问题，首先是你实行的是什么宪政。现在共产党的那个宪法吗？这就是《零八宪章》的问题所在，他们是要在现实的那个一党专制为前提的宪法下所谓‘和平演变’”。

　　据我的记忆，“和平演变”这个概念是美国六十年代初的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来的，当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老师根据当局的意思煞有介事的对我们这些顽童说：“美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们的国务卿杜勒斯说中国的第一代是革命者，变不了的，第二代在革命者的教育下也不会变，第三代第四代生活在和平年代，贪图安逸享乐、、、、、”显然，人家的“和平演变”希望就是“在共产党的那个宪法”框架下进行，杜勒斯不可能为几十年以后的中国空投一个非共产党的宪法。

　　仲先生指责《零八宪章》不应该在共产党的那个宪法、那个以一党专制为前提的宪法下搞“和平演变”，那么他本人能有什么高招，不在那个一党专制为前提的宪法下搞“和平演变”呢？仲先生恐怕和杜勒斯一样做不到，刘晓波当然就更做不到了，因为宪法是国家制定的，国家是掌权人控制的，只要中共继续垄断权力，中国的和平演变就必须在中共的宪法框架下进行。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现在有了一个三权分立、多党公平竞争的宪法，又哪还需要“和平演变”呢?

　　因为“和平演变”的目的正是要确立一个非共产党或者任何其他党一党统治的宪法，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宪法，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加以完善，而不再是“和平演变”。

　　那么，通过“和平演变”，能够使一党专政的宪法变成三权分立、多党公平竞争的宪法吗？这可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寻求启示——代际更替可以使物种无限偏离原来的祖先。当然，比喻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像英国那样以七八百年为过渡完成和平转型。

　　事实上，懂一点政治的人都明白《零八宪章》本身就是一个宪政宪法的蓝本，至少其基本原则都已经概括进去了。应该说，《零八宪章》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的“和平演变”画出路线图，它的一边是中国现行的一党专政的宪法，另一边则是三权分立、多党公平竞争的宪法，如此一来，它也就是从专制宪法到民主宪法的一道桥梁。

　　仲维光说：“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操作手段，都必须首先明确，最根本的是不要这个‘极权主义的宪政’，而是要一个新的价值下的宪政，亦或回到四七年的宪法。”

如果这里的意思是中国需要否弃一党专政的宪法，推出一个符合普世价值的宪法，那么我可以冒昧的代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回答，《零八宪章》致力的正是此事，你的问题纯属多余。

三、共产党有宪法无宪政

　　仲先生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新的价值追求的，和共产党宪政根本对立的宪政追求的群体”。

　　仲先生曾是“国师”（为胡耀邦为首的中共政治局讲第一课）许良英的高足，我则仅仅是拜访过许良英几次的社会活动家。从仲先生的学术历程看，可以说相当辉煌，鄙人和他一比不啻天壤，当然，他在天上，我在地下。但是，恕我直言，看过其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的皇皇巨著后，却总难免有大餐吃出鼠屎来的怪味，那就是语句时常不顺，概念时常弄错，逻辑时常不通。如果是无足轻重的方面也罢了，问题是经常发生在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上，这就难免贻笑大方了。以上引言就是最好的例子。

　　注意，以上引言中他弄出个一个如同将自己统治下的资本家称为企业家、妓女称为小姐、失业称为下岗的中共式的作法，那就是刘晓波、崔卫平们追求宪政的群体是“具有旧的价值追求的，和共产党宪政根本统一的宪政追求的群体”，正因此，他才“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新的价值追求的，和共产党宪政根本对立的宪政追求的群体”。且不说刘晓波、刘贤斌为代表的、几乎包括所有中国国内民运人士的“追求宪政的群体”因为《零八宪章》在受到中共严重打压，因而说其和“共产党宪政”不“根本对立”难以成立，问题是，撇开国内现有的这个群体，仲维光先生到哪里去再找出一个“和共产党宪政根本对立的宪政追求的群体”？！

　　不过，本节我不打算和仲维光先生谈现实问题，只想请教他什么叫宪政？共产党在哪里搞出过宪政？仲维光先生是知名学者，风尘仆仆的世界巡回讲演，一定发明了很多概念，至少这个概念是他自己独创的，那就是“共产党宪政”。

　　宪政是什么？

　　首先当然是有一部约束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宪法。

　　但是，光有宪法，并不等于实行了宪政。

　　宪法只是一个纸面上的文本。

　　宪政则是奉行宪法至上的政治制度，以及更感性的政治生活本身。

　　也就是说，只有当纸面上的宪法能够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实施，才称得上是宪政——宪法政治。

　　应该说，这已经是常识，并非高深理论，也非时髦说法。

　　当然，进一步深说，这个问题是原发商业文明国家无法想象的，因为在欧美原发商业文明国家由于深厚的契约社会基础，根本不存在社会契约和社会生活完全脱节的问题，从英国《大宪章》到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没有哪一个被人民推出后不奉为圭臬，可是，这些东西被他们强迫东方尤其是中国接受情况就变了，统治者们推出一个宪法不难，要他们遵守一个宪法就太难了！

　　无论中共统治的今日中国，还是从前以苏联为代表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什么时候有过宪政？没有，从来没有！

　　当然这些国家是有宪法的，但这些宪法几时不是一纸空文？

　　从中共来说，暴力建国之初苏联教它要尽早搞一个伪议会，尽早搞一个假宪法，否则必定会受到国际社会严厉抨击。到这个假宪法搞出来后，毛泽东还专门谈了是否该照办的“道理”，他说“我们照办才是傻瓜”！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共何曾有一天遵守过其制定的宪法中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更不要说用宪法来约束中共了。

　　所以，无人不知，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都是“有宪法无宪政”。

　　如果今日中国有宪政，社会和公民就能够依法约束国家权力，国家就能够依法确保公民权利了！这样的话，六四镇压就不会发生了，法轮功就不会随“610”摆布了，访民就不会被任意抓捕殴打残害了！中国也不需要“和共产党宪政根本对立的宪政追求的群体”。

我不知仲先生的“共产党宪政”从何而来，存于何方？

四、中国的和平转型得靠什么样的群体？

　　仲维光先生说：“明确了前提之后再回到操作层面：革命还是和平，我们当然希望和平，慢慢地变，但是即便是和平，我在文章中说过，也是革命。这就是东欧的所谓天鹅绒革命，和平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新的价值追求的，和共产党宪政根本对立的宪政追求的群体，对于和平方法的坚持，而非拯救共产党，甚至要在共产党那里分一杯羹的人的和平呼吁。要《七七宪章》而非《零八宪章》。对于后一点，刘晓波和他的追随者崔卫平是毫不掩饰的。历史很可悲，七七到零八居然是倒退的。”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第一：“我们当然希望和平，慢慢地变”，这就是说，仲维光先生希望中国从一党专政到多党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制转型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对此我深表赞赏，也冒昧的认为和《零八宪章》的意见没有原则分歧。

　　第二：“但是即便是和平，我在文章中说过，也是革命。这就是东欧的所谓天鹅绒革命，和平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社会事物发生本质变化就是革命，从专制制度变为民主制度，无论是采取暴烈方式还是采取和平方式，无论其称为天鹅绒革命还是颜色革命，都是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对仲维光先生的这个看法我举双手赞成。

　　第三：“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新的价值追求的，和共产党宪政根本对立的宪政追求的群体”，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语病不说了，前面分析过的“群体”问题也不说了，现在的问题是，仲维光把国内现有的民运人士统统出局，要搞“一个具有新的价值追求的，和共产党宪政根本对立的宪政追求的群体”，这可能吗？

　　第四：“对于和平方法的坚持，而非拯救共产党，甚至要在共产党那里分一杯羹的人的和平呼吁”，因为和平转型，英国王室、泰国王室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王室都保留了下来，中国的和平转型不给共产党留下生存机会，这可能吗？

　　第五：“要《七七宪章》而非《零八宪章》。对于后一点，刘晓波和他的追随者崔卫平是毫不掩饰的。历史很可悲，七七到零八居然是倒退的。”这两个宪章，果真界限分明并且后者倒退了吗？

　　显然，我和仲维光先生的意见分歧只限于后三个方面。

　　关于第三方面：当代历史是在现实中运行的，绝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进程造就了今日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群体或者说“宪政追求群体”。目前看来，中国最著名的这种群体，从产生时间顺序看，第一是中国民主党，第二是维权群体，第三就是《零八宪章》群体，第四是人民代表参选群体。其中《零八宪章》群体则又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前二者，三者若即若离。当然，更广义的说，还有家庭基督教会群体和法轮功群体，它们人数众多但政治诉求相对较弱。在我看来，中国的这些宪政追求群体都是重要的，宝贵的，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价值作用功能，今后当然也还会有新的“宪政追求群体”产生。但是，按照身居国外的仲维光先生的意志产生那种主张和平渐进又“具有新的价值追求的，和共产党宪政根本对立的宪政追求的群体”，这种可能性我是看不到的。

　　顺便说一句，我能看到的是，随着以上六个群体将中国社会的合法运作空间撑大，要求以暴力来一蹴而就的完成转型的群体会越来越活跃。

　　关于第四方面：和平转型的前提是“去敌对思维”，所以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

　　应该说，这是一切真正主张和平转型的个人和团体的共识。

　　当然，我们没有敌人却有对手，不仅中共政权是我们的对手，一定条件下任何个人和团体之间都是对手，都有矛盾斗争，但这些矛盾斗争可以用谈判妥协来解决，可以用诉诸公正的裁判来解决。

　　再说当局，目前，中共的宣传毕竟已经从“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软化到了不时提一下“敌对势力”，由于其已经从意识形态至上变成实际利益至上，在“宪政追求的群体”日益成长壮大并且必将成为中国社会主流共识的情况下，“和平演变”了的中共完全可能“去敌对思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打开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大门是必然的。

　　所以，这里绝不是什么“要在共产党那里分一杯羹”，而是给中共一个历史台阶，使中共免于被彻底清算，也使国家社会免于内战。

　　英国泰国国王因为和平转型得以保留王位，中国大陆的和平转型只会像台湾一样给从前的专制政党留下一个公平竞争的地位，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这难道比英国泰国给的更多吗？

　　关于第五方面：“要《七七宪章》而非《零八宪章》。历史很可悲，七七到零八居然是倒退的。”

　　这两个宪章，果真界限分明并且后者倒退了吗？

　　恐怕不由仲先生说了算，连《七七宪章》起草人哈维尔也不这么认为。

　　我不认为《零八宪章》写得好，也不认为它倒退了。

　　任何认真对照了二者的人都会清楚，事实是和前者相比它更透彻更全面。因为三十年过去中国已经成世界上最后一个重要的专制国家，这些年里国际社会关于普世价值的描述概况已经极为全面具体了，所以照抄起来比哈维尔要容易得多。问题也正出在这里，《零八宪章》最大的问题是一条条罗列了普世价值，却了无新意，没有结合中国国情解决多少理论问题，也没有提出实现目标的方法途径，在具体操作上未落一字。但是，这些只是它的欠缺，而不存在错误可言。

　　这样，撇开共同点，也撇开无关宏旨的分歧，我对仲维光先生的疑问就是中国的和平转型得靠什么样的群体？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朗如白昼，那就是只能靠以上几个群体的合力——包括中国民主党、维权群体、《零八宪章》群体、家庭教会、法轮功和已经暗流汹涌的激进群体，它们和中共当局的博弈将决定中国和平转型的命运。

　　至于仲维光“需要的、、、、、、具有新的价值追求的，和共产党宪政根本对立的宪政追求的群体”，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愿它能横空出世，一举改变中国的社会政治格局。

五、担当和平转型重任，就要善待一切化解一党专政的因素

　　“最后要说的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意识形态化，讨论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抛弃意识形态式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要心平气和地谈问题，而非贴标签，党同伐异。而要如此谈问题，就要认真的读书、思索。”

　　仲维光先生的这些话说得好极了，但他本人是怎么做的？

　　《零八宪章》复述普世价值，你认为是“意识形态化”，你“需要、、、、、、具有新的价值追求”就不是？应该指出，权利平等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但它变成规则后，就实现了非意识形态化——所有意识形态都可以平等竞争了！就像国家非宗教化才能有宗教自由，如果有一个国教，宗教就不自由了一样。平心而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仲维光先生是太过意识形态化了。

　　你说讨论问题要心平气和“而非贴标签”，那么“《零八宪章》的问题、、、、、、是一种自欺欺人，能达到的是麻木民众，为自己换来利益，而非推动社会进步”这不是贴标签吗？说“刘晓波、、、、、的欺骗能力、、、、、、立即会被民众抛弃、、、、、、抬轿子、、、、、、花瓶的装饰位置”这是心平气和地谈问题吗？

　　同样主张“和平，慢慢地变”，“《零八宪章》的问题、、、、、、是一种自欺欺人”，你仲维光“一个具有新的价值追求的，和共产党宪政根本对立的宪政追求的群体”就是正当的、好样的，这不是“党同伐异”吗？

　　“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尚书·秦誓》，看来，真要做到言行一致还太不容易！

　　不妨再全面引证一条仲先生语：“对于刘晓波，尽管他拿了奖，但是我不担心他的欺骗能力能够造成多大的危害。因为一旦社会开始变，共产党就会立即成为过街老鼠，随之刘晓波也就立即会被民众抛弃。而如果社会保持现状不变，那么他们这种抬轿子，就是共产党也只是利用他们而已。这就是说至多在特别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个花瓶的装饰位置，就像当年章伯钧这些民主人士一样。而给他们优待就告诉我们问题所在，这就是在不变的时候，刘晓波、崔卫平们反而对民众的欺骗性更大，在异议运动中造成的危害更大。”

　　先不说别的，在中共统治前28年里，章伯均可以说是中国民主力量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了，在那个时代，他能做到那个份上，也就全盘抵消他当年受中共蒙骗反对国民政府而拥护中共的错误选择，而且绰绰有余。在仲先生眼里，他却成了一个笑料。作为学者缺乏厚道一至于此，说好听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不好听一点是“求全责备贤者竟为何”！我不知道如果仲先生处于同一条件下能如何做出比章伯钧更有价值的选择？

　　再说，刘晓波的欺骗性究竟在哪里？拿了诺贝尔和平奖怎么就加大了危害？共产党因为他参与起草《零八宪章》把他投入牢房，怎么就“在不变的时候，刘晓波、崔卫平们反而对民众的欺骗性更大，在异议运动中造成的危害更大”？从今天说，究竟是刘晓波、崔卫平们在为消解中共的一党专政付出代价，还是你仲维光？

　　显然，仲先生的这些判断丝毫不符合逻辑，实在没有办法说服我这个旁观者，更不要说服众。

　　从仲先生对和平转型的表态看，我们的观念是一致的，但和平转型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有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出现，必须有坚强的领袖群体，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我们可以不认可《零八宪章》，也可以不认可刘晓波为领袖，但是，如果我们把《零八宪章》也视为替中共抬轿子的活动，把刘晓波也视为替中共抬轿子的人，中国还能有消解一党专政的动力吗？

　　在我看来，为了和平转型，我们不仅要支持一切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活动，而且要善待任何能够对中共“一元化领导”起“分威散势”作用的因素。

　　比如说，在今天“毛派”的出现就是一个好事而不是坏事，须知，“走资派”邓小平造就的今日中国是毛泽东极力反对过的，毛泽东再坏他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今天的“毛派”永远也不可能夺回失去的天堂，却能够揭露眼下专制资本主义的大量罪恶，更重要的是为此形成了对中共的辛辣嘲讽，起到瓦解今日中共“一元化领导”的作用。此外，就是从普世价值看，“哪怕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也要坚决维护你表达这种观点的权利”，当然，前提是其表达必须符合人权原则，绝不可以诉诸暴力。

　　对我人曾经最为切齿的“毛派”也应该如此，更何况其他各种观念？

　　至于对因为反对一党专政付出代价并且仍然在坐牢的人，我们极力抚慰帮助还来不及，反而加以指责，这是落井下石还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

　　最后，我们也不要忘了仲维光先生的这个结尾：

　　“这是我的一些粗浅看法。你们都是现在中国人中少有的有追求、有担当的人，切莫像我们这代人一样耽误自己的时间，无谓地兜圈子、浪费青春，甚至自欺欺人，重复西西弗斯的悲剧。”

　　这种忏悔真是诚恳至极，几乎要催人泪下。作为一个反对极权主义、主张和平转型的人，仲维光先生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态度的确是“耽误自己的时间，无谓地兜圈子、浪费青春，甚至自欺欺人，重复西西弗斯的悲剧。”问题是你认识到自己的荒唐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你不去和中共的一党专政正面交锋，反而要打击今日中国反对一党专制的旗手和中军，这不是南辕北辙、言行相反吗？

　　当然，仲维光如何是他个人的事，重要的是：

　　第一，我们不能把刘晓波当做偶像，这人有很多缺点，该批评的要批评，该反对的要反对，但在今日中国，他已经确实成为一个很有希望的反对派领袖，我们所有正在国内坚持民主人权事业的人有必要尽量帮助他、协助他，以便尽早促成强大的政治反对派的崛起，顺利的推进民主进程，完成向宪政民主制转型的历史重任。

　　第二，《零八宪章》不很理想，但它全面复述了普世价值，足以在未来的民主进程中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面旗帜，为中国未来的全民制宪提供了一个框架，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松散同盟，视为一个统一战线，视为一个民间的高端平台，能和则合，当分则分，把它的正面效用尽可能的发挥出来。

　　第三，和平转型是全中国人民的事，包括全部反对派，也包括体制内的进步力量，还包括目前仍然反对转型的中共统治集团。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该以百倍的努力去争取和平转型。因为辛亥革命后的百年历程告诉我们，本来在欧美之外共和起步最早的中国，正是因为陷入了“武装革命才能快速民主”的误区，我们才起在人前落在人后。民主制度归根结底是建设起来开的，不是革命革出来的。

　　第四，最后这个问题本文涉及不多，请看我《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和平转型》的系列文章吧。

　　2011.10.3

（来源：北京之春）

于建嵘,单光鼐：群体性事件呈现许多新特征

来源：人民网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首先，近期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诉求明显朝向抽象的不满情绪发展，可能会上升到更高层面的价值观追求，由此可能演变为价值观冲突。其次，网络传播使事件影响加大并吸引更多参与者，各利益群体的不满情绪有蔓延和结合的趋势，事件性质不排除发生根本变化的可能。第三，各领域深层次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在地域上表现为全国扩散。

　　越维越不稳，群体性事件高发，令中国许多社会学者纷纷解读，期望能找到走出困境危局的思路。《财经》记者采访了对群体性事件保持长期关注与研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以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理论为研究领域的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谢岳，以政治社会学、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法律社会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冯仕政。

　　学者们认为，目前发生的事件尚不会对现行体制产生冲击，但是他们注意到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首先，近期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诉求明显朝向抽象的不满情绪发展，可能会上升到更高层面的价值观追求，由此可能演变为价值观冲突。

　　其次，网络传播使事件的影响加大并吸引更多参与者，各利益群体的不满情绪有蔓延和结合的趋势，若引起不同阶层和政治群体参与，那么事件性质不排除发生根本变化的可能。

　　第三，各领域深层次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在地域上表现为全国扩散。如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劳资纠纷，而是外来农民工迟迟不能融入城市之后，被歧视和被剥夺的情绪综合爆发，甚至本地人与外地人矛盾超越了劳资矛盾。

　　单光鼐认为，按照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脉络，一般分利益冲突、情绪主导冲突、价值观冲突。早期群体性事件的诉求很简单，但现在可能会升华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观层面。如果冲突产生的原因是价值观，那就超越了一般的草根阶层诉求。比如2010年年底发生的钱云会事件，其中就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

　　冯仕政也认为，过去参与者多是受害人或潜在受益人，现在的群体性事件有更多利益无关的参与者，而且诉求超过事件本身，呈现多元化的特征，网民和非直接当事人的参与极大地影响事件进程。他还指出，在个别群体性事件中，组织化程度已经比较高。

　　于建嵘则把群体性事件分为维权事件、泄愤事件和社会骚乱事件。他认为，2011年的群体性事件正在从泄愤事件转向社会骚乱事件，这二者的区别在于攻击的目标不同：在潮安古巷镇“6•6”事件和增城新塘“聚集滋事事件”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对无关人员财物的破坏。

　　单光鼐强调，群体事件主要是因处理不当、激化矛盾造成的。具体来讲，有三方面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人的去世都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二是及时发布准确的信息，避免谣言传播，在绥江、潮安、增城等事件中，谣言的传播对事件发酵都起到很大作用;三是注意大比例人群的存在，即背景相同、生活经历相似的同质群体，这些人不动则已，一动就会引发大的事件”。

　　冯仕政警告说：“许多人看来，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而在我看来，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过去的说法是需要100年时间，这个进程不可逆转，那么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态势就不可能逆转。”

　　在群体性事件平息后，官方一般会采取多种措施，阻吓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例如，当局会对相关人员法律惩处，如2009年“石首事件”后死者家属被“秋后算账”;“增城事件”后，截至目前为止已有19人被抓;政府还通过奖励户籍积分的政策鼓励举报……学者们对官方在群体性事件中采取的应对举措，多表示不以为然。

　　单光鼐分析说，首先要区分违法和犯罪，对于犯罪行为应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但要考虑有无前科、是否未成年等因素;其次，对于触犯法律的人，应不分民族、宗教信仰、本地人外地人，都要同等对待。如果涉及到两个群体之间的集体暴力，单方面处理一边，容易留下后遗症，反而容易激化矛盾。他指出，“增城事件”中所抓的19人全部是外地人，这样处理不能使外地人信服。

　　于建嵘也认为，用法律手段处置相关人员没有错，问题是可能出现选择性执法。谢岳更认为，对群体性事件实行政治化的处理，“会把一个正常的、合法的民生经济利益诉求的抗议行为定义成政治行为。这样做，短期也许可以抑制群体性事件的升级，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引起更大规模、更持久的对立”。

　　而对于事件后的官员问责机制，学者们也有很多看法。于建嵘挑明了说，问责出发点有问题——多是为了马上平息事件，缺乏公平公正的问责。问责也应当按规矩来，按相关法律法规来办。所以，问责或者不问责可能都是对法律的藐视。

　　谢岳也说，问责实施的却不多，正职官员更少被问责，最后承担责任的多是基层官员。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越来越大的地方自主权很容易消解掉这种自上而下的问责模式的效力，使之成为一个向下踢皮球的政治游戏。        

许良英：中国官场的人权奇观

　　据官方报载，美国国务卿访华时，有位高官对他说：“把发达国家的人权观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是不公正的。中国绝对不会接受美国的人权观。”( 见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如此官场高论，令人哑然失笑。因为它既有悖于世界文明发展史和中国历史事实，更公然违背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和准则。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得不为我国这样一位大言不惭的当权者感到羞愧和怄气。

　　何谓“美国的人权观”？不外乎1776 年美国《独立宣言》所揭示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中间才组建政府”；以及1791年宪法修正案所确认的人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

　　这是美国所特有的人权观吗？否！这种人权观并非美国的土特产， 而是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也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产物， 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两座里程碑，它们铭刻着人类关于人权和民主的理想与准则，这些准则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并无国界和民族之分。

　　这种人权观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吗？否！请看几个数字。两百多年前，美国和法国都是农业国，根本没有机器工业，只有手工工场。当时美国城市居民仅占总人口的6％，到1859年，也只占20％（我国1990年为26%）；1859 年美国工农业产值之比为3：4(我国1957年工农业产值之比为4：3)。即使以最早开始(1764年)工业革命的英国来说，1800年的生铁产量为16万吨，钢产量为15万吨；美国分别为4 万吨和1万吨(我国目前的生铁和钢产量是这两组数字的几百到几千倍)。 对照之下，200年前英、美、法三国的经济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目前的中国， 可见人权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并无多大关系。借口经济不发达而拒绝接受联合国公认的人权观，只能是自欺欺人。

　　中国“绝对不会”接受这种人权观吗 ？否！只有对中国的历史毫无所知的人才会发此奇论。早在这位高官出生之前很多年，孙中山于 1905年就以民权(即人权)主义作为他的三大政治纲领(即三民主义)之一， 他所创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即规定了人民享有七种自由权，包括“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更是大声疾呼：“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其功在于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甚至毛泽东也曾于1945年公开宣称“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1949年以后，我国的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尽管有种种缺陷，但基本上还是接受了世界公认的人权原则(至于是否实行，又当别论)。不顾中国历史的事实，也无视现行的宪法，吼出“中国绝对不接受”这种人权观，这个所谓“中国”，究竟能代表多少人，大可怀疑。

　　但有一点倒是确实无疑的，那就是这位发此人权“奇观”的当权者信奉“有权就有一切”的信条，象毛泽东一样，凭着手中的权，可以恣意践踏人权。就在他与美国国务卿对话的那一天，他的权力伸到我的家门口，命令警察堵住我的门，不让我出去，也不准我的亲友进来，而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我就这样被软禁了3天。为什么？原因不外乎3月11日《纽约时报》发表了我们7人的《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以及采访报道。采访时，记者问我是否愿意会见克里斯托弗，我回答：“原来没有这个打算，如果他想约见，我愿意。”就为这个呼吁书和这样一句话，当局剥夺了我3天(3月12-14日)的人身自由权利。3月19日下午开始又限制我行动自由，直至3月21日警察才撤离。在呼吁书上签名的丁子霖、蒋培坤的人身自由在3月10日就开始受到侵犯， 而且他们家的电话也被掐了。

　　以理性呼吁改善人权状况的人，自己的人权立即遭到明目张胆的侵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官场“人权观”的具体而生动的表现。这种为权贵们所专有的“人权观”，不妨称之为“人权奇观”，因为它与普通人类所共有的人权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纪录。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1994年3月30日